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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挂灯笼的。很多年了,便是过年也不挂灯笼。但我知道我们那儿的风俗是要挂灯笼的,正像广播电视里唱的那样:“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里来挂红灯。”但我坚持不挂红灯笼,因为我忘不了肖伙儿,忘不了曾经的黑灯劫。  与我在村里一起溜面面土、一起玩尿泥的肖伙儿,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曾几何时,我父亲是“黑五类”分子,我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村里的孩子都不和我玩,只有肖伙儿毫无知觉地和我不离不弃。这不是说他和我
毫无疑问,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人之一。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之后曾发表感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  在很多人的眼中,胡适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胡适自己却说:五四运动不是我胡适之搞出来的。因为事实很清楚,“五四”当天,胡适不在北京,他在上海招
《最优生活——从柏拉图到百忧解的幸福追求》,美国兰登书屋皇冠出版社2000年版。    心理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 í kszentmih à lyi)在《心流》(Flow)一书里指出:尽管现代文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对什么是幸福,现代人比之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并不见出高明。齐克森米哈里不满足于书斋加哲学式的幸福思考,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了他数十年对幸福的心理学研究。精神分析学与社
她做了一本谁都不会去做的,可是其实又好像和谁都有关系的书。  陈祖芬,这位以报告文学扬名文坛的作家,沉浸在她的玩具世界里,用她的童心向世界传达真善美。  她这么写的时候,其实也在担心,这本书贯穿的真善美,会影响效益,因为现在讲真善美好像不很时尚了。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做的一切,倾注了她对这个世界的祈愿。  快乐是我们的目标  在《我的小小世界》一书里,陈祖芬将玩具搭建了各各不同的组合,拍了几
2016年8月18日上午,秋雨萧瑟,绵绵不绝,八宝山公墓在雨中显得格外安静,空旷,肃穆。只有近代史所及其相关单位数百人来到这里,送敬爱的步平先生最后一程。  步平1948年生于北京,名门之后,具有很好的知识背景。1967年,随着时代大潮,离开北京,前往北大荒,都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73年进入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1978年进入黑龙江哲学社会研究所从事历史学研究,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直至
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电影人奉献出了十余部优秀的电影作品。除了以《百团大战》《开罗宣言》为代表的故事片之外,还有好几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电影,包括讲述山东抗日根据地往事的《根据地》,汇集了诸多首次面世的抗战影像资料的《燃烧的影像》,回顾文艺工作者在抗战中的奋斗与牺牲的《抗战中的文艺》等。讲述丰田盟军战俘营的《铁血残阳》,就是其中一部视角独特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由曾执导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在历经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之后,才能彰显其原初的意义,使后人得以窥知,它的发生与否,它的基本方向,都与后来的历史息息相关。在晚清民初时期,无论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并都镶嵌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之中。  然而,政治事件与文明事件不同。政治事件带来一时的政治变革,文明事件则引发长久的文明动荡。政治事件只影响政治本身,文明事件直接改变人心。
从最近几年写的随笔、演讲之类文字中挑出十来篇,编成一个小册子,题名《我心依然》,准备编入上海图书馆科技文献出版社的“合众文丛”。“我心依然”,乍一听,像是流行歌曲,但仔细一想——也确实是流行歌曲——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的流行歌曲,是老妪都解、满村传唱的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从通俗这层意义上说,这题目切合我在博物馆从事的文化普及工作,虽然跟白乐天相比我当然不敢望其项背。白居易这首《访陶公旧宅》写他访问陶渊
我们是看金庸小说长大的。这个“我们”指的是我身边的我所熟悉的人,不敢随意泛化,以免有人觉得这家伙不自量力随意就想要代表谁;也不能缩小成“我”,因为我阅读金庸的经验本就来自“圈子”传阅,属于群体性阅读,而不是自己买了书一个人在书斋里静静地阅读。  在一些不以通俗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为然的道学家看来,读金庸或许显得不够档次。但是,在偏僻农村长大的我们,没有图书馆可去,更没有什么高档的内参可看,流行的且能
·壹·  从《西游记》的传播和接受来看,如果要为它找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西游”,第二个是“取经”,第三个是“唐僧”。《西游记》各种早期的版本都以“西游”来称它,《西游释厄传》《西游原旨》《西游真诠》等,在它之前还有《西游记》杂剧,“西游”是故事的主线。“取经”则是“西游”的目的,而且这个故事有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历史原型,在唐五代就产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样文艺化的作品。唐僧即三藏法师则是西游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