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读书时已经是民国成立二十好几年了，但我们村里仍没有进“洋学堂”的，一般都进私塾读书。私塾有大户人家独立办的，有合族办的，也有几家合起来办的。
　　我读的私塾属于第三种情况。当时村上和我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有上十个，村里几户条件稍好的家长们就商量，得让他们读点书，于是就决定合办一个私塾，并决定由我们家免费提供两间房子，大的一间做学生读书之用，小点的一间给聘请的教书先生住。至于课桌椅、文具、书籍等，则由有子弟读书的各家各户自己准备后带来。
　　来私塾读书的学生，都是本村家庭条件稍好的能交得起学钱人家的子弟，但限于男孩子。女孩子在我们那时的村里仍是不准读书的，说是“女孩子是要把出去的（方言，即要嫁出去），读了也没用，读得再好也是给别个屋里了”。当时和我一起就读的学生，有十多个，但也不固定，要看收成情况。收成好，交得起学钱，来就读的就多些。
　　私塾开学第一天，家长们送学生来报到，学生要一一拜师行礼，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位，再拜教我们的私塾先生。拜完后，就算履行了入学手续，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正式注册了。
　　学生每天进了私塾后，就不准出门，直到放学回家吃饭，只有需要大小便时才可以出去。学生的感觉就像坐牢房，所以多不愿意读书，说是“比背犁（方言，意为牛拉犁）还累”。有的学生因坐不住，厕所上得勤，实际上是借此到外面玩。
　　私塾上课就是由一位老先生领着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读书、背书，也叫孩子们写字。要背的书，私塾先生根据学生的程度安排。
　　启蒙学生所学内容为《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捷径杂字》（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用字）等蒙学读物。《三字经》三个字一句，《百家姓》《千字文》则是四个字一句，后两书里的字是不重复的。
　　据说有一个叫周兴嗣的人得罪了梁武帝，皇帝为了惩罚他，命他一夜之内写一篇整一千字的文章，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一字，还不许有重复的字，写不出来就杀无赦。周挖空心思，居然一晚上就写出了《千字文》。皇帝一看，觉得还不错，便饶了他。只是可怜了那周兴嗣，一夜之间，整个头发都白了。以上均属“童子之学”，塾师首先要教学生背熟以上这些书。
　　启蒙后，便进入《五言鉴》《幼学琼林》等较高深知识内容的学习。完成启蒙及相当于初小的学习后，就可以进入更高一级内容的学习，主要是读“四书”，即被南宋朱熹弄在一起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大人之学”。“童子之学”几本书都是句式一定，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好学好记。而“四书”句子长短不一，很难懂，首先断句就难，那时没有标点符号。
　　一天的作息时间，分作三个阶段安排。早上读书，任务较单一。学生早上来校，由先生点三首书（即指定须读熟的三句话），完成后，回家去吃早饭。上午读书，任务有四项。学生吃完早饭回来后，先温习早上和以前读过的那些内容，然后再点三首新书读熟。另外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练习写字，须写16个字的大字（即毛笔字）一张，在该张纸的空隙处写小字。写字练习，依填红、蒙帖、临帖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进行。再就是程度较高的学生，先生会出对联，或是给出上联，学生对下联；或是给出下联，学生对上联。对不出来也不处罚。
　　上午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先生要进行检查。写的字交先生批阅点评，写得好的字和笔画，先生用红笔画上圈。写大字用的纸的背面，先生把从昨天至当天早上的生字中较难的字挑出来写在上面，要求学生辨认，认不出来就打手板。
　　打多少手板，有两种标准，一是按认不出来的字数打，一个字打一下，这算是很人性化的；二是按认不出来的字笔画数来打，当年都是繁体字，若是认不出的字多，那打起来就不晓得是多少下了，有的先生打得又重，学生被打得哭哭啼啼是常事。
　　所有这些事情做完后，学生就回去吃中饭。下午的学习，主要是背书。从所学课本的首页首句开始，一直背到当天所点的书为止。背完后，再点三首，完成了就可回家，完不成的也不留校。
　　私塾先生的待遇包括两部分。一是日常生活的供应，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先生自己在私塾开伙的，由学生家庭出米（每人3升）和菜钱（或出小菜、鱼、肉等物品）；如果塾师不自己开伙食，则轮流到学生家里吃饭。二是薪金报酬，按年计算。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启蒙生每年出谷1～2石，较高者每年出谷3～4石，更高者每年出谷5石以上。根据这一标准，到了年终结算时，则按当时稻谷的价格折算成钱，不收实物。
　　我们这个私塾，实际上是个临时学校，没有学田，也就没有固定的办学经费来源。遇到发生灾荒年份，收成无多，雇主出不起学钱了，就会辞退塾师，先生因此就失业，称作“浮（方言读‘bao’，二声）夹（方言读‘ga’，去声）哒砚池”。我读书期间，发了三年大洪水，先生砚池就浮了三年。
　　在私塾教书的先后有张敬川、田仲玉两位先生。张先生执教我们的时间很短，浮砚池后就没有再来。以后一直是田先生，他执教的时间最长。记得他还曾写过一幅“罢钓船归在尔室，读书声朗是吾家”的对联贴在私塾大门的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