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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界对译者的身份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成果颇丰。如何将理论融入实践以便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问题。该研究借用查明建，田雨提出的译者主体性表现的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刘士聪译文是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从而完美诠释三四十年代文章的。从研究结果可看出，刘士聪先生从文章的选择，文章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渗透的译入语文化意识三个方面阐释了他是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通过分析过程，广大译者可以从中受益。
【关键词】三四十年代作品；刘士聪；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5-0015-02
Liu Shicong’s translation’s elaboration on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iu Mengmeng Liu Zhuyan
【Abstract】Since the Cultural Turn, translation field has giv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ntity of translators. Theoretical analysis concerning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itnesses remarkable growth. How to put the theories into translation practice so as to guide the practice remains a problem. The present study described how Liu Shiconggives full play to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interpret articles of the 1930s to the 1940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study is 4 aspect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hich is propose by Cha Mingjian and TianYu. Liu Shicong’s translation was analyzed through three aspects: choice of articles, translation process, awareness of target literature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translators can benefit from Liu Shicong’s format.
【Key words】the 1930s Liu Shicong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引言
刘士聪先生在其教学及翻译实践过程中很注重“传神”。他说“传神”并不玄妙，“在翻译中，传神主要是指表现作者的语言特征”【sup】[1]24【/sup】。要做到这点，译者需要兼具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美学修养。这也是他强调作为一个好译者必须广泛涉猎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囚。“翻译是由人来做的，翻译的决定因素是译者，是译者在语言、文化和美学方而的修养和创造力。”如果译者读书较少，缺乏这几方而的修养和创造力，就很难译出好作品。刘士聪先生自身的中国文学修养使他能更好的理解和诠释文学作品。同时，刘士聪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译作颇丰，他对英文不仅有感性上的认识，更有理性上的理解和分析，这种经历为他塑造“传神”的译文更增添了砝码【sup】[2]77【/sup】。三四十年代是动荡的年代，也是巨变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内容上反映了当代的文化烙印，思想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没有亲身经历，恐怕任何译者都很难去如实的贴切的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去准确传达了，因此，刘士聪先生对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是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早一点，晚一点，都很难融入到那个年代。这是五六十年代生人的译者无法企及的。时代造就英雄，刘士聪先生独特的生长年代与教育经历使他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最佳译者的不二人选。
1 从文章的选择看译者主体性
本文的素材全部来源于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汉英·英汉美文 翻译与鉴赏》，正如刘士聪在前言中所说：“收入本书的全部文章均由我本人翻译，也可算是我十余年来中译英、英译中短篇作品的集结”【sup】[3]1【/sup】。该书收入四种材料：一、“散文鉴赏”，包括九篇英语散文；二、“散文汉译”，包括四篇英语文章；三、“散文英译”，包括中国当代散文二十三篇；四、“小说英译”，包括中国当代小说九篇，有长有短。刘士聪先生一直从事英汉互译实践，尤为著名的是他的英译，这在《翻译与鉴赏》一书中的篇目安排也可看出。在二十三篇英译文中，超过半数（约十五篇）的文章都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涉及人物回忆，如《鲁迅先生记》《哀互生》；有的以事物喻理，比如《落花生》；还有寓言《老人和他的三个儿子》等等。
文章的选择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方面。刘士聪又是如何发挥主体性来选择以上文章的呢？（1）历史上很多翻译家选择中国古代的经典名著作为翻译对象，最出名的莫过于杨宪益译的《红楼梦》，除此之外《孔子》《孟子》《孙子兵法》等经典之作也早已在外国广为流传。翻译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如果这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只有古代经典，没有当代流行，那么这种结构就是不平衡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刘士聪对当代散文，尤其是二十世纪优秀散文的翻译对完善文化输出结构有很大贡献。（2）《翻译与鉴赏》中散文题材的广泛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译者主体性。译者刘士聪先生之所以选取题材各异的散文，是不无原因的。这对于国外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散文题材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对国外研究中国文学也提供了更具广泛性的语料、文风。
2 从翻译过程看译者主体性【sup】[4]19【/sup】
翻译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最难的莫过于对原文精准的理解。每个时代都有标志自己时代特色的语言，这种特殊的语言时代特色对于五六十年代及以后生人的译者是很难把握的。在这一方面，刘士聪先生显然占据了“天时”的优势。刘士聪先生生于1938年，可谓在三四十年代出生，在三四十年代长大。这样特殊的生长背景使他能最大限度的贴近原文的时代背景，进而更能贴近原文的理解，避免因为时代因素造成的误读。这一点在他翻译艾芜写的《冬夜》中得到了彰显。该文中先后两次出现了“怂恿”一词：
一个人的漂泊生活，我是喜欢打听的，同时车又没有驰来，便怂恿他说了下去。
As I was interested in stories about wanders and since the bus had not arrived yet, I encouraged him to go on.
年轻的妈妈一高兴了，便会怂恿她的孩子把拿着要吃的烧山芋……
The delighted young mother will encourage her baby to …
“怂恿”一词在英文里是有直接的对应词的:instigate 或者entice.但刘先生并没有选择有贬义色彩的instigate/entice，而是选用了有明显褒义色彩的encourage（鼓励），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年代的转换，词的含义、感情色彩也在不断变化，三四十年代的“怂恿”与当今大家常用的“怂恿”在含义和感情色彩上都有所变化。由于刘士聪先生和原作者艾芜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刘士聪1938年生人，《冬夜》1943年发表），不难推断出刘士聪先生对原作者笔下的“怂恿”有着更为贴切的认识，而这是那个时代以后的译者难以企及的。所以原文中虽用了“怂恿”一词，但实际想表达的意思却是“encourage”的含义。根据笔者对“怂恿”一词的考证，以上推理也得到了验证，“怂恿”确有从中性词过渡到贬义词。
除了理解的更到位，刘士聪先生还利用自己深厚的双语功底，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极大发挥了创造性，使译作读起来犹如一气呵成，完全没有“翻译腔”。
…是峨眉山最珍贵的特产之一… （《枯叶蝴蝶》徐迟）
One of the rarest rarities of the mountain …
在译作中，刘士聪先生创造了原文中所没有的修辞方式-押头韵。原文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的修辞成分，但经过译者的揣摩，出现了英文中常用的修辞方式-押头韵，不仅在内容上与原文呼应，更在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创新，塑造了音律美。
此外，在《冬夜》中，刘士聪还把“马路两旁，远远近近都立着灯窗明灿的别墅，向暗蓝的天空静静地微笑着。”翻译成了
The street was lined with fine houses, their illuminated windows beaming quietly towards the dark blue sky.
原文中的“微笑”翻译成了“beaming”一词，但其实，beaming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有笑的含义，另一方面还有发出微弱的光的含义。这种双关手法的运用使译文读起来更有韵味，大大丰富了原作的内容，增添了译作作为独立生命体的美。
3 从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译者的读者意识看译者主体性【sup】[4]19【/sup】
接受美学认为，再好的作品，没有读者来欣赏，都无法体现其价值【sup】[5]8【/sup】。同样，能否让译入语文化读者体会到作品的美也是评价翻译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由于刘士聪先生的译文多发表在美国的文学杂志上，面向群体很广泛，并不局限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这就给译文提出了一个要求：可读性。考虑到读者范围的广泛性和教育程度的大众性，译文需要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内容，应该尽量采用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讲故事。这一方面可以体现在语言的传达方式上而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在有关于文化的翻译上。
语言的表述方式上面，中英文存在很大差异。中文遵循自然语序，即先交代背景知识再陈述主旨；英文遵循凸显语序，先突出主旨，后补充相关背景知识。刘士聪先生任教多年，译作无数，对中英文的表述差异了若指掌，在他的译作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老人和他的三个儿子》中，暧，暧，这样的一个海淹不死、山压不死的人，他活着到底做什么的？
Ai, I wonder if life has any meaning to such a callous creature that cannot even be drowned in the sea or crushed by the mountain？
原作中的中文恰好证实了中文的自然语序，先具体介绍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再给出结论。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到了中英文表述习惯的不同，采取了更符合译入语文化的方式进行翻译，先突出了句子的主旨，再补充说明他是怎么样的人。
在萧红所著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这一点也得到体现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把主题“吝啬而疏远…”放在句尾）
He was miserly, cold or heartless to his servants, his children and even his own father.
（把主题“吝啬而疏远…”提到句子较前部）
另外一个方面是有关于文化的翻译【sup】[6]19【/sup】。三四十年代作品中有不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部分对翻译来说是个难点，不利于读者的理解。比如萧红所著的 《鲁迅先生记》中有这样一句“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着…”，对于“许先生”是不能直接翻译成Mr. Xu 的，原文中的“许先生”指的是鲁迅的妻子。在我国，上一辈的女性中，有出身书香门第，后来德高望重的，到老年可被尊称为“先生”。这个称谓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高的成就和荣誉，比如宋庆龄先生，还有冰心先生。这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如果将“许先生”直接翻译成 Mr. Xu, 会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考虑到这一方面，刘士聪先生采取了更有利于译入语文化读者理解的方式进行翻译“Mrs. Lu”，这样一来，就给广大读者（不求甚解的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减少了阅读障碍，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当代文学。
不管是从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再创作的过程，抑或是针对译入语文化读者做出的翻译策略选择，刘士聪先生极大的发挥了他作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主体性，这对于他完美阐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是必不可少的。
4 结论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文化交流的复杂过程，能否准确的理解原文化则成了决定翻译好坏的重要指标。为了完成这一复杂过程，译者仅仅作为“翻译机器”出现是远远不够的，他更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去构建语言、文化等多层面的通道。好的译者，对中英双语都要求有很好的驾驭能力，驾驭好中文，才能更好理解，驾驭好英文，才能更好的进行“二度创作”，才能把译文塑造成译入语文化中独立的生命体。通过对刘士聪先生的译作的分析我们可看出他是通过何种方式对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阐释的。
参考文献
[1] 王树槐. 刘士聪的文化传诵艺术［J］. US_China Foreign Language,2003:24-28
[2] 马会娟. 一个乐于汉英翻译的人-记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士聪老师［J］.中国翻译,2000（4）:77-78
[3] 刘士聪. 汉英·英汉美文 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4]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3
[5] 屠国元，朱献珑. 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8-13
[6] 黄龙胜. 阐释学与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9-23
【关键词】三四十年代作品；刘士聪；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5-0015-02
Liu Shicong’s translation’s elaboration on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iu Mengmeng Liu Zhuyan
【Abstract】Since the Cultural Turn, translation field has giv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ntity of translators. Theoretical analysis concerning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itnesses remarkable growth. How to put the theories into translation practice so as to guide the practice remains a problem. The present study described how Liu Shiconggives full play to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interpret articles of the 1930s to the 1940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study is 4 aspect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hich is propose by Cha Mingjian and TianYu. Liu Shicong’s translation was analyzed through three aspects: choice of articles, translation process, awareness of target literature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translators can benefit from Liu Shicong’s format.
【Key words】the 1930s Liu Shicong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引言
刘士聪先生在其教学及翻译实践过程中很注重“传神”。他说“传神”并不玄妙，“在翻译中，传神主要是指表现作者的语言特征”【sup】[1]24【/sup】。要做到这点，译者需要兼具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美学修养。这也是他强调作为一个好译者必须广泛涉猎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囚。“翻译是由人来做的，翻译的决定因素是译者，是译者在语言、文化和美学方而的修养和创造力。”如果译者读书较少，缺乏这几方而的修养和创造力，就很难译出好作品。刘士聪先生自身的中国文学修养使他能更好的理解和诠释文学作品。同时，刘士聪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译作颇丰，他对英文不仅有感性上的认识，更有理性上的理解和分析，这种经历为他塑造“传神”的译文更增添了砝码【sup】[2]77【/sup】。三四十年代是动荡的年代，也是巨变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内容上反映了当代的文化烙印，思想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没有亲身经历，恐怕任何译者都很难去如实的贴切的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去准确传达了，因此，刘士聪先生对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是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早一点，晚一点，都很难融入到那个年代。这是五六十年代生人的译者无法企及的。时代造就英雄，刘士聪先生独特的生长年代与教育经历使他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最佳译者的不二人选。
1 从文章的选择看译者主体性
本文的素材全部来源于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汉英·英汉美文 翻译与鉴赏》，正如刘士聪在前言中所说：“收入本书的全部文章均由我本人翻译，也可算是我十余年来中译英、英译中短篇作品的集结”【sup】[3]1【/sup】。该书收入四种材料：一、“散文鉴赏”，包括九篇英语散文；二、“散文汉译”，包括四篇英语文章；三、“散文英译”，包括中国当代散文二十三篇；四、“小说英译”，包括中国当代小说九篇，有长有短。刘士聪先生一直从事英汉互译实践，尤为著名的是他的英译，这在《翻译与鉴赏》一书中的篇目安排也可看出。在二十三篇英译文中，超过半数（约十五篇）的文章都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涉及人物回忆，如《鲁迅先生记》《哀互生》；有的以事物喻理，比如《落花生》；还有寓言《老人和他的三个儿子》等等。
文章的选择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方面。刘士聪又是如何发挥主体性来选择以上文章的呢？（1）历史上很多翻译家选择中国古代的经典名著作为翻译对象，最出名的莫过于杨宪益译的《红楼梦》，除此之外《孔子》《孟子》《孙子兵法》等经典之作也早已在外国广为流传。翻译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如果这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只有古代经典，没有当代流行，那么这种结构就是不平衡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刘士聪对当代散文，尤其是二十世纪优秀散文的翻译对完善文化输出结构有很大贡献。（2）《翻译与鉴赏》中散文题材的广泛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译者主体性。译者刘士聪先生之所以选取题材各异的散文，是不无原因的。这对于国外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散文题材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对国外研究中国文学也提供了更具广泛性的语料、文风。
2 从翻译过程看译者主体性【sup】[4]19【/sup】
翻译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最难的莫过于对原文精准的理解。每个时代都有标志自己时代特色的语言，这种特殊的语言时代特色对于五六十年代及以后生人的译者是很难把握的。在这一方面，刘士聪先生显然占据了“天时”的优势。刘士聪先生生于1938年，可谓在三四十年代出生，在三四十年代长大。这样特殊的生长背景使他能最大限度的贴近原文的时代背景，进而更能贴近原文的理解，避免因为时代因素造成的误读。这一点在他翻译艾芜写的《冬夜》中得到了彰显。该文中先后两次出现了“怂恿”一词：
一个人的漂泊生活，我是喜欢打听的，同时车又没有驰来，便怂恿他说了下去。
As I was interested in stories about wanders and since the bus had not arrived yet, I encouraged him to go on.
年轻的妈妈一高兴了，便会怂恿她的孩子把拿着要吃的烧山芋……
The delighted young mother will encourage her baby to …
“怂恿”一词在英文里是有直接的对应词的:instigate 或者entice.但刘先生并没有选择有贬义色彩的instigate/entice，而是选用了有明显褒义色彩的encourage（鼓励），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年代的转换，词的含义、感情色彩也在不断变化，三四十年代的“怂恿”与当今大家常用的“怂恿”在含义和感情色彩上都有所变化。由于刘士聪先生和原作者艾芜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刘士聪1938年生人，《冬夜》1943年发表），不难推断出刘士聪先生对原作者笔下的“怂恿”有着更为贴切的认识，而这是那个时代以后的译者难以企及的。所以原文中虽用了“怂恿”一词，但实际想表达的意思却是“encourage”的含义。根据笔者对“怂恿”一词的考证，以上推理也得到了验证，“怂恿”确有从中性词过渡到贬义词。
除了理解的更到位，刘士聪先生还利用自己深厚的双语功底，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极大发挥了创造性，使译作读起来犹如一气呵成，完全没有“翻译腔”。
…是峨眉山最珍贵的特产之一… （《枯叶蝴蝶》徐迟）
One of the rarest rarities of the mountain …
在译作中，刘士聪先生创造了原文中所没有的修辞方式-押头韵。原文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的修辞成分，但经过译者的揣摩，出现了英文中常用的修辞方式-押头韵，不仅在内容上与原文呼应，更在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创新，塑造了音律美。
此外，在《冬夜》中，刘士聪还把“马路两旁，远远近近都立着灯窗明灿的别墅，向暗蓝的天空静静地微笑着。”翻译成了
The street was lined with fine houses, their illuminated windows beaming quietly towards the dark blue sky.
原文中的“微笑”翻译成了“beaming”一词，但其实，beaming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有笑的含义，另一方面还有发出微弱的光的含义。这种双关手法的运用使译文读起来更有韵味，大大丰富了原作的内容，增添了译作作为独立生命体的美。
3 从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译者的读者意识看译者主体性【sup】[4]19【/sup】
接受美学认为，再好的作品，没有读者来欣赏，都无法体现其价值【sup】[5]8【/sup】。同样，能否让译入语文化读者体会到作品的美也是评价翻译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由于刘士聪先生的译文多发表在美国的文学杂志上，面向群体很广泛，并不局限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这就给译文提出了一个要求：可读性。考虑到读者范围的广泛性和教育程度的大众性，译文需要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内容，应该尽量采用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讲故事。这一方面可以体现在语言的传达方式上而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在有关于文化的翻译上。
语言的表述方式上面，中英文存在很大差异。中文遵循自然语序，即先交代背景知识再陈述主旨；英文遵循凸显语序，先突出主旨，后补充相关背景知识。刘士聪先生任教多年，译作无数，对中英文的表述差异了若指掌，在他的译作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老人和他的三个儿子》中，暧，暧，这样的一个海淹不死、山压不死的人，他活着到底做什么的？
Ai, I wonder if life has any meaning to such a callous creature that cannot even be drowned in the sea or crushed by the mountain？
原作中的中文恰好证实了中文的自然语序，先具体介绍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再给出结论。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到了中英文表述习惯的不同，采取了更符合译入语文化的方式进行翻译，先突出了句子的主旨，再补充说明他是怎么样的人。
在萧红所著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这一点也得到体现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把主题“吝啬而疏远…”放在句尾）
He was miserly, cold or heartless to his servants, his children and even his own father.
（把主题“吝啬而疏远…”提到句子较前部）
另外一个方面是有关于文化的翻译【sup】[6]19【/sup】。三四十年代作品中有不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部分对翻译来说是个难点，不利于读者的理解。比如萧红所著的 《鲁迅先生记》中有这样一句“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着…”，对于“许先生”是不能直接翻译成Mr. Xu 的，原文中的“许先生”指的是鲁迅的妻子。在我国，上一辈的女性中，有出身书香门第，后来德高望重的，到老年可被尊称为“先生”。这个称谓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高的成就和荣誉，比如宋庆龄先生，还有冰心先生。这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如果将“许先生”直接翻译成 Mr. Xu, 会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考虑到这一方面，刘士聪先生采取了更有利于译入语文化读者理解的方式进行翻译“Mrs. Lu”，这样一来，就给广大读者（不求甚解的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减少了阅读障碍，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当代文学。
不管是从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再创作的过程，抑或是针对译入语文化读者做出的翻译策略选择，刘士聪先生极大的发挥了他作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主体性，这对于他完美阐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是必不可少的。
4 结论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文化交流的复杂过程，能否准确的理解原文化则成了决定翻译好坏的重要指标。为了完成这一复杂过程，译者仅仅作为“翻译机器”出现是远远不够的，他更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去构建语言、文化等多层面的通道。好的译者，对中英双语都要求有很好的驾驭能力，驾驭好中文，才能更好理解，驾驭好英文，才能更好的进行“二度创作”，才能把译文塑造成译入语文化中独立的生命体。通过对刘士聪先生的译作的分析我们可看出他是通过何种方式对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阐释的。
参考文献
[1] 王树槐. 刘士聪的文化传诵艺术［J］. US_China Foreign Language,2003:24-28
[2] 马会娟. 一个乐于汉英翻译的人-记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士聪老师［J］.中国翻译,2000（4）:77-78
[3] 刘士聪. 汉英·英汉美文 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4]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3
[5] 屠国元，朱献珑. 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8-13
[6] 黄龙胜. 阐释学与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