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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公共领域的消失。
现代科技带来了种种烦恼，而最烦人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些新技术明显把我的生活变得更糟。它们还不断换着花招，变本加厉。趁着现在我还能对这些新技术发发牢骚，过不了一两年，那些推销“酷玩意儿”的家伙们就会无情地告诉我“顺应潮流吧，老头子!”。
我倒不是反对科技发展。在我看来，数字语音邮件和电话来电显示是20世纪后期两个真正“伟大”的发明，它们携手打破了电话铃声的“残暴统治”。同时，我多么喜欢我的黑莓手机啊!有了它，处理那些又长又烦人的电子邮件时，我只需发几行电报一样的短信就行了。收件人还不得不感激我，因为有劳了我的大拇指。还有消噪耳机，一带上它，就可以立马消除频移产生的白噪音，甚至连邻居家电视产生的、最顽固的低频噪音都可以屏蔽掉，我喜欢!再有，神奇的DVD技术和高清电视屏幕，使我免除了去电影院的麻烦，再不用踩着放映厅粘腻的地板，听那些粗鲁的家伙边看电影边嘀嘀咕咕，看那些“食客”张嘴大嚼爆米花了。爽!
对我来说，“隐私”指的不是把自己的私生活隐藏起来、闲人免进，而是不必闯入别人的私生活中。所以，尽管我最喜欢的把玩都是具有加强隐私保护功能的物件，但任何新技术，只要不强迫我非要“与之俱进”，我也能和它相安无事。如果你愿意每天花一个小时去处理自己放在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或者你觉得用电子阅读器Kindle看简·奥斯丁的小说跟看印刷版的纸书没什么区别，或者你认为游戏“侠盗飞车4”(Grand Theft Auto IV)是继瓦格纳之后最杰出的“综合艺术”作品，我真心为你高兴，只要你不打扰别人。
然而，技术的发展让我无法忍受的是，烦恼永远缠绕着你，就像旧创伤一直余痛未了。就以机场候机室的电视为例，上面播放的电视节目，十个旅客中，如果有一个会积极观赏(除非播放足球比赛)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其余那九个只能消极忍耐干扰。一年年过去，所有的机场都变成了这样，这看上去是小事一桩，却让寻常旅人的旅行生活质量明显降低。
或者，另一个例子：厂商有预谋地淘汰了原本很好的软件，代之以蹩脚的新产品。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字处理程序WordPerfect 5.0，如今市面上能买到的任何一台电脑都已无法运行它。当然，理论上来讲，你仍然可以在Windows系统的DOS模拟窗口中运行它，但是那个仿DOS环境的窗口实在太小、太粗糙，感觉好像Microsoft在故意“嘲弄”我们，谁叫我们不喜欢功能繁多的庞然大物呢!就桌面出版功能而言，WordPerfect 5.0的确有点原始，但对于只想用它来写作的作家来说，它是无可比拟的。它简洁、没有程序漏洞、内存占用极少，但这么优秀的文字处理程序，居然最终还是被功能繁多、内存占用大、运行不稳定的Word垄断了市场，被一棒打出局去。当初，要不是我把几台385、486旧电脑收集进办公室的储物间里，现在根本就不能再用WordPerfect了。如今，我只剩下最后一台486可用了。不过我得小心，如果我发送的文件格式是“全能”Word程序识别不了的，就免不了招来对方的厌烦。“现在是Word时代了，老头子，扔掉你的老古董吧。”
然而，这些只是小问题。有一项技术的发展，确确实实给社会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尽管此项技术遗患不绝，但今天，如果你胆敢公开抱怨它的话，你肯定会遭到众人的冷嘲热讽。这个东西，就是手机。
仅仅10多年以前，在我的居住的纽约市，公共空间仍然受到共同维护，没被侵扰。在社区里，公民们互相尊重，各留余地，不会把无聊的家长里短搬出来，变成流言蜚语。10多年前的生活，尚未完全被絮絮叨叨的闲聊所掌控，看见手拿诺基亚的人，人们还将他看成是招摇摆阔之徒。或者，说得厚道些，手机和拐杖差不多，虽然有用，但总归是种麻烦或累赘。
然而，90年代末，从“香烟文化”到“手机文化”的转变，不知不觉地在纽约拉开了帷幕。从前。人们衬衫口袋里装的还是万宝路，现在却是摩托罗拉·从前，孤芳自赏的佳人手里拿的、嘴里叼着的是一支香烟，以此来博取回头率，现在，美女招摇过市、吸引眼球的方式却是在和一个重要人进行通话——可惜那人不是你。从前，长途旅行后的人们一下飞机，就拨弄打火机，现在却是按下快捷播号。每天一包烟的习惯，变成了每个月给移动电话商送上几百块话费。于是，烟雾污染变成了噪音污染。尽管“污染源”突然间变了，但在餐厅、机场等公共场所里，自律的大多数还是要遭受不自觉的少数人迫害，这层关系似乎亘古不变。真有点毛骨悚然。
回到1998年，那是我刚刚戒烟不久，我会坐在地铁上，看着那些乘客神经质地把手机开了又关，或是把奶嘴一样的手机天线(那时的手机都有这么个玩意儿)叼在嘴里，或是像攥着母亲的手一样，静静地握着手机。那时候，我几乎为他们感到难过。将来会是什么情形呢?纽约真的将要变成“手机瘾君子”之城吗?满大街都是这种人，梦游般地走在便道上，边走边打手机，谈些无聊的个人琐事?在公众场合是否还需要自制自律的公共道德呢?我没有答案。
结果不用我说，根本无需交锋，手机就大获全胜。手机不象某些现代新事物，例如治疗多动症的利他林(Ritalin)或超大雨伞(会妨碍路上其他行人)，受到普通百姓的坚决抵制，大快人心。众多文章、专栏和读者来信都对滥用手机的现象大倒苦水，甚至痛加斥骂，结果呢?抱怨痛斥之辞日益尖锐，滥用手机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不过，乱象似乎到头了。人们的投诉还是得到了些许处理，一些聊胜于无的小措施得以出台。例如，美国铁路客运公司(Amtrak)推出了“安静车厢”，餐厅、影院和体育馆里也张贴了小小的告示牌，哀求大家注意自制。仅此而已。于是，手机技术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根本不怕再遭批评，因为批评得再多，也不过是些陈腔滥调。“别少见多怪了，老头子。”
正当你感觉司空见惯了的时候，更糟的还在后面。挡在你车子前面的那个家伙占着超车道，只顾打手机，把车开得奇慢，你不气得七窍生烟才怪?往好处想想，我们商业文化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打手机闲扯的司机也有他的道理，错的反而是我们。那些灵活自主的话费套餐多有吸引力啊!更有无上限通话时间优惠!是我们落伍啦。按照这种商业文化逻辑，假如我们生这些司机的气，那准是因为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打手机的乐趣。总而言之，我们怎么了?为何不轻松点儿，与众同乐?也掏出我们的手机，和家人朋友聊聊天，就在超车道上，打个痛快吧!
当社会评论家受到周围的压力而陷入沉默后，缺乏公德心的人并不会因此而突然懂事起来，他们只会变得更加粗鲁。目前，有一个日益恶化的“全国流行病”——购物者跟店员结帐时只顾着打电话。就在我居住的曼哈顿街区里，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付款的顾客是一位刚从某所贵族学校毕业的年轻白人妇女，收款的店员则是一位与之年纪相仿、但出 身较低的当地黑人或拉美裔妇女。当然，如果你期望她能跟店员互相交流感情，或指望她能明白你想跟她交流的一片苦心，那不过是开明人士的自作多情。只要想想女店员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酬劳又低，她对你所表现出的不耐烦或冷淡，也就情有可原了。从最坏的角度来说，她也只是不够敬业而已。但是，你不能因此就罔顾道义，对她视若无睹。尽管确实有的店员似乎对这种无礼漠然处之，然而，如果顾客只顾一味打着手机，连跟她们正经说两秒钟话的时间都不给，那么，大部分店员显然都会感到不满、生气或难过。不用说，这种无礼的顾客就跟高速公路上打手机神聊的司机一样，美滋滋地，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惹人讨厌。根据我的经验，后面排队的人越多，这号人就越有可能用信用卡支付1.98美元的帐单。更要命的是，还不是那种带有感应式芯片、一刷即可的信用卡，而是那种需要等待打印单据并签名的信用卡。偏偏在这个时候，她还要手忙脚乱地把手机调到另一耳边，侧头将其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好腾出手来一边签名一边说，她拿不准今晚是不是该去“油腻”酒吧和某某大明星见上一面。
诚然，这类日益恶化的陋习也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影响。“在公共场所要讲文明”，这种不切实际的观念，如同有保护价值的稀缺资源，也许已经几乎绝迹了。但是，饱受这类劣行之苦的人们还是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找到同情。驾车时透过车窗看到另一个司机跟你一样气得七窍生烟，或者跟恼火的收银员四目交投，一起摇头示意……此时此刻，会让你有点儿“吾道不孤”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在种种日见其甚的“手机陋习”之中，最最让我恼火的事，一件表面看来没有受害人的“恶习”。我要说的是，那种十年前还不常见、现在却随处可见的“恶习”，它就是：某些人在结束通话之前，总是要大叫一声“爱你!”，甚至更加刺耳：
“我爱你!”
我真想搬到中国去住啊，因为我听不懂那儿的话。
我真想大叫起来，以示抗议。
手机给我带来的烦恼十分明确。不管在盖普(Gap)服装店买袜子，还是排队购票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或者在待客登机的飞机上看小说……这种时候，我根本不想被身边某人的家庭琐事缠住自己的脑子。坏事就是坏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手机的可恶之处在于，它不但使人能够在公共场所滋扰他人，还鼓励人们这样做。
在公共场所，没有什么话比“我爱你”更让人讨厌的了，甚至连“x你，傻x”都没有那么刺耳。因为，任何人在偶尔发火的时候，都可能会当众叫骂一句，这是常有的，正如同我们常常会冲着陌生人这么骂。
我的朋友伊丽莎白对我说，如今全国上下流行说“爱你”，是件好事，是对数十年前——我们在童年时代——清教徒式家庭生活的健康反叛。“告诉你妈妈‘你爱她’，或是听到她说‘她爱你’，有什么不好呢?”伊丽莎白问，“万一你们还没来得及再说一声‘我爱你’，谁就永别于世了呢?现在我们能畅快自如地这么告诉对方，不是很好吗?”
的确，我承认，和机场候机厅的所有人相比，我可能是一个特别冷漠和没有爱心的人。对我来说，突然间情难自己地对某人表达满怀爱意，不管爱的是朋友、配偶、父母还是兄弟姐妹，这种感情都是郑重的、非同寻常的，所以，我总是尽力克制自己，不要滥用这句话。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三个字是如此稀松平常、信口拈来，一天之中就可以反复听到许多次，反复说出许多次，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这句话习惯性地重复过多，就可能变得空洞而失去意义。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著名加拿大歌手、音乐创作人、画家；Both Sides Now——《互诉衷肠》大约创作于1968年——译注)创作的歌曲《互诉衷肠》，提到了这三个字的非凡魔力。歌曲最后一段唱道：“大声说出我爱你”表达了脱口而出的进发感情。17年后，史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创作了《电话诉衷肠》(I Just Called toSay I Love You)这支歌，唱的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打电话给某人，只为了说声“我爱你”。史蒂夫·旺德(也许他真的比我更有感情)让我有一半相信了他情感是真挚的，至少在听到台唱部分的最后一句之前，我还是相信的。可是，他觉得在这后面必须补上一句：“这句话我发自心底”。唉!毁了。如果一个人说的是真心话，你根本不会想到要像这样特此声明一下的。
正因为如此，当我在“盖普”服装店买袜子时，排在后面的一位母亲冲着她的小手机大喊了一声“我爱你!”，真有点儿娇柔造作，造作得太过火了，简直就是挑衅。可我无能为力。的确，很多人在公众场合高声谈论家庭私事，本不是有意给大众“咀嚼”的。的确，人人都有忘乎所以的时候。但是，“我爱你”这句话太重要、太深情了，用这句话来结束通话，也太不自然了，使我不由得怀疑，她是故意让我“偷听”到的。如果那位母亲“爱的宣言”真的情深意重，她不是至少应该稍微注意一下，别广而宣之行吗?如果她发的真是肺腑之言，“发自心底”，她不是应该悄悄地说吗?我这个外人偷听了她的话，感觉就象必须屈就一项侵犯别人私人领域的授权声明，硬要受到她的私事滋扰。最起码，那位母亲也是在告诉我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对我来说，你自不自在有什么关系?我的情感和家庭可重要多了”。我常常会怀疑，这种人的本意是：“我就想让你们都知道，我跟很多人不一样，跟我那冷漠的混蛋爸爸也不一样，我这种人总会告诉我爱的人‘我爱他们’!”
或许，我是不是有点太偏执了?我承认，我这种“愤青”的腔调有点儿神经。
2001年9月11日，手机大行其道。那天，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手机是陷入绝望的人们沟通亲情的渠道。现在，手机更普及了，人人得享其便。父母和孩子之间每天通话少则一两次，多则五次、十次，总免不了要说一句“我爱你”。一听这话，我的耳边就不由自主地回响起另一种情形下说出的“我爱你”：在那四架不幸被劫持的飞机上，在不幸遭到撞击的世贸双塔里，遇难者拨通手机，说出一声声悲惨的、恰如其分的、令人心碎的“我爱你”。恰恰是这些回响，是这些回响中的悲情，让我如此不安。
我的9·11经历，有些与众不同。当天，我没有怎么关注电视。那天早上9点，我的图书编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刚刚在办公室的窗前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塔。我马上冲到离我最近的一台电视机旁边，就在公寓楼下地产公司的会议室里，一看究竟。我和一群地产经纪们一起，目睹了第一座楼的倒塌，接着是第二座。随后，我的女朋友来到我家，我们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收听广播、上网查消息、向家人报平安、在公寓楼顶和莱克星顿大街(当时挤满了出城的路人)上张望。滚滚烟尘自曼哈顿的地面升腾弥漫，像给整个城区盖上了一张令人窒息的棺布。晚上，我们去42街见来自城外的朋友，在40街，我们找到一家不起眼的意大利餐厅，恰好还在营业。每张桌旁都挤满了不停灌酒的人，大家心情像战争时期般沉重。离开餐厅酒吧间时，我又瞥了一眼电视， 正好看见布什的脸。有人说：“他看上去像只受惊的老鼠。”后来，我们到中央车站，搭乘6号线地铁回家。坐在车厢内，等着地铁开动时，我们看到一个纽约的通勤族正愤怒地向列车员抱怨没有去布朗克斯(Bronx)的快线服务。
三天之后那个晚上，从11点到凌晨3点，我坐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一个冰冷的房间里，等着参加泰德-科普尔(TedKoppel)主持的电视评论节目，以文学家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几天前早上发生的恐怖袭击。在这里，我看到另一个纽约人，大卫·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普利策奖得主)，还通过视频连线，跟玛亚·安杰洛(MayaAngelou)及几位城外的作家交谈。等待的时间可不算短。电视里反复播送着袭击发生时的惨况，一遍又一遍：世贸大楼倒塌，烈火熊熊，中间还插播大段画面，反映袭击对普通市民及脆弱的孩子们造成的感情冲击。每过片刻，在电视报道的间隙，我们这几个当中的一两位就会有60秒钟时间，从作家的角度发表评论。接着又是惨状报道、对死者或失踪者的亲友进行令人心碎的采访。在三个半小时里，我说了四次话。第二次发言时，我被问到是否认同那些广泛传播的报道，认为9·11袭击对纽约人的性格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说，我无法确定这些报道说的对不对，我看到的人们神情抑郁，但并非满脸怒容。我还描绘了袭击次日，周三的下午，在我家附近商店里人们购置秋装的情景。对我的说法，泰德·科普尔明确表示，我没有尽到作家记录事件的本分，那应该是我在那个晚上的职责。他皱着眉头说，他的印象和我的非常不同，袭击确确实实深刻地改变了纽约人的性格。
当然，我可以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而科普尔不过是转述别人的观点。但科普尔一直在看电视，可我没有。由于家里没有电视机，我理解不到，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伤害不是病原体本身，而是自身免疫系统的巨大过激反应。我在心里把周二的死亡人数和其他暴力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作了比较，因为不看电视画面的话，数字更能说明问题。9·11之前的那30天，美国的交通事故一共夺去了3000个美国人的生命，与袭击死亡人数相当。我竭力想象着那个恐怖的情景，或者说，尽量不去想那些惨状——坐在飞机靠着舷窗的位子上，看着自己搭乘的飞机沿着“西边高速公路”低飞，或者是被困在世贸大楼的第95层，听着脚下的钢结构开始嘎吱作响。而其他同胞此时此刻正在电视上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些惨象，实际上正遭受“实况转播”的精神创伤。因此，其后长达数日、数周、数月的时间，又要通过电视，在全国播放治疗集体精神创伤的系统节目，和大规模“拥抱心理治法”(techno-hugahon)，以抚平观看惨况电视报道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由于我没有看电视，所以我既不需要，甚至有那么一阵子，都不知道还有这种节目。
我能够看到的是，美国公众舆论流露出突如其来的、难以理解的、灾难性的悲戚情绪。把个人的一切通过电视画面呈现在全国人面前，让我忍不住谴责传媒技术，就像我忍不住谴责移动通讯技术，使得人们可以用手机尽诉家庭亲情，却粗鲁无礼地吵到身边的陌生人。这不像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时美国人众志成城，自制自律，不怕牺牲，奋起反击。在2001年，我们有的只是恐怖袭击的视频图像。我们有非专业人士拍录的袭击过程，还可以逐帧播放。我们有电视屏幕把暴力场面播送到全国每间卧室，有语音信箱把劫数难逃的人绝望的遗言记录下来，有解析和治疗我们心灵创伤的新型心理学。至于说，这个袭击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对这场恐怖袭击的理智反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们有种种看法。这就是数字科技的奇妙之处，阻碍个人情感表达的审套机制不复存在了!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因此，对萨达姆·侯赛因是否亲自给劫机者购买了机票的问题，人人都可以踊跃参与辩论。大家一致赞成的反而是这个观点：9·ll受害人的家属有权决定通过或否决在世贸大楼原址修建纪念碑的计划。殉职的警察和消防员家属的痛苦，每个人都感同身受。每个人都承认，讽刺挖苦的话没有了。上世纪90年代那种俏皮空洞的反话，在9·11之后不可能再说了。我们已经踏步向前，进入了真诚的新时代。
正面来看，2001年是美国人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爱你”的最好时候，比做父亲的、做爷爷的其它时候说这些话更有意义。但对于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如何呢?国家凝聚力呢?抵御外敌的能力呢?建立强大的国际联盟做得如何呢?这些方面也许就有点不如人意了。
我的双亲在1943年的秋天相遇，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两年后。没过几个月，他们就开始通信、互寄卡片。我父亲在美国大北铁路公司工作，经常奔波于小镇间，检修道路桥梁，妈妈则在明尼安那波利斯(Mirmeapolis)当接待员。我手上最早的一封爸爸给妈妈的信，寄于1944年的情人节。当时，爸爸身处蒙大拿州的“好景”镇(Fairview，Montana)，妈妈先给他寄了一张情人节卡片，那张情人卡的风格和她那年寄去的所有卡片一脉相承，最终玉成了两人的好事。她的卡片上总是画着非常可爱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儿童或小动物，传递着甜蜜的爱恋之情。那张卡片(爸爸也保存下来了)的正面画着个扎辫子的女孩，和一个红着脸的小男孩，两人并排而站，羞涩地各朝两边看，忸怩地背着小手。还附有几行小诗：
我愿是颗小石子，
如此再长几岁，
或许某一天我会发现
我已成为大石头。
卡片内页画的还是这两个孩子，手握着手。妈妈在女孩的脚下，用草书签下自己的名字“艾琳(Irene)”，下面是诗的第二段：
如此必然大有裨益
确实正合我意，
因为我可以“石”破惊天
说：“请与我相恋。”
爸爸的回信在2月14日从蒙大拿州的“好景”镇寄出。
亲爱的艾琳：
很抱歉，我让你在情人节失望了。我没有忘记，但确实没能在杂货店里买到一张情人卡。我觉得自己有点傻，还去7食品店和五金店找过呢。我担保，他们这儿的人也听说过情人节这回事。
你寄来的卡片非常应景，不知你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不过我想我确实告诉过你，我们在“石头”这方面碰到点儿麻烦。今天石头用光了，我盼着能有点石头就好了，大石头小石头，不拘什么石头都行。没有石头啥也做不成。承建商施工的时候我有足够的活儿可干，现在居然还停工了。今天，我徒步走到我们工作的那座桥上，纯粹为了打发时间，活动活动。我大概走了4英里的路，顶着刺骨的寒风，真够远的。除非明天早上有石头运到，我打算就一直坐在这儿看哲学书了。我这样消磨度日，还照拿工资，实在是不应该。
在这里还有一样消遣，就是泡在酒店大堂，和一帮人闲聊坊间流言，这是那些老资格的常客们常干的事。你会从中得到很多乐趣的，看尽人生百态，从当地的医生直说到镇上的醉汉。醉汉的故事也许是最有意思的。我听说他曾在北达科他大学(University of N.D.)教过书，而且，人看上去确实 很聪明，即便喝醉了也是如此。通常，这里的话题都很粗俗，像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不过，今晚那儿来了个大块头女人，她一点也不认生，自在得很。这让我有点儿意识到，咱们城里人的生活太封闭了。我是在小城镇里长大的，觉得在这儿很自在，但不知何故，现在我对事物的看法好像变了。这个留待以后再谈吧。
我希望本周六晚上回到圣保罗，但现在还不能确定。到了给你电话。
奉上所有的爱!
艾尔于周二晚上
当时，爸爸刚满29岁。纯真乐观的妈妈收到这封信时的情形，我不可能得知。但大体说来，据我在成长过程中对妈妈的了解，我敢说，这样的回信跟她的浪漫情怀格格不入，肯定不是她想要的。她在情人节卡上写了俏皮的双关语，巧妙的构思竟然逐字沦为铺铁路的碎石?她一辈子都对自己的父亲当酒保的酒吧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会对小镇酒鬼的“粗俗”谈话欣然乐闻?表达爱意的字句呢?对爱情梦幻般美好的探讨呢?显然，爸爸对妈妈的了解还很不够。
然而，我倒觉得爸爸的信充满了爱意。那当然是对妈妈的爱：设法为妈妈买一张情人节卡片，认认真真地看妈妈在卡片上写的内容，希望妈妈跟他在一起，有想法就想让妈妈理解。信中寄出的是他满腔爱意，只要一回来就立即打电话给妈妈。但除此之外，也表达了他对那更为广阔的世界的热爱：他爱世上各种各样的人，爱大城小镇，爱哲学文学，爱辛勤的工作和合理的酬劳，爱交谈，爱思考，爱在疾风中远行，爱词酌句也爱准确无误的拼写。这些信使我忆起了他令我敬爱的种种优点：端庄有礼、头脑聪明、非比寻常的幽默、好学不倦、尽职尽责、含蓄而自尊。只有当我爸爸的信跟妈妈送的情人节贺卡摆到一起的时候，看着那张大眼睛宝宝的卡片，默想着他们纯洁的感情，我确实注意到，他们婚后若有若无的幸福生活其实没有延续多少年，其后数十年，他们都处在对对方的失望当中。
妈妈晚年时常常向我抱怨说，我爸爸从来没有向她说过“我爱你”。也许，字面上说，这确是事实，爸爸从来没有对她说过那神圣的三个字，我确实从来没听他说过。但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写过那三个字，那肯定不是事实。过了很多年，我才鼓起勇气，翻看父母的陈年旧信，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爸爸信里的话不像是他本人说的。妈妈去世后，当我第一次匆匆浏览爸爸写给妈妈的信，乍眼看到那封信以亲昵的称呼“小艾琳”开头，以一句“我爱你，艾琳”结尾。我跟他生活了35年，还从未听他那样亲热地用“小艾琳”叫过我妈妈。待看到信末那句“我爱你，艾琳”，我再也看不下去了，那压根儿不象他说的话，于是我将所有信件收到一个箱子塞进哥哥家的阁楼上。
最近，我又翻出那些书信，耐心读完后，发现在父母结婚前后，爸爸确实曾经多次在信中用那三个神圣的字眼来表达他的爱。但是，即便那样，要大声说出来，他可能做不到。也许正因如此，在妈妈的印象里，他从来就不曾说过“我爱你”。也有可能他笔下的爱情宣言跟他在40年代那会儿的个性格格不入，听着那么别扭而虚假，就像现在给我的感觉一样。从妈妈抱怨的话来看，她记起了一个难以觉察的事实，一个掩藏在眼前爸爸貌似深情的话语中的真相——也许，爸爸写这些话，是因为妈妈的深情通过信函源源袭来(“我全心全意地爱你!”“致以深厚的爱意!”等等)，让他觉得内疚，觉得自己必须报以浓情蜜意，或者说觉得自己必须设法营造浪漫的恋爱情调，就象他在蒙大纳卅I的“美景”镇费尽心思(可以这么说)给妈妈买一张情人节卡片一样。
朱蒂·柯林斯(Judy Collins)唱的《互诉衷肠》是第一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流行歌曲。我八九岁的时候，收音机常常播放这首歌，歌中唱到“大声说出我爱你”，加上我喜欢柯林斯的嗓音，使得这三个字给我的最初印象必然地带有性含义。终于熬过了70年代后，我总算能够对自己的兄弟和许多男性挚友说我爱他们了，不过，很少带有什么感情色彩。在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那三个字对我只有一种含义。我希望班上最可爱的女孩给我塞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爱你”，或者在学校组织野餐时，跑到树林里悄悄地对我说。在那些年里，这种事确实有过那么一两次，某个我喜欢的女孩对我说过或写过这句话。不过，真逢其事之际，我只是心潮起伏了一阵，就平息了，仿佛扎了一针纯净的肾上腺素。上大学后，我开始阅读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作品，发现他在《透过叔叔的观点》(Le Monocle de MonOncle)一诗中，取笑过象我一样的盲目寻求情爱的人，他这样写道：
假如性就是一切，那么每只颤抖的手
都能让我们玩偶般地，尖叫出渴求的语句。
那些“渴求的语句”，依旧象征着张唇亲吻、以身相许，甚至随后的海誓山盟。
让我觉得十分尴尬的是：最经常冲我说这话的女人，竟是母亲。全家就她这么一个女人。她的柔情总是不能在我们那儿得到回报，这是她不能忍受的。于是，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感情诉诸于浪漫的表达形式。她送我卡片、对我说温情话儿，就跟她以前给爸爸送卡片、情话哝哝的心理是一样的。早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已经觉得，她那些绵绵不绝的爱呀爱的太孩子气，简直让人难耐。然而对我来说，那些话何止“孩子气”而已啊。我得费尽心机，避免搭她的茬，更甭说互表爱意。孩提时代，有很多次，整个星期就我和妈妈两人呆在家里。凭着对三句话进行重要区分，我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三句话就是：“我爱你”、“我也爱你”和“爱你”。最要紧的是永远永远不要说“我爱你”或“我爱你，妈妈”这样肉麻的话。可以咕哝着说一声、几乎听不见的“爱你”，用这句不那么牙碜的话搪塞过去。不过“我也爱你”这句话只要说得飞快，把重音落在“也”字上面，以示我不过是顺口应答，有口无心，也让我多次逃过难堪。但尽管我经常是嘀咕一声，含糊应付，我不记得妈妈曾拆穿我的伎俩，也没有责罚过我。但是，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就是喜欢说“我爱你”，因为她心里确实充满着爱。而且，她也没说过，我不必觉得每次都必须回敬一句。因此，直到今天，一听到别人冲着手机大喊我爱你，我就听出了其中的高压强迫意味。
尽管爸爸在信中展现了他的活力和好奇心，但是，他一点儿也没察觉那有什么不好：四十年来，他让妈妈呆在家里做饭、打扫，他呢，就在外面那个男人的世界里如鱼得水。这似乎是一条规律一不管在个人婚姻生活的“小世界”里，还是在美国人生活的“大世界”中，只能困守“小天地”的人总是比较多愁善感，反之亦然。9·11以后，人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我爱你”泛滥成灾，人们普遍对“包头巾的人”(穆斯林人)既怕又恨，这些都是自觉无助、心理被给击垮了的异常表现。如果我妈妈有更远大的生活目标，也许她会把自己丰富的感情倾注到其他更实在的事物上。
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爸爸可能显得冷漠、感情压抑、大男子主义，但是，我很感激他从来没有絮絮叨叨地对我说他爱我。爸爸不爱凑热闹，也就是说，他崇尚“公共领域”的理念(public sphere，出自尤根·哈贝马斯的理论，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公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发表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借助公共领域，人们得以把社会的需求传达给政府。——译注)。他信奉约束、契约和理性，因为他认为，如果缺了这几样，社会就不可能通过辩论磋商来作出最有利的决策。
如果他学会了怎样更多地向妈妈表露情感，那该有多好啊，尤其对我而言(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受罪，要跟妈妈说那些话了)。但是，现在每次一听到哪个为人父母的大嗓门打着手机连呼“我爱你”，我总是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爸爸。爸爸爱他的孩子们，胜过一切。我知道他怀着舔犊深情，却不善诉诸言辞，我知道他相信我明白他的感情，却从不指望他说出来，这就是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父爱的核心和本质。对这种大爱，我的回应是：永远不要大声对他说出来。
而且，这样“爱在心里口不开”做起来并不难。现在，我和爸爸阴阳相隔，只能相对两无言了。谁也无法打扰死者。爸爸在生时，那么多年，我们几乎没怎么交谈。跟他生前相比，现在我和他之间的话也少不到哪去。我倒是发现，自己经常想念的人是妈妈。我在心里跟她吵架、在她面前逞能、希望带她去我的公寓、开开她的玩笑、对她充满愧疚。我对手机扰人行为的愤恨源自爸爸的影响，而妈妈对我的影响呢，则让我喜欢黑莓，放松心情，融入世界，妈妈要比爸爸更具现代思想。虽然爸爸的世界比妈妈更广阔，不过，最终胜利的却是妈妈。
如果妈妈还活着，仍旧住在圣路易斯(St.Louis)，如果你在朗伯(Lamber)机场等待前往纽约的航班，如果你碰巧正好坐在我旁边，你可能就要受罪了：你可能会听到我对妈妈说，“我爱你”。
不过，我会小点声。
现代科技带来了种种烦恼，而最烦人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些新技术明显把我的生活变得更糟。它们还不断换着花招，变本加厉。趁着现在我还能对这些新技术发发牢骚，过不了一两年，那些推销“酷玩意儿”的家伙们就会无情地告诉我“顺应潮流吧，老头子!”。
我倒不是反对科技发展。在我看来，数字语音邮件和电话来电显示是20世纪后期两个真正“伟大”的发明，它们携手打破了电话铃声的“残暴统治”。同时，我多么喜欢我的黑莓手机啊!有了它，处理那些又长又烦人的电子邮件时，我只需发几行电报一样的短信就行了。收件人还不得不感激我，因为有劳了我的大拇指。还有消噪耳机，一带上它，就可以立马消除频移产生的白噪音，甚至连邻居家电视产生的、最顽固的低频噪音都可以屏蔽掉，我喜欢!再有，神奇的DVD技术和高清电视屏幕，使我免除了去电影院的麻烦，再不用踩着放映厅粘腻的地板，听那些粗鲁的家伙边看电影边嘀嘀咕咕，看那些“食客”张嘴大嚼爆米花了。爽!
对我来说，“隐私”指的不是把自己的私生活隐藏起来、闲人免进，而是不必闯入别人的私生活中。所以，尽管我最喜欢的把玩都是具有加强隐私保护功能的物件，但任何新技术，只要不强迫我非要“与之俱进”，我也能和它相安无事。如果你愿意每天花一个小时去处理自己放在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或者你觉得用电子阅读器Kindle看简·奥斯丁的小说跟看印刷版的纸书没什么区别，或者你认为游戏“侠盗飞车4”(Grand Theft Auto IV)是继瓦格纳之后最杰出的“综合艺术”作品，我真心为你高兴，只要你不打扰别人。
然而，技术的发展让我无法忍受的是，烦恼永远缠绕着你，就像旧创伤一直余痛未了。就以机场候机室的电视为例，上面播放的电视节目，十个旅客中，如果有一个会积极观赏(除非播放足球比赛)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其余那九个只能消极忍耐干扰。一年年过去，所有的机场都变成了这样，这看上去是小事一桩，却让寻常旅人的旅行生活质量明显降低。
或者，另一个例子：厂商有预谋地淘汰了原本很好的软件，代之以蹩脚的新产品。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字处理程序WordPerfect 5.0，如今市面上能买到的任何一台电脑都已无法运行它。当然，理论上来讲，你仍然可以在Windows系统的DOS模拟窗口中运行它，但是那个仿DOS环境的窗口实在太小、太粗糙，感觉好像Microsoft在故意“嘲弄”我们，谁叫我们不喜欢功能繁多的庞然大物呢!就桌面出版功能而言，WordPerfect 5.0的确有点原始，但对于只想用它来写作的作家来说，它是无可比拟的。它简洁、没有程序漏洞、内存占用极少，但这么优秀的文字处理程序，居然最终还是被功能繁多、内存占用大、运行不稳定的Word垄断了市场，被一棒打出局去。当初，要不是我把几台385、486旧电脑收集进办公室的储物间里，现在根本就不能再用WordPerfect了。如今，我只剩下最后一台486可用了。不过我得小心，如果我发送的文件格式是“全能”Word程序识别不了的，就免不了招来对方的厌烦。“现在是Word时代了，老头子，扔掉你的老古董吧。”
然而，这些只是小问题。有一项技术的发展，确确实实给社会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尽管此项技术遗患不绝，但今天，如果你胆敢公开抱怨它的话，你肯定会遭到众人的冷嘲热讽。这个东西，就是手机。
仅仅10多年以前，在我的居住的纽约市，公共空间仍然受到共同维护，没被侵扰。在社区里，公民们互相尊重，各留余地，不会把无聊的家长里短搬出来，变成流言蜚语。10多年前的生活，尚未完全被絮絮叨叨的闲聊所掌控，看见手拿诺基亚的人，人们还将他看成是招摇摆阔之徒。或者，说得厚道些，手机和拐杖差不多，虽然有用，但总归是种麻烦或累赘。
然而，90年代末，从“香烟文化”到“手机文化”的转变，不知不觉地在纽约拉开了帷幕。从前。人们衬衫口袋里装的还是万宝路，现在却是摩托罗拉·从前，孤芳自赏的佳人手里拿的、嘴里叼着的是一支香烟，以此来博取回头率，现在，美女招摇过市、吸引眼球的方式却是在和一个重要人进行通话——可惜那人不是你。从前，长途旅行后的人们一下飞机，就拨弄打火机，现在却是按下快捷播号。每天一包烟的习惯，变成了每个月给移动电话商送上几百块话费。于是，烟雾污染变成了噪音污染。尽管“污染源”突然间变了，但在餐厅、机场等公共场所里，自律的大多数还是要遭受不自觉的少数人迫害，这层关系似乎亘古不变。真有点毛骨悚然。
回到1998年，那是我刚刚戒烟不久，我会坐在地铁上，看着那些乘客神经质地把手机开了又关，或是把奶嘴一样的手机天线(那时的手机都有这么个玩意儿)叼在嘴里，或是像攥着母亲的手一样，静静地握着手机。那时候，我几乎为他们感到难过。将来会是什么情形呢?纽约真的将要变成“手机瘾君子”之城吗?满大街都是这种人，梦游般地走在便道上，边走边打手机，谈些无聊的个人琐事?在公众场合是否还需要自制自律的公共道德呢?我没有答案。
结果不用我说，根本无需交锋，手机就大获全胜。手机不象某些现代新事物，例如治疗多动症的利他林(Ritalin)或超大雨伞(会妨碍路上其他行人)，受到普通百姓的坚决抵制，大快人心。众多文章、专栏和读者来信都对滥用手机的现象大倒苦水，甚至痛加斥骂，结果呢?抱怨痛斥之辞日益尖锐，滥用手机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不过，乱象似乎到头了。人们的投诉还是得到了些许处理，一些聊胜于无的小措施得以出台。例如，美国铁路客运公司(Amtrak)推出了“安静车厢”，餐厅、影院和体育馆里也张贴了小小的告示牌，哀求大家注意自制。仅此而已。于是，手机技术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根本不怕再遭批评，因为批评得再多，也不过是些陈腔滥调。“别少见多怪了，老头子。”
正当你感觉司空见惯了的时候，更糟的还在后面。挡在你车子前面的那个家伙占着超车道，只顾打手机，把车开得奇慢，你不气得七窍生烟才怪?往好处想想，我们商业文化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打手机闲扯的司机也有他的道理，错的反而是我们。那些灵活自主的话费套餐多有吸引力啊!更有无上限通话时间优惠!是我们落伍啦。按照这种商业文化逻辑，假如我们生这些司机的气，那准是因为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打手机的乐趣。总而言之，我们怎么了?为何不轻松点儿，与众同乐?也掏出我们的手机，和家人朋友聊聊天，就在超车道上，打个痛快吧!
当社会评论家受到周围的压力而陷入沉默后，缺乏公德心的人并不会因此而突然懂事起来，他们只会变得更加粗鲁。目前，有一个日益恶化的“全国流行病”——购物者跟店员结帐时只顾着打电话。就在我居住的曼哈顿街区里，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付款的顾客是一位刚从某所贵族学校毕业的年轻白人妇女，收款的店员则是一位与之年纪相仿、但出 身较低的当地黑人或拉美裔妇女。当然，如果你期望她能跟店员互相交流感情，或指望她能明白你想跟她交流的一片苦心，那不过是开明人士的自作多情。只要想想女店员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酬劳又低，她对你所表现出的不耐烦或冷淡，也就情有可原了。从最坏的角度来说，她也只是不够敬业而已。但是，你不能因此就罔顾道义，对她视若无睹。尽管确实有的店员似乎对这种无礼漠然处之，然而，如果顾客只顾一味打着手机，连跟她们正经说两秒钟话的时间都不给，那么，大部分店员显然都会感到不满、生气或难过。不用说，这种无礼的顾客就跟高速公路上打手机神聊的司机一样，美滋滋地，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惹人讨厌。根据我的经验，后面排队的人越多，这号人就越有可能用信用卡支付1.98美元的帐单。更要命的是，还不是那种带有感应式芯片、一刷即可的信用卡，而是那种需要等待打印单据并签名的信用卡。偏偏在这个时候，她还要手忙脚乱地把手机调到另一耳边，侧头将其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好腾出手来一边签名一边说，她拿不准今晚是不是该去“油腻”酒吧和某某大明星见上一面。
诚然，这类日益恶化的陋习也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影响。“在公共场所要讲文明”，这种不切实际的观念，如同有保护价值的稀缺资源，也许已经几乎绝迹了。但是，饱受这类劣行之苦的人们还是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找到同情。驾车时透过车窗看到另一个司机跟你一样气得七窍生烟，或者跟恼火的收银员四目交投，一起摇头示意……此时此刻，会让你有点儿“吾道不孤”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在种种日见其甚的“手机陋习”之中，最最让我恼火的事，一件表面看来没有受害人的“恶习”。我要说的是，那种十年前还不常见、现在却随处可见的“恶习”，它就是：某些人在结束通话之前，总是要大叫一声“爱你!”，甚至更加刺耳：
“我爱你!”
我真想搬到中国去住啊，因为我听不懂那儿的话。
我真想大叫起来，以示抗议。
手机给我带来的烦恼十分明确。不管在盖普(Gap)服装店买袜子，还是排队购票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或者在待客登机的飞机上看小说……这种时候，我根本不想被身边某人的家庭琐事缠住自己的脑子。坏事就是坏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手机的可恶之处在于，它不但使人能够在公共场所滋扰他人，还鼓励人们这样做。
在公共场所，没有什么话比“我爱你”更让人讨厌的了，甚至连“x你，傻x”都没有那么刺耳。因为，任何人在偶尔发火的时候，都可能会当众叫骂一句，这是常有的，正如同我们常常会冲着陌生人这么骂。
我的朋友伊丽莎白对我说，如今全国上下流行说“爱你”，是件好事，是对数十年前——我们在童年时代——清教徒式家庭生活的健康反叛。“告诉你妈妈‘你爱她’，或是听到她说‘她爱你’，有什么不好呢?”伊丽莎白问，“万一你们还没来得及再说一声‘我爱你’，谁就永别于世了呢?现在我们能畅快自如地这么告诉对方，不是很好吗?”
的确，我承认，和机场候机厅的所有人相比，我可能是一个特别冷漠和没有爱心的人。对我来说，突然间情难自己地对某人表达满怀爱意，不管爱的是朋友、配偶、父母还是兄弟姐妹，这种感情都是郑重的、非同寻常的，所以，我总是尽力克制自己，不要滥用这句话。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三个字是如此稀松平常、信口拈来，一天之中就可以反复听到许多次，反复说出许多次，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这句话习惯性地重复过多，就可能变得空洞而失去意义。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著名加拿大歌手、音乐创作人、画家；Both Sides Now——《互诉衷肠》大约创作于1968年——译注)创作的歌曲《互诉衷肠》，提到了这三个字的非凡魔力。歌曲最后一段唱道：“大声说出我爱你”表达了脱口而出的进发感情。17年后，史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创作了《电话诉衷肠》(I Just Called toSay I Love You)这支歌，唱的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打电话给某人，只为了说声“我爱你”。史蒂夫·旺德(也许他真的比我更有感情)让我有一半相信了他情感是真挚的，至少在听到台唱部分的最后一句之前，我还是相信的。可是，他觉得在这后面必须补上一句：“这句话我发自心底”。唉!毁了。如果一个人说的是真心话，你根本不会想到要像这样特此声明一下的。
正因为如此，当我在“盖普”服装店买袜子时，排在后面的一位母亲冲着她的小手机大喊了一声“我爱你!”，真有点儿娇柔造作，造作得太过火了，简直就是挑衅。可我无能为力。的确，很多人在公众场合高声谈论家庭私事，本不是有意给大众“咀嚼”的。的确，人人都有忘乎所以的时候。但是，“我爱你”这句话太重要、太深情了，用这句话来结束通话，也太不自然了，使我不由得怀疑，她是故意让我“偷听”到的。如果那位母亲“爱的宣言”真的情深意重，她不是至少应该稍微注意一下，别广而宣之行吗?如果她发的真是肺腑之言，“发自心底”，她不是应该悄悄地说吗?我这个外人偷听了她的话，感觉就象必须屈就一项侵犯别人私人领域的授权声明，硬要受到她的私事滋扰。最起码，那位母亲也是在告诉我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对我来说，你自不自在有什么关系?我的情感和家庭可重要多了”。我常常会怀疑，这种人的本意是：“我就想让你们都知道，我跟很多人不一样，跟我那冷漠的混蛋爸爸也不一样，我这种人总会告诉我爱的人‘我爱他们’!”
或许，我是不是有点太偏执了?我承认，我这种“愤青”的腔调有点儿神经。
2001年9月11日，手机大行其道。那天，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手机是陷入绝望的人们沟通亲情的渠道。现在，手机更普及了，人人得享其便。父母和孩子之间每天通话少则一两次，多则五次、十次，总免不了要说一句“我爱你”。一听这话，我的耳边就不由自主地回响起另一种情形下说出的“我爱你”：在那四架不幸被劫持的飞机上，在不幸遭到撞击的世贸双塔里，遇难者拨通手机，说出一声声悲惨的、恰如其分的、令人心碎的“我爱你”。恰恰是这些回响，是这些回响中的悲情，让我如此不安。
我的9·11经历，有些与众不同。当天，我没有怎么关注电视。那天早上9点，我的图书编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刚刚在办公室的窗前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塔。我马上冲到离我最近的一台电视机旁边，就在公寓楼下地产公司的会议室里，一看究竟。我和一群地产经纪们一起，目睹了第一座楼的倒塌，接着是第二座。随后，我的女朋友来到我家，我们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收听广播、上网查消息、向家人报平安、在公寓楼顶和莱克星顿大街(当时挤满了出城的路人)上张望。滚滚烟尘自曼哈顿的地面升腾弥漫，像给整个城区盖上了一张令人窒息的棺布。晚上，我们去42街见来自城外的朋友，在40街，我们找到一家不起眼的意大利餐厅，恰好还在营业。每张桌旁都挤满了不停灌酒的人，大家心情像战争时期般沉重。离开餐厅酒吧间时，我又瞥了一眼电视， 正好看见布什的脸。有人说：“他看上去像只受惊的老鼠。”后来，我们到中央车站，搭乘6号线地铁回家。坐在车厢内，等着地铁开动时，我们看到一个纽约的通勤族正愤怒地向列车员抱怨没有去布朗克斯(Bronx)的快线服务。
三天之后那个晚上，从11点到凌晨3点，我坐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一个冰冷的房间里，等着参加泰德-科普尔(TedKoppel)主持的电视评论节目，以文学家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几天前早上发生的恐怖袭击。在这里，我看到另一个纽约人，大卫·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普利策奖得主)，还通过视频连线，跟玛亚·安杰洛(MayaAngelou)及几位城外的作家交谈。等待的时间可不算短。电视里反复播送着袭击发生时的惨况，一遍又一遍：世贸大楼倒塌，烈火熊熊，中间还插播大段画面，反映袭击对普通市民及脆弱的孩子们造成的感情冲击。每过片刻，在电视报道的间隙，我们这几个当中的一两位就会有60秒钟时间，从作家的角度发表评论。接着又是惨状报道、对死者或失踪者的亲友进行令人心碎的采访。在三个半小时里，我说了四次话。第二次发言时，我被问到是否认同那些广泛传播的报道，认为9·11袭击对纽约人的性格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说，我无法确定这些报道说的对不对，我看到的人们神情抑郁，但并非满脸怒容。我还描绘了袭击次日，周三的下午，在我家附近商店里人们购置秋装的情景。对我的说法，泰德·科普尔明确表示，我没有尽到作家记录事件的本分，那应该是我在那个晚上的职责。他皱着眉头说，他的印象和我的非常不同，袭击确确实实深刻地改变了纽约人的性格。
当然，我可以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而科普尔不过是转述别人的观点。但科普尔一直在看电视，可我没有。由于家里没有电视机，我理解不到，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伤害不是病原体本身，而是自身免疫系统的巨大过激反应。我在心里把周二的死亡人数和其他暴力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作了比较，因为不看电视画面的话，数字更能说明问题。9·11之前的那30天，美国的交通事故一共夺去了3000个美国人的生命，与袭击死亡人数相当。我竭力想象着那个恐怖的情景，或者说，尽量不去想那些惨状——坐在飞机靠着舷窗的位子上，看着自己搭乘的飞机沿着“西边高速公路”低飞，或者是被困在世贸大楼的第95层，听着脚下的钢结构开始嘎吱作响。而其他同胞此时此刻正在电视上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些惨象，实际上正遭受“实况转播”的精神创伤。因此，其后长达数日、数周、数月的时间，又要通过电视，在全国播放治疗集体精神创伤的系统节目，和大规模“拥抱心理治法”(techno-hugahon)，以抚平观看惨况电视报道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由于我没有看电视，所以我既不需要，甚至有那么一阵子，都不知道还有这种节目。
我能够看到的是，美国公众舆论流露出突如其来的、难以理解的、灾难性的悲戚情绪。把个人的一切通过电视画面呈现在全国人面前，让我忍不住谴责传媒技术，就像我忍不住谴责移动通讯技术，使得人们可以用手机尽诉家庭亲情，却粗鲁无礼地吵到身边的陌生人。这不像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时美国人众志成城，自制自律，不怕牺牲，奋起反击。在2001年，我们有的只是恐怖袭击的视频图像。我们有非专业人士拍录的袭击过程，还可以逐帧播放。我们有电视屏幕把暴力场面播送到全国每间卧室，有语音信箱把劫数难逃的人绝望的遗言记录下来，有解析和治疗我们心灵创伤的新型心理学。至于说，这个袭击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对这场恐怖袭击的理智反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们有种种看法。这就是数字科技的奇妙之处，阻碍个人情感表达的审套机制不复存在了!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因此，对萨达姆·侯赛因是否亲自给劫机者购买了机票的问题，人人都可以踊跃参与辩论。大家一致赞成的反而是这个观点：9·ll受害人的家属有权决定通过或否决在世贸大楼原址修建纪念碑的计划。殉职的警察和消防员家属的痛苦，每个人都感同身受。每个人都承认，讽刺挖苦的话没有了。上世纪90年代那种俏皮空洞的反话，在9·11之后不可能再说了。我们已经踏步向前，进入了真诚的新时代。
正面来看，2001年是美国人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爱你”的最好时候，比做父亲的、做爷爷的其它时候说这些话更有意义。但对于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如何呢?国家凝聚力呢?抵御外敌的能力呢?建立强大的国际联盟做得如何呢?这些方面也许就有点不如人意了。
我的双亲在1943年的秋天相遇，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两年后。没过几个月，他们就开始通信、互寄卡片。我父亲在美国大北铁路公司工作，经常奔波于小镇间，检修道路桥梁，妈妈则在明尼安那波利斯(Mirmeapolis)当接待员。我手上最早的一封爸爸给妈妈的信，寄于1944年的情人节。当时，爸爸身处蒙大拿州的“好景”镇(Fairview，Montana)，妈妈先给他寄了一张情人节卡片，那张情人卡的风格和她那年寄去的所有卡片一脉相承，最终玉成了两人的好事。她的卡片上总是画着非常可爱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儿童或小动物，传递着甜蜜的爱恋之情。那张卡片(爸爸也保存下来了)的正面画着个扎辫子的女孩，和一个红着脸的小男孩，两人并排而站，羞涩地各朝两边看，忸怩地背着小手。还附有几行小诗：
我愿是颗小石子，
如此再长几岁，
或许某一天我会发现
我已成为大石头。
卡片内页画的还是这两个孩子，手握着手。妈妈在女孩的脚下，用草书签下自己的名字“艾琳(Irene)”，下面是诗的第二段：
如此必然大有裨益
确实正合我意，
因为我可以“石”破惊天
说：“请与我相恋。”
爸爸的回信在2月14日从蒙大拿州的“好景”镇寄出。
亲爱的艾琳：
很抱歉，我让你在情人节失望了。我没有忘记，但确实没能在杂货店里买到一张情人卡。我觉得自己有点傻，还去7食品店和五金店找过呢。我担保，他们这儿的人也听说过情人节这回事。
你寄来的卡片非常应景，不知你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不过我想我确实告诉过你，我们在“石头”这方面碰到点儿麻烦。今天石头用光了，我盼着能有点石头就好了，大石头小石头，不拘什么石头都行。没有石头啥也做不成。承建商施工的时候我有足够的活儿可干，现在居然还停工了。今天，我徒步走到我们工作的那座桥上，纯粹为了打发时间，活动活动。我大概走了4英里的路，顶着刺骨的寒风，真够远的。除非明天早上有石头运到，我打算就一直坐在这儿看哲学书了。我这样消磨度日，还照拿工资，实在是不应该。
在这里还有一样消遣，就是泡在酒店大堂，和一帮人闲聊坊间流言，这是那些老资格的常客们常干的事。你会从中得到很多乐趣的，看尽人生百态，从当地的医生直说到镇上的醉汉。醉汉的故事也许是最有意思的。我听说他曾在北达科他大学(University of N.D.)教过书，而且，人看上去确实 很聪明，即便喝醉了也是如此。通常，这里的话题都很粗俗，像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不过，今晚那儿来了个大块头女人，她一点也不认生，自在得很。这让我有点儿意识到，咱们城里人的生活太封闭了。我是在小城镇里长大的，觉得在这儿很自在，但不知何故，现在我对事物的看法好像变了。这个留待以后再谈吧。
我希望本周六晚上回到圣保罗，但现在还不能确定。到了给你电话。
奉上所有的爱!
艾尔于周二晚上
当时，爸爸刚满29岁。纯真乐观的妈妈收到这封信时的情形，我不可能得知。但大体说来，据我在成长过程中对妈妈的了解，我敢说，这样的回信跟她的浪漫情怀格格不入，肯定不是她想要的。她在情人节卡上写了俏皮的双关语，巧妙的构思竟然逐字沦为铺铁路的碎石?她一辈子都对自己的父亲当酒保的酒吧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会对小镇酒鬼的“粗俗”谈话欣然乐闻?表达爱意的字句呢?对爱情梦幻般美好的探讨呢?显然，爸爸对妈妈的了解还很不够。
然而，我倒觉得爸爸的信充满了爱意。那当然是对妈妈的爱：设法为妈妈买一张情人节卡片，认认真真地看妈妈在卡片上写的内容，希望妈妈跟他在一起，有想法就想让妈妈理解。信中寄出的是他满腔爱意，只要一回来就立即打电话给妈妈。但除此之外，也表达了他对那更为广阔的世界的热爱：他爱世上各种各样的人，爱大城小镇，爱哲学文学，爱辛勤的工作和合理的酬劳，爱交谈，爱思考，爱在疾风中远行，爱词酌句也爱准确无误的拼写。这些信使我忆起了他令我敬爱的种种优点：端庄有礼、头脑聪明、非比寻常的幽默、好学不倦、尽职尽责、含蓄而自尊。只有当我爸爸的信跟妈妈送的情人节贺卡摆到一起的时候，看着那张大眼睛宝宝的卡片，默想着他们纯洁的感情，我确实注意到，他们婚后若有若无的幸福生活其实没有延续多少年，其后数十年，他们都处在对对方的失望当中。
妈妈晚年时常常向我抱怨说，我爸爸从来没有向她说过“我爱你”。也许，字面上说，这确是事实，爸爸从来没有对她说过那神圣的三个字，我确实从来没听他说过。但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写过那三个字，那肯定不是事实。过了很多年，我才鼓起勇气，翻看父母的陈年旧信，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爸爸信里的话不像是他本人说的。妈妈去世后，当我第一次匆匆浏览爸爸写给妈妈的信，乍眼看到那封信以亲昵的称呼“小艾琳”开头，以一句“我爱你，艾琳”结尾。我跟他生活了35年，还从未听他那样亲热地用“小艾琳”叫过我妈妈。待看到信末那句“我爱你，艾琳”，我再也看不下去了，那压根儿不象他说的话，于是我将所有信件收到一个箱子塞进哥哥家的阁楼上。
最近，我又翻出那些书信，耐心读完后，发现在父母结婚前后，爸爸确实曾经多次在信中用那三个神圣的字眼来表达他的爱。但是，即便那样，要大声说出来，他可能做不到。也许正因如此，在妈妈的印象里，他从来就不曾说过“我爱你”。也有可能他笔下的爱情宣言跟他在40年代那会儿的个性格格不入，听着那么别扭而虚假，就像现在给我的感觉一样。从妈妈抱怨的话来看，她记起了一个难以觉察的事实，一个掩藏在眼前爸爸貌似深情的话语中的真相——也许，爸爸写这些话，是因为妈妈的深情通过信函源源袭来(“我全心全意地爱你!”“致以深厚的爱意!”等等)，让他觉得内疚，觉得自己必须报以浓情蜜意，或者说觉得自己必须设法营造浪漫的恋爱情调，就象他在蒙大纳卅I的“美景”镇费尽心思(可以这么说)给妈妈买一张情人节卡片一样。
朱蒂·柯林斯(Judy Collins)唱的《互诉衷肠》是第一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流行歌曲。我八九岁的时候，收音机常常播放这首歌，歌中唱到“大声说出我爱你”，加上我喜欢柯林斯的嗓音，使得这三个字给我的最初印象必然地带有性含义。终于熬过了70年代后，我总算能够对自己的兄弟和许多男性挚友说我爱他们了，不过，很少带有什么感情色彩。在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那三个字对我只有一种含义。我希望班上最可爱的女孩给我塞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爱你”，或者在学校组织野餐时，跑到树林里悄悄地对我说。在那些年里，这种事确实有过那么一两次，某个我喜欢的女孩对我说过或写过这句话。不过，真逢其事之际，我只是心潮起伏了一阵，就平息了，仿佛扎了一针纯净的肾上腺素。上大学后，我开始阅读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作品，发现他在《透过叔叔的观点》(Le Monocle de MonOncle)一诗中，取笑过象我一样的盲目寻求情爱的人，他这样写道：
假如性就是一切，那么每只颤抖的手
都能让我们玩偶般地，尖叫出渴求的语句。
那些“渴求的语句”，依旧象征着张唇亲吻、以身相许，甚至随后的海誓山盟。
让我觉得十分尴尬的是：最经常冲我说这话的女人，竟是母亲。全家就她这么一个女人。她的柔情总是不能在我们那儿得到回报，这是她不能忍受的。于是，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感情诉诸于浪漫的表达形式。她送我卡片、对我说温情话儿，就跟她以前给爸爸送卡片、情话哝哝的心理是一样的。早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已经觉得，她那些绵绵不绝的爱呀爱的太孩子气，简直让人难耐。然而对我来说，那些话何止“孩子气”而已啊。我得费尽心机，避免搭她的茬，更甭说互表爱意。孩提时代，有很多次，整个星期就我和妈妈两人呆在家里。凭着对三句话进行重要区分，我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三句话就是：“我爱你”、“我也爱你”和“爱你”。最要紧的是永远永远不要说“我爱你”或“我爱你，妈妈”这样肉麻的话。可以咕哝着说一声、几乎听不见的“爱你”，用这句不那么牙碜的话搪塞过去。不过“我也爱你”这句话只要说得飞快，把重音落在“也”字上面，以示我不过是顺口应答，有口无心，也让我多次逃过难堪。但尽管我经常是嘀咕一声，含糊应付，我不记得妈妈曾拆穿我的伎俩，也没有责罚过我。但是，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就是喜欢说“我爱你”，因为她心里确实充满着爱。而且，她也没说过，我不必觉得每次都必须回敬一句。因此，直到今天，一听到别人冲着手机大喊我爱你，我就听出了其中的高压强迫意味。
尽管爸爸在信中展现了他的活力和好奇心，但是，他一点儿也没察觉那有什么不好：四十年来，他让妈妈呆在家里做饭、打扫，他呢，就在外面那个男人的世界里如鱼得水。这似乎是一条规律一不管在个人婚姻生活的“小世界”里，还是在美国人生活的“大世界”中，只能困守“小天地”的人总是比较多愁善感，反之亦然。9·11以后，人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我爱你”泛滥成灾，人们普遍对“包头巾的人”(穆斯林人)既怕又恨，这些都是自觉无助、心理被给击垮了的异常表现。如果我妈妈有更远大的生活目标，也许她会把自己丰富的感情倾注到其他更实在的事物上。
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爸爸可能显得冷漠、感情压抑、大男子主义，但是，我很感激他从来没有絮絮叨叨地对我说他爱我。爸爸不爱凑热闹，也就是说，他崇尚“公共领域”的理念(public sphere，出自尤根·哈贝马斯的理论，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公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发表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借助公共领域，人们得以把社会的需求传达给政府。——译注)。他信奉约束、契约和理性，因为他认为，如果缺了这几样，社会就不可能通过辩论磋商来作出最有利的决策。
如果他学会了怎样更多地向妈妈表露情感，那该有多好啊，尤其对我而言(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受罪，要跟妈妈说那些话了)。但是，现在每次一听到哪个为人父母的大嗓门打着手机连呼“我爱你”，我总是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爸爸。爸爸爱他的孩子们，胜过一切。我知道他怀着舔犊深情，却不善诉诸言辞，我知道他相信我明白他的感情，却从不指望他说出来，这就是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父爱的核心和本质。对这种大爱，我的回应是：永远不要大声对他说出来。
而且，这样“爱在心里口不开”做起来并不难。现在，我和爸爸阴阳相隔，只能相对两无言了。谁也无法打扰死者。爸爸在生时，那么多年，我们几乎没怎么交谈。跟他生前相比，现在我和他之间的话也少不到哪去。我倒是发现，自己经常想念的人是妈妈。我在心里跟她吵架、在她面前逞能、希望带她去我的公寓、开开她的玩笑、对她充满愧疚。我对手机扰人行为的愤恨源自爸爸的影响，而妈妈对我的影响呢，则让我喜欢黑莓，放松心情，融入世界，妈妈要比爸爸更具现代思想。虽然爸爸的世界比妈妈更广阔，不过，最终胜利的却是妈妈。
如果妈妈还活着，仍旧住在圣路易斯(St.Louis)，如果你在朗伯(Lamber)机场等待前往纽约的航班，如果你碰巧正好坐在我旁边，你可能就要受罪了：你可能会听到我对妈妈说，“我爱你”。
不过，我会小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