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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护照上“国籍”一栏标得清清楚楚：澳大利亚。但他执拗地认为，“拿了个外国证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纯粹胡说八道”。不过，他还是更习惯让人叫他Peter，而不是他的中文名。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Peter，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Peter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Peter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大利亚，“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Peter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地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大利亚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Peter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Peter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虽然活儿粗，但好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Peter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Peter留在澳大利亚，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刀。中国人都狡猾。”Peter总结。
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
Peter梦想能落叶归根。澳大利亚和中国，在他眼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可是没得挣，活那么长又有啥意思呢?”他嘿嘿笑起来。
事实上，1999年，Peter回过一次国，身份是“澳籍华人”，投资做防火安全检测，他摇身一变，从装修工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发誓，要赚一笔大钱再回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法律就像是张网，再小的鱼你也钻不过去。在那儿我没有优势。可在国内不一样，我太了解咱们国家了，在国内只要你有基础、有人脉，到处都有漏洞，到处都有灰色的收入。我回国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没有半点不适应，谁要说自己不适应自己祖国了，那绝对是矫情。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不过，弄了7年，生意还是失败了。他将原因归为交友不慎，合开公司的朋友总是侵占公司资源来谋取私利，久而久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想了想，也承认自己还是太倔了，所以注定没法和人合作。他最熟悉的中国江湖，也许并不一定适合他。
中途，他大哭过一次。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辜负了老太太，这么大个人儿，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点名堂来。”
做个孤独的澳憨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澳大利亚，做了个现代“祥子”。操起方向盘，在悉尼的大街小巷转悠，和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人闲聊。
仍然很愤怒，仍然关心着国内。到现在，他每天出车前都还要浏览国内的新闻网站，生怕别人聊起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自己不知道，不能成为闲谈的中心会让他感觉失落，而这是最要命的。
有一次，一个“洋鬼子”坐他的车，他看见那人的包上挂着日本的LOGO，本来不关他的事儿，他却硬要和人争辩，日本对不起中国。“‘知道1937年的事儿么?’我问他。洋鬼子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那怎么能过去呢?我也杀几个日本鬼子，然后过几年人家也说这过去了行不行?”他义愤填膺地说完，然后又干笑几声，说，“我还是个愤青吧，国内是这样形容我们的吧?”
“愤怒中年。”我说。他“哦”了一声，“对，我老了。”
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再像年轻时一样冲动，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就能和人争得面红耳赤。做出租车司机，有时会遇到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比如一个中国男人欺负另一个中国女孩儿，他想了想，没管。“毕竟是男的付我车钱，而且，管了今天也管不了明天啊。”
澳大利亚现有人口2000万，仅悉尼一地，就有50万中国人。但在澳大利亚，Peter没多少朋友，国内也一样。大多数时候，他过得有点儿孤独，形容自己是“澳憨”。每天的生活单调又乏味。工作、上网、看国内电视和新闻，然后就是休息。
对同胞，他提防；对本地人，他知道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的圈子。
5岁时被他接出国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香蕉人”。从来不看中国电视节目，接受的是纯正的西方式教育，在拿到双学位后，进入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这是Peter所希望的“真男人”形象。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Peter，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Peter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Peter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大利亚，“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Peter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地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大利亚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Peter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Peter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虽然活儿粗，但好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Peter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Peter留在澳大利亚，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刀。中国人都狡猾。”Peter总结。
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
Peter梦想能落叶归根。澳大利亚和中国，在他眼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可是没得挣，活那么长又有啥意思呢?”他嘿嘿笑起来。
事实上，1999年，Peter回过一次国，身份是“澳籍华人”，投资做防火安全检测，他摇身一变，从装修工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发誓，要赚一笔大钱再回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法律就像是张网，再小的鱼你也钻不过去。在那儿我没有优势。可在国内不一样，我太了解咱们国家了，在国内只要你有基础、有人脉，到处都有漏洞，到处都有灰色的收入。我回国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没有半点不适应，谁要说自己不适应自己祖国了，那绝对是矫情。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不过，弄了7年，生意还是失败了。他将原因归为交友不慎，合开公司的朋友总是侵占公司资源来谋取私利，久而久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想了想，也承认自己还是太倔了，所以注定没法和人合作。他最熟悉的中国江湖，也许并不一定适合他。
中途，他大哭过一次。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辜负了老太太，这么大个人儿，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点名堂来。”
做个孤独的澳憨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澳大利亚，做了个现代“祥子”。操起方向盘，在悉尼的大街小巷转悠，和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人闲聊。
仍然很愤怒，仍然关心着国内。到现在，他每天出车前都还要浏览国内的新闻网站，生怕别人聊起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自己不知道，不能成为闲谈的中心会让他感觉失落，而这是最要命的。
有一次，一个“洋鬼子”坐他的车，他看见那人的包上挂着日本的LOGO，本来不关他的事儿，他却硬要和人争辩，日本对不起中国。“‘知道1937年的事儿么?’我问他。洋鬼子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那怎么能过去呢?我也杀几个日本鬼子，然后过几年人家也说这过去了行不行?”他义愤填膺地说完，然后又干笑几声，说，“我还是个愤青吧，国内是这样形容我们的吧?”
“愤怒中年。”我说。他“哦”了一声，“对，我老了。”
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再像年轻时一样冲动，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就能和人争得面红耳赤。做出租车司机，有时会遇到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比如一个中国男人欺负另一个中国女孩儿，他想了想，没管。“毕竟是男的付我车钱，而且，管了今天也管不了明天啊。”
澳大利亚现有人口2000万，仅悉尼一地，就有50万中国人。但在澳大利亚，Peter没多少朋友，国内也一样。大多数时候，他过得有点儿孤独，形容自己是“澳憨”。每天的生活单调又乏味。工作、上网、看国内电视和新闻，然后就是休息。
对同胞，他提防；对本地人，他知道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的圈子。
5岁时被他接出国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香蕉人”。从来不看中国电视节目，接受的是纯正的西方式教育，在拿到双学位后，进入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这是Peter所希望的“真男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