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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昌济主张教育救国，他认为教育首要的在于培养人的道德，树立为国、为人的“公共心”。他的教育思想中体现了对人的“心性”的关怀，倡导“德性”、“德行”的“知行合一”。中央提倡“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本质上也是要培养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的社会“公共心”，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明确这一点。而在这一点上，杨昌济的思想可资借鉴。
关键词：杨昌济；心性；教育；公共心
作为上世纪初的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杨昌济先生一生服膺教育救国理念，并切实行之。杨昌济出身儒学，并且兼通西方学说，其教育思想学贯中西。因此，他的教育理念既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特征，也有着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精华，杨昌济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将两方面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地的融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在教育领域中的代表。其中，他在教育思想中对于人的心性的关注就体现了这一特征。
一、教育思想中的心性关怀
教育并不仅仅指的是传授知识，同样还应该包括培育学生的高尚的德行、强健的体魄等。杨昌济按照教育达到的目的不同将教育区分为两类：体育和智育。其中，体育指的是身体上的锻炼，注重培养学生的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卫生等等一类的教育；智育则指的是对学生精神上的教育，包括传授知识，培养德性，以及美的教育等。概括来说，教育应该包括德育、智育（指的是传授知识）、体育、美育等四个方面。在杨昌济的教育思想中，德育是主要的教育目标之一。换句话说，在杨昌济的教育思想中，他重视、关怀人的“心性”方面的教育。
杨昌济将培养德性看作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在他的言论中多有体现。例如，在他于1892年写的日记中讲：“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是第一等教法，教之本也；讲解经书，其用也，文艺末也。”⑴[p5]此时的杨昌济还是儒学门徒，其教育思想还是贯彻儒学的教育理念的，而在儒学的教育思想中，首要的就是培养人的德性，学生成就了高尚的道德在儒家看来这就达到了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目标本身也就实现了大部分，至于理论性的知识教育到还是其次的目标。这在《论语》中的一些言论有所表述，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比谓之学矣。”（《论语·学尔》）孝、弟、信、爱众以及亲仁在儒学中都是道德原则，孔子认为人只有实践了这些道德原则之后，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而在子夏那里，更是直接的称只要实践了道德原则就可以称之为“学”了。儒学在教育中对于德性的首要关注显然影响了杨昌济，所以在杨昌济早期，他把德性教育看作是教育的首要目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是陈旧的，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里是不合时宜的，如同和那个时代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一样，杨昌济也将目光投向海外，于1903年东渡日本，1919年留学英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在教育的目的上，杨昌济也重新进行了思考，认为“凡教科固有其道德的价值，教授之时固不可不注意于涵养德性，然不可以涵养德性为各教科唯一之目的。”⑴[p116]在《教育学讲义》中，他具体的讨论了教育的目的，认为教育有三个目的：
第一，“教育不可不以与生存于社会之能力与个人，为第一之目的。”杨昌济认为，当前的社会是一个生存竞争激烈加深的社会，“生存竞争，实今世社会之特征，今日之人不能脱出于其祸中。”⑴[p115]在如此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赋予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存于此竞争社会的能力就成为了教育的首要目的。所谓“生存于社会之能力”指的是什么?杨昌济讲:“欲为生存竞争,则于身体、于精神不可不为大活动。”⑴[p115]而所谓“身体、精神的大活动”指的是：1）拥有强健的身体，所以要重视体育教育；2）拥有解决现实问题和具体的科学问题知识以及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技能等，即杨昌济所讨论的“科学之智识”、“言语与数学上之智识”等等。⑴[p115—116]
第二，“教育不可不使儿童能理解现象，能知对之趣味，此教育之第二目的也。”⑴[p117]杨昌基强调指出，强健身体，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技能之后，可以生存于激烈竞争的社会，但这不能称之为“人的生活”，要过人的生活，就必须了解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并对其产生了解、探究的兴趣。从而，一方面可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社会的科学文化知识，启发人生活所必需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慰籍人心，使人忘记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并且获得道德上的修养。“人能有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工业一般之理解，则可浴社会之恩泽，为高尚精神之生活，夫理解此现象，有对之之趣味，因之为高尚精神的生活，乃为人之生活不可缺者也。”⑴[p117]
第三，“教育又不可不养成可得贡献于社会之生存发达之性格，此教育之第三目的。”⑴[p120]尽管近代社会是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但对于个人来说，社会是个人存在的基础和存在的方式，因此处于一个社会，组成一个群体，其中的成员有责任、有义务增进这一群体的整体利益，而在一个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是成员之间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去努力，就要依靠教育，尤其是要注重“心性”的教育，使之成为具有奉献精神、大局观念和良好的德行的社会人。
“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人心的锤炼，使人心具有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造就具有高尚品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能够增进社会整体道德的人；另一方面，将社会道德伦理法则传授给学生，使之明白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如何的待人接物、经世致用。换句话说，“心性”教育强调的是德性、德行的“知行合一”。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强调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的综合教育，但其中，关怀人的“心性”的德育统率其他“三育”（即智育、体育、美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个人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激烈竞争，并且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整体发展，而个人要具有这一为社会、为他人的责任心，就需要“心性”的培育。对“心性”教育的重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特点，杨昌济继承而进一步将其发展。
二、“心性”关怀的理论基础
杨昌济强调以“德育”统率其他“三育”（智育、体育、美育），注重德智体美的综合发展，这一教育思想有着自己的理论支撑：一、“白纸说”；二、“社会人生观”。
所谓“白纸说”，杨昌济论述说：“人之初生，其精神恰如白纸。吾人可有之观念，皆自后天得来，绝无所谓先天观念。”⑴[p120]意思就是说，出生的婴儿，精神是如同白纸一样，什么也没有，一切的知识、观念、道德原则、法律意识等等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天生的蠢人，一切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以要重视教育，教育是“成人之本”。
“白纸说”理论既是知识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就人性论而言，杨昌济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在其先秦的原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分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引起了儒家千古不朽的争论，到了宋明儒学那里，“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理论的提出，在儒家思想层面中比较完美的解决了善恶的问题。而杨昌济提出“白纸说”，认为人之初并没有任何善恶的观念，所有的观念都是后天教育的来，“自日常行为至高尚道德之观念，皆小儿生活于社会之中，与社会之成员相接之时自其感化而得者。”⑴[p120]因此，既然少儿出生时的善恶观念是空白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培养，因此，教育自然不能不重视“德育”，没有良好的后天“德育”的教育，就没有“知耻守荣”的高尚德行。因为如此，杨昌济将教育定义为：“故教育者，乃心性已熟者对于心性未熟者有目的、有方案之意识的感化也。”⑴[p102]
第二个理论的基础是“社会人生观”。杨昌济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培养适应竞争社会的各种能力，并且要造就能以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具有“可得贡献于社会之生存发达之性格”的社会人。因此，他的“社会人生观”就是指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存在着“相互关系”，按照杨昌济的话说就是“无个人则无社会，无社会亦无个人。”⑴[p120]“社会人生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指的是“个人之身体及精神，皆被制约于社会”。⑴[p120]一方面指的是个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依靠整个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各个职业的分工满足了不同人的各种需求；而另一方面，因为人之初生精神犹如“白纸”，一切的观念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日常的行为、高尚的道德观念等，都要通过人生活于社会中，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中、在社会的教育中获得。按照社会与人生的区别，杨昌济区分了两类不同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与个人的教育。社会由个人组成，无个人则无社会。个人要进行自我教育，强调“慎独”，而社会也要教育个人，“社会的教育，非教育社会之意，亦教育个人也。”⑴[p126]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整个社会的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会促进个人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国家的强盛富裕，人民则会多享幸福；反过来，个人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个人服务于社会、增进社会、国家的发展能力，国家也将越来越强盛富强。
“白纸说”与“社会人生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人之初生，精神犹如白纸，一切的道德观念等都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但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又制约个体的身体、精神的成长。所以说，人的善恶德性都是社会、文化等教育熏陶的结果。因此，教育不能不注重个体“德性”、“德行”的培育。这是杨昌济教育思想中“心性”关怀的理论依据。
三、“心性”关怀的现实指向
杨昌济重视教育对人的“心性”的培养，主张德性、德行的“知行合一”，在于他认为“个人不可无公共心，此社会生存发达必要制条件也。”⑴[p122]
杨昌济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多灾多难，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也是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时代。作为一名心忧天下、身怀祖国的知识分子，杨昌济也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爱国、救国的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他对人的“心性”的关怀，其现实意义就在于他认为只有树立个人的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的“公共心”，整个中国才有振兴富强的可能。“吾以为救国之道，舍学末由。”⑴[p198]
杨昌济将教育看作是解救时弊、振兴国邦的重要方略，他认为要实行根本的改革，改变中国落后的历史现状，根本的不在于首先采纳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根本的在于教育国人，使国人树立高尚的、为国的道德情操。他讲“欲图根本之革新，必先救人心之陷溺。国民苟无道德，虽有良法，末有收效。”⑴[p45]教育就在于首先要教化人心，改变腐败的社会道德，确立国家、民族自强精神，然后进行社会的改革才能事半功倍。
杨昌济重视对人的“心性”的教育，主张人的“德性”、“德行”的“知行合一”，自己在教育实践中也切实实践这一理念，而这也获得了学生们的尊敬。毛泽东曾经师从杨昌济，杨昌济以他的高尚的人格、廉洁的品行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获得了毛泽东的尊敬。毛泽东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时，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⑵[p121-122]正是在杨昌济的教导下，一些爱国有为青年组成“新民学会”，探求救国救民的新思路。他们在谈到成立“新民学会”的原因时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⑶[p2]
杨昌济重视对人的“心性”的关怀，倡导以“德育”统率体育、智育、美育等，主张树立社会人的“公共心”，培养一种为国为社会的道德责任。联系实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教育，本质上也是要培养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的社会“公共心”，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明确这一点。而在这一点上，杨昌济的思想可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兴编《杨昌济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新民学会资料》[M]，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关键词：杨昌济；心性；教育；公共心
作为上世纪初的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杨昌济先生一生服膺教育救国理念，并切实行之。杨昌济出身儒学，并且兼通西方学说，其教育思想学贯中西。因此，他的教育理念既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特征，也有着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精华，杨昌济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将两方面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地的融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在教育领域中的代表。其中，他在教育思想中对于人的心性的关注就体现了这一特征。
一、教育思想中的心性关怀
教育并不仅仅指的是传授知识，同样还应该包括培育学生的高尚的德行、强健的体魄等。杨昌济按照教育达到的目的不同将教育区分为两类：体育和智育。其中，体育指的是身体上的锻炼，注重培养学生的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卫生等等一类的教育；智育则指的是对学生精神上的教育，包括传授知识，培养德性，以及美的教育等。概括来说，教育应该包括德育、智育（指的是传授知识）、体育、美育等四个方面。在杨昌济的教育思想中，德育是主要的教育目标之一。换句话说，在杨昌济的教育思想中，他重视、关怀人的“心性”方面的教育。
杨昌济将培养德性看作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在他的言论中多有体现。例如，在他于1892年写的日记中讲：“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是第一等教法，教之本也；讲解经书，其用也，文艺末也。”⑴[p5]此时的杨昌济还是儒学门徒，其教育思想还是贯彻儒学的教育理念的，而在儒学的教育思想中，首要的就是培养人的德性，学生成就了高尚的道德在儒家看来这就达到了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目标本身也就实现了大部分，至于理论性的知识教育到还是其次的目标。这在《论语》中的一些言论有所表述，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比谓之学矣。”（《论语·学尔》）孝、弟、信、爱众以及亲仁在儒学中都是道德原则，孔子认为人只有实践了这些道德原则之后，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而在子夏那里，更是直接的称只要实践了道德原则就可以称之为“学”了。儒学在教育中对于德性的首要关注显然影响了杨昌济，所以在杨昌济早期，他把德性教育看作是教育的首要目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是陈旧的，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里是不合时宜的，如同和那个时代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一样，杨昌济也将目光投向海外，于1903年东渡日本，1919年留学英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在教育的目的上，杨昌济也重新进行了思考，认为“凡教科固有其道德的价值，教授之时固不可不注意于涵养德性，然不可以涵养德性为各教科唯一之目的。”⑴[p116]在《教育学讲义》中，他具体的讨论了教育的目的，认为教育有三个目的：
第一，“教育不可不以与生存于社会之能力与个人，为第一之目的。”杨昌济认为，当前的社会是一个生存竞争激烈加深的社会，“生存竞争，实今世社会之特征，今日之人不能脱出于其祸中。”⑴[p115]在如此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赋予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存于此竞争社会的能力就成为了教育的首要目的。所谓“生存于社会之能力”指的是什么?杨昌济讲:“欲为生存竞争,则于身体、于精神不可不为大活动。”⑴[p115]而所谓“身体、精神的大活动”指的是：1）拥有强健的身体，所以要重视体育教育；2）拥有解决现实问题和具体的科学问题知识以及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技能等，即杨昌济所讨论的“科学之智识”、“言语与数学上之智识”等等。⑴[p115—116]
第二，“教育不可不使儿童能理解现象，能知对之趣味，此教育之第二目的也。”⑴[p117]杨昌基强调指出，强健身体，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技能之后，可以生存于激烈竞争的社会，但这不能称之为“人的生活”，要过人的生活，就必须了解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并对其产生了解、探究的兴趣。从而，一方面可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社会的科学文化知识，启发人生活所必需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慰籍人心，使人忘记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并且获得道德上的修养。“人能有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工业一般之理解，则可浴社会之恩泽，为高尚精神之生活，夫理解此现象，有对之之趣味，因之为高尚精神的生活，乃为人之生活不可缺者也。”⑴[p117]
第三，“教育又不可不养成可得贡献于社会之生存发达之性格，此教育之第三目的。”⑴[p120]尽管近代社会是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但对于个人来说，社会是个人存在的基础和存在的方式，因此处于一个社会，组成一个群体，其中的成员有责任、有义务增进这一群体的整体利益，而在一个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是成员之间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去努力，就要依靠教育，尤其是要注重“心性”的教育，使之成为具有奉献精神、大局观念和良好的德行的社会人。
“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人心的锤炼，使人心具有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造就具有高尚品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能够增进社会整体道德的人；另一方面，将社会道德伦理法则传授给学生，使之明白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如何的待人接物、经世致用。换句话说，“心性”教育强调的是德性、德行的“知行合一”。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强调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的综合教育，但其中，关怀人的“心性”的德育统率其他“三育”（即智育、体育、美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个人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激烈竞争，并且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整体发展，而个人要具有这一为社会、为他人的责任心，就需要“心性”的培育。对“心性”教育的重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特点，杨昌济继承而进一步将其发展。
二、“心性”关怀的理论基础
杨昌济强调以“德育”统率其他“三育”（智育、体育、美育），注重德智体美的综合发展，这一教育思想有着自己的理论支撑：一、“白纸说”；二、“社会人生观”。
所谓“白纸说”，杨昌济论述说：“人之初生，其精神恰如白纸。吾人可有之观念，皆自后天得来，绝无所谓先天观念。”⑴[p120]意思就是说，出生的婴儿，精神是如同白纸一样，什么也没有，一切的知识、观念、道德原则、法律意识等等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天生的蠢人，一切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以要重视教育，教育是“成人之本”。
“白纸说”理论既是知识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就人性论而言，杨昌济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在其先秦的原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分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引起了儒家千古不朽的争论，到了宋明儒学那里，“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理论的提出，在儒家思想层面中比较完美的解决了善恶的问题。而杨昌济提出“白纸说”，认为人之初并没有任何善恶的观念，所有的观念都是后天教育的来，“自日常行为至高尚道德之观念，皆小儿生活于社会之中，与社会之成员相接之时自其感化而得者。”⑴[p120]因此，既然少儿出生时的善恶观念是空白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培养，因此，教育自然不能不重视“德育”，没有良好的后天“德育”的教育，就没有“知耻守荣”的高尚德行。因为如此，杨昌济将教育定义为：“故教育者，乃心性已熟者对于心性未熟者有目的、有方案之意识的感化也。”⑴[p102]
第二个理论的基础是“社会人生观”。杨昌济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培养适应竞争社会的各种能力，并且要造就能以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具有“可得贡献于社会之生存发达之性格”的社会人。因此，他的“社会人生观”就是指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存在着“相互关系”，按照杨昌济的话说就是“无个人则无社会，无社会亦无个人。”⑴[p120]“社会人生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指的是“个人之身体及精神，皆被制约于社会”。⑴[p120]一方面指的是个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依靠整个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各个职业的分工满足了不同人的各种需求；而另一方面，因为人之初生精神犹如“白纸”，一切的观念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日常的行为、高尚的道德观念等，都要通过人生活于社会中，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中、在社会的教育中获得。按照社会与人生的区别，杨昌济区分了两类不同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与个人的教育。社会由个人组成，无个人则无社会。个人要进行自我教育，强调“慎独”，而社会也要教育个人，“社会的教育，非教育社会之意，亦教育个人也。”⑴[p126]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整个社会的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会促进个人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国家的强盛富裕，人民则会多享幸福；反过来，个人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知识的进步、道德的完善。个人服务于社会、增进社会、国家的发展能力，国家也将越来越强盛富强。
“白纸说”与“社会人生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人之初生，精神犹如白纸，一切的道德观念等都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但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又制约个体的身体、精神的成长。所以说，人的善恶德性都是社会、文化等教育熏陶的结果。因此，教育不能不注重个体“德性”、“德行”的培育。这是杨昌济教育思想中“心性”关怀的理论依据。
三、“心性”关怀的现实指向
杨昌济重视教育对人的“心性”的培养，主张德性、德行的“知行合一”，在于他认为“个人不可无公共心，此社会生存发达必要制条件也。”⑴[p122]
杨昌济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多灾多难，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也是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时代。作为一名心忧天下、身怀祖国的知识分子，杨昌济也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爱国、救国的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他对人的“心性”的关怀，其现实意义就在于他认为只有树立个人的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的“公共心”，整个中国才有振兴富强的可能。“吾以为救国之道，舍学末由。”⑴[p198]
杨昌济将教育看作是解救时弊、振兴国邦的重要方略，他认为要实行根本的改革，改变中国落后的历史现状，根本的不在于首先采纳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根本的在于教育国人，使国人树立高尚的、为国的道德情操。他讲“欲图根本之革新，必先救人心之陷溺。国民苟无道德，虽有良法，末有收效。”⑴[p45]教育就在于首先要教化人心，改变腐败的社会道德，确立国家、民族自强精神，然后进行社会的改革才能事半功倍。
杨昌济重视对人的“心性”的教育，主张人的“德性”、“德行”的“知行合一”，自己在教育实践中也切实实践这一理念，而这也获得了学生们的尊敬。毛泽东曾经师从杨昌济，杨昌济以他的高尚的人格、廉洁的品行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获得了毛泽东的尊敬。毛泽东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时，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⑵[p121-122]正是在杨昌济的教导下，一些爱国有为青年组成“新民学会”，探求救国救民的新思路。他们在谈到成立“新民学会”的原因时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⑶[p2]
杨昌济重视对人的“心性”的关怀，倡导以“德育”统率体育、智育、美育等，主张树立社会人的“公共心”，培养一种为国为社会的道德责任。联系实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教育，本质上也是要培养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的社会“公共心”，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明确这一点。而在这一点上，杨昌济的思想可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兴编《杨昌济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新民学会资料》[M]，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