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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博物馆藏有一幅清代人物画家王素的绘画作品，在众多书画藏品中显得尤为特别，因为这幅作品被画家冠上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刺虎歌图》。
翻看史料，发现只有一首清代文学家袁枚所作的《刺虎歌》与之相符，袁枚的《刺虎歌》与王素的《刺虎歌图》是否具有关联呢？笔者由此幅绘画作品与《刺虎歌》的关系入手，试图探究画家是如何以图画方式去表现诗歌的故事情节与美学特质的，以及绘画作品在转译文学作品时会牵涉到的一些问题。
《刺虎歌图》的画家、所绘时间与内容
王素（1794—1877）字小梅，晚号逊之，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幼师鲍芥田，又多临华岩，凡人物、花鸟、走兽、虫鱼，无不入妙。道光初与魏小眠、王应祥并驾。自毁书拙，每晨必临数百字，至老无间。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克扬州，迁邵伯，又迁郭村，逾年返扬。有请画南北斗星君像，乃诣蕃厘观图其塑像为稿本，其虚心若此。篆刻效法汉印，为画名所掩。卒年八十四。其《二湘图》及《春雷起蛰图》，现在日本。
此幅《刺虎歌图》纵32.5厘米，横129厘米，纸本设色。（图1）
左上方画家题：
“九殿鼕鼕鸣战鼓，万朵花迎一只虎，女儿中有有心人，诡说侬家是公主，公主姿容世寡双，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须向虎语，洞房请解军中装，一杯复一杯，沉沉虎竟醉，刃此小于莬，下报先皇帝，银烛千條撒帐光，（红烛）白虹一道冲天气，（冲天起），妾手纤纤软玉枝，事成不成为可知，妾心耿耿精金炼，刺虎还如刺绣时。一刀初刺虎犹纵，三刀四刀虎不动，带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还小用。吁嗟乎！城可倾，山可平。搃是区区一点诚，君不见滔天狂寇是谁斩，霹雳不能美人敢。袁简斋，太史刺虎歌，甲辰谷雨后二日写于竹里旧馆。邗上小某王素。”钤白文方印“王素”。（图2）
从题款上看《刺虎歌图》绘于甲辰年，而王素生卒年为（1794—1877），其中只有1844年为甲辰年。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一般在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之间。“竹里旧馆”应该是王素书房的雅号。因此《刺虎歌图》所作的时间为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谷雨之后的第二日，绘画地点在王素书房竹里旧馆，而描绘的内容正是袁简斋《太史刺虎歌》的故事情节。
袁简斋即清代文学家袁枚（1716—1797），字子才，晚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官江宁（今南京）知县。以诗名闻于时。著《小仓山房集》《随园诗录》。袁枚所作的《刺虎歌》，全名是《费宫人刺虎歌》，据清代文士陆次云的《费宫人传》所记：
费宫人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宫女，专门服侍长平公主。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仓皇逃赴煤山自缢，行前，他以袖遮眼，挥剑斫断长平公主的左臂。费宫人救主心切，于是易装假扮公主，自投罗网，被李自成赏赐给罗姓猛将。费宫人于新婚之夜刺死烂醉如泥的“丈夫”，然后自尽而死。
《刺虎歌图》的构图研究
此图是描绘《刺虎歌》的内容，那么画家是如何理解诗句中的语言，并将它们转化成图像的？
《刺虎歌》是一篇叙事诗歌，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运用了长短相间、节奏变化丰富的诗句，而这些诗文的特质，在此画中以高超的技术被转化为了图像。
首先，在表现《刺虎歌》诗文的意义方面，画家使用了三种表现方法以转译诗文的含义：暗示法、象征法和省略法。
1.暗示法：时间进程的画面表达
在此画中，时间的进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一组物件作为暗示。（图3）
第一个阶段的暗示是床旁边的衣架，上面挂满了衣物，有盔甲、外衣，还有一把归鞘的宝剑。这与《刺虎歌》中“笑捋虎须向虎语，洞房请解军中装”的诗句相吻合。它暗示罗虎在费宫人劝说下除掉了衣裳，最关键是除掉了佩剑，这一阶段正是费宫人假装顺从投敌，使出怀柔招式，用温柔降低罗虎的防卫之心的巧妙计谋。（图4）
第二个阶段的暗示则是画面右下部的桌椅和桌上的物件。我们可以看到，此处有一个方形的桌子，上面放置了蜡烛、酒壶、几个盘子，还有一顶老虎帽。而桌子上方和左方分别是一张太师椅和圆椅，我们可以想象将费宫人和罗虎还原至此，正是罗虎坐太师椅，费宫人坐圆椅上一杯一杯劝罗虎喝酒的场景，甚至可以看到罗虎酒醉将帽子脱下的情形，正是“一杯复一杯，沉沉虎竟醉”。（图5）
第三个阶段：酒醉的罗虎在床上撑着手臂斜卧休息。（图6）
第四个阶段则是画面中重点表现的一幕：在房间的另一端，费宫人手拿尖刀蹑手蹑脚地向罗虎靠近。（图7）
费宫人典雅清丽的形象与罗虎满面胡渣、粗鄙不堪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费宫人细腻敏感的心灵与罗虎麻木不觉的重重隔膜，令人体会到她别无选择的宿命感。
画面的连续性被重复出现的竖向线条所强化，间隔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阶段。（图8）
2.象征法：在表现空间的深入感方面，画家颇有能力。他将费宫人与罗虎之间的空白处完全留白，彼此间未设任何阻碍物作为间隔，所有繁缛的细节全部置于故事中心场景的边缘，比如罗虎床边放置的衣架和床前的桌子。这些精心的设计如同构置舞台剧一般，道具布置得不差分毫，具有界定人物活动空间的功能。
还有一处细节，画家用透视画法将绘墙、床以及帷幔呈现出立体感，向右45°延伸，表现出房间的深度。这些线条圈出了罗虎房间的范围，制造出密不透风的空间压迫感。这样的构图，有一种相当纷乱不安的视觉效果。这几处场景的组合可视为罗虎势力范围的象征，费宫人偏居画面一隅，持刀进入房间，正是深入虎穴的最后抗争。（图9）
画家界定了这个故事场景的空间和背景，创造出了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画面中如果没有画上的《刺虎歌》文字，也不会影响观者的观看过程。
3.省略法：《刺虎歌》在开始简单交代了故事发展的背景：“九殿鼕鼕鸣战鼓，万朵花迎一只虎，女儿中有有心人，诡说侬家是公主”虽然没有详细说明“女儿”的具体身份，但我们可以提取到几个信息点：a、“鸣战鼓”说明是发生在战乱期间；b、“万朵花迎一只虎”表示事件发生在女子与一只虎之间，而联系后文可知此虎非彼虎，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指代李自成名将罗虎。C、“诡说侬家是公主”说明此女子是假装公主。 而这几句诗在画面上并没有相对应地表现出来，这是画家省略掉的部分。
但是将这幅画与《刺虎歌》对照，便发现画中省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妾手纤纤软玉枝，事成不成为可知，妾心耿耿精金炼，刺虎还如刺绣时。一刀初刺虎犹纵，三刀四刀虎不动，带血抽刀啼向天。”费宫人怀着对先皇的崇敬，一刀一刀将心中的仇人罗虎刺死，然后在国破家亡的绝望中自尽殉国。这是《刺虎歌》中最为悲壮感人的时刻，袁枚更咏叹：“君不见滔天狂寇是谁斩，霹雳不能美人敢。”由衷地为地位卑下的费宫人所显示出的巨大勇气所赞颂，此时将观者的情感煽动到最高峰。但是为何王素会删减掉诗中最精彩的一幕呢？
这也许可以视为画家别具一格的“留白”。画家采取册页和片段式构图，来表现这个动人的故事。要在一幅作品中表现一个故事的完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册页不能像手卷一样分成时间先后发展的单元小节，只能选择最具表现力的一个瞬间。画家虽然有文本作参考，但他采用的是自己擅长的画面语言来表现故事。
画家对故事情节、节奏以及情感的表达
诗歌需要循序渐进的叙述故事，酝酿情绪，而绘画却可以单刀直入截取刹那的精彩。画家为费宫人描绘上艳丽的红色衣衫，以致观者欣赏此图时第一眼便会被画中的红衣女子所吸引，她柔美秀丽，纤纤玉手却拿着一把尖利的刀刃。这样的对比给了观者无比强烈的好奇心，观者不禁会想：这是怎样的女子？她为何会有如此举动？随即目光转向旁边在床上卧床睥睨的男子，这里的气氛相当闲适、轻松，和此对比的是画面左边紧张和危险的气氛。她和这名男子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一连串问题在观者脑中连续蹦出，观者会迫不及待地寻求答案。这样戏剧化的构图将《刺虎歌》中最矛盾、也是最精彩的一幕定格在画面上。画家并没有将费宫人刺杀罗虎的一幕画出，而是将重点放在费宫人实施刺杀行动的一刹那，通过设立期待值，让观者感染到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紧张感。这种绷着一根弦的情节设置，将故事的前因后果通过细节暗示出来，同时把观众的目光永远聚焦于费宫人勇敢无畏、贞烈忠节的美丽脸庞。画家为观众画出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而非最终刺杀成功的答案。他将历史拉回画面，复原当时精彩一幕，将对费宫人的评价提供给观者。
诗歌通过修辞性语言为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故事特殊的氛围，而画家则通过自己的历史观、是非观掌控画笔的叙事模式和阐释模式。陆次云在《费宫人传》文末感叹道：“夫子云：‘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小人，宦官宫妾也。宫妾如费、魏，宦官如王承恩，即丈夫君子，何以过耶？余传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号为君子而不为君子者。”
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在所有人逃避惶恐、见利忘义时，地位低下的费宫人却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在分崩离析的变革时期，费宫人的独战虽然无法阻挡历史的巨轮，但她无所畏惧、矢志不渝的精神令我们崇敬与称颂。画家试图通过费宫人的故事来激励世人摆脱苟且妥协、柔弱顺从，为着目标勇敢前行。
清代中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行将寿终正寝，文人们深感世态炎凉，感叹个人的命运如同妇人一样不能自我主宰，他们所画仕女或伫立秋风，或凭栏远眺，所以此时的人物画，尤其是仕女画以柔弱为审美情趣，多表现仕女闺阁生活，表现幽怨之态，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格调。
王素此幅《刺虎歌图》却在一众自怨自艾的仕女画中选择了烈女杀寇的故事。费宫人舍身刺虎，不为自己的命运所屈服，她的故事浓重而悲伤，王素的画却在悲怆之中依然透露着希望，他从费宫人唇边的笑容表达自己由衷的赞美。在画中将费宫人描绘得秀美娴雅，线条流畅工整，透出一种文人画的韵味，而题材的选择与构图的矛盾制造流露出强烈的个性和对传统的变革意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格调，画面秀整典雅，而内里却蕴含危机，王素的人物画成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孕囊而出。
翻看史料，发现只有一首清代文学家袁枚所作的《刺虎歌》与之相符，袁枚的《刺虎歌》与王素的《刺虎歌图》是否具有关联呢？笔者由此幅绘画作品与《刺虎歌》的关系入手，试图探究画家是如何以图画方式去表现诗歌的故事情节与美学特质的，以及绘画作品在转译文学作品时会牵涉到的一些问题。
《刺虎歌图》的画家、所绘时间与内容
王素（1794—1877）字小梅，晚号逊之，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幼师鲍芥田，又多临华岩，凡人物、花鸟、走兽、虫鱼，无不入妙。道光初与魏小眠、王应祥并驾。自毁书拙，每晨必临数百字，至老无间。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克扬州，迁邵伯，又迁郭村，逾年返扬。有请画南北斗星君像，乃诣蕃厘观图其塑像为稿本，其虚心若此。篆刻效法汉印，为画名所掩。卒年八十四。其《二湘图》及《春雷起蛰图》，现在日本。
此幅《刺虎歌图》纵32.5厘米，横129厘米，纸本设色。（图1）
左上方画家题：
“九殿鼕鼕鸣战鼓，万朵花迎一只虎，女儿中有有心人，诡说侬家是公主，公主姿容世寡双，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须向虎语，洞房请解军中装，一杯复一杯，沉沉虎竟醉，刃此小于莬，下报先皇帝，银烛千條撒帐光，（红烛）白虹一道冲天气，（冲天起），妾手纤纤软玉枝，事成不成为可知，妾心耿耿精金炼，刺虎还如刺绣时。一刀初刺虎犹纵，三刀四刀虎不动，带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还小用。吁嗟乎！城可倾，山可平。搃是区区一点诚，君不见滔天狂寇是谁斩，霹雳不能美人敢。袁简斋，太史刺虎歌，甲辰谷雨后二日写于竹里旧馆。邗上小某王素。”钤白文方印“王素”。（图2）
从题款上看《刺虎歌图》绘于甲辰年，而王素生卒年为（1794—1877），其中只有1844年为甲辰年。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一般在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之间。“竹里旧馆”应该是王素书房的雅号。因此《刺虎歌图》所作的时间为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谷雨之后的第二日，绘画地点在王素书房竹里旧馆，而描绘的内容正是袁简斋《太史刺虎歌》的故事情节。
袁简斋即清代文学家袁枚（1716—1797），字子才，晚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官江宁（今南京）知县。以诗名闻于时。著《小仓山房集》《随园诗录》。袁枚所作的《刺虎歌》，全名是《费宫人刺虎歌》，据清代文士陆次云的《费宫人传》所记：
费宫人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宫女，专门服侍长平公主。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仓皇逃赴煤山自缢，行前，他以袖遮眼，挥剑斫断长平公主的左臂。费宫人救主心切，于是易装假扮公主，自投罗网，被李自成赏赐给罗姓猛将。费宫人于新婚之夜刺死烂醉如泥的“丈夫”，然后自尽而死。
《刺虎歌图》的构图研究
此图是描绘《刺虎歌》的内容，那么画家是如何理解诗句中的语言，并将它们转化成图像的？
《刺虎歌》是一篇叙事诗歌，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运用了长短相间、节奏变化丰富的诗句，而这些诗文的特质，在此画中以高超的技术被转化为了图像。
首先，在表现《刺虎歌》诗文的意义方面，画家使用了三种表现方法以转译诗文的含义：暗示法、象征法和省略法。
1.暗示法：时间进程的画面表达
在此画中，时间的进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一组物件作为暗示。（图3）
第一个阶段的暗示是床旁边的衣架，上面挂满了衣物，有盔甲、外衣，还有一把归鞘的宝剑。这与《刺虎歌》中“笑捋虎须向虎语，洞房请解军中装”的诗句相吻合。它暗示罗虎在费宫人劝说下除掉了衣裳，最关键是除掉了佩剑，这一阶段正是费宫人假装顺从投敌，使出怀柔招式，用温柔降低罗虎的防卫之心的巧妙计谋。（图4）
第二个阶段的暗示则是画面右下部的桌椅和桌上的物件。我们可以看到，此处有一个方形的桌子，上面放置了蜡烛、酒壶、几个盘子，还有一顶老虎帽。而桌子上方和左方分别是一张太师椅和圆椅，我们可以想象将费宫人和罗虎还原至此，正是罗虎坐太师椅，费宫人坐圆椅上一杯一杯劝罗虎喝酒的场景，甚至可以看到罗虎酒醉将帽子脱下的情形，正是“一杯复一杯，沉沉虎竟醉”。（图5）
第三个阶段：酒醉的罗虎在床上撑着手臂斜卧休息。（图6）
第四个阶段则是画面中重点表现的一幕：在房间的另一端，费宫人手拿尖刀蹑手蹑脚地向罗虎靠近。（图7）
费宫人典雅清丽的形象与罗虎满面胡渣、粗鄙不堪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费宫人细腻敏感的心灵与罗虎麻木不觉的重重隔膜，令人体会到她别无选择的宿命感。
画面的连续性被重复出现的竖向线条所强化，间隔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阶段。（图8）
2.象征法：在表现空间的深入感方面，画家颇有能力。他将费宫人与罗虎之间的空白处完全留白，彼此间未设任何阻碍物作为间隔，所有繁缛的细节全部置于故事中心场景的边缘，比如罗虎床边放置的衣架和床前的桌子。这些精心的设计如同构置舞台剧一般，道具布置得不差分毫，具有界定人物活动空间的功能。
还有一处细节，画家用透视画法将绘墙、床以及帷幔呈现出立体感，向右45°延伸，表现出房间的深度。这些线条圈出了罗虎房间的范围，制造出密不透风的空间压迫感。这样的构图，有一种相当纷乱不安的视觉效果。这几处场景的组合可视为罗虎势力范围的象征，费宫人偏居画面一隅，持刀进入房间，正是深入虎穴的最后抗争。（图9）
画家界定了这个故事场景的空间和背景，创造出了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画面中如果没有画上的《刺虎歌》文字，也不会影响观者的观看过程。
3.省略法：《刺虎歌》在开始简单交代了故事发展的背景：“九殿鼕鼕鸣战鼓，万朵花迎一只虎，女儿中有有心人，诡说侬家是公主”虽然没有详细说明“女儿”的具体身份，但我们可以提取到几个信息点：a、“鸣战鼓”说明是发生在战乱期间；b、“万朵花迎一只虎”表示事件发生在女子与一只虎之间，而联系后文可知此虎非彼虎，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指代李自成名将罗虎。C、“诡说侬家是公主”说明此女子是假装公主。 而这几句诗在画面上并没有相对应地表现出来，这是画家省略掉的部分。
但是将这幅画与《刺虎歌》对照，便发现画中省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妾手纤纤软玉枝，事成不成为可知，妾心耿耿精金炼，刺虎还如刺绣时。一刀初刺虎犹纵，三刀四刀虎不动，带血抽刀啼向天。”费宫人怀着对先皇的崇敬，一刀一刀将心中的仇人罗虎刺死，然后在国破家亡的绝望中自尽殉国。这是《刺虎歌》中最为悲壮感人的时刻，袁枚更咏叹：“君不见滔天狂寇是谁斩，霹雳不能美人敢。”由衷地为地位卑下的费宫人所显示出的巨大勇气所赞颂，此时将观者的情感煽动到最高峰。但是为何王素会删减掉诗中最精彩的一幕呢？
这也许可以视为画家别具一格的“留白”。画家采取册页和片段式构图，来表现这个动人的故事。要在一幅作品中表现一个故事的完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册页不能像手卷一样分成时间先后发展的单元小节，只能选择最具表现力的一个瞬间。画家虽然有文本作参考，但他采用的是自己擅长的画面语言来表现故事。
画家对故事情节、节奏以及情感的表达
诗歌需要循序渐进的叙述故事，酝酿情绪，而绘画却可以单刀直入截取刹那的精彩。画家为费宫人描绘上艳丽的红色衣衫，以致观者欣赏此图时第一眼便会被画中的红衣女子所吸引，她柔美秀丽，纤纤玉手却拿着一把尖利的刀刃。这样的对比给了观者无比强烈的好奇心，观者不禁会想：这是怎样的女子？她为何会有如此举动？随即目光转向旁边在床上卧床睥睨的男子，这里的气氛相当闲适、轻松，和此对比的是画面左边紧张和危险的气氛。她和这名男子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一连串问题在观者脑中连续蹦出，观者会迫不及待地寻求答案。这样戏剧化的构图将《刺虎歌》中最矛盾、也是最精彩的一幕定格在画面上。画家并没有将费宫人刺杀罗虎的一幕画出，而是将重点放在费宫人实施刺杀行动的一刹那，通过设立期待值，让观者感染到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紧张感。这种绷着一根弦的情节设置，将故事的前因后果通过细节暗示出来，同时把观众的目光永远聚焦于费宫人勇敢无畏、贞烈忠节的美丽脸庞。画家为观众画出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而非最终刺杀成功的答案。他将历史拉回画面，复原当时精彩一幕，将对费宫人的评价提供给观者。
诗歌通过修辞性语言为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故事特殊的氛围，而画家则通过自己的历史观、是非观掌控画笔的叙事模式和阐释模式。陆次云在《费宫人传》文末感叹道：“夫子云：‘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小人，宦官宫妾也。宫妾如费、魏，宦官如王承恩，即丈夫君子，何以过耶？余传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号为君子而不为君子者。”
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在所有人逃避惶恐、见利忘义时，地位低下的费宫人却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在分崩离析的变革时期，费宫人的独战虽然无法阻挡历史的巨轮，但她无所畏惧、矢志不渝的精神令我们崇敬与称颂。画家试图通过费宫人的故事来激励世人摆脱苟且妥协、柔弱顺从，为着目标勇敢前行。
清代中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行将寿终正寝，文人们深感世态炎凉，感叹个人的命运如同妇人一样不能自我主宰，他们所画仕女或伫立秋风，或凭栏远眺，所以此时的人物画，尤其是仕女画以柔弱为审美情趣，多表现仕女闺阁生活，表现幽怨之态，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格调。
王素此幅《刺虎歌图》却在一众自怨自艾的仕女画中选择了烈女杀寇的故事。费宫人舍身刺虎，不为自己的命运所屈服，她的故事浓重而悲伤，王素的画却在悲怆之中依然透露着希望，他从费宫人唇边的笑容表达自己由衷的赞美。在画中将费宫人描绘得秀美娴雅，线条流畅工整，透出一种文人画的韵味，而题材的选择与构图的矛盾制造流露出强烈的个性和对传统的变革意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格调，画面秀整典雅，而内里却蕴含危机，王素的人物画成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孕囊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