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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增长对于中国的今后发展是精明增长、佳好增长、通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增长
盛夏的午后，天慢慢转阴，雨幕很快遮住了窗子。
75岁的陆大道对此似乎毫无察觉，他坐在轮椅上，听取弟子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支撑系统”的分析与建议。
2014年，相关部门启动关于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问题的研究。陆大道与同事们也对此开展预研究。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速增长的经济为中国带来了长期利好，但长期追求高增长率，也为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环境和自然资源已经支撑乏力，调整经济增速的预期非常重要。
近些年他多次发出类似的呼吁。他说自己的动因是“地理学者要有国土情怀和国家情怀”。
“癌症村”猛于“水俣病”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研判，中国长期高速而低效的经济增长，已经引发结构性困境。1998年与2008年之后的两次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保障经济增速的同时，造成了过剩的产能，透支了部分增长因素和环境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的透支，情况究竟如何？
陆大道：中国环境污染的态势很严峻。具体来说，雾霾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1952年的“伦敦雾”，而水污染及其影响比雾霾更严重。严重的土壤污染正在快速使部分优质耕地丧失生产功能。“癌症村”分布于中国中部、南方、西南、川陕甘的许多河流中下游——就其涉及的地理范围、人口规模、对居民生命和健康的摧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水俣病”。
现阶段，中国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已经无法继续承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空间扩展的城镇化。
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速、结构和发展模式方面解决问题，环境污染还可能进一步加剧，而这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也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如你所言，长期依靠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陆大道：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可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总量达到惊人的规模，对世界资源的高度依赖，特别是进口大量的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资源（原油、铁矿石对国外依赖度已经达到70%，铜、铝等矿石和天然气对外依赖度也将很快达到50%以上），将使国家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不可否认，长期进行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模式，以及依赖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理念和支撑。但这种模式也引起了国内重要资源的加速消耗，并导致“世界在污染中国”，以及经济效益低、国内竞争国际化、加深国民经济结构性困境等问题。目前看来，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中速增长是精明增长
《瞭望东方周刊》：你担任组长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组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年增长率在6%～4%）已是必然趋势。你说过，中速增长对于中国的今后发展是精明增长、佳好增长、通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增长。为何经济中速增长反而是好事？
陆大道：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与国家竞争力/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国家影响力与全球化的推动进程相关。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已经发生了三次世界权力转移或更替，每一次都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支配权力分配的国家往往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比如，伴随第一次权力转移开始的欧洲崛起，伴随第二次权力转移开始的美国崛起。
而今，世界正经历着第三次权力大转移。期间，伴随着重要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相关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在同步变化。我们看到，英国在1831～2013年的180多年间，经济增速波动不大，除1936～1940年之间发生过一次10个百分点以上的高速增长外，其余年份大多维持在5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发现，经济超高速及高速增长的国家，往往是竞争力较低的国家，并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经济的超高速及高速发展，往往带来民生、社会、环境等问题，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里，仅中国保持着较高的竞争力。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模式，对能源矿产资源的依赖是否会有所减轻？
陆大道：即便在中速增长模式下，中国仍然需要庞大的能源矿产资源的支撑。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其快速工业化阶段，也曾出现经济总量和能源矿产消费同步增长的趋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人民生活水平还处于持续提高阶段。1970年，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0美元，城镇化率73%；而目前中国的同比数字分别是3500美元、不足60%。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需要继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与矿产资源的需求还将继续增长。
在经济中速增长情景下（2015～2020年GDP年均增速6%，2020～2030年5%），2020年能源消费规模将达到46.8亿吨，2025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55亿吨和60亿吨。
效益放在最主要位置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构优化和发展效率的提高，才能确立“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并建议制定包括GDP在内的一组指标，综合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比如，你提出“三维目标”，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同步，作为国家发展的三个主要目标，这是否有实现前景？
陆大道：大国在工业化初期与中期，若谋求经济快速增长，只有实行不平衡发展策略。只有到了高度发展阶段，才可能缩小地区差距。从这一点来看，改革开放前些年优先保证沿海地区增长，是符合全国利益的。
事实上美国各州人均经济实力差距也很大。
中国自“十一五”开始就不提“取消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了，事实上这种目标是达不到的，各地区经济实力差距缩小并不符合全国人们利益。
目前这个阶段，尤为紧迫的是环境问题。否则，经常性出现的环境危机，将变为社会危机。
现在来看，中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太高，而出口则在不断下降。
中国能否迅速输出资本、输出产能，并进一步推进全面开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崛起的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以前我们也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与你提到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体系”有何异同？
陆大道：中国历来重视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的资源利用效率与单位GDP排放，在世界范伟内都是比较高的。
各地很明显仍然只注重GDP，不注重环境。因为降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淘汰落后产能，地方上更受不了，于是客观上就把环境问题放在次要位置了。
我所提到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体系”，与30年前我们提出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在理念上一脉相承，但内涵上有变化——现在资源能源的形式与当时不同、紧迫程度亦有区别。
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质疑：中国为何不用绿色GDP统计国民经济？
数十年前，“里约大会”上提出“绿色GDP”，这种提法要扣除生态成本。也就是说，被污染的环境要恢复原貌。且绿色GDP的统计数值，要比现在中国惯用的GDP统计数值小得多，各地分歧很大。
世界银行曾就此作过类似研究：1978年印尼名义上的GDP是7%，但按绿色GDP核算后却是4%。要承认这样的落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在中国，有些地方的GDP统计，原本或许就存在一些浮动空间。
盛夏的午后，天慢慢转阴，雨幕很快遮住了窗子。
75岁的陆大道对此似乎毫无察觉，他坐在轮椅上，听取弟子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支撑系统”的分析与建议。
2014年，相关部门启动关于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问题的研究。陆大道与同事们也对此开展预研究。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速增长的经济为中国带来了长期利好，但长期追求高增长率，也为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环境和自然资源已经支撑乏力，调整经济增速的预期非常重要。
近些年他多次发出类似的呼吁。他说自己的动因是“地理学者要有国土情怀和国家情怀”。
“癌症村”猛于“水俣病”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研判，中国长期高速而低效的经济增长，已经引发结构性困境。1998年与2008年之后的两次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保障经济增速的同时，造成了过剩的产能，透支了部分增长因素和环境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的透支，情况究竟如何？
陆大道：中国环境污染的态势很严峻。具体来说，雾霾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1952年的“伦敦雾”，而水污染及其影响比雾霾更严重。严重的土壤污染正在快速使部分优质耕地丧失生产功能。“癌症村”分布于中国中部、南方、西南、川陕甘的许多河流中下游——就其涉及的地理范围、人口规模、对居民生命和健康的摧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水俣病”。
现阶段，中国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已经无法继续承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空间扩展的城镇化。
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速、结构和发展模式方面解决问题，环境污染还可能进一步加剧，而这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也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如你所言，长期依靠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陆大道：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可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总量达到惊人的规模，对世界资源的高度依赖，特别是进口大量的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资源（原油、铁矿石对国外依赖度已经达到70%，铜、铝等矿石和天然气对外依赖度也将很快达到50%以上），将使国家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不可否认，长期进行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模式，以及依赖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理念和支撑。但这种模式也引起了国内重要资源的加速消耗，并导致“世界在污染中国”，以及经济效益低、国内竞争国际化、加深国民经济结构性困境等问题。目前看来，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中速增长是精明增长
《瞭望东方周刊》：你担任组长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组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年增长率在6%～4%）已是必然趋势。你说过，中速增长对于中国的今后发展是精明增长、佳好增长、通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增长。为何经济中速增长反而是好事？
陆大道：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与国家竞争力/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国家影响力与全球化的推动进程相关。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已经发生了三次世界权力转移或更替，每一次都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支配权力分配的国家往往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比如，伴随第一次权力转移开始的欧洲崛起，伴随第二次权力转移开始的美国崛起。
而今，世界正经历着第三次权力大转移。期间，伴随着重要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相关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在同步变化。我们看到，英国在1831～2013年的180多年间，经济增速波动不大，除1936～1940年之间发生过一次10个百分点以上的高速增长外，其余年份大多维持在5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发现，经济超高速及高速增长的国家，往往是竞争力较低的国家，并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经济的超高速及高速发展，往往带来民生、社会、环境等问题，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里，仅中国保持着较高的竞争力。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模式，对能源矿产资源的依赖是否会有所减轻？
陆大道：即便在中速增长模式下，中国仍然需要庞大的能源矿产资源的支撑。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其快速工业化阶段，也曾出现经济总量和能源矿产消费同步增长的趋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人民生活水平还处于持续提高阶段。1970年，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0美元，城镇化率73%；而目前中国的同比数字分别是3500美元、不足60%。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需要继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与矿产资源的需求还将继续增长。
在经济中速增长情景下（2015～2020年GDP年均增速6%，2020～2030年5%），2020年能源消费规模将达到46.8亿吨，2025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55亿吨和60亿吨。
效益放在最主要位置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构优化和发展效率的提高，才能确立“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并建议制定包括GDP在内的一组指标，综合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比如，你提出“三维目标”，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同步，作为国家发展的三个主要目标，这是否有实现前景？
陆大道：大国在工业化初期与中期，若谋求经济快速增长，只有实行不平衡发展策略。只有到了高度发展阶段，才可能缩小地区差距。从这一点来看，改革开放前些年优先保证沿海地区增长，是符合全国利益的。
事实上美国各州人均经济实力差距也很大。
中国自“十一五”开始就不提“取消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了，事实上这种目标是达不到的，各地区经济实力差距缩小并不符合全国人们利益。
目前这个阶段，尤为紧迫的是环境问题。否则，经常性出现的环境危机，将变为社会危机。
现在来看，中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太高，而出口则在不断下降。
中国能否迅速输出资本、输出产能，并进一步推进全面开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崛起的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以前我们也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与你提到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体系”有何异同？
陆大道：中国历来重视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的资源利用效率与单位GDP排放，在世界范伟内都是比较高的。
各地很明显仍然只注重GDP，不注重环境。因为降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淘汰落后产能，地方上更受不了，于是客观上就把环境问题放在次要位置了。
我所提到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体系”，与30年前我们提出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在理念上一脉相承，但内涵上有变化——现在资源能源的形式与当时不同、紧迫程度亦有区别。
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质疑：中国为何不用绿色GDP统计国民经济？
数十年前，“里约大会”上提出“绿色GDP”，这种提法要扣除生态成本。也就是说，被污染的环境要恢复原貌。且绿色GDP的统计数值，要比现在中国惯用的GDP统计数值小得多，各地分歧很大。
世界银行曾就此作过类似研究：1978年印尼名义上的GDP是7%，但按绿色GDP核算后却是4%。要承认这样的落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在中国，有些地方的GDP统计，原本或许就存在一些浮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