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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马鞍山举办的这次座谈会，应该说是全国的诗歌报刊主编们再一次在一起讨论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的创作与推动，《诗刊》做了一些组织工作，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和层次，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段话特别重要。我觉得是正式提出了“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新时代”这个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从政治概念和经济概念，演化为文化概念、文学概念、诗歌概念。
这次会议非常有意义，我们是在全国诗歌报刊主编恳谈会上来讨论新时代的诗歌，是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由《诗刊》牵头，团结全国的诗歌报刊，一起来推动新时代诗歌的发展。
我觉得在安徽举办这个活动还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安徽實际上是中国新文学、新诗的策源地，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新诗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导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所以我们其实是站在回顾百年新诗、开启新诗第二个百年的历史节点，来举办新时代诗歌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一下，陈独秀当年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他说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新诗革命的初衷，新诗革命的初衷就是提倡诗歌大众化，提倡社会文学，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现在一些人违背了这些原则，甚至走到了对新诗革命的反动，过于强调小众、雕琢与晦涩，使新诗又走向了一种形式主义，走向了一种雕琢陈腐的修辞游戏。今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上提倡新时代诗歌，提倡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民喜爱，能发挥社会作用的新诗，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诗歌仍然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会议非常重要，再次感谢安徽省文联、作协，感谢马鞍山市委市政府、宣传部、作协、文联，尤其是感谢《诗歌月刊》。
梁平（《草堂》诗刊主编）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抒写一定是包罗万象的，从整个社会层面，从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同，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去抒写。其中有一条我觉得至关重要，就是要特别注重新时代的现实抒写。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目光要落到对现实的关照和写作上来。因为现实写作它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式，它更是一个诗人的写作态度。态度决定方向，方向就是你是否真的能够进入新时代的写作。这个问题你不思考不行，不能一成不变地自恋自己的写作套路，不能无视新时代带给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不能继续躲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我们的写作，要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要与这个时代的人民发生关系。
中国诗歌发展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中间，我们在多个时期，很多诗人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为人民立言，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歌。但是这一百年间，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这个弯路就是诗歌与时代渐行渐远，与人民渐行渐远，远离了人间烟火。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形成一个误区，似乎一谈到现实写作，就矮人一截，就和艺术相去甚远。这是尤其需要警惕的误区，尤其需要矫正的认识。真正的中国诗歌发展需要诗人社会责任和艺术责任的双重担当。真正有艺术品质的现实写作，置身于新时代，直击现实，为人民立言，才是我们新时代所需要的重金属，才能够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时代的诗歌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确实需要我们积极参与和投身火热的新时代，热情拥抱新时代，在诗歌创作中把握新时代的脉动，更加注重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为中国诗坛提供思想与艺术兼备的有温度有营养有血有肉的新时代诗歌。对新时代的写作，我们要重新呼唤诗歌回到现实，让我们的视野和笔端能够重新回到人民的情感中去。我觉得，这对于新时代诗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讲到的是新时代就写作意义上的一些想法。接下来就是我们报刊怎么办？全国诗歌报刊是呈现新时代诗歌作品的大舞台，作为编辑思路更应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报刊在这方面担当起了这份责任，成为新时代诗歌呈现的广阔平台。以《诗刊》、中国诗歌网率先，包括《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草堂》诗刊等，我们在座的十几个报刊都开辟了新时代诗歌的专栏，为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新时代诗歌栏目，还是需要深耕细作，精挑细选，严格要求，要摒弃新时代写作中出现的新的假大空、新的标签和口号，真正让新时代的抒写写出真情实感，写出更高的艺术品质。从艺术层面上，新时代诗歌抒写怎么更好的呈现它的艺术魅力，是摆在我们诗人和报刊面前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没有平台呈现，而是很多诗人还在寻找进入新时代的路径，一些诗人长期固步自封、自娱自乐，也许真的已经丧失了进入的能力。我们很多诗人都在做编辑工作，这样的感受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要呼吁诗人找回这种能力，找到抒写新时代的现实路径和切口，写出和呈现出既有思想高度，又有艺术高度的新时代优秀诗歌，这样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新时代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或者结合特别好的作品，我们都在期待，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更多。
刘笑伟（《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
简单地跟大家谈一下今天的感受，有这么几点。第一，我感到一个诗歌繁荣发展的时代正在来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更是文化上的概念。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需要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功去抒写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去记录这感天动地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化文艺工作是培根铸魂的工作。诗人是时代天然的歌者。实际上，我们新时代的诗人所承担的使命责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培根铸魂上面。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根基，不能没有灵魂，诗人们用优秀的诗作引领风尚，铸造中华民族精神的高楼大厦，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使命担当。我觉得，目前新时代诗歌的气象已经初步形成。 第二，我感觉今天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全国诗歌报刊联盟的成立。这就意味着全国诗歌的报刊有了一个家，形成了一个合力，有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我相信全国诗歌报刊联盟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引领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天在座的诗歌类的刊物都是全国有影响的，能够决定未来诗歌的走向。实际上，全国的诗人写什么、怎么写，很大程度上在于在座的各位主编怎样通过报刊去引导。
第三，我想大家应该探讨、明确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觉得，应该提倡用诗歌关注和记录伟大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和“入世”的诗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用诗讴歌和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是诗人的神圣使命。新诗创作要摆脱“小众化”的倾向，真正走向大众，创作有意义的诗歌，不要自言自语。另外，要提倡正大的气象和明亮的品格，新时代诗歌的主基调要明亮，不要那种晦涩的、庸俗的、阴暗的诗风。当然，我们提倡多样化的探索，但是主基调一定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将鲜明的艺术特性、强烈的时代气息、独特的个体体验有机地融为一体。再有，要提倡写受人民喜爱的诗。说实在的，近年来，真正能够达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有影响力的诗歌作品不多，更达不到人人关注、争相传诵的水准，诗歌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还不够。我觉得，使诗歌受到大众欢迎和喜爱，通过大家的引导还是能够做到的。
第四，新时代诗歌的繁荣离不开军旅诗。文化繁荣兴盛是民族繁荣兴盛的鲜明标志和重要支撑。正如盛唐如果没有边塞诗就谈不上盛唐气象一样，新时代诗歌创作离不开军旅诗的发展和繁荣。《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在这方面一直在做努力，倡导大众化的、明亮的、阳刚的、有血性的诗歌，并且刊发了大量诗歌作品。我们愿意与各位主编一道，通过诗歌报刊的引导、推动作用，促进新时代诗歌的繁荣发展。
姜念光（《解放军文艺》主编）
说到新时代诗歌，我们大多知道荷尔德林的那句天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我认为这句话更具普遍性、更确切的意思应当是：在自身所处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这就是关于诗歌的时代性问题。一个优秀的、具有使命感的诗人，应当而且必须面对和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厄普代克评价诗人米沃什时说，他是“扎根于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诗人”，这样一个诗人，才可能以自己的智识、思考、发现和觉悟，总括时代的精神与历史进程，写出与之相称的作品。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致力于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的写作背景，我们置身其中、生存其中的，是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军事上，全方位勇猛精进，以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中国现代诗经过一百年对古典传统和世界诗歌的接续、吸取和扬弃，正在走向完善和成熟。我们要在这个背景下，谈论当代诗歌的发展，思考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作为诗歌写作者，抒发世俗情感，对生命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赞美人生乐趣，当然是必要的;但处身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这个新时代的一员，更需要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广阔的关切。态度上，应当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担当;方式方法上，深入研究现代汉语诗歌的奥秘，深刻理解诗歌艺术;表达上，让语言与技巧的复杂性，相称于时代与生命的复杂性。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实现的心灵强度，所展现的想象力，既发出自己的心声，更要无愧于时代的强音。
《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一个诗歌发表阵地，我们特别期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有更多的优秀作品涌现。我们的读者，大多是已经退役的和服役的军人，年轻人特别多，有很多的作家，包括现在己经取得了大成就的作家，他们的文学道路大多是从诗歌开始的。以我们的判断，在年轻的写作者群体当中，诗歌给他们的文学启发作用特别明显，所以我们一直把推动诗歌创作作为重要工作，除了每一期的诗歌栏目之外，每年都会有一个诗歌专号。
军旅诗向来是汉语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胸襟开张、死生与共的家国情怀，果敢坚忍、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崇高慷慨、雄奇刚劲的美学品性，在汉语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维度，既成为文学上、文化上的一种正义硬朗的气质，也象征着民族性格中明亮坚定的部分。我们今天的军旅诗，当然要继承这种传统。但我们感觉目前存在着难以突破的问题，题材上出新较难是个客观存在，另外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确，军事文学现在最需要写的是什么？你最想写的是什么？写作者的思想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落后于现实。如果你没有找到一种切入的方式，对生活现实缺乏一种足够的理解，要把它升华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更谈不上了。
当前，军队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正在全面重塑、浴火重生，从事军旅诗歌创作的诗人们，应当主动投入改革强军实践，以当代中国军人的眼光与心灵，关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建设“能打仗、打胜仗”的新型现代化军队的时代进程，深味丰富多彩的军事生活，立足于阐释中国梦、强军梦，奋笔而书，歌以言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發掘这样的作品和作者，不遗余力地去推介。作为一个文学刊物，我们理应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倡导并展示一种方向性的东西。
贾梦玮（《钟山》杂志主编）
“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是个好题目。但“新时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谓“新时代”，可以是历法意义上的，如“猪年”“千禧年”;可以是科技意义上，比如“蒸汽机时代”“网络时代”;也可以是经济意义上的，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当然也可以是政治意义上的和文化意义上。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可能是革命的、激进的，而文化意义上的新时代更应有一种文化的宽容态度、融和的态度，更多追求的是文化上的长治久安。
“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要谈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和诗人，免不了要涉及历法、科技、经济、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时代之“新”。但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诗人如果一味迎合其他意义上的新时代，可能成为投机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喧嚣主义者……这些目的性很强的写作，首先损害的是诗人的想象力。诗人失掉了想象力，我们就不可能有诗歌意义上的新时代。 如何维护诗人的想象力？首先，它不能是功利性的，指向明确，不可能有想象力;其次，关于任何问题，不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规定好了答案，何谈想象？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想象力也是其最重要结构的“主要设计师”，在他看来：人是借助于令人惊异的能力一一想象力一一创造文化的生物。想象力是创造性的、多产的，但必须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康德借用爱尔维修的故事说：一个妇人用一架望远镜看月亮，看到一对情人的影子，一个神甫用同一架望远镜观察月亮，他反驳说：“不，太太，那是大教堂上的两座钟楼！”由此可见，诗人想象的还是他能想象的。他的精神情感的质量决定了他想象的质量。诗人的精神资源与学习有关，但其质量主要还是由他的“实践”决定的。真正的诗人，免不了与其他意义上的“新时代”相碰撞，产生切肤之痛，在此意义上，才有可能避免情感的纤细贫弱，也才可能有巨大的情感的吞吐量，我们新时代的诗歌中才可能有真实的“人民”。
胡弦（《扬子江》诗刊主编）
我觉得新时代这个概念很好，因为就文学本身说也是需要出新的，无论是做期刊，还是自己的写作都需要。写作，一旦不面向“新”，创新的意识不强，可能就会带来停滞。有的时候我翻翻自己的旧作，如果我觉得好像写的不错，我就知道很危险，是写作遇到了一个洼地而不自知。创新和探索，是对创作的永恒要求，虽然你写出的文本未必达到了创新的目的，但在写作心态和追求上，必须一直保持面朝“新”。
而新时代是个恢弘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影响和更新是多方面的，是全方位的。这里主要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反思和关照，就是对过往的，无论是自己的创作，还是中国诗歌当前的一些现象、潮流，都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的契机。另一个则是对未来的更高的期许，对自己写作方式的调整，对未曾涉足过的领域的触摸。自从宏大叙事结束之后，中国诗歌就变得很细碎。我觉得要好好想一想诗歌写作的细碎和真正的深入生活的关系。
碎片化，这种写作对生活看似很深入，看似很纤细，甚至很细微，神经末梢都已经深入了，但是它能不能构成一种时代的深刻性？当它变成一个个碎片，就是说我们那么多诗歌，无论是自己的创作，还是整体，它拼起来能不能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是个问题。刚才有人说自己的创作对现实的触及是不够的。我也一直有这个感觉，特别是新媒体时代信息量爆炸，那么多的新事件发生，每天打开电脑和微信，看也看不完。但具体到个人的写作怎么办呢？怎样去锁定自己想要写的东西？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感觉和启发？为什么想看到的东西还是不那么容易被辨认到？所以我思考的，就是这种已经看似深入的写作是不是能够触及时代的精神实质。这些，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写作者认真想一想的地方。新时代，既是一个新的时间段，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发现，是进一步深刻地感受现实，感受时代的脉搏。
另外一个“新”是新时代创作的“新”，新在哪里？因为这个新，不是说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把“新”提出来之后它就新了。时间节点是一个开始，能否达到新，要看过程。任何新，都需要探索，都不是表面的，都是站在更多的积累和以漫长的经历与变化为参照的新。新时代诗歌的新，与新诗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都是紧密相连的。新诗诞生已过了百年，这个以新来命名的文体还新吗？如何保持它的新？目前怎么样去做新的发现、找到新的切入点？这个不光是寻找新的题材和进入新的生活层面的问题，应该还有我们的写作技艺和方式方法更新的问题。在新时代让新诗进发出新的生命力，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新的东西，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创作有高原无高峰，那么怎样去理解这个高峰在诗歌中的标准？怎样攀登并把握住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在新时代里共同面对的大目标。
邓凯（《光明日报》文艺部执行主任）
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是李白漫游过的地方，昨天晚上来的时候，走在这片土地上，感觉格外不一样。……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向李白表达敬意的，向他那些最狂放不羁、最大气苍凉、最惊心动魄，也最催人泪下的名篇佳句致敬，向他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参与建立的代代相传的歌之咏之的诗学传统致敬。
我们今天怀念李白，追慕李白，追慕李白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一他有一个高质量的朋友圈，包括他的大哥孟浩然，以及他的小弟杜甫等，这些人不仅仅让中国文学在一千多年前隆起了一座雄浑巨大的高原，还拱起了一座座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中国诗歌的源流绵延至今，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想一想，今天的诗歌是奔流成了大江大河，还是一头扎进歧路，变成了小水洼。其实新诗刚刚百年，对于漫长的诗歌传统而言，它只是一棵小树苗。新诗诞生于国运衰微、民族危亡之时，成为向旧文化开刀的一个利器。其实它更像一个全新的容器，挣脱了平平仄仄的束缚，甩掉了之乎者也的拖累，大大方方地把工业文明的新思想、新事物纳入囊中，带来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的表达，也诞生了早期的一大批经典。后来新诗迎来一个爆发期，也是大家熟知的朦胧诗的时代。1980年5月7日，一篇针对朦胧诗现象的极为重要的文章，就是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版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新诗在美学狂飙突进的同时，承担了巨大的“兴观群怨”功能，成为社会心理的减压器。大家都有印象，不少新诗非常短，但它有巨大的体量，就像一束纤细的闪电一样，瞬间照亮和放大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更新了人们的审美眼光。
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今天的新诗，从技艺上说已经炉火纯青了，甚至有一些高难度的写作，我感觉直追史蒂文斯、保罗·策兰、奥登这样的大家，有一种滚刀切黄油的感觉，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娴熟的工匠才能搭建伟大的建筑，但如果只有娴熟的技艺而没有高远的視野，包括穿透历史纵深的眼光，宏阔的体系建构，怎么可能为我们身处的时代贡献标志性的作品？
今天的新诗，似乎退缩到了一个小我的世界，就像一棵含羞草一样，一碰就缩为一团，也不管风声雨声读书声入不入耳，反正家事国事天下事懒得关心，这其实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当我们背诵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甚至离我们更近一点的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背诵这些经典诗歌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觉得今天的新诗格局真的是有点小吗？难道不觉得今天的新诗风云气少、儿女情多吗？中国波澜壮阔的巨变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但是没有让中国的新诗像闪电一样耀眼，只是发出了像火柴一样的微光。所以，今天大家都在问：中国新诗怎么了？今天新诗出现一些个人主义、反崇高、口语化泛滥、身体写作等现象，这种症候已经成为新诗自身发展的障碍。新诗必须以高度的内省精神向伟大的诗歌传统回归，凝聚强大的内生动力向这个时代做出回答。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做新时代的代言人，做新时代的报春鸟，这是诗人对身处的时代所理应承担的责任。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一句话，“无论如何，爱诗人比恨诗人更舒服，更自然”。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热爱我们的诗人。 诗歌，是构成社会文化基石的精神底线，是生命全体精神旅途中的抒怀，是人的精神向往与心灵的归宿。还有什么比诗歌更哲学更美丽地切入生命的真实，也最大限度地抵达人类精神的锋刃呢？期待我们的诗人们，在新诗又一个百年开始的新时代，在生命的轨迹与精神旅途中，创造更多新奇独特的诗的意象，使我们的新诗更具艺术魅力，抑或生命力。
安海茵（《诗林》副主编）
新诗始终与不同时代的核心命题相呼应，纵观文学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新诗的先声，引领时代风气。新时代应该有新文艺的气象，新文艺也应该反映新时代的精神，当下诗坛热潮涌动的“新时代诗歌”现象，可谓适逢其会、应运而生。新时代诗歌摆正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具有独特的时代烙印和美学特征。在此进程中，诗歌刊物有着自身的立命和担当，始终秉持着精神的守望。对于诗歌刊物而言，队伍建设和刊物定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众多刊物的彼此守望和共建尤为重要。以《诗刊》为代表的各诗歌刊物，一直以来，无不在倡导和推出代表时代精神的优秀诗歌，这样的诗歌面向广阔的时代和世界，介入了时代的良心，记录和提纯新时代新生活。全国诗歌报刊联盟的成立，是诗坛生态健康的体现，也是对时代与人民需求的呼应。
如何评价一首新时代诗歌作品？首先要看诗人的立足点，是否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泥土之上和人群之中。越来越多的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担当，既沉浸于生活之中，又能跳脱出来，于及物和不及物之间平衡调和，在写作题材和观察对象上及物，在写作要旨的提升和精神的超拔上不及物。灵与肉，真实与信仰，虚构与生活，诗人们以广阔而深沉的时代视角，不断地审视和内省现实生活，正视自身与脚下土地千丝万缕的血脉关联，“对创作保持机警之心，对生活常怀饥饿之感”，始终葆有介入现实的能力和人间烟火的气息。写作者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同样需要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来磨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
走出“小众化”的拘囿，将深情的目光投向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关怀，可谓是新时代诗歌的共性。诗歌决不该止步于对小我情绪的描摹，将诗歌仅仅当作容纳个体情感的器物，而是要承担对人类命运和世界走向的天问与追寻。无论是智性写作还是感性写作，对万物的悲悯之情始终是诗人的内在驱动力。写作者要具备家国情怀和现实精神，新时代诗歌即便是因为题材和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呈现大事件的全部风貌，但其由一个点的切入，或者说由个我视角的展开，往往更能构成绵长而丰厚的回音，是与时代和生活密不可分的作品。
在创作技法上，由于诗人们的写作经验和方法各有倚重、笔法参差，新时代诗歌呈现出错落有致，光影婆娑的风貌，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技法加大了诗歌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守正出新、中西融合，呈现出深邃而经典、通透而激荡的质地，更能够和读者产生身心共振。越来越多的诗人意识到创作要以人为本，事实上，在生活的现场，诗歌从未远离。
张晓雪（《莽原》杂志副主编）
我觉得新时代的诗歌主题一样是多样化的，比如人，自然，歌颂，批评。我单从歌颂题材来说说新时期的诗歌。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会反对诗歌反映时代、表达立场，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反映和表达。说起时代与诗歌，我印象最深的也最熟悉的是我们省的诗人王怀让先生，他是一位史诗意识强烈的诗人，他的诗作因其鲜明的人民性和时代感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许多篇章成为节日、集会、课堂、主题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例如《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跪的人》。当然，他的诗也备受争议，有人说王怀让的诗是政治口号，或者是以诗歌行使社会功能的人。有人说他的诗抒情过度。凭心而论，当时我也不喜欢那种风格的诗。今年王怀让先生逝世十周年，在他去世后的这些年间，各种节日、集会、主题詩歌朗诵会类似的歌颂题材层出不穷;但始终感觉没有哪首诗能超越王怀让先生的作品，听来听去还是觉得王怀让先生的作品最能在关键时刻击中人心，掀起高潮，我自己也深切地感觉到，这样的诗歌不是谁都能写的。为此我和我父亲谈论过这种现象。我父亲说，他了解王怀让，他的民族自豪感、家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他的激情奔放是真正从血液里奔涌出来的。这是他与同类作品本质上的区别。其实像艾青、臧克家、李瑛，他们都属于时代性很强的诗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葆有热情和爱，是真性情孕育了他们的诗歌。我后来渐渐转变了对王怀让先生作品的看法，一个时代，一个诗人无论你是思索型的还是抒情型的，无论你多么鄙视有别于自己声音的声音，你都要做到遵从内心，发出诚实的声音，那么即便是宏大的主题，也依然会击中人心的。这是新时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对一个诗人提出的要求。
育邦（《雨花》月刊副主编）
谈到一个诗人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我想起曼德尔施塔姆有一首诗叫《世纪》，诗中写到“我的世纪，我的野兽”。后来阿甘本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何为同时代的人？》中阐述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其实这是每一个诗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与什么人同属于一个时代？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同时代的诗人到底是谁？同时代的诗歌与诗人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写作时，我也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当然它们都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我想到保罗·策兰的一句话：“因为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越并把握时代一一是穿越，而不是跳过。”一个诗人要把握并穿越自己的时代，并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这是诗人的职责所在。沉河（长江文艺出版社诗歌中心主任）
关于新时代诗歌的建设和发展，我想谈几点：第一，什么叫“新时代”？我的理解是中国重新进入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时代。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始，中国失去了影响世界的能力，总是被世界影响，国力决定了影响力，中国进入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中国重新进入对世界较有影响力的行列，这就是中国的新时代。
第二，诗歌如何适应中国新时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诗歌何为”？为了适应这个新时代，或者要进入这个新时代，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应该是“大国气象”，诗歌应该重新把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气象建立起来。具体而言，我认为诗歌的“大国气象”和文化、经济、政治诸方面一样，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开放性，第二，包容性，第三，影响力。刚才好多主编和老师都谈到唐朝的诗歌问题，讲到诗歌发展就避免不了唐朝诗歌。唐朝首先就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开放之后，才能吸收;吸收之后还有一个态度是包容。唐朝诗歌的发展也不是单一的发展，而是综合性的发展。有“诗仙”李白，李白最早是学道的;有“诗圣”杜甫，是儒家的代表，他的诗歌被称作“诗史”;还有“诗佛”王维。后期的白居易、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等风格多样，有各种特点和影响。因为进入了开放的状态，产生了包容，这样才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场，巨大的影响力。我们的新诗发展一百年以来，除了传统诗歌外，主要影响来自于国外诗歌。问题是一百年来，我们新诗对世界诗歌或文化的影响几乎没有，目前为止没有。甚至都没有哪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走出中国，进入世界。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新时代的诗歌只写某个方面的，只具有某种色彩。我们应该重新以开放的包容的姿态和胸怀写作我们自己特点的诗歌。中国文化之丰富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与现实之复杂也是无与伦比的，中国本身就具有大国气象，这就需要我们的诗人趣味胸怀也要大一些，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人云亦云，写出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来。 第三，具体而言，“大国气象”指的就是经验上的中国性，气象上的包容性。
中国经验，既面向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指向具体的当下现实。这一点，不是八十年代的寻根和文化史诗，不是那些混迹于西方文学圈的中国诗人的中国书写，甚至也不全是九十年代在西方哲学观照下的精神反思。要说真正体现中国经验的，是进入21世纪后的各种地方经验的呈现、各种写作风格的交锋。身处时代巨变、复杂现实的诗人，何必去追慕西方传统，我们的根就在脚下，包容的文化传统，无穷尽的社会现实，都可以生成切肤的中国经验。
包容的气象性，指的是一种格局的开放，我们写中国经验，不是排他的，非此即彼的，而是有一种人类的悲悯意识，一种“人类共同体”的观照。只有包容，才有气象，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学。
所以，具有“大国气象”的新时代中国诗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向世界昭示什么。“证明”和“昭示”，可能也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新时代的诗歌建设，就是要以中国的经验和世界的格局，去自然而然地建立这种自信。郑小琼（《作品》杂志副主编）
“诗歌的建设与发展”是诗人们长期关注的主题，当前面加一个“新时代”的定语时，我想沿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背景来思考。中国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新时代，我们的诗歌如何面对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经济、文化等新秩序的建立。我发现文学史上很有意思的现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给文学现实主义之回归，以及现实主义带给诗歌新的可能性。两者紧密地交错在一起，比如西欧的工业革命产生了西欧最早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伴随这个过程，西欧诞生了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是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最集中爆发的作家群，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现代派诗歌，比如波德莱尔等。工业化到了俄罗斯，出现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也产生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从南北战争之后启动，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期，诞生了德莱塞、欧·亨利等，产生了意象派等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战后各种流派的诗歌。此后在拉美工业化的奇迹时代里，诞生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群，比如富恩斯特、马尔克斯、略萨等小说家，帕斯等超现实主义诗人。东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时期，在日本与中国、韩国都涌现出一批作家。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方工业化时期，现实主义的主人公差不多是“于连似的年青男人”，到了美国则是“美国式的姑娘”，到了拉美则是“充满魔幻似的何塞·阿卡迪奥”。顺着这条线来把脉中国“诗歌的建设与发展”则很有意思了。我们是像欧洲那样开拓全新的现代派诗歌，还是像拉美般从贴近传统、神话、本土等方面来拓展中国自身的美学的诗歌。在传统与现代、复古与先锋之间，我曾在《玫瑰庄园》诗歌中探索中国传统在中国现代诗中的运用。我将中国古诗中的对仗、互文作为现代汉诗的节奏，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一些技法挪移到诗歌创作中，我嵌入大量的五七言诗句来寻找中国意境、情感、传统在汉语新诗中的节奏。
面对中国新时代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学最核心的形象是什么。此时，我愿返回至人类几次工业化的历程来展望“诗歌的建设与发展”。欧洲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催生了动力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人类的工业生产由传统的作坊过渡到了工厂，动力与机械化以男性为主体，所以才有“于连式男青年”。美国工业产生了标准化流水线，工业生产被分割成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位，装配工位以女性为主体，于是“美国式姑娘”在小说中盛行。拉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70年代中断，在这轮工业化中，他们没有独创出来自己的东西，所有进程都是国外资本与技术驱动，当外资抽走了，所有的繁华如魔幻一样消失了，变成了“拉美陷阱”。日本完全不同，他们继承自身传统（东亚传统的精细化），与外来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诞生了日本的精益生产法。仔细阅读这时期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就有日本工业革命精益生产法的影子。
究竟怎样的文学形象才能代表中国自身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新时代，一直是我探索的主题。如果我早期的诗集《黄麻岭》是一个小地方的工业化标本，呈现出一个狭小的地域空间里，人、机器、制度、传统的村庄是如何共存的关系;那么在诗集《女工记》里则是探讨女性进入工业化的生存景观，在这本诗集里，我感受到中国进城的女性命运如同魔幻现实般的生存景观。我最近写了一部诗集，我想探讨人类自身智慧创造出来的事物如何变成诗歌中的意象与传统，将工业纳入诗歌传统是我表达的主题。
冯明德（《新时代散文诗》主编）
谈到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不得不谈新时代散文诗的建设与发展。因为散文诗，穿着散文的外衣，蕴藏的是诗的灵与肉。如果说散文诗滴着的是散文的泪，更多的则是淌着诗的血。散文诗本身就是诗的延伸，其立足点是诗，其本质是诗。我是从事散文诗编辑工作的，所以，我在这里谈一谈新时代散文诗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历史发展新的定位。新时代诗歌这个概念，对我国当下的诗歌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坐标，也是散文诗建设与发展的坐标。新时代的散文诗人，如何写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作品，成为散文诗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传承我国散文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倡导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散文诗，应当是有担当、有作为的散文诗人的重要选项。
我们不是说散文诗要“讲作为”“讲担当”，就是要给散文诗增加诗之外的责任和附加，而是说散文诗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不能只封闭在自己的個人空间里，逃避公共空间，生活在空中楼阁，世外桃源式的低吟浅唱和孤芳自赏。不能像散文诗这个文体曾经一度被边缘化、被误解甚至被歧视的一样一一散文诗不是小花小草的无病呻吟，就是小情小调的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散文诗跳出“纯诗”的借口，摆脱“小我”的束缚，增强公众意识、使命意识，使散文诗富有时代特色。
纵观散文诗历史，散文诗人和散文诗在有意无意之中，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散文诗是心灵的颤动和诗意的传递，但是，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像惠特曼的《草叶集》以最普通、最有生命力的草叶，象征着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通过自我感受和自我形象，热情歌颂了上升期的祖国。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是“生命之歌”，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关怀。 散文诗，以行云流水般的内在韵律，以精美而隽永的语言，架起了诗人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桥梁，是非常适合表现新时代的生活、抒发新时代人的情感、展示新时代人心灵的一种文体。这是散文诗艺术的魅力，这也是新时代散文诗人的魔方。散文诗要面对时代，深入生活，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散文诗人要站在人类精神高地，关注人类命运和祖国的發展。
赵晓梦（《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诗刊》社组织的“新时代诗歌论坛”。上一次在北京的论坛上，我的发言更多是侧重新媒体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诗歌写作的变与不变。这一次，我想谈谈“新时代需要更多灵魂之诗”这个话题。
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诗坛非常热闹，诗歌成为新媒体时代最为热闹的文学品类。打开朋友圈，到处都能看到诗歌刊物目录、微信公众号推的诗人诗作、各种平台的读诗和创作大赛等等。还有各地各种名号的诗歌采风活动。诗人们很忙，到处赶会，到处采风，到处评奖，到处晒诗……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诗歌的“第二春”又来了。但我个人认为，这些不过是表象，各种平台每天晒的诗、全国各种报刊每月发表的诗，多得不计其数，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诗歌作品又有多少？量和质的比例失衡，我总结主要表现有“四多四少”：一是蹭热点的多，安静写作的少。每到一个季节、一个节气，我们编辑部都会收到写给春节的诗、春天的诗、芒种的诗、清明的诗。甚至一位先进典型人物出来，都会收到大量的诗作。无一不是在“蹭热点”。做网红需要蹭热点，但当一个诗人，需要安静写作。二是忙作业的多，用心写作的少。前面说过，现在的诗人们都很忙，出席各种采风活动、参加各种征文比赛等等，这种“命题作文”能写出好诗来吗？正如作家阿来前不久公开批评一些作家采风的作风所说：采风下乡一天，走五个点，还想回来写出惊天动地的文章，这可能吗？三是功利性的多，方向写作的少。我始终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要有方向感，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要有自己的文学辨识度，自己的情感向度，构建自己的文学精神家园。四是大众化的多，触动灵魂的少。文学刊物、自媒体平台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诗歌，但真正触动灵魂的诗作又有多少？我看即使是走红网络的也少。
随着5G时代的即将来临，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我始终认为，人的思想和情感无法被机器代替，反而更加弥足珍贵。清代大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被人误读，看后面的话“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你就会明白，如果写作跟风随潮流，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到后面就像白开水一直煮，毫无味道了。真正有创新的艺术家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作为当下这个大时代的诗人，我认为，所谓正能量充沛就是不要滥情泛情，应坚持初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良知作品。我把这样的作品，称为灵魂之诗。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坚守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写作是自己的，诗人是孤独的，越是喧嚣越要保持内心的安静，如苏东坡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二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提升修养。优秀的诗人有天赋，更有后天的努力。我们封面新闻的AI机器人“小封写诗”，虽然是靠算法编程完成，但它每天都在学习，已经学习了几十万首古今中外诗人的诗作。我们不想被机器超越，也只有学习。三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深入生活。有影响力的伟大作品，莫不介入当下，把握时代脉搏，“来源生活又高于生活”。我还是引用石涛语：“搜尽奇峰打草稿”，不能一天走五个点式的下乡采风，而是应俯下身子扎根人民。四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担当作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要有使命担当，要有大气象，有哲学思考，有关怀悲悯之心，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诗歌。
李皓（《海燕》文学月刊主编）
刚才各位主编、各位前辈老师把新时代诗歌在大的层面上都阐述得非常全面了，因此，我从两个小角度谈一谈我的想法。第一，对于新时代诗歌而言，我们必须重视新的社会阶层;第二，从传播角度讲，强化新诗的海外传播势在必行。
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诗的艺术质素与1980年代、1990年代诗歌相比更见精微，微信、微博等媒体宽松自由的平台助推，引领汉语新诗步入了一个如鱼得水的新时代。新时代汉语新诗应当成为汉语新诗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分野，值得诗人和学术界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认为，理解新时代中国诗歌，离不开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背景。在此，我要提到以郑小琼等人为代表的打工诗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底层叙事为代表的伦理书写遽然成为文坛热点，打工诗歌几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同频共振，它远接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涛飞浪涌的社会风潮，见证了1990年代芜杂多变的情状，又与新世纪内爆式发展的社会形态发生强力的对冲，它以蓬勃旺盛、元气淋漓的姿态呈现了诗歌融入当代性的现实努力。
学术界既有的打工诗歌研究大多聚焦在苦难的人道主义同情与道德化的声援上，业已肯定了打工诗歌的历史贡献与文学价值。新时代之前，打工群体的临时命名有盲流、农民工等多种负面称谓，近年来社会各界积极肯定了这一群体参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被宪法归入国家领导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术界关于“新工人阶级”的提法也应运而生。除却事业单位、公务员外，大部分中国公民的就业与雇佣关系相关，他们均可以列为“新工人阶级”的范围。新工人文学以文学的名义呈现新工人的生活和价值，呈现工业生产和城市空间的另一面，这应该也是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时代诗歌的话题最近大家一直在谈论，我觉得很多诗人包括一些主编，都有一种本能恐慌。其实无论写作也好，还是编发新时代的诗歌也好，我觉得无非要关注底层，关注新生事物，这种恐慌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我认为新时代中国诗歌寻求发展和突破，必须“走出去”，在海外传播上下功夫，不能闭门造车。 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凭借自身成就在当今世界文坛有着日益提升的影响，并与世界文学积极互动与互融，“东学西渐”已经在文化自信层面日益显现。
随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区域共鸣，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也不甘落后，相较历史其他时期，可谓驶入了快车道。近年来，青海、四川等省份频繁举办的国际诗歌节等交流活动，吉狄马加等中国诗人在交往互动中提升了诗艺和海外影响。
重视汉语新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我们欣喜地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已经从“双向阐发”发展到“互动研究”，国外汉学界也在倾力通过中国当代诗歌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化。
建设一带一路，文化必须先行，中国当代诗歌在新时代成就显著，早己具备了在“一带一路”沿线拉近并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中国诗人应当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勇于承担“讲故事”的历史使命，把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甚至浪漫的中国，生动地展示给世界。为此，我们必须重视诗歌翻译的功用，改进出版发行策略。譬如出版双语诗集，文学期刊增加诗歌翻译栏目，举办诗歌翻译大赛，等等，都是不错的办法。
另外，我们所有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都有国际标准刊号，杂志上都赫然印着“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杂志的海外推广，我们也很有必要重视起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坐井观天的时代早已过去，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无限可能。中国诗歌再创辉煌，诗歌报刊责无旁贷。李浩（《十月》杂志编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发生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所面对的不管是新时代也好，像阿甘本提出的“同时代”也好，是“世界命运共同体”也好，总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空间，即中国这个地域里面的、公众里面的时间、地理、文化、历史、哲学、科技、人文传统等共同交叉、维系、构筑的空间，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与西方的文化、思想、科技等在互相交汇中也产生了变化。这是我的一点个人感觉，具体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应该用你的诗歌去处理那些感受到经验到，也是你说不清楚的、既复杂又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问题。这或许也是诗歌自身的一种不死不灭的本领。那么，我们如何进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中，我们的写作如何处理我们与我们的历史、生存、现实，与我们的过去未来，与我们的文学传统，以及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写作里面，我们如何写出符合并提升我们与他人心灵的作品、精神性的作品，甚至還能够启示我们以往的文学经验，以往的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事与物”的再认识上的复生秩序，如何在写作上更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难的问题，对我来说只能用写作来见证。因此，我们在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让我想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她的编辑信札中面对读者和写作者提到的一个反向的经验，她说：“每个诗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在一首诗中讲述一切。但我们提醒您，有两条路必然会导致创作的艺术失败，第一种是在诗中列举上千件事情，以便将尽可能多的元素放在里面。另一种是在一首诗中杂糅很多包含了大量内容的观念（为了强调这些概念的重要性，您还将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爱情、生命、死亡，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您理想的‘一切’难以控制，成了超出诗歌范畴的词语狂欢。”辛波斯卡的看法值得借鉴，不管怎样，我觉得在写作中不停地去尝试，总是开心的，喜悦的。
龚学明（《扬子晚报·诗风》诗刊主编）
诗歌是大众化的，还是小众化的，这个话题曾一直被热议，也曾引起激烈争论。时至今日，认同大众化的观点应该渐占主流，尤其在新时代诗歌发展方向的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都强调，诗歌要接地气，要读得懂，要有醒目而有效的社会功能。诗歌大众化就是要让诗歌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如果说目前的诗歌存在小众化的现象，则应该走出小圈子。诗歌大众化没有一点降格以求的意思，并不等于是诗歌变成了“大路货”。
诗歌大众化是时代昌盛在文艺中的必然。诗歌艺术的来源告诉我们，从一开始，艺术就是属于大众的：诗歌的创造者并不是深居王宫或华屋的帝王、贵族，而是在大自然中生存、生活的普通人。一部《诗经》汇集了305首诗歌，这些中国最早的诗歌都是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人们有感于自然、生活、情感而创作的，人们唱啊诵啊，快乐或悲伤，由此流行于民间，被当时的采诗官采集到，收到了这一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这证明，诗歌艺术不是某个小圈子的人所为。一部中国诗歌史也证明，诗歌作者广泛，诗歌的读者就会增多，诗歌的影响就会深远。
当下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继续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完成脱贫。随着教育的普及，高考录取率上升，普通人群的学历水平提高，这些都成为诗歌大众化的基础。作为人民一分子的诗人，既是诗歌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诗歌艺术的欣赏者和享受者。他们没有理由孤芳自赏，也没有理由不让更多的普通人体会更多诗歌的艺术之美，陶冶自己的情操。
大众化被错认为是质量下降的“大路货”。需要强调的是，诗歌大众化，即让更多的人写作和阅读，并不应该降低诗歌的质量，认为只要诗歌大众化了，诗歌就成为“大路货”，这是错误的。诗歌大众化后，如果出现诗歌质量下降，也是不应该的。
说诗歌大众化后出现“大路货”，在中国新诗起步后不久就有这样的论调。胡适为一改旧体诗僵死的毛病，用白话文发起了诗歌革命。胡适的新诗观对新诗的影响很大：作诗有如作文，即用口语写诗，以求更多的人读懂。这样的诗作因其少了诗语的隐喻性抒情功能而受到抨击。胡适写作白话诗是在中国新诗的探索阶段，其诗作无疑是不成熟的，其质量的不如意并不能因此就与大众化的原因搭上边。将大众化的追求，说作是诗歌必须降格以求，无疑是偷换概念。
一些诗人一直有精英或贵族的感觉、意识。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故意写作晦涩难懂的诗歌，用过多的隐喻，甚至生造词语。为保证所谓的诗歌质量，他们不愿考虑普通读者的需求，认为读者反正读不懂，除非自己降低艺术要求。 如何寻找通俗易懂而又艺术性强的诗歌。在多样性诗歌美学追求的写作中，完全可以解决既确保诗歌的艺术之美，又能让读者广泛接受、喜爱的诗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有的。以唐代诗歌为例，诗人众多，既有风格豪放、写作上夸张到有点超现实味道的李白，也有禅意深浓的王维和意象内隐的李商隐，更有诗作内容多来自现实，通俗而韵味浓郁的白居易。诗人们在各自熟悉的写作向度中存在，有的自我陶醉，有的讲究读者的反馈。这其中，最令我们津津乐道的是白居易的诗歌，是一种贴近现实和生活而又有很高艺术性的诗歌。
白居易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必须关注现实，要有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具有当代价值。当代诗歌中，行文浅显、内容深刻、诗句优美流畅的诗歌也是有的。他们的诗歌很容易进入，语词中鲜见隐晦艰涩的表达，也少有刻意诘难的技巧，更多的时候，它是对日常生活的直接描摹和呈现，是对现实人生的深度体察和追问。他们的写作证明，诗歌大众化不等于是作品的“大路货”，而一样闪耀着金子的光芒。
李云（《黼刊》杂揪）
当下的文学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但是诗歌类专门期刊，作为诗歌传播主渠道，它对文学创作的引领、示范和鼓励作用，是不会改变的。现在，绝大多数的诗歌作者仍以能够在正规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为衡量自己创作成绩的标准。因此，诗歌类期刊在匡正诗歌风气、引领诗歌潮流方面，既功不可没，又责无旁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诗歌类期刊建设发展的成败，必定关系着新时代诗歌整体建设发展的成败。
目前，诗歌类期刊在总体办刊态势上是好的，這首先得益于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事业投入的持续加大，得益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高度重视，得益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包括诗歌在内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的升温。近些年来，像《草堂》《诗收获》等一批诗刊或诗丛的相继创办，得到诗歌界的广泛关注;老牌《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老凤新声，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各类诗歌选本纷纷亮相，都是很好的证明。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新时代建设需要新诗歌，新时代发展呼唤新诗歌，我们作为诗歌刊物的主办人，要牢牢把握住期刊在建设发展新时代诗歌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主动作为，不负新时代寄予我们的重托。
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当下诗歌类期刊在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共性而存在。一是，期刊转企改制后，刊物的正常运营主要还是停留在靠政策扶持资助上，市场活力不够;刊物的发行量在经历了近几年短暂的小幅回升之后，目前总体上处在停滞期，刊物尚无法做到独立的良性发展，自身造血功能先天不足。二是，稿费是对于作者精神劳动的尊重、肯定和激励，诗歌稿费虽然近些年有了大幅上涨，但和小说等其它文类的稿酬标准的提高幅度远不能比;如果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诗歌的稿费实际上是不升而降。三是，互联网传播的冲击在持续加大，纸质刊物出刊的延迟性，减弱了刊物的影响力和扩散性。四是诗歌写作出现了代际断裂，相比小说、剧本、儿童文学等创作门类的兴盛，九零、零零后优秀诗人明显偏少。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很重要，就是当前刊物在注重文学作品的政治性和导向性方面，似乎有流于简单化、概念化的趋向，发表出来的部分作品，在文学性的亮度和深广度上，似有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刊物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新时代诗歌，基本点在“时代”，着力点在“新”，要有新的诗人、新的气象、新的表达，要推举新人、推出新作。面对新形势，牢牢把握住诗歌类期刊在建设发展新时代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谋划新发展，对此我有几点设想：
一是坚持正确的诗歌艺术创作导向，突出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发挥期刊的主阵地作用。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期刊作品的一体两翼，一车双轮，二者不能偏废。作品当中既不能失去信仰和判断，也不能缺失灵性、自由和美。此外，在专业作者和读者大众之间，期刊作为桥梁，理应起到促进良性互动的作用，因此要坚决摒弃类似于“低级红”与“高级黑”那样的作品，也不鼓励那种不知所云、虚无缥缈、低格调无情操的所谓写作，更不提倡那种表面上弘扬主旋律、实际上粗制滥造的短平快式写作。
二是坚持策划优先，突出组织引导。诗歌类期刊肩负建设发展新时代诗歌的重任，要主动作为，通过主题策划、活动引领、创作竞赛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组织引导好新时代诗歌的创作，发挥好期刊的主阵地效应。
三是坚持多向发展，在突出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搭建创作平台，提供精美文化产品，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
四是争取期刊联合，突出合作共赢，发挥抱团取暖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诸如今天的诗歌刊物联谊会等形式，多联合、多互动，多合作，共同发展，让诗歌类期刊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好在促进新时代诗歌建设发展上的作用。
总之，面对新时代，繁荣新诗歌，诗歌类期刊必须要有新作为，要积极主动地适应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摆正自己的地位，牢牢树立导向意识，主阵地意识，市场意识，合作共赢意识，广泛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摆脱困境、窘境，最大化地把期刊做活、做新、做大、做强。
金石开（主持人，中国诗歌网主编）
今天的座谈会，各位专家紧扣新时代诗歌建设和发展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既有对新时代诗歌学术性的探讨，也有充满感染力的诗意抒发，对新时代诗歌的内涵以及诗歌这种古老文学如何在当代焕发活力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有对百年新诗的反思和叩问，又有对我们当下诗歌创造的赞赏和欣慰。通过今天这场讨论，在座的各位专家对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样式的创作是充满肯定的。这种肯定，首先就体现在诗歌共识的形成，那就是我们对诗歌创作的基本问题，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诗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诗歌和传播之间的关系，都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百年新诗发展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庞大的诗歌创作队伍，其中也不乏很多令人期待的优秀诗人。另外，新诗发展到今天，实际上也完成了诗歌教化的使命，普通读者也逐渐形成了诗歌的审美趣味，普遍接受了新诗“自由的形式”和“诗的内容”，把新诗纳入到和旧体诗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此达成了关于诗歌的重要共识，接下来，我们就是呼唤有作为的大诗人的出现，续写中华民族辉煌的诗歌传统，推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
我们不仅要呼唤有作为的大诗人，还要呼唤有作为的大出版家。这样的人，不仅自身有丰硕的创作成果，在诗坛上有权威性和影响力，还要有愿为他人作嫁衣、为中国诗歌事业自我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如果说，伟大的诗人很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诞生的话，那有作为的大出版人就一定在我们在座的人中间诞生！
这次会议非常有意义，我们是在全国诗歌报刊主编恳谈会上来讨论新时代的诗歌，是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由《诗刊》牵头，团结全国的诗歌报刊，一起来推动新时代诗歌的发展。
我觉得在安徽举办这个活动还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安徽實际上是中国新文学、新诗的策源地，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新诗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导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所以我们其实是站在回顾百年新诗、开启新诗第二个百年的历史节点，来举办新时代诗歌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一下，陈独秀当年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他说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新诗革命的初衷，新诗革命的初衷就是提倡诗歌大众化，提倡社会文学，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现在一些人违背了这些原则，甚至走到了对新诗革命的反动，过于强调小众、雕琢与晦涩，使新诗又走向了一种形式主义，走向了一种雕琢陈腐的修辞游戏。今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上提倡新时代诗歌，提倡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民喜爱，能发挥社会作用的新诗，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诗歌仍然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会议非常重要，再次感谢安徽省文联、作协，感谢马鞍山市委市政府、宣传部、作协、文联，尤其是感谢《诗歌月刊》。
梁平（《草堂》诗刊主编）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抒写一定是包罗万象的，从整个社会层面，从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同，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去抒写。其中有一条我觉得至关重要，就是要特别注重新时代的现实抒写。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目光要落到对现实的关照和写作上来。因为现实写作它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式，它更是一个诗人的写作态度。态度决定方向，方向就是你是否真的能够进入新时代的写作。这个问题你不思考不行，不能一成不变地自恋自己的写作套路，不能无视新时代带给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不能继续躲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我们的写作，要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要与这个时代的人民发生关系。
中国诗歌发展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中间，我们在多个时期，很多诗人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为人民立言，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歌。但是这一百年间，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这个弯路就是诗歌与时代渐行渐远，与人民渐行渐远，远离了人间烟火。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形成一个误区，似乎一谈到现实写作，就矮人一截，就和艺术相去甚远。这是尤其需要警惕的误区，尤其需要矫正的认识。真正的中国诗歌发展需要诗人社会责任和艺术责任的双重担当。真正有艺术品质的现实写作，置身于新时代，直击现实，为人民立言，才是我们新时代所需要的重金属，才能够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时代的诗歌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确实需要我们积极参与和投身火热的新时代，热情拥抱新时代，在诗歌创作中把握新时代的脉动，更加注重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为中国诗坛提供思想与艺术兼备的有温度有营养有血有肉的新时代诗歌。对新时代的写作，我们要重新呼唤诗歌回到现实，让我们的视野和笔端能够重新回到人民的情感中去。我觉得，这对于新时代诗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讲到的是新时代就写作意义上的一些想法。接下来就是我们报刊怎么办？全国诗歌报刊是呈现新时代诗歌作品的大舞台，作为编辑思路更应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报刊在这方面担当起了这份责任，成为新时代诗歌呈现的广阔平台。以《诗刊》、中国诗歌网率先，包括《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草堂》诗刊等，我们在座的十几个报刊都开辟了新时代诗歌的专栏，为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新时代诗歌栏目，还是需要深耕细作，精挑细选，严格要求，要摒弃新时代写作中出现的新的假大空、新的标签和口号，真正让新时代的抒写写出真情实感，写出更高的艺术品质。从艺术层面上，新时代诗歌抒写怎么更好的呈现它的艺术魅力，是摆在我们诗人和报刊面前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没有平台呈现，而是很多诗人还在寻找进入新时代的路径，一些诗人长期固步自封、自娱自乐，也许真的已经丧失了进入的能力。我们很多诗人都在做编辑工作，这样的感受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要呼吁诗人找回这种能力，找到抒写新时代的现实路径和切口，写出和呈现出既有思想高度，又有艺术高度的新时代优秀诗歌，这样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新时代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或者结合特别好的作品，我们都在期待，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更多。
刘笑伟（《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
简单地跟大家谈一下今天的感受，有这么几点。第一，我感到一个诗歌繁荣发展的时代正在来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更是文化上的概念。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需要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功去抒写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去记录这感天动地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化文艺工作是培根铸魂的工作。诗人是时代天然的歌者。实际上，我们新时代的诗人所承担的使命责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培根铸魂上面。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根基，不能没有灵魂，诗人们用优秀的诗作引领风尚，铸造中华民族精神的高楼大厦，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使命担当。我觉得，目前新时代诗歌的气象已经初步形成。 第二，我感觉今天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全国诗歌报刊联盟的成立。这就意味着全国诗歌的报刊有了一个家，形成了一个合力，有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我相信全国诗歌报刊联盟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引领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天在座的诗歌类的刊物都是全国有影响的，能够决定未来诗歌的走向。实际上，全国的诗人写什么、怎么写，很大程度上在于在座的各位主编怎样通过报刊去引导。
第三，我想大家应该探讨、明确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觉得，应该提倡用诗歌关注和记录伟大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和“入世”的诗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用诗讴歌和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是诗人的神圣使命。新诗创作要摆脱“小众化”的倾向，真正走向大众，创作有意义的诗歌，不要自言自语。另外，要提倡正大的气象和明亮的品格，新时代诗歌的主基调要明亮，不要那种晦涩的、庸俗的、阴暗的诗风。当然，我们提倡多样化的探索，但是主基调一定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将鲜明的艺术特性、强烈的时代气息、独特的个体体验有机地融为一体。再有，要提倡写受人民喜爱的诗。说实在的，近年来，真正能够达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有影响力的诗歌作品不多，更达不到人人关注、争相传诵的水准，诗歌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还不够。我觉得，使诗歌受到大众欢迎和喜爱，通过大家的引导还是能够做到的。
第四，新时代诗歌的繁荣离不开军旅诗。文化繁荣兴盛是民族繁荣兴盛的鲜明标志和重要支撑。正如盛唐如果没有边塞诗就谈不上盛唐气象一样，新时代诗歌创作离不开军旅诗的发展和繁荣。《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在这方面一直在做努力，倡导大众化的、明亮的、阳刚的、有血性的诗歌，并且刊发了大量诗歌作品。我们愿意与各位主编一道，通过诗歌报刊的引导、推动作用，促进新时代诗歌的繁荣发展。
姜念光（《解放军文艺》主编）
说到新时代诗歌，我们大多知道荷尔德林的那句天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我认为这句话更具普遍性、更确切的意思应当是：在自身所处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这就是关于诗歌的时代性问题。一个优秀的、具有使命感的诗人，应当而且必须面对和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厄普代克评价诗人米沃什时说，他是“扎根于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诗人”，这样一个诗人，才可能以自己的智识、思考、发现和觉悟，总括时代的精神与历史进程，写出与之相称的作品。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致力于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的写作背景，我们置身其中、生存其中的，是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军事上，全方位勇猛精进，以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中国现代诗经过一百年对古典传统和世界诗歌的接续、吸取和扬弃，正在走向完善和成熟。我们要在这个背景下，谈论当代诗歌的发展，思考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作为诗歌写作者，抒发世俗情感，对生命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赞美人生乐趣，当然是必要的;但处身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这个新时代的一员，更需要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广阔的关切。态度上，应当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担当;方式方法上，深入研究现代汉语诗歌的奥秘，深刻理解诗歌艺术;表达上，让语言与技巧的复杂性，相称于时代与生命的复杂性。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实现的心灵强度，所展现的想象力，既发出自己的心声，更要无愧于时代的强音。
《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一个诗歌发表阵地，我们特别期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有更多的优秀作品涌现。我们的读者，大多是已经退役的和服役的军人，年轻人特别多，有很多的作家，包括现在己经取得了大成就的作家，他们的文学道路大多是从诗歌开始的。以我们的判断，在年轻的写作者群体当中，诗歌给他们的文学启发作用特别明显，所以我们一直把推动诗歌创作作为重要工作，除了每一期的诗歌栏目之外，每年都会有一个诗歌专号。
军旅诗向来是汉语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胸襟开张、死生与共的家国情怀，果敢坚忍、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崇高慷慨、雄奇刚劲的美学品性，在汉语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维度，既成为文学上、文化上的一种正义硬朗的气质，也象征着民族性格中明亮坚定的部分。我们今天的军旅诗，当然要继承这种传统。但我们感觉目前存在着难以突破的问题，题材上出新较难是个客观存在，另外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确，军事文学现在最需要写的是什么？你最想写的是什么？写作者的思想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落后于现实。如果你没有找到一种切入的方式，对生活现实缺乏一种足够的理解，要把它升华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更谈不上了。
当前，军队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正在全面重塑、浴火重生，从事军旅诗歌创作的诗人们，应当主动投入改革强军实践，以当代中国军人的眼光与心灵，关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建设“能打仗、打胜仗”的新型现代化军队的时代进程，深味丰富多彩的军事生活，立足于阐释中国梦、强军梦，奋笔而书，歌以言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發掘这样的作品和作者，不遗余力地去推介。作为一个文学刊物，我们理应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倡导并展示一种方向性的东西。
贾梦玮（《钟山》杂志主编）
“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是个好题目。但“新时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谓“新时代”，可以是历法意义上的，如“猪年”“千禧年”;可以是科技意义上，比如“蒸汽机时代”“网络时代”;也可以是经济意义上的，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当然也可以是政治意义上的和文化意义上。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可能是革命的、激进的，而文化意义上的新时代更应有一种文化的宽容态度、融和的态度，更多追求的是文化上的长治久安。
“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要谈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和诗人，免不了要涉及历法、科技、经济、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时代之“新”。但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诗人如果一味迎合其他意义上的新时代，可能成为投机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喧嚣主义者……这些目的性很强的写作，首先损害的是诗人的想象力。诗人失掉了想象力，我们就不可能有诗歌意义上的新时代。 如何维护诗人的想象力？首先，它不能是功利性的，指向明确，不可能有想象力;其次，关于任何问题，不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规定好了答案，何谈想象？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想象力也是其最重要结构的“主要设计师”，在他看来：人是借助于令人惊异的能力一一想象力一一创造文化的生物。想象力是创造性的、多产的，但必须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康德借用爱尔维修的故事说：一个妇人用一架望远镜看月亮，看到一对情人的影子，一个神甫用同一架望远镜观察月亮，他反驳说：“不，太太，那是大教堂上的两座钟楼！”由此可见，诗人想象的还是他能想象的。他的精神情感的质量决定了他想象的质量。诗人的精神资源与学习有关，但其质量主要还是由他的“实践”决定的。真正的诗人，免不了与其他意义上的“新时代”相碰撞，产生切肤之痛，在此意义上，才有可能避免情感的纤细贫弱，也才可能有巨大的情感的吞吐量，我们新时代的诗歌中才可能有真实的“人民”。
胡弦（《扬子江》诗刊主编）
我觉得新时代这个概念很好，因为就文学本身说也是需要出新的，无论是做期刊，还是自己的写作都需要。写作，一旦不面向“新”，创新的意识不强，可能就会带来停滞。有的时候我翻翻自己的旧作，如果我觉得好像写的不错，我就知道很危险，是写作遇到了一个洼地而不自知。创新和探索，是对创作的永恒要求，虽然你写出的文本未必达到了创新的目的，但在写作心态和追求上，必须一直保持面朝“新”。
而新时代是个恢弘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影响和更新是多方面的，是全方位的。这里主要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反思和关照，就是对过往的，无论是自己的创作，还是中国诗歌当前的一些现象、潮流，都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的契机。另一个则是对未来的更高的期许，对自己写作方式的调整，对未曾涉足过的领域的触摸。自从宏大叙事结束之后，中国诗歌就变得很细碎。我觉得要好好想一想诗歌写作的细碎和真正的深入生活的关系。
碎片化，这种写作对生活看似很深入，看似很纤细，甚至很细微，神经末梢都已经深入了，但是它能不能构成一种时代的深刻性？当它变成一个个碎片，就是说我们那么多诗歌，无论是自己的创作，还是整体，它拼起来能不能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是个问题。刚才有人说自己的创作对现实的触及是不够的。我也一直有这个感觉，特别是新媒体时代信息量爆炸，那么多的新事件发生，每天打开电脑和微信，看也看不完。但具体到个人的写作怎么办呢？怎样去锁定自己想要写的东西？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感觉和启发？为什么想看到的东西还是不那么容易被辨认到？所以我思考的，就是这种已经看似深入的写作是不是能够触及时代的精神实质。这些，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写作者认真想一想的地方。新时代，既是一个新的时间段，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发现，是进一步深刻地感受现实，感受时代的脉搏。
另外一个“新”是新时代创作的“新”，新在哪里？因为这个新，不是说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把“新”提出来之后它就新了。时间节点是一个开始，能否达到新，要看过程。任何新，都需要探索，都不是表面的，都是站在更多的积累和以漫长的经历与变化为参照的新。新时代诗歌的新，与新诗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都是紧密相连的。新诗诞生已过了百年，这个以新来命名的文体还新吗？如何保持它的新？目前怎么样去做新的发现、找到新的切入点？这个不光是寻找新的题材和进入新的生活层面的问题，应该还有我们的写作技艺和方式方法更新的问题。在新时代让新诗进发出新的生命力，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新的东西，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创作有高原无高峰，那么怎样去理解这个高峰在诗歌中的标准？怎样攀登并把握住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在新时代里共同面对的大目标。
邓凯（《光明日报》文艺部执行主任）
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是李白漫游过的地方，昨天晚上来的时候，走在这片土地上，感觉格外不一样。……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向李白表达敬意的，向他那些最狂放不羁、最大气苍凉、最惊心动魄，也最催人泪下的名篇佳句致敬，向他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参与建立的代代相传的歌之咏之的诗学传统致敬。
我们今天怀念李白，追慕李白，追慕李白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一他有一个高质量的朋友圈，包括他的大哥孟浩然，以及他的小弟杜甫等，这些人不仅仅让中国文学在一千多年前隆起了一座雄浑巨大的高原，还拱起了一座座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中国诗歌的源流绵延至今，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想一想，今天的诗歌是奔流成了大江大河，还是一头扎进歧路，变成了小水洼。其实新诗刚刚百年，对于漫长的诗歌传统而言，它只是一棵小树苗。新诗诞生于国运衰微、民族危亡之时，成为向旧文化开刀的一个利器。其实它更像一个全新的容器，挣脱了平平仄仄的束缚，甩掉了之乎者也的拖累，大大方方地把工业文明的新思想、新事物纳入囊中，带来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的表达，也诞生了早期的一大批经典。后来新诗迎来一个爆发期，也是大家熟知的朦胧诗的时代。1980年5月7日，一篇针对朦胧诗现象的极为重要的文章，就是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版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新诗在美学狂飙突进的同时，承担了巨大的“兴观群怨”功能，成为社会心理的减压器。大家都有印象，不少新诗非常短，但它有巨大的体量，就像一束纤细的闪电一样，瞬间照亮和放大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更新了人们的审美眼光。
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今天的新诗，从技艺上说已经炉火纯青了，甚至有一些高难度的写作，我感觉直追史蒂文斯、保罗·策兰、奥登这样的大家，有一种滚刀切黄油的感觉，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娴熟的工匠才能搭建伟大的建筑，但如果只有娴熟的技艺而没有高远的視野，包括穿透历史纵深的眼光，宏阔的体系建构，怎么可能为我们身处的时代贡献标志性的作品？
今天的新诗，似乎退缩到了一个小我的世界，就像一棵含羞草一样，一碰就缩为一团，也不管风声雨声读书声入不入耳，反正家事国事天下事懒得关心，这其实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当我们背诵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甚至离我们更近一点的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背诵这些经典诗歌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觉得今天的新诗格局真的是有点小吗？难道不觉得今天的新诗风云气少、儿女情多吗？中国波澜壮阔的巨变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但是没有让中国的新诗像闪电一样耀眼，只是发出了像火柴一样的微光。所以，今天大家都在问：中国新诗怎么了？今天新诗出现一些个人主义、反崇高、口语化泛滥、身体写作等现象，这种症候已经成为新诗自身发展的障碍。新诗必须以高度的内省精神向伟大的诗歌传统回归，凝聚强大的内生动力向这个时代做出回答。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做新时代的代言人，做新时代的报春鸟，这是诗人对身处的时代所理应承担的责任。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一句话，“无论如何，爱诗人比恨诗人更舒服，更自然”。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热爱我们的诗人。 诗歌，是构成社会文化基石的精神底线，是生命全体精神旅途中的抒怀，是人的精神向往与心灵的归宿。还有什么比诗歌更哲学更美丽地切入生命的真实，也最大限度地抵达人类精神的锋刃呢？期待我们的诗人们，在新诗又一个百年开始的新时代，在生命的轨迹与精神旅途中，创造更多新奇独特的诗的意象，使我们的新诗更具艺术魅力，抑或生命力。
安海茵（《诗林》副主编）
新诗始终与不同时代的核心命题相呼应，纵观文学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新诗的先声，引领时代风气。新时代应该有新文艺的气象，新文艺也应该反映新时代的精神，当下诗坛热潮涌动的“新时代诗歌”现象，可谓适逢其会、应运而生。新时代诗歌摆正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具有独特的时代烙印和美学特征。在此进程中，诗歌刊物有着自身的立命和担当，始终秉持着精神的守望。对于诗歌刊物而言，队伍建设和刊物定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众多刊物的彼此守望和共建尤为重要。以《诗刊》为代表的各诗歌刊物，一直以来，无不在倡导和推出代表时代精神的优秀诗歌，这样的诗歌面向广阔的时代和世界，介入了时代的良心，记录和提纯新时代新生活。全国诗歌报刊联盟的成立，是诗坛生态健康的体现，也是对时代与人民需求的呼应。
如何评价一首新时代诗歌作品？首先要看诗人的立足点，是否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泥土之上和人群之中。越来越多的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担当，既沉浸于生活之中，又能跳脱出来，于及物和不及物之间平衡调和，在写作题材和观察对象上及物，在写作要旨的提升和精神的超拔上不及物。灵与肉，真实与信仰，虚构与生活，诗人们以广阔而深沉的时代视角，不断地审视和内省现实生活，正视自身与脚下土地千丝万缕的血脉关联，“对创作保持机警之心，对生活常怀饥饿之感”，始终葆有介入现实的能力和人间烟火的气息。写作者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同样需要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来磨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
走出“小众化”的拘囿，将深情的目光投向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关怀，可谓是新时代诗歌的共性。诗歌决不该止步于对小我情绪的描摹，将诗歌仅仅当作容纳个体情感的器物，而是要承担对人类命运和世界走向的天问与追寻。无论是智性写作还是感性写作，对万物的悲悯之情始终是诗人的内在驱动力。写作者要具备家国情怀和现实精神，新时代诗歌即便是因为题材和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呈现大事件的全部风貌，但其由一个点的切入，或者说由个我视角的展开，往往更能构成绵长而丰厚的回音，是与时代和生活密不可分的作品。
在创作技法上，由于诗人们的写作经验和方法各有倚重、笔法参差，新时代诗歌呈现出错落有致，光影婆娑的风貌，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技法加大了诗歌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守正出新、中西融合，呈现出深邃而经典、通透而激荡的质地，更能够和读者产生身心共振。越来越多的诗人意识到创作要以人为本，事实上，在生活的现场，诗歌从未远离。
张晓雪（《莽原》杂志副主编）
我觉得新时代的诗歌主题一样是多样化的，比如人，自然，歌颂，批评。我单从歌颂题材来说说新时期的诗歌。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会反对诗歌反映时代、表达立场，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反映和表达。说起时代与诗歌，我印象最深的也最熟悉的是我们省的诗人王怀让先生，他是一位史诗意识强烈的诗人，他的诗作因其鲜明的人民性和时代感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许多篇章成为节日、集会、课堂、主题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例如《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跪的人》。当然，他的诗也备受争议，有人说王怀让的诗是政治口号，或者是以诗歌行使社会功能的人。有人说他的诗抒情过度。凭心而论，当时我也不喜欢那种风格的诗。今年王怀让先生逝世十周年，在他去世后的这些年间，各种节日、集会、主题詩歌朗诵会类似的歌颂题材层出不穷;但始终感觉没有哪首诗能超越王怀让先生的作品，听来听去还是觉得王怀让先生的作品最能在关键时刻击中人心，掀起高潮，我自己也深切地感觉到，这样的诗歌不是谁都能写的。为此我和我父亲谈论过这种现象。我父亲说，他了解王怀让，他的民族自豪感、家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他的激情奔放是真正从血液里奔涌出来的。这是他与同类作品本质上的区别。其实像艾青、臧克家、李瑛，他们都属于时代性很强的诗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葆有热情和爱，是真性情孕育了他们的诗歌。我后来渐渐转变了对王怀让先生作品的看法，一个时代，一个诗人无论你是思索型的还是抒情型的，无论你多么鄙视有别于自己声音的声音，你都要做到遵从内心，发出诚实的声音，那么即便是宏大的主题，也依然会击中人心的。这是新时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对一个诗人提出的要求。
育邦（《雨花》月刊副主编）
谈到一个诗人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我想起曼德尔施塔姆有一首诗叫《世纪》，诗中写到“我的世纪，我的野兽”。后来阿甘本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何为同时代的人？》中阐述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其实这是每一个诗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与什么人同属于一个时代？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同时代的诗人到底是谁？同时代的诗歌与诗人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写作时，我也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当然它们都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我想到保罗·策兰的一句话：“因为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越并把握时代一一是穿越，而不是跳过。”一个诗人要把握并穿越自己的时代，并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这是诗人的职责所在。沉河（长江文艺出版社诗歌中心主任）
关于新时代诗歌的建设和发展，我想谈几点：第一，什么叫“新时代”？我的理解是中国重新进入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时代。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始，中国失去了影响世界的能力，总是被世界影响，国力决定了影响力，中国进入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中国重新进入对世界较有影响力的行列，这就是中国的新时代。
第二，诗歌如何适应中国新时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诗歌何为”？为了适应这个新时代，或者要进入这个新时代，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应该是“大国气象”，诗歌应该重新把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气象建立起来。具体而言，我认为诗歌的“大国气象”和文化、经济、政治诸方面一样，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开放性，第二，包容性，第三，影响力。刚才好多主编和老师都谈到唐朝的诗歌问题，讲到诗歌发展就避免不了唐朝诗歌。唐朝首先就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开放之后，才能吸收;吸收之后还有一个态度是包容。唐朝诗歌的发展也不是单一的发展，而是综合性的发展。有“诗仙”李白，李白最早是学道的;有“诗圣”杜甫，是儒家的代表，他的诗歌被称作“诗史”;还有“诗佛”王维。后期的白居易、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等风格多样，有各种特点和影响。因为进入了开放的状态，产生了包容，这样才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场，巨大的影响力。我们的新诗发展一百年以来，除了传统诗歌外，主要影响来自于国外诗歌。问题是一百年来，我们新诗对世界诗歌或文化的影响几乎没有，目前为止没有。甚至都没有哪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走出中国，进入世界。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新时代的诗歌只写某个方面的，只具有某种色彩。我们应该重新以开放的包容的姿态和胸怀写作我们自己特点的诗歌。中国文化之丰富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与现实之复杂也是无与伦比的，中国本身就具有大国气象，这就需要我们的诗人趣味胸怀也要大一些，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人云亦云，写出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来。 第三，具体而言，“大国气象”指的就是经验上的中国性，气象上的包容性。
中国经验，既面向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指向具体的当下现实。这一点，不是八十年代的寻根和文化史诗，不是那些混迹于西方文学圈的中国诗人的中国书写，甚至也不全是九十年代在西方哲学观照下的精神反思。要说真正体现中国经验的，是进入21世纪后的各种地方经验的呈现、各种写作风格的交锋。身处时代巨变、复杂现实的诗人，何必去追慕西方传统，我们的根就在脚下，包容的文化传统，无穷尽的社会现实，都可以生成切肤的中国经验。
包容的气象性，指的是一种格局的开放，我们写中国经验，不是排他的，非此即彼的，而是有一种人类的悲悯意识，一种“人类共同体”的观照。只有包容，才有气象，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学。
所以，具有“大国气象”的新时代中国诗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向世界昭示什么。“证明”和“昭示”，可能也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新时代的诗歌建设，就是要以中国的经验和世界的格局，去自然而然地建立这种自信。郑小琼（《作品》杂志副主编）
“诗歌的建设与发展”是诗人们长期关注的主题，当前面加一个“新时代”的定语时，我想沿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背景来思考。中国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新时代，我们的诗歌如何面对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经济、文化等新秩序的建立。我发现文学史上很有意思的现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给文学现实主义之回归，以及现实主义带给诗歌新的可能性。两者紧密地交错在一起，比如西欧的工业革命产生了西欧最早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伴随这个过程，西欧诞生了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是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最集中爆发的作家群，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现代派诗歌，比如波德莱尔等。工业化到了俄罗斯，出现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也产生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从南北战争之后启动，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期，诞生了德莱塞、欧·亨利等，产生了意象派等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战后各种流派的诗歌。此后在拉美工业化的奇迹时代里，诞生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群，比如富恩斯特、马尔克斯、略萨等小说家，帕斯等超现实主义诗人。东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时期，在日本与中国、韩国都涌现出一批作家。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方工业化时期，现实主义的主人公差不多是“于连似的年青男人”，到了美国则是“美国式的姑娘”，到了拉美则是“充满魔幻似的何塞·阿卡迪奥”。顺着这条线来把脉中国“诗歌的建设与发展”则很有意思了。我们是像欧洲那样开拓全新的现代派诗歌，还是像拉美般从贴近传统、神话、本土等方面来拓展中国自身的美学的诗歌。在传统与现代、复古与先锋之间，我曾在《玫瑰庄园》诗歌中探索中国传统在中国现代诗中的运用。我将中国古诗中的对仗、互文作为现代汉诗的节奏，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一些技法挪移到诗歌创作中，我嵌入大量的五七言诗句来寻找中国意境、情感、传统在汉语新诗中的节奏。
面对中国新时代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学最核心的形象是什么。此时，我愿返回至人类几次工业化的历程来展望“诗歌的建设与发展”。欧洲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催生了动力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人类的工业生产由传统的作坊过渡到了工厂，动力与机械化以男性为主体，所以才有“于连式男青年”。美国工业产生了标准化流水线，工业生产被分割成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位，装配工位以女性为主体，于是“美国式姑娘”在小说中盛行。拉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70年代中断，在这轮工业化中，他们没有独创出来自己的东西，所有进程都是国外资本与技术驱动，当外资抽走了，所有的繁华如魔幻一样消失了，变成了“拉美陷阱”。日本完全不同，他们继承自身传统（东亚传统的精细化），与外来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诞生了日本的精益生产法。仔细阅读这时期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就有日本工业革命精益生产法的影子。
究竟怎样的文学形象才能代表中国自身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新时代，一直是我探索的主题。如果我早期的诗集《黄麻岭》是一个小地方的工业化标本，呈现出一个狭小的地域空间里，人、机器、制度、传统的村庄是如何共存的关系;那么在诗集《女工记》里则是探讨女性进入工业化的生存景观，在这本诗集里，我感受到中国进城的女性命运如同魔幻现实般的生存景观。我最近写了一部诗集，我想探讨人类自身智慧创造出来的事物如何变成诗歌中的意象与传统，将工业纳入诗歌传统是我表达的主题。
冯明德（《新时代散文诗》主编）
谈到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不得不谈新时代散文诗的建设与发展。因为散文诗，穿着散文的外衣，蕴藏的是诗的灵与肉。如果说散文诗滴着的是散文的泪，更多的则是淌着诗的血。散文诗本身就是诗的延伸，其立足点是诗，其本质是诗。我是从事散文诗编辑工作的，所以，我在这里谈一谈新时代散文诗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历史发展新的定位。新时代诗歌这个概念，对我国当下的诗歌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坐标，也是散文诗建设与发展的坐标。新时代的散文诗人，如何写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作品，成为散文诗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传承我国散文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倡导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散文诗，应当是有担当、有作为的散文诗人的重要选项。
我们不是说散文诗要“讲作为”“讲担当”，就是要给散文诗增加诗之外的责任和附加，而是说散文诗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不能只封闭在自己的個人空间里，逃避公共空间，生活在空中楼阁，世外桃源式的低吟浅唱和孤芳自赏。不能像散文诗这个文体曾经一度被边缘化、被误解甚至被歧视的一样一一散文诗不是小花小草的无病呻吟，就是小情小调的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散文诗跳出“纯诗”的借口，摆脱“小我”的束缚，增强公众意识、使命意识，使散文诗富有时代特色。
纵观散文诗历史，散文诗人和散文诗在有意无意之中，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散文诗是心灵的颤动和诗意的传递，但是，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像惠特曼的《草叶集》以最普通、最有生命力的草叶，象征着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通过自我感受和自我形象，热情歌颂了上升期的祖国。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是“生命之歌”，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关怀。 散文诗，以行云流水般的内在韵律，以精美而隽永的语言，架起了诗人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桥梁，是非常适合表现新时代的生活、抒发新时代人的情感、展示新时代人心灵的一种文体。这是散文诗艺术的魅力，这也是新时代散文诗人的魔方。散文诗要面对时代，深入生活，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散文诗人要站在人类精神高地，关注人类命运和祖国的發展。
赵晓梦（《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诗刊》社组织的“新时代诗歌论坛”。上一次在北京的论坛上，我的发言更多是侧重新媒体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诗歌写作的变与不变。这一次，我想谈谈“新时代需要更多灵魂之诗”这个话题。
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诗坛非常热闹，诗歌成为新媒体时代最为热闹的文学品类。打开朋友圈，到处都能看到诗歌刊物目录、微信公众号推的诗人诗作、各种平台的读诗和创作大赛等等。还有各地各种名号的诗歌采风活动。诗人们很忙，到处赶会，到处采风，到处评奖，到处晒诗……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诗歌的“第二春”又来了。但我个人认为，这些不过是表象，各种平台每天晒的诗、全国各种报刊每月发表的诗，多得不计其数，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诗歌作品又有多少？量和质的比例失衡，我总结主要表现有“四多四少”：一是蹭热点的多，安静写作的少。每到一个季节、一个节气，我们编辑部都会收到写给春节的诗、春天的诗、芒种的诗、清明的诗。甚至一位先进典型人物出来，都会收到大量的诗作。无一不是在“蹭热点”。做网红需要蹭热点，但当一个诗人，需要安静写作。二是忙作业的多，用心写作的少。前面说过，现在的诗人们都很忙，出席各种采风活动、参加各种征文比赛等等，这种“命题作文”能写出好诗来吗？正如作家阿来前不久公开批评一些作家采风的作风所说：采风下乡一天，走五个点，还想回来写出惊天动地的文章，这可能吗？三是功利性的多，方向写作的少。我始终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要有方向感，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要有自己的文学辨识度，自己的情感向度，构建自己的文学精神家园。四是大众化的多，触动灵魂的少。文学刊物、自媒体平台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诗歌，但真正触动灵魂的诗作又有多少？我看即使是走红网络的也少。
随着5G时代的即将来临，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我始终认为，人的思想和情感无法被机器代替，反而更加弥足珍贵。清代大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被人误读，看后面的话“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你就会明白，如果写作跟风随潮流，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到后面就像白开水一直煮，毫无味道了。真正有创新的艺术家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作为当下这个大时代的诗人，我认为，所谓正能量充沛就是不要滥情泛情，应坚持初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良知作品。我把这样的作品，称为灵魂之诗。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坚守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写作是自己的，诗人是孤独的，越是喧嚣越要保持内心的安静，如苏东坡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二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提升修养。优秀的诗人有天赋，更有后天的努力。我们封面新闻的AI机器人“小封写诗”，虽然是靠算法编程完成，但它每天都在学习，已经学习了几十万首古今中外诗人的诗作。我们不想被机器超越，也只有学习。三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深入生活。有影响力的伟大作品，莫不介入当下，把握时代脉搏，“来源生活又高于生活”。我还是引用石涛语：“搜尽奇峰打草稿”，不能一天走五个点式的下乡采风，而是应俯下身子扎根人民。四是灵魂之诗需要诗人担当作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要有使命担当，要有大气象，有哲学思考，有关怀悲悯之心，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诗歌。
李皓（《海燕》文学月刊主编）
刚才各位主编、各位前辈老师把新时代诗歌在大的层面上都阐述得非常全面了，因此，我从两个小角度谈一谈我的想法。第一，对于新时代诗歌而言，我们必须重视新的社会阶层;第二，从传播角度讲，强化新诗的海外传播势在必行。
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诗的艺术质素与1980年代、1990年代诗歌相比更见精微，微信、微博等媒体宽松自由的平台助推，引领汉语新诗步入了一个如鱼得水的新时代。新时代汉语新诗应当成为汉语新诗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分野，值得诗人和学术界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认为，理解新时代中国诗歌，离不开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背景。在此，我要提到以郑小琼等人为代表的打工诗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底层叙事为代表的伦理书写遽然成为文坛热点，打工诗歌几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同频共振，它远接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涛飞浪涌的社会风潮，见证了1990年代芜杂多变的情状，又与新世纪内爆式发展的社会形态发生强力的对冲，它以蓬勃旺盛、元气淋漓的姿态呈现了诗歌融入当代性的现实努力。
学术界既有的打工诗歌研究大多聚焦在苦难的人道主义同情与道德化的声援上，业已肯定了打工诗歌的历史贡献与文学价值。新时代之前，打工群体的临时命名有盲流、农民工等多种负面称谓，近年来社会各界积极肯定了这一群体参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被宪法归入国家领导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术界关于“新工人阶级”的提法也应运而生。除却事业单位、公务员外，大部分中国公民的就业与雇佣关系相关，他们均可以列为“新工人阶级”的范围。新工人文学以文学的名义呈现新工人的生活和价值，呈现工业生产和城市空间的另一面，这应该也是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时代诗歌的话题最近大家一直在谈论，我觉得很多诗人包括一些主编，都有一种本能恐慌。其实无论写作也好，还是编发新时代的诗歌也好，我觉得无非要关注底层，关注新生事物，这种恐慌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我认为新时代中国诗歌寻求发展和突破，必须“走出去”，在海外传播上下功夫，不能闭门造车。 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凭借自身成就在当今世界文坛有着日益提升的影响，并与世界文学积极互动与互融，“东学西渐”已经在文化自信层面日益显现。
随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区域共鸣，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也不甘落后，相较历史其他时期，可谓驶入了快车道。近年来，青海、四川等省份频繁举办的国际诗歌节等交流活动，吉狄马加等中国诗人在交往互动中提升了诗艺和海外影响。
重视汉语新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我们欣喜地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已经从“双向阐发”发展到“互动研究”，国外汉学界也在倾力通过中国当代诗歌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化。
建设一带一路，文化必须先行，中国当代诗歌在新时代成就显著，早己具备了在“一带一路”沿线拉近并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中国诗人应当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勇于承担“讲故事”的历史使命，把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甚至浪漫的中国，生动地展示给世界。为此，我们必须重视诗歌翻译的功用，改进出版发行策略。譬如出版双语诗集，文学期刊增加诗歌翻译栏目，举办诗歌翻译大赛，等等，都是不错的办法。
另外，我们所有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都有国际标准刊号，杂志上都赫然印着“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杂志的海外推广，我们也很有必要重视起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坐井观天的时代早已过去，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无限可能。中国诗歌再创辉煌，诗歌报刊责无旁贷。李浩（《十月》杂志编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发生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所面对的不管是新时代也好，像阿甘本提出的“同时代”也好，是“世界命运共同体”也好，总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空间，即中国这个地域里面的、公众里面的时间、地理、文化、历史、哲学、科技、人文传统等共同交叉、维系、构筑的空间，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与西方的文化、思想、科技等在互相交汇中也产生了变化。这是我的一点个人感觉，具体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应该用你的诗歌去处理那些感受到经验到，也是你说不清楚的、既复杂又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问题。这或许也是诗歌自身的一种不死不灭的本领。那么，我们如何进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中，我们的写作如何处理我们与我们的历史、生存、现实，与我们的过去未来，与我们的文学传统，以及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写作里面，我们如何写出符合并提升我们与他人心灵的作品、精神性的作品，甚至還能够启示我们以往的文学经验，以往的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事与物”的再认识上的复生秩序，如何在写作上更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难的问题，对我来说只能用写作来见证。因此，我们在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让我想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她的编辑信札中面对读者和写作者提到的一个反向的经验，她说：“每个诗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在一首诗中讲述一切。但我们提醒您，有两条路必然会导致创作的艺术失败，第一种是在诗中列举上千件事情，以便将尽可能多的元素放在里面。另一种是在一首诗中杂糅很多包含了大量内容的观念（为了强调这些概念的重要性，您还将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爱情、生命、死亡，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您理想的‘一切’难以控制，成了超出诗歌范畴的词语狂欢。”辛波斯卡的看法值得借鉴，不管怎样，我觉得在写作中不停地去尝试，总是开心的，喜悦的。
龚学明（《扬子晚报·诗风》诗刊主编）
诗歌是大众化的，还是小众化的，这个话题曾一直被热议，也曾引起激烈争论。时至今日，认同大众化的观点应该渐占主流，尤其在新时代诗歌发展方向的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都强调，诗歌要接地气，要读得懂，要有醒目而有效的社会功能。诗歌大众化就是要让诗歌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如果说目前的诗歌存在小众化的现象，则应该走出小圈子。诗歌大众化没有一点降格以求的意思，并不等于是诗歌变成了“大路货”。
诗歌大众化是时代昌盛在文艺中的必然。诗歌艺术的来源告诉我们，从一开始，艺术就是属于大众的：诗歌的创造者并不是深居王宫或华屋的帝王、贵族，而是在大自然中生存、生活的普通人。一部《诗经》汇集了305首诗歌，这些中国最早的诗歌都是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人们有感于自然、生活、情感而创作的，人们唱啊诵啊，快乐或悲伤，由此流行于民间，被当时的采诗官采集到，收到了这一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这证明，诗歌艺术不是某个小圈子的人所为。一部中国诗歌史也证明，诗歌作者广泛，诗歌的读者就会增多，诗歌的影响就会深远。
当下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继续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完成脱贫。随着教育的普及，高考录取率上升，普通人群的学历水平提高，这些都成为诗歌大众化的基础。作为人民一分子的诗人，既是诗歌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诗歌艺术的欣赏者和享受者。他们没有理由孤芳自赏，也没有理由不让更多的普通人体会更多诗歌的艺术之美，陶冶自己的情操。
大众化被错认为是质量下降的“大路货”。需要强调的是，诗歌大众化，即让更多的人写作和阅读，并不应该降低诗歌的质量，认为只要诗歌大众化了，诗歌就成为“大路货”，这是错误的。诗歌大众化后，如果出现诗歌质量下降，也是不应该的。
说诗歌大众化后出现“大路货”，在中国新诗起步后不久就有这样的论调。胡适为一改旧体诗僵死的毛病，用白话文发起了诗歌革命。胡适的新诗观对新诗的影响很大：作诗有如作文，即用口语写诗，以求更多的人读懂。这样的诗作因其少了诗语的隐喻性抒情功能而受到抨击。胡适写作白话诗是在中国新诗的探索阶段，其诗作无疑是不成熟的，其质量的不如意并不能因此就与大众化的原因搭上边。将大众化的追求，说作是诗歌必须降格以求，无疑是偷换概念。
一些诗人一直有精英或贵族的感觉、意识。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故意写作晦涩难懂的诗歌，用过多的隐喻，甚至生造词语。为保证所谓的诗歌质量，他们不愿考虑普通读者的需求，认为读者反正读不懂，除非自己降低艺术要求。 如何寻找通俗易懂而又艺术性强的诗歌。在多样性诗歌美学追求的写作中，完全可以解决既确保诗歌的艺术之美，又能让读者广泛接受、喜爱的诗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有的。以唐代诗歌为例，诗人众多，既有风格豪放、写作上夸张到有点超现实味道的李白，也有禅意深浓的王维和意象内隐的李商隐，更有诗作内容多来自现实，通俗而韵味浓郁的白居易。诗人们在各自熟悉的写作向度中存在，有的自我陶醉，有的讲究读者的反馈。这其中，最令我们津津乐道的是白居易的诗歌，是一种贴近现实和生活而又有很高艺术性的诗歌。
白居易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必须关注现实，要有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具有当代价值。当代诗歌中，行文浅显、内容深刻、诗句优美流畅的诗歌也是有的。他们的诗歌很容易进入，语词中鲜见隐晦艰涩的表达，也少有刻意诘难的技巧，更多的时候，它是对日常生活的直接描摹和呈现，是对现实人生的深度体察和追问。他们的写作证明，诗歌大众化不等于是作品的“大路货”，而一样闪耀着金子的光芒。
李云（《黼刊》杂揪）
当下的文学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但是诗歌类专门期刊，作为诗歌传播主渠道，它对文学创作的引领、示范和鼓励作用，是不会改变的。现在，绝大多数的诗歌作者仍以能够在正规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为衡量自己创作成绩的标准。因此，诗歌类期刊在匡正诗歌风气、引领诗歌潮流方面，既功不可没，又责无旁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诗歌类期刊建设发展的成败，必定关系着新时代诗歌整体建设发展的成败。
目前，诗歌类期刊在总体办刊态势上是好的，這首先得益于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事业投入的持续加大，得益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高度重视，得益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包括诗歌在内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的升温。近些年来，像《草堂》《诗收获》等一批诗刊或诗丛的相继创办，得到诗歌界的广泛关注;老牌《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老凤新声，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各类诗歌选本纷纷亮相，都是很好的证明。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新时代建设需要新诗歌，新时代发展呼唤新诗歌，我们作为诗歌刊物的主办人，要牢牢把握住期刊在建设发展新时代诗歌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主动作为，不负新时代寄予我们的重托。
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当下诗歌类期刊在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共性而存在。一是，期刊转企改制后，刊物的正常运营主要还是停留在靠政策扶持资助上，市场活力不够;刊物的发行量在经历了近几年短暂的小幅回升之后，目前总体上处在停滞期，刊物尚无法做到独立的良性发展，自身造血功能先天不足。二是，稿费是对于作者精神劳动的尊重、肯定和激励，诗歌稿费虽然近些年有了大幅上涨，但和小说等其它文类的稿酬标准的提高幅度远不能比;如果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诗歌的稿费实际上是不升而降。三是，互联网传播的冲击在持续加大，纸质刊物出刊的延迟性，减弱了刊物的影响力和扩散性。四是诗歌写作出现了代际断裂，相比小说、剧本、儿童文学等创作门类的兴盛，九零、零零后优秀诗人明显偏少。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很重要，就是当前刊物在注重文学作品的政治性和导向性方面，似乎有流于简单化、概念化的趋向，发表出来的部分作品，在文学性的亮度和深广度上，似有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刊物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新时代诗歌，基本点在“时代”，着力点在“新”，要有新的诗人、新的气象、新的表达，要推举新人、推出新作。面对新形势，牢牢把握住诗歌类期刊在建设发展新时代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谋划新发展，对此我有几点设想：
一是坚持正确的诗歌艺术创作导向，突出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发挥期刊的主阵地作用。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期刊作品的一体两翼，一车双轮，二者不能偏废。作品当中既不能失去信仰和判断，也不能缺失灵性、自由和美。此外，在专业作者和读者大众之间，期刊作为桥梁，理应起到促进良性互动的作用，因此要坚决摒弃类似于“低级红”与“高级黑”那样的作品，也不鼓励那种不知所云、虚无缥缈、低格调无情操的所谓写作，更不提倡那种表面上弘扬主旋律、实际上粗制滥造的短平快式写作。
二是坚持策划优先，突出组织引导。诗歌类期刊肩负建设发展新时代诗歌的重任，要主动作为，通过主题策划、活动引领、创作竞赛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组织引导好新时代诗歌的创作，发挥好期刊的主阵地效应。
三是坚持多向发展，在突出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搭建创作平台，提供精美文化产品，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
四是争取期刊联合，突出合作共赢，发挥抱团取暖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诸如今天的诗歌刊物联谊会等形式，多联合、多互动，多合作，共同发展，让诗歌类期刊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好在促进新时代诗歌建设发展上的作用。
总之，面对新时代，繁荣新诗歌，诗歌类期刊必须要有新作为，要积极主动地适应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摆正自己的地位，牢牢树立导向意识，主阵地意识，市场意识，合作共赢意识，广泛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摆脱困境、窘境，最大化地把期刊做活、做新、做大、做强。
金石开（主持人，中国诗歌网主编）
今天的座谈会，各位专家紧扣新时代诗歌建设和发展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既有对新时代诗歌学术性的探讨，也有充满感染力的诗意抒发，对新时代诗歌的内涵以及诗歌这种古老文学如何在当代焕发活力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有对百年新诗的反思和叩问，又有对我们当下诗歌创造的赞赏和欣慰。通过今天这场讨论，在座的各位专家对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样式的创作是充满肯定的。这种肯定，首先就体现在诗歌共识的形成，那就是我们对诗歌创作的基本问题，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诗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诗歌和传播之间的关系，都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百年新诗发展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庞大的诗歌创作队伍，其中也不乏很多令人期待的优秀诗人。另外，新诗发展到今天，实际上也完成了诗歌教化的使命，普通读者也逐渐形成了诗歌的审美趣味，普遍接受了新诗“自由的形式”和“诗的内容”，把新诗纳入到和旧体诗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此达成了关于诗歌的重要共识，接下来，我们就是呼唤有作为的大诗人的出现，续写中华民族辉煌的诗歌传统，推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
我们不仅要呼唤有作为的大诗人，还要呼唤有作为的大出版家。这样的人，不仅自身有丰硕的创作成果，在诗坛上有权威性和影响力，还要有愿为他人作嫁衣、为中国诗歌事业自我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如果说，伟大的诗人很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诞生的话，那有作为的大出版人就一定在我们在座的人中间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