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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2007年沪深股市发行A股的1461家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在研究中采用了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用以反映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发现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公司盈利水平和政府监管政策有关。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关键词】会计政策组合选择；极端组合；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外许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除了考察企业选择或变更单个会计政策如存货发出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LIFOl或先进先出法(FIFO)等不同的会计政策的动因以外(Abdel，1985；Arcelus＆Trenholm，1991；Frankel＆Trezevant。1994；Huclh-es.Schwartz＆Thakor，1995；Fredinanad，2001；Tan.2002)。还对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的表现和动因进行了探讨。其中。Zmi—jewski和Hagerman(1981)的研究最为著名。他们的会计程序组合选择研究证明，管理者可以选择不同的会计程序组合来获得当期最佳盈利额，但进行院外游说的公司(Watts和Zimmer，man的研究样本，1978)采用极端组合的比例显著高于一般公司(Hagerman和Zmijewski的研究样本，1979)。这一结论表明有效契约观和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观都在发生效力。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研究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早期的会计规范相对统一，企业所用会计政策的同质特征使得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研究难以进行。2000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于开始允许很多备选方法的使用，如折旧计提的加速折旧法、存货发出计价的后进先出法、所得税核算的纳税影响会计法以及要求计提四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等，会计选择组合研究逐渐增多。梁杰等(2004)以东北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治理对于会计程序组合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颜敏等(2004、2006)以2001年沪深股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多样性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田昆儒、姚会娟(2008)对2003-2005年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现状及成因进行了研究。研究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主要与证券市场监管因素相关。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设定了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个计量属性，使公允价值重新得以应用，并且有些内容超前设计，如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相关业务影响广泛而深刻。2007年上市公司面临的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并未变化，因此本文预期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将呈现出与以前年度不同的特征和动因，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新选择。
为了证明上述判断是否准确，本文以下部分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大样本的统计检验，以期对新会计准则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做更准确的描述。
二、样本选择与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描述
研究所需会计政策选择及盈利信息通过查阅2007年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获得，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来源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上市公司资讯网(www.cnlist.com)。上市公司再融资信息还来自新浪股票与财经网(stock.finance.sina.com.cn)提供的2007年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信息。行业分类和代码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提供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为准。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全部采用手工方式录入。样本选取标准是：在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并具有相关期间的会计信息资料，以此共选取了1461家上市公司作为全部分析样本。表1披露了1 461家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用情况。
上市公司2007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政策中，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折旧计提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否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转回、坏账准备是否转回等政策的选择，其公司特征具有差异性(因篇幅有限，差异显著性分析过程略)。
其中，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公司盈利水平和政府监管政策有关，主要取决于是否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是否计划再融资，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高管人员变更的多少等因素。鉴于此，在以下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分析中，有必要对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五项政策进行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低值易耗品的价值一般不大，对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在以下分析中不再考虑。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只以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四项政策为例进行分析。
本文假定采用加权平均法、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不转回等政策均会减少当期报告盈利；而采用先进先出法、确认正的或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坏账准备转回均会增加当期报告盈利。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政策，本文依据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多少来判断其增减。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中，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63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额是负数，而选择成本法的1 295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正数，所以本文将公允价值计量归为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成本法归为增加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毋庸置疑，这些定义带有某些误差，这种会计政策分类仅就一般意义来说。参见表20
如果每种会计政策均有两种程序选择，则上述四种会计政策可以有16种组合供企业选择。为了检验各因素对每种组合的影响，必须确定这1 6种组合对盈利的影响程度。
从四种政策发生的频率和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来看，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盈利影响程度最大、最重要；先进先出法、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虽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发生频率较少；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发生的频率较多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少。因此假设某一给定会计政策组合对盈利产生的影响对所有企业都一样，同时再提出以下假定，据以评价不同政策组合对盈利的影响。
1 假定四种会计政策对利润影响程度相同。这个假设使得对报告盈利的影响由16种组合减少到5种，表3中即为5个策略的栏目， 策略值的高低表示选择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越小，策略值越低。增加盈利和减少盈利的两个极端组合(1和16)别被设为“1”和“15”。只有—个减少盈利政策的组合用“2”表示，拥有两个减少盈利政策的所有组合用“3’’表示，依此类推。
2 假定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只是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政策的一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则是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一半。在这一假定下，16种组合减少为10种组合，表3中即为10个策略的栏目，第10种策略即四种减少盈利的政策全部使用时，策略值计算如表3所示。
设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a，则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分别为a／2，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874。四种方法都使用的策略值为a a／2 a／2 a／4=2.25a。
依此类推，可以分别计算出表3中其他9种组合的策略值(如表4所示)。
表3列示了上市公司全部样本、扭亏样本和高盈利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的比较结果。经过比较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可以发现，扭亏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大于高盈利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1.49％、0.27％、0.81％；高盈利样本采用减少盈利极端组合的频率大于扭亏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0.54％、0、0.22％。这一结果表明，扭亏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增加盈利的迹象，而高盈利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调减利润的迹象。
将表3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比较(颜敏，2006)，可以发现，2001年ST样本、配股样本、国有股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较高，且大于总体样本，分别为28.26％、23.53％、20.94％、19.60％，远远高于2007年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比例：另一方面，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没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这一结果表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以增加盈利为出发点，其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调增利润尤以ST公司、配股公司和国有股上市公司为甚；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但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很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
将表3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Hao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会计政策组合与国外的明显差别。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中选择极端组合的比例分别为12％及35％。两个样本比例的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是进行院外游说的企业。两个样本中的极端组合有两种，一种是全部增加盈利的组合，一种是全部减少盈利的组合。其中两个样本中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9％和23.53％，采用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3.33％和11.77％。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混合程序的组合，如表1中的选择第10个组合的公司占全部样本的67 92％。
三、影响因素分析及研究假定
反映公司特征变量的选择及其假设是基于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考虑。
(一)证券市场监管因素及假设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知，对证券市场监管规定的迎合和规避是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意欲扭亏的公司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长久保持上市资格，预备再融资的公司和高盈利企业也将会计政策选择当作经常性的盈余管理手段(颜敏，2005)。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对上市公司虽有调增利润的客观作用，但是，由于退市管制和再融资管制并未撤销，因而证券市场监管效应依然存在。
如果再融资管制有效，那么，计划在当年和以后年度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会努力使本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再融资管制决定的标准，因此该类公司有可能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相反，在当年已实际进行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预计其在本年度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释放以前年度积累的包袱——为了再融资而尽量少计提和摊销的费用或提前预计的收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计划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H1-2：“实际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由于退市管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会较多地采用会计政策选择的方式规避该管制。其中以前年度亏损的公司会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以达到扭亏的目的；高盈利的公司会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努力均衡公司各年的盈利。本文高盈利是指当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全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的公司。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6.06％，所以高盈利变量是指净资产收益率高于16.06％的公司。
H1-3：“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H1-4：“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二)盈利能力因素及假设
由于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预期的盈利水平。因此盈利水平较低的公司肯定不愿意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待考察的变量。
H2：净资产收益率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三)偿债能力因素及假设
资产负债率是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本文选择这一个指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资产负债率越高越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
H1-3：资产负债率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四)分红计划因素及假设
根据分红计划假设，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具有调增当期利润的动机，因而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不可能采取调减利润的会计变更策略。本文选取是否实行年薪制和高管人员是否持股作为反映分红计划假设的研究变量。虽然我国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经理人员获得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途径有很多，如通过提高盈利增加晋升的机会(吴东辉，2001)、通过配股或增发股票从筹得的权益资本中谋取好处(张为国、王霞，2004)，但笔者仍希望证明实行年薪制和持股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越是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越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
H4：高管人员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五)高管人员变更因素及假设
Beatty和Weber(2003)发现预计到变更当年公司会有巨额损失且更换了管理者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调减报告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提高亏损幅度，为以后留置盈余。他们认为，那些用过去可怜的业绩来解释损失幅度的新的高管人员，其“大清洗”的动机也许更高。李增泉(2001，2003)、朱红军(2002)也发现当我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会发生大清洗、计提秘密准备等盈余管理现象，并证明其变更概率与变更前的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颜志元(2006)认为当公司管理层变更时，新管理层为与原管理层划清界限，同时为自己今后的业绩埋下伏笔，在上任初期有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巨额冲销”的动机。本文假设发生高管人员变更的公司很有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尽可能将较差的经营业绩推卸到前任身上。李增泉、朱红军将控股股东变更作为高管人员变更的替代变量，颜志元将董事长变更与执行总裁变更一并考虑。笔者认为，就会计政策选择而言，高管人员比控股股东更有实施权力的空间；而高管人员中，总经理或执行总裁比董事长更能关注到会计政策选择。因此本文的高管人员变更仅仅指公司总经理发生变更。提出以下假设：
H5：高管人员变更因素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六)政治成本因素及假设
本文选取资产规模的对数作为反映政治成本假设的研究变量。本文假定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愿意选择减少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
H6：资产规模对数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上述各变量定义及预期符号如表5。表5中预期符号是指上市公司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的可能性。“ ”表示极有可能选择减少盈利会计政策，“一”表示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会计政策。
四、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了解会计政策选择策略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为此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
从5个策略和10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更大，因此下文的回归分析将只针对5个策略的情况进行。从各个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计划再融资、实际再融资、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变更和规模等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低，因此去掉这5个变量，选取另外的4个变量扭亏、高盈利、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为了避免4个因素之间相关性过高。有必要对4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略)，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扭亏、高盈利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高。为避免在模型中出现复共线性问题。所以舍去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这样就剩3个变量参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表7显示，模型的F值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用该模型来描述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因素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信。但Adj-R2只有0.0123，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性较弱。表明该模型亟待改进。另外，模型中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2，表明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atson值为0.975，经查表可知模型没有序列相关问题。
就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言，扭亏变量NL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呈负相关，假设H1-3得到验证；高盈利变量LP的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平滑盈余的目的仍然存在，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成正相关，假设H1-4得到验证。
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程度来讲。NL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5104，LP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3433，说明扭亏和高盈利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影响较大且相近。高于第3个变量LEV，即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和高盈利是决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重要因素。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策略i=α0 α1NL α2LP aα3LEV ξα1 (1)
模型c1)中各自变量解释如下：
扭亏NL(一)：越是扭亏公司，越会选择增加盈利的会计政策以摆脱困境。此时策略值小：
高盈利LP( )：越是高盈利公司，越要选择减少盈利的政策以平滑盈余，此时策略值大；
资产负债率LEV(－)：资产负债率越低的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越会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此时策略值大。
表6反映了影响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几个主要因素。从回归模型的构成来看，扭亏和高盈利变量相对于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五、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共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使用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盈利水平和监管政策有关。
2 与2001年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只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不同，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且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更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
3 从会计政策组合分布来看。采用极端组合的公司主要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扭亏公司一般不会选择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与国外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
4 扭亏和高盈利变量相对于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是样本在时间上的群集，所有样本都选自2007年，这意味着数据之间存在横向相关，变量的系数标准差被低估，系数的显著性被提高。此外本文建立的模型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改进。
【关键词】会计政策组合选择；极端组合；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外许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除了考察企业选择或变更单个会计政策如存货发出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LIFOl或先进先出法(FIFO)等不同的会计政策的动因以外(Abdel，1985；Arcelus＆Trenholm，1991；Frankel＆Trezevant。1994；Huclh-es.Schwartz＆Thakor，1995；Fredinanad，2001；Tan.2002)。还对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的表现和动因进行了探讨。其中。Zmi—jewski和Hagerman(1981)的研究最为著名。他们的会计程序组合选择研究证明，管理者可以选择不同的会计程序组合来获得当期最佳盈利额，但进行院外游说的公司(Watts和Zimmer，man的研究样本，1978)采用极端组合的比例显著高于一般公司(Hagerman和Zmijewski的研究样本，1979)。这一结论表明有效契约观和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观都在发生效力。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研究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早期的会计规范相对统一，企业所用会计政策的同质特征使得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研究难以进行。2000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于开始允许很多备选方法的使用，如折旧计提的加速折旧法、存货发出计价的后进先出法、所得税核算的纳税影响会计法以及要求计提四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等，会计选择组合研究逐渐增多。梁杰等(2004)以东北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治理对于会计程序组合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颜敏等(2004、2006)以2001年沪深股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多样性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田昆儒、姚会娟(2008)对2003-2005年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现状及成因进行了研究。研究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主要与证券市场监管因素相关。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设定了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个计量属性，使公允价值重新得以应用，并且有些内容超前设计，如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相关业务影响广泛而深刻。2007年上市公司面临的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并未变化，因此本文预期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将呈现出与以前年度不同的特征和动因，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新选择。
为了证明上述判断是否准确，本文以下部分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大样本的统计检验，以期对新会计准则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做更准确的描述。
二、样本选择与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描述
研究所需会计政策选择及盈利信息通过查阅2007年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获得，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来源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上市公司资讯网(www.cnlist.com)。上市公司再融资信息还来自新浪股票与财经网(stock.finance.sina.com.cn)提供的2007年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信息。行业分类和代码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提供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为准。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全部采用手工方式录入。样本选取标准是：在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并具有相关期间的会计信息资料，以此共选取了1461家上市公司作为全部分析样本。表1披露了1 461家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用情况。
上市公司2007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政策中，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折旧计提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否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转回、坏账准备是否转回等政策的选择，其公司特征具有差异性(因篇幅有限，差异显著性分析过程略)。
其中，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公司盈利水平和政府监管政策有关，主要取决于是否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是否计划再融资，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高管人员变更的多少等因素。鉴于此，在以下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分析中，有必要对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五项政策进行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低值易耗品的价值一般不大，对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在以下分析中不再考虑。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只以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四项政策为例进行分析。
本文假定采用加权平均法、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不转回等政策均会减少当期报告盈利；而采用先进先出法、确认正的或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坏账准备转回均会增加当期报告盈利。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政策，本文依据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多少来判断其增减。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中，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63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额是负数，而选择成本法的1 295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正数，所以本文将公允价值计量归为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成本法归为增加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毋庸置疑，这些定义带有某些误差，这种会计政策分类仅就一般意义来说。参见表20
如果每种会计政策均有两种程序选择，则上述四种会计政策可以有16种组合供企业选择。为了检验各因素对每种组合的影响，必须确定这1 6种组合对盈利的影响程度。
从四种政策发生的频率和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来看，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盈利影响程度最大、最重要；先进先出法、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虽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发生频率较少；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发生的频率较多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少。因此假设某一给定会计政策组合对盈利产生的影响对所有企业都一样，同时再提出以下假定，据以评价不同政策组合对盈利的影响。
1 假定四种会计政策对利润影响程度相同。这个假设使得对报告盈利的影响由16种组合减少到5种，表3中即为5个策略的栏目， 策略值的高低表示选择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越小，策略值越低。增加盈利和减少盈利的两个极端组合(1和16)别被设为“1”和“15”。只有—个减少盈利政策的组合用“2”表示，拥有两个减少盈利政策的所有组合用“3’’表示，依此类推。
2 假定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只是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政策的一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则是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一半。在这一假定下，16种组合减少为10种组合，表3中即为10个策略的栏目，第10种策略即四种减少盈利的政策全部使用时，策略值计算如表3所示。
设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a，则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分别为a／2，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874。四种方法都使用的策略值为a a／2 a／2 a／4=2.25a。
依此类推，可以分别计算出表3中其他9种组合的策略值(如表4所示)。
表3列示了上市公司全部样本、扭亏样本和高盈利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的比较结果。经过比较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可以发现，扭亏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大于高盈利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1.49％、0.27％、0.81％；高盈利样本采用减少盈利极端组合的频率大于扭亏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0.54％、0、0.22％。这一结果表明，扭亏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增加盈利的迹象，而高盈利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调减利润的迹象。
将表3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比较(颜敏，2006)，可以发现，2001年ST样本、配股样本、国有股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较高，且大于总体样本，分别为28.26％、23.53％、20.94％、19.60％，远远高于2007年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比例：另一方面，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没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这一结果表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以增加盈利为出发点，其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调增利润尤以ST公司、配股公司和国有股上市公司为甚；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但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很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
将表3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Hao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会计政策组合与国外的明显差别。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中选择极端组合的比例分别为12％及35％。两个样本比例的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是进行院外游说的企业。两个样本中的极端组合有两种，一种是全部增加盈利的组合，一种是全部减少盈利的组合。其中两个样本中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9％和23.53％，采用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3.33％和11.77％。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混合程序的组合，如表1中的选择第10个组合的公司占全部样本的67 92％。
三、影响因素分析及研究假定
反映公司特征变量的选择及其假设是基于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考虑。
(一)证券市场监管因素及假设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知，对证券市场监管规定的迎合和规避是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意欲扭亏的公司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长久保持上市资格，预备再融资的公司和高盈利企业也将会计政策选择当作经常性的盈余管理手段(颜敏，2005)。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对上市公司虽有调增利润的客观作用，但是，由于退市管制和再融资管制并未撤销，因而证券市场监管效应依然存在。
如果再融资管制有效，那么，计划在当年和以后年度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会努力使本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再融资管制决定的标准，因此该类公司有可能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相反，在当年已实际进行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预计其在本年度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释放以前年度积累的包袱——为了再融资而尽量少计提和摊销的费用或提前预计的收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计划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H1-2：“实际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由于退市管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会较多地采用会计政策选择的方式规避该管制。其中以前年度亏损的公司会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以达到扭亏的目的；高盈利的公司会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努力均衡公司各年的盈利。本文高盈利是指当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全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的公司。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6.06％，所以高盈利变量是指净资产收益率高于16.06％的公司。
H1-3：“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H1-4：“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二)盈利能力因素及假设
由于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预期的盈利水平。因此盈利水平较低的公司肯定不愿意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待考察的变量。
H2：净资产收益率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三)偿债能力因素及假设
资产负债率是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本文选择这一个指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资产负债率越高越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
H1-3：资产负债率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四)分红计划因素及假设
根据分红计划假设，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具有调增当期利润的动机，因而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不可能采取调减利润的会计变更策略。本文选取是否实行年薪制和高管人员是否持股作为反映分红计划假设的研究变量。虽然我国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经理人员获得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途径有很多，如通过提高盈利增加晋升的机会(吴东辉，2001)、通过配股或增发股票从筹得的权益资本中谋取好处(张为国、王霞，2004)，但笔者仍希望证明实行年薪制和持股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越是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越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
H4：高管人员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五)高管人员变更因素及假设
Beatty和Weber(2003)发现预计到变更当年公司会有巨额损失且更换了管理者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调减报告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提高亏损幅度，为以后留置盈余。他们认为，那些用过去可怜的业绩来解释损失幅度的新的高管人员，其“大清洗”的动机也许更高。李增泉(2001，2003)、朱红军(2002)也发现当我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会发生大清洗、计提秘密准备等盈余管理现象，并证明其变更概率与变更前的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颜志元(2006)认为当公司管理层变更时，新管理层为与原管理层划清界限，同时为自己今后的业绩埋下伏笔，在上任初期有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巨额冲销”的动机。本文假设发生高管人员变更的公司很有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尽可能将较差的经营业绩推卸到前任身上。李增泉、朱红军将控股股东变更作为高管人员变更的替代变量，颜志元将董事长变更与执行总裁变更一并考虑。笔者认为，就会计政策选择而言，高管人员比控股股东更有实施权力的空间；而高管人员中，总经理或执行总裁比董事长更能关注到会计政策选择。因此本文的高管人员变更仅仅指公司总经理发生变更。提出以下假设：
H5：高管人员变更因素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六)政治成本因素及假设
本文选取资产规模的对数作为反映政治成本假设的研究变量。本文假定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愿意选择减少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
H6：资产规模对数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上述各变量定义及预期符号如表5。表5中预期符号是指上市公司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的可能性。“ ”表示极有可能选择减少盈利会计政策，“一”表示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会计政策。
四、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了解会计政策选择策略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为此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
从5个策略和10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更大，因此下文的回归分析将只针对5个策略的情况进行。从各个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计划再融资、实际再融资、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变更和规模等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低，因此去掉这5个变量，选取另外的4个变量扭亏、高盈利、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为了避免4个因素之间相关性过高。有必要对4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略)，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扭亏、高盈利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高。为避免在模型中出现复共线性问题。所以舍去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这样就剩3个变量参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表7显示，模型的F值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用该模型来描述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因素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信。但Adj-R2只有0.0123，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性较弱。表明该模型亟待改进。另外，模型中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2，表明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atson值为0.975，经查表可知模型没有序列相关问题。
就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言，扭亏变量NL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呈负相关，假设H1-3得到验证；高盈利变量LP的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平滑盈余的目的仍然存在，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成正相关，假设H1-4得到验证。
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程度来讲。NL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5104，LP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3433，说明扭亏和高盈利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影响较大且相近。高于第3个变量LEV，即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和高盈利是决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重要因素。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策略i=α0 α1NL α2LP aα3LEV ξα1 (1)
模型c1)中各自变量解释如下：
扭亏NL(一)：越是扭亏公司，越会选择增加盈利的会计政策以摆脱困境。此时策略值小：
高盈利LP( )：越是高盈利公司，越要选择减少盈利的政策以平滑盈余，此时策略值大；
资产负债率LEV(－)：资产负债率越低的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越会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此时策略值大。
表6反映了影响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几个主要因素。从回归模型的构成来看，扭亏和高盈利变量相对于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五、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共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使用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盈利水平和监管政策有关。
2 与2001年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只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不同，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且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更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
3 从会计政策组合分布来看。采用极端组合的公司主要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扭亏公司一般不会选择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与国外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
4 扭亏和高盈利变量相对于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是样本在时间上的群集，所有样本都选自2007年，这意味着数据之间存在横向相关，变量的系数标准差被低估，系数的显著性被提高。此外本文建立的模型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