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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苑茵为翻译家、我国已故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的夫人。
——本刊注
1940年前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是一名不安分的学生。这并非是我调皮捣蛋，而是思想激进，参加左派组织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抗敌文艺习作会、读书会、妇女慰劳会、复旦剧社等。
当时学校里的三青团、蓝衣社、复兴社等是和我们针锋相对的组织。他们是国民党政权的维护者，我们是被监视者。在那个时代，双方的斗争很激烈。而我又是位出头露面、个头儿高大的女学生，则成了校方训导处的注意对象。
在嘉陵江畔的不远处，有个特殊的学校叫“战时儿童保育学院”。院长即是陶行知先生，李鹏的母亲赵君陶也是该院的负责人之一。学生的来源多是抗战时期无家可归或是父母参加抗日的子弟。
一天，复旦的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和训导长温崇信先生想借鉴陶先生的育人方式，便带领几个不同思想和不同年龄的学生一同前往参观，其中有我参加。
我们乘坐一只木船沿嘉陵江顺流而下，一路上青山绿水，百鸟齐鸣，风和日丽，微风拂面。我们这几个无家的流亡学生，在教务长和训导长的带领下，参观闻名遐迩的教育家办的学校，就好像由家长带着孩子旅游一样，心情特别激动。大家有的打逗取乐，有的哼出抗战的歌曲。忽然训导长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有人向我反映，在我们的学校里，左倾的同学之间彼此有一种暗号，互相一看，便知道是志同道合者，从而可以串连了。”说完他环顾了一下在场的同学们。
我听完他的话，心中暗想，好容易大家出来迎着阳光，在碧水蓝天中欣赏一下大自然的风光，他却又开始找茬儿训人了。
船上的学生由欢乐变得很低沉。这时只听到船桨在水中拍起浪花的声音，浪花溅到身上。划呀划，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家登岸离船。岸上站着一位40岁左右的学者。他身穿蓝色中山装，理着平头，足登一双单鞋。在他的身边，还有两个20来岁的老师陪同。经过介绍，终于知道他就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农家大院，并未见到里面的学生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而是一排排整齐的土坯房。房门上挂着分门别类的牌子，有的是教室、有的是厂房、有的是实验室，还有的是教师休息室。在抗日战争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栖身之处，就是得天独厚了。
当我们来到厂房时，看见几个学生正在那里劳动。他们个个都会车钳铣刨。有的在木头上雕出花纹，有的做桌椅。听说学生们的桌椅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我们又来到生物研究室，房里有许多小动物，如洁白红眼的小兔子、美丽花尾的山鸡等。它们都是喜欢生物的学生们自己从山里捉来的。
陶先生说：“我们上午学习书本上的东西，下午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这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星期天我带他们到郊区去打猎，我相信从我这里出去的学生能文能武，将来他们还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听后，我对陶先生的乐观和可亲的样子肃然起敬，便问他，若是碰到有思想问题的学生，您会怎么办？
陶先生望了望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年轻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有自命不凡的、思想左右倾的，有想谈恋爱的、有想当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甚至还有想当总统的。这都是正常现象，没有想象便没有奋进。”
另一个同学问道：“陶先生，能举一个例子给我们吗?”
这时孙教务长在一旁说：“年轻人的问题多，今天打扰陶先生了，他可是很忙呀。”
陶先生摆摆手说：“年轻人有问题，说明他们在思考。我上课讲完了内容，一定要留出十分钟让他们提些问题。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你怎么能知道他们的活思想。”
我们的训导长对陶先生的教育方针很感兴趣，便向他请教关于学生思想教育的问题。
陶先生说：“我的办法很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对和错，因为我没有时间啰嗦。比如说，有一个学生的脾气很特别，他沉默寡言，看见不满意的事情，有时就会动手打人。同学们向我反映，要我给他警告处分。我调查了他的情况，写了一张纸条，请他在某日某时某地等我。
“日子到了，我来到教室，看见他已经坐在那里，面带愁容，低头思索。我走进教室，微笑着向他点头，并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糖给他说：‘吃糖吧，你很守时，我迟到了。’他接过糖，握在手中，脸上松弛下来。
“我第二句话问他：‘你经常打人是不是？’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打过人，那是我的错。但是有些事情我控制不住。’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他说：‘你承认那是错，今后改正就是好的。’又问他：‘你最近又打了你的同学，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对女同学不礼貌，有时讨嫌，我看不惯。’听完后，我告诉他他的方法错了，同学应该互相帮助，不能动手。同学之间都是内部矛盾，只有对付敌人，才要狠狠地打。然后，我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方糖，告诉他，这块糖是我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在这里办学，对你们抱有无限的期望。
“他听完后一言不发，十分感动，眼睛里含着泪水。这个学生从此成为了最勤奋最努力的好学生。”
我和几个同学听完陶先生的教育方法，都转过头去看我们的训导长。陶先生又接着说：“年轻人的思想活跃，我们只能引导他们，未来的中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应该做出贡献。你们不要形而上学，目前我们的大方向无论左右，关键是大家齐心抗日，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不要将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这就是我办教育的目标。”
那一次听陶先生谈教育方法，很受启发，他对学生独特的教育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爱他的学生，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生。
如今，我这个已经87岁的老妪，还对陶先生的教育方针记忆犹新：要以“爱的教育”引导我们未来的接班人。
责编/曹阳
——本刊注
1940年前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是一名不安分的学生。这并非是我调皮捣蛋，而是思想激进，参加左派组织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抗敌文艺习作会、读书会、妇女慰劳会、复旦剧社等。
当时学校里的三青团、蓝衣社、复兴社等是和我们针锋相对的组织。他们是国民党政权的维护者，我们是被监视者。在那个时代，双方的斗争很激烈。而我又是位出头露面、个头儿高大的女学生，则成了校方训导处的注意对象。
在嘉陵江畔的不远处，有个特殊的学校叫“战时儿童保育学院”。院长即是陶行知先生，李鹏的母亲赵君陶也是该院的负责人之一。学生的来源多是抗战时期无家可归或是父母参加抗日的子弟。
一天，复旦的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和训导长温崇信先生想借鉴陶先生的育人方式，便带领几个不同思想和不同年龄的学生一同前往参观，其中有我参加。
我们乘坐一只木船沿嘉陵江顺流而下，一路上青山绿水，百鸟齐鸣，风和日丽，微风拂面。我们这几个无家的流亡学生，在教务长和训导长的带领下，参观闻名遐迩的教育家办的学校，就好像由家长带着孩子旅游一样，心情特别激动。大家有的打逗取乐，有的哼出抗战的歌曲。忽然训导长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有人向我反映，在我们的学校里，左倾的同学之间彼此有一种暗号，互相一看，便知道是志同道合者，从而可以串连了。”说完他环顾了一下在场的同学们。
我听完他的话，心中暗想，好容易大家出来迎着阳光，在碧水蓝天中欣赏一下大自然的风光，他却又开始找茬儿训人了。
船上的学生由欢乐变得很低沉。这时只听到船桨在水中拍起浪花的声音，浪花溅到身上。划呀划，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家登岸离船。岸上站着一位40岁左右的学者。他身穿蓝色中山装，理着平头，足登一双单鞋。在他的身边，还有两个20来岁的老师陪同。经过介绍，终于知道他就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农家大院，并未见到里面的学生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而是一排排整齐的土坯房。房门上挂着分门别类的牌子，有的是教室、有的是厂房、有的是实验室，还有的是教师休息室。在抗日战争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栖身之处，就是得天独厚了。
当我们来到厂房时，看见几个学生正在那里劳动。他们个个都会车钳铣刨。有的在木头上雕出花纹，有的做桌椅。听说学生们的桌椅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我们又来到生物研究室，房里有许多小动物，如洁白红眼的小兔子、美丽花尾的山鸡等。它们都是喜欢生物的学生们自己从山里捉来的。
陶先生说：“我们上午学习书本上的东西，下午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这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星期天我带他们到郊区去打猎，我相信从我这里出去的学生能文能武，将来他们还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听后，我对陶先生的乐观和可亲的样子肃然起敬，便问他，若是碰到有思想问题的学生，您会怎么办？
陶先生望了望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年轻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有自命不凡的、思想左右倾的，有想谈恋爱的、有想当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甚至还有想当总统的。这都是正常现象，没有想象便没有奋进。”
另一个同学问道：“陶先生，能举一个例子给我们吗?”
这时孙教务长在一旁说：“年轻人的问题多，今天打扰陶先生了，他可是很忙呀。”
陶先生摆摆手说：“年轻人有问题，说明他们在思考。我上课讲完了内容，一定要留出十分钟让他们提些问题。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你怎么能知道他们的活思想。”
我们的训导长对陶先生的教育方针很感兴趣，便向他请教关于学生思想教育的问题。
陶先生说：“我的办法很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对和错，因为我没有时间啰嗦。比如说，有一个学生的脾气很特别，他沉默寡言，看见不满意的事情，有时就会动手打人。同学们向我反映，要我给他警告处分。我调查了他的情况，写了一张纸条，请他在某日某时某地等我。
“日子到了，我来到教室，看见他已经坐在那里，面带愁容，低头思索。我走进教室，微笑着向他点头，并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糖给他说：‘吃糖吧，你很守时，我迟到了。’他接过糖，握在手中，脸上松弛下来。
“我第二句话问他：‘你经常打人是不是？’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打过人，那是我的错。但是有些事情我控制不住。’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他说：‘你承认那是错，今后改正就是好的。’又问他：‘你最近又打了你的同学，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对女同学不礼貌，有时讨嫌，我看不惯。’听完后，我告诉他他的方法错了，同学应该互相帮助，不能动手。同学之间都是内部矛盾，只有对付敌人，才要狠狠地打。然后，我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方糖，告诉他，这块糖是我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在这里办学，对你们抱有无限的期望。
“他听完后一言不发，十分感动，眼睛里含着泪水。这个学生从此成为了最勤奋最努力的好学生。”
我和几个同学听完陶先生的教育方法，都转过头去看我们的训导长。陶先生又接着说：“年轻人的思想活跃，我们只能引导他们，未来的中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应该做出贡献。你们不要形而上学，目前我们的大方向无论左右，关键是大家齐心抗日，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不要将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这就是我办教育的目标。”
那一次听陶先生谈教育方法，很受启发，他对学生独特的教育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爱他的学生，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生。
如今，我这个已经87岁的老妪，还对陶先生的教育方针记忆犹新：要以“爱的教育”引导我们未来的接班人。
责编/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