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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外贸管制，制定了严格的输出入管制制度，并在广州设立了“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华南分会”（简称“华南输管会”），管理华南进出口贸易。因政策多变、流弊丛生，该制度并未起到复苏对外贸易的作用，反而使民族工业频频破产，给粤港间的贸易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输出入管制；商贸危机；“反输管”浪潮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08-0000-00
1 战后输出入管制与“华南输管会”
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恢复对外贸易，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了管控贸易和削减关税的政策。1946年2月，行政院公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将进口商品分为“禁止”、“许可”和“自由”进口三大类，并实行进出口外汇审批和结汇办法。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缔约国此方之国民，法人及团体，在缔约彼方全部领土内，依照依法组成之官厅现在或将来所施行之法律规章，应享有组织与参加缔约彼方法人及团体之权利，以从事于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1]该条约为美货及资本大量倾入打开了方便之门，给华南尤其是广东地区的民族工商业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商人称之为“狼与羊的‘互惠平等’”[2]，或认为“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3]
战后初期，带有“自由贸易”性质的《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实施后，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调日益严重，据统计“卅五年（1946年）全年，进出口比对入超额达法币10890亿5343万5千元，合美金4亿1170万元；出口仅占进口额26%强，而入超额竟为出口的2.7倍”[4]。为控制进口，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公布《调整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对于一切输入货物，实施输入许可制度；对于大部输入货物，实施输入限额分配制度。”[5]并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与输出推广委员会调节进出口贸易，办公地点设于上海中央银行。此后，一切商品（禁止进口的除外）都要经过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许可，方能申请外汇。
受战后国内局势及外汇管制影响，大批游资涌向香港，香港成为游资逃避的重要地区，输出入管制上的漏洞日渐显现。有鉴于此，国民政府“经派员赴华南视察并与香港当局协商以后，决定设置华南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处理关于华南进出口贸易、外汇缉私等问题。”[6]
2 输出入政策演变与粤港商贸危机
粤、港两地素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区域，商贸往来密切。抗战时期，“广东与港澳的贸易是在日本人授意、指挥、审定和严密监控下进行的”[7]，“广东对香港的输出远远超过香港对广东的输出”[7]。受地域环境影响，戰后广东贸易管理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政策的频繁变更，使战后粤、港贸易逐步陷入危机。
2.1官价结汇——出口负担加重，正当贸易受阻
抗战结束后，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外汇买卖无公共市场，进出口贸易深受影响。1946年3月，国民政府于公布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凡一切物品，禁止出口货品除外，均得自由出口，但出口商应将指定银行结购出口外汇证明书，送呈海关验讫，方准报关出口。”[8]该办法对进出口虽有限制，但在原则上还是允许自由贸易的。但为稳定货币，以及准备实施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起见，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规定“外汇之买卖，必须经由指定银行办理甲、乙两种准许经营行号，及外汇经纪人，只准在其许可范围内，办理外汇业务。”[9]，且“请求购结外汇者，须证明确系供输入自由进口和许可进口两类货品之用；欲请求脱售外汇者，亦须向指定银行洽售之。”[10]这两项办法虽能管控外汇，但也使得出口程序更为繁琐，出口商的负担也日益加重。
“出口结汇制”实施后，广东对外出口须向上海申请，各种繁琐的手续使原材料在经过几手折腾后，成本大增，价格高涨，出口更加不利。且贸易商在香港无论盈亏，都须将贸易所得的港币按官价结汇于指定银行。战后物价飞涨，金融混乱，外汇的官价与黑市价相差甚大，少则一倍，多则数倍。表面上看似盈利，实际却在亏本，因而外贸商大多望而却步。1946年8月1日《大公报》载，“据粤海关统计，穗市出口货物税额，自实施结汇以来，该关减少20%，经济部商品检验局方面减少90%，指定办理结汇银行方面减少40%，且引起输出商及金融界之绝大不满。”[11]可见，出口结汇制的实行影响了正当贸易的发展。
正当贸易受阻后，走私却日渐猖獗。“据粤海关报告，卅五年（1946年）一年间所破获的走私案件共为1008宗”[12]，走私总价值巨大。
2.2输入许可——广州禁止转口，粤港商贸萧条
1946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一切货品之输入，禁止进口货品及不需外汇之货品除外，均应按照本修正办法之规定，申领输入许可证，始准输入。”[13]并对进口物品实行输入限额分配，“其限额由输入临时管理委员订定，交由分配处分配之。”[13]该办法实施后，输入限额分配制度首先在华北、华中地区实行，考虑到华南地区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在华南实行临时申请输入许可制度，但“输入华南的货物，禁止转运华中、华北；广州分处严格签发输入许可证。”[6]
广东在内地与香港的商贸往来中居于主要地位，“在香港贸易总额中，港华（内地）的贸易占了60%，在这60%的数额中，香港和华南的贸易额又占28%。据一般估计，由港运穗的货物中，50%至60%是由穗转运华中和华北的。”广州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战后粤、港贸易，本就因国币惨跌、局势混乱以及人民购买力的下降而萎缩不前。“自从实施禁止转口后，海关税收锐减，航业益更式微。”不但于商人无益，对国库和国营事业也造成了消极影响。 3.1和平请愿
输出入管制实施之初，华南贸易受影响程度较其他地区为轻，因而商人的反对之声较为和缓，多以呼吁改善為主。广州市商会曾痛陈广州商场的惨象，要求输管会增加和明确华南输入限额，并根据华南实际在适量宽度外准许自备外汇输入等。香港各行商团体也谋求自救，“华商总会主席已为此问题发出呼吁，洋纸行商会也致函华南总会提出三大苦楚，南北行商会也已定期开会讨论这问题。”外国洋行“因为华商各业均在停滞状态，不向洋行订货，即使已定的货，也因此退订，货物已运到不愿出货，宁可牺牲定金，迫得洋行以巨款向银行赎取信用单，经营洋纸、工业原料、工业原料、五金、颜料的等进口货的洋行，都叫苦连天。” 挪商多利顺洋行、美商吉士洋行、英商尹利琴洋行，都致函西商会诉苦，请求与中国交涉，改善管制办法。输出入管制实施之初，华南尚有特权，因而商民的反应并不激烈。
3.2公开抨击
随着华南贸易特权的丧失，及输管会内部贪腐的曝光，商民的态度也逐渐由呼吁转为公开抨击。1948年，华南输管会被暴出“特许证”舞弊案，“这是一个数万亿元的贪污巨案，这个数字的确惊人，但这个数字是有根据而不是虚构的。”[17]更加激起了商民“反输管”的浪潮。在1948年11月1日商人节之日，商人们公开痛陈国内商业情形，认为“国内输入限额一再减少，金圆券直线暴跌，港、华（内地）贸易早已全部停顿，香港商业一落千丈，没有哪一行叫得好景。”“反输管”浪潮，获得了众多媒体和外省的支持。1949年2月22日，上海工商界指出“自政府实施输出入管制法后，以执行技术欠妥，弊实丛生，工商界未蒙其益，反受其害，是以华南等处之工商界，提议撤销输管制度，本市工业会亦表示赞同，期望尤殷切。曾于日前举行输出入研究委员会，一致响应华南工商界主张。”
输出入管制制度实施的本意在于加强外贸管制，以挽救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因政策多变、流弊丛生，导致了“南辕北辙”结局，不仅未能复苏对外贸易，反倒使粤、港间商贸危机不断加深。输出入管制政策最终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亡而寿终正寝。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2：1459.
[2]千家驹.狼与羊的“互惠平等”——论中美新商约[N].华商报，1946-11-8.
[3]评美蒋商约[N].解放日报，1946-11-6.
[4]吴延陵.战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检讨与展望[J].经济周刊，1949，2（9）：2.
[5]沈光沛.论输入限额分配制[J].国际贸易，1946，1（14）：2.
[6]华南输出入的管制[J].经济周报，1947，4（25）：3.
[7]黄增章.民国广东商业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47-148.
[8]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N].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18）：17.
[9]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M].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18）：14.
[10]电发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及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N].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18）：4.
[11]粤实施结汇办法后货物出口锐减[N].银行周报，1946，30（32）：30.
[12]刘佐人.走私与广东金融[J].经济通讯，1948，3（3）：77.
[13]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N].金融周报，1946，15（22）：18-19.
[14]潘稚平.检讨输入许可制的实施[J].关声，1947，（1）：9.
[15]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20.
[16][21]一之.香港的“通天证”与联锁制度[J].经济通讯，1947，2（36）：1140-1141.
刊，1947，（29）：10.
[17]华园.华南数万亿元大舞弊案内幕[N].时事新闻，1948，（2）：10.
关键词：输出入管制；商贸危机；“反输管”浪潮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08-0000-00
1 战后输出入管制与“华南输管会”
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恢复对外贸易，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了管控贸易和削减关税的政策。1946年2月，行政院公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将进口商品分为“禁止”、“许可”和“自由”进口三大类，并实行进出口外汇审批和结汇办法。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缔约国此方之国民，法人及团体，在缔约彼方全部领土内，依照依法组成之官厅现在或将来所施行之法律规章，应享有组织与参加缔约彼方法人及团体之权利，以从事于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1]该条约为美货及资本大量倾入打开了方便之门，给华南尤其是广东地区的民族工商业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商人称之为“狼与羊的‘互惠平等’”[2]，或认为“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3]
战后初期，带有“自由贸易”性质的《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实施后，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调日益严重，据统计“卅五年（1946年）全年，进出口比对入超额达法币10890亿5343万5千元，合美金4亿1170万元；出口仅占进口额26%强，而入超额竟为出口的2.7倍”[4]。为控制进口，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公布《调整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对于一切输入货物，实施输入许可制度；对于大部输入货物，实施输入限额分配制度。”[5]并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与输出推广委员会调节进出口贸易，办公地点设于上海中央银行。此后，一切商品（禁止进口的除外）都要经过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许可，方能申请外汇。
受战后国内局势及外汇管制影响，大批游资涌向香港，香港成为游资逃避的重要地区，输出入管制上的漏洞日渐显现。有鉴于此，国民政府“经派员赴华南视察并与香港当局协商以后，决定设置华南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处理关于华南进出口贸易、外汇缉私等问题。”[6]
2 输出入政策演变与粤港商贸危机
粤、港两地素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区域，商贸往来密切。抗战时期，“广东与港澳的贸易是在日本人授意、指挥、审定和严密监控下进行的”[7]，“广东对香港的输出远远超过香港对广东的输出”[7]。受地域环境影响，戰后广东贸易管理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政策的频繁变更，使战后粤、港贸易逐步陷入危机。
2.1官价结汇——出口负担加重，正当贸易受阻
抗战结束后，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外汇买卖无公共市场，进出口贸易深受影响。1946年3月，国民政府于公布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凡一切物品，禁止出口货品除外，均得自由出口，但出口商应将指定银行结购出口外汇证明书，送呈海关验讫，方准报关出口。”[8]该办法对进出口虽有限制，但在原则上还是允许自由贸易的。但为稳定货币，以及准备实施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起见，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规定“外汇之买卖，必须经由指定银行办理甲、乙两种准许经营行号，及外汇经纪人，只准在其许可范围内，办理外汇业务。”[9]，且“请求购结外汇者，须证明确系供输入自由进口和许可进口两类货品之用；欲请求脱售外汇者，亦须向指定银行洽售之。”[10]这两项办法虽能管控外汇，但也使得出口程序更为繁琐，出口商的负担也日益加重。
“出口结汇制”实施后，广东对外出口须向上海申请，各种繁琐的手续使原材料在经过几手折腾后，成本大增，价格高涨，出口更加不利。且贸易商在香港无论盈亏，都须将贸易所得的港币按官价结汇于指定银行。战后物价飞涨，金融混乱，外汇的官价与黑市价相差甚大，少则一倍，多则数倍。表面上看似盈利，实际却在亏本，因而外贸商大多望而却步。1946年8月1日《大公报》载，“据粤海关统计，穗市出口货物税额，自实施结汇以来，该关减少20%，经济部商品检验局方面减少90%，指定办理结汇银行方面减少40%，且引起输出商及金融界之绝大不满。”[11]可见，出口结汇制的实行影响了正当贸易的发展。
正当贸易受阻后，走私却日渐猖獗。“据粤海关报告，卅五年（1946年）一年间所破获的走私案件共为1008宗”[12]，走私总价值巨大。
2.2输入许可——广州禁止转口，粤港商贸萧条
1946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一切货品之输入，禁止进口货品及不需外汇之货品除外，均应按照本修正办法之规定，申领输入许可证，始准输入。”[13]并对进口物品实行输入限额分配，“其限额由输入临时管理委员订定，交由分配处分配之。”[13]该办法实施后，输入限额分配制度首先在华北、华中地区实行，考虑到华南地区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在华南实行临时申请输入许可制度，但“输入华南的货物，禁止转运华中、华北；广州分处严格签发输入许可证。”[6]
广东在内地与香港的商贸往来中居于主要地位，“在香港贸易总额中，港华（内地）的贸易占了60%，在这60%的数额中，香港和华南的贸易额又占28%。据一般估计，由港运穗的货物中，50%至60%是由穗转运华中和华北的。”广州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战后粤、港贸易，本就因国币惨跌、局势混乱以及人民购买力的下降而萎缩不前。“自从实施禁止转口后，海关税收锐减，航业益更式微。”不但于商人无益，对国库和国营事业也造成了消极影响。 3.1和平请愿
输出入管制实施之初，华南贸易受影响程度较其他地区为轻，因而商人的反对之声较为和缓，多以呼吁改善為主。广州市商会曾痛陈广州商场的惨象，要求输管会增加和明确华南输入限额，并根据华南实际在适量宽度外准许自备外汇输入等。香港各行商团体也谋求自救，“华商总会主席已为此问题发出呼吁，洋纸行商会也致函华南总会提出三大苦楚，南北行商会也已定期开会讨论这问题。”外国洋行“因为华商各业均在停滞状态，不向洋行订货，即使已定的货，也因此退订，货物已运到不愿出货，宁可牺牲定金，迫得洋行以巨款向银行赎取信用单，经营洋纸、工业原料、工业原料、五金、颜料的等进口货的洋行，都叫苦连天。” 挪商多利顺洋行、美商吉士洋行、英商尹利琴洋行，都致函西商会诉苦，请求与中国交涉，改善管制办法。输出入管制实施之初，华南尚有特权，因而商民的反应并不激烈。
3.2公开抨击
随着华南贸易特权的丧失，及输管会内部贪腐的曝光，商民的态度也逐渐由呼吁转为公开抨击。1948年，华南输管会被暴出“特许证”舞弊案，“这是一个数万亿元的贪污巨案，这个数字的确惊人，但这个数字是有根据而不是虚构的。”[17]更加激起了商民“反输管”的浪潮。在1948年11月1日商人节之日，商人们公开痛陈国内商业情形，认为“国内输入限额一再减少，金圆券直线暴跌，港、华（内地）贸易早已全部停顿，香港商业一落千丈，没有哪一行叫得好景。”“反输管”浪潮，获得了众多媒体和外省的支持。1949年2月22日，上海工商界指出“自政府实施输出入管制法后，以执行技术欠妥，弊实丛生，工商界未蒙其益，反受其害，是以华南等处之工商界，提议撤销输管制度，本市工业会亦表示赞同，期望尤殷切。曾于日前举行输出入研究委员会，一致响应华南工商界主张。”
输出入管制制度实施的本意在于加强外贸管制，以挽救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因政策多变、流弊丛生，导致了“南辕北辙”结局，不仅未能复苏对外贸易，反倒使粤、港间商贸危机不断加深。输出入管制政策最终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亡而寿终正寝。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2：1459.
[2]千家驹.狼与羊的“互惠平等”——论中美新商约[N].华商报，194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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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延陵.战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检讨与展望[J].经济周刊，1949，2（9）：2.
[5]沈光沛.论输入限额分配制[J].国际贸易，1946，1（14）：2.
[6]华南输出入的管制[J].经济周报，1947，4（25）：3.
[7]黄增章.民国广东商业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47-148.
[8]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N].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18）：17.
[9]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M].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18）：14.
[10]电发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及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N].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18）：4.
[11]粤实施结汇办法后货物出口锐减[N].银行周报，1946，30（32）：30.
[12]刘佐人.走私与广东金融[J].经济通讯，1948，3（3）：77.
[13]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N].金融周报，1946，15（22）：18-19.
[14]潘稚平.检讨输入许可制的实施[J].关声，1947，（1）：9.
[15]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20.
[16][21]一之.香港的“通天证”与联锁制度[J].经济通讯，1947，2（36）：1140-1141.
刊，1947，（29）：10.
[17]华园.华南数万亿元大舞弊案内幕[N].时事新闻，194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