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通过建立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互动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以全国283个地级城市2006—2012年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探讨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关联机制。结果显示：国家审计与公共服务供给整体的耦合协调度较弱，耦合度水平处于拮抗阶段，协调度总体处于低级水平，且其时序变化并未表现出明显增长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程度基本相当，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差，且三者耦合协调度均呈现U型时序变动特征；不同等级城市耦合协调程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提高，且特大及以上城市、I型大城市处于中度协调阶段。研究对于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治理功能，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提升审计效率效果，进而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国家审计； 公共服务供给； 耦合度； 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4-0090-06
一、引言
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和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是制约人们获得满足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国家审计作为实现国家良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审计业务的开展紧跟国家治理的步伐。
国家审计通过开展财政审计、专项资金审计、工程项目建设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审计形式，通过制约政府权力运行，抑制腐败行为，转变政府投资偏好，保障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不被挤占挪用，同时，在合规性审计的基础上，强化对公共资金、公共资源使用经济性、效益性的关注，优化投资布局，提升投资效率效果，最终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国家审计治理效能的发挥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契合程度、协调程度是制约国家审计更好发挥作用的基础。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相互作用强弱、协调配合、良性发展水平的高低，對于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现有文献，国家审计在揭示经济社会运行风险隐患、维护经济安全、改善国有企业绩效、保障人民利益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共识[ 1-4 ]。然而，鲜有文献将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直接联系，更没有学者从耦合协调的角度对二者互动状态展开定量研究。因此，本文以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拟从系统耦合互动的视角，探讨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协调发展状态，通过数据分析提供政策导向，以期助力实践发展。
二、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
（一）国家审计治理能力（U1）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发挥，取决于国家审计质量的高低[ 5 ]。本文参照朱荣[ 5 ]、宋常等[ 6 ]、李江涛等[ 7 ]的做法，从审计执行能力、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审计纠正能力、审计协作能力四个方面综合衡量国家审计质量（如表1所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四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得到国家审计治理能力指标。
（二）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U2）
公共服务满足的是普通社会群体共同的基本消费需求，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本文依据武力超等[ 8 ]的做法，基于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客观成果数据对各地级城市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从涉及保障基本民生所需的教育类、医疗卫生服务类、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类、交通运输类、环境保护类公共服务的五个方面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五个方面的客观成果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得到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U2）。
（三）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为除陇南、中卫、拉萨和巢湖等市的2006—2012年全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由于巢湖市在2011年并入合肥市，因而将2006—2010年巢湖市数据并入合肥市。本文数据主要来自2007—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审计年鉴》。
三、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互动的模型
（一）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模型
耦合源自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是一种相互依赖、协调与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 9 ]。借用耦合这一概念，用以衡量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强弱程度。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 10-11 ]，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C的函数表达式可设定为：
其中，U1为国家审计治理能力，U2为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C为耦合度。C∈[0，1]，C值越大，表明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彼此相互作用越强，耦合水平越高。当C=1时，表明二者达到最佳耦合状态；当C=0时，表明二者处于无关状态。
（二）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协调模型
耦合度是用来衡量系统或要素间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强弱程度，却无法反映协调发展状况。由于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不平衡性，仅仅依据耦合度难以反映二者的协调配合、良性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引入协调度模型[ 9 ]，以便分析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具体构建模型如下：
（2）式中，D为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协调指数，主要用以反映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协调效应。本文设定二者同等重要，即协调度计算中的参数a、b均取值为0.5。参照相关研究做法[ 11 ]，本文设定了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及划分标准，如表3所示。
四、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互动的实证分析 （一）城市层面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差异性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指标值，按照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方法，分别得到全国283个地级城市2006—2012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将每个城市历年数据做平均处理，按照“地理分区”和“城市等级”相结合对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4。
依据地理位置，将全国283个地级城市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①。从统计结果来看，平均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难分伯仲”，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最低。依据耦合协调等级的划分（表3），全国层面以及三大地理分区均呈现出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以及低度协调的状态。这说明，虽然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就协调度指标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呈现递减趋势，但总体来说，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二者相互作用关系弱，协调发展水平较低。
将全国283个城市划分为特大及以上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②。全国平均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为0.3808、协调度为0.2604，其中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耦合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0.3974和0.4037，而其余各等级城市耦合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协调度指标值来看，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变化范围在0.2286～0.4087之间，呈现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等级越高，协调度越高的趋势，其中特大及以上城市、I型大城市已经进入中度协调阶段。三大地理分区的不同等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指标值也呈现出相同状态。综合考虑耦合度、协调度这两项指标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与城市等级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城市等级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性越强。
（二）全國各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
按照地理分区，分别测算三大地理分区城市2006—2012年各年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协调度均值，按照时序排列，制成折线图1、折线图2。
全国三大地区层面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由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其中，中部地区耦合程度最高，变动范围在0.3734～0.4180之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变动范围分别为0.3333～0.4034、0.3286～0.3941，三大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就总体变化趋势而言，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呈现出变化趋势的一致性，在2006—2009年间，耦合度呈现递减趋势，2009年为七年中的最低值，随后年份耦合度值又平稳回升至最初水平。
协调度情况而言，东部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最好，变化范围在0.2377～0.3112之间；中部地区次之，变动范围为0.2452～0.2962；西部地区最低，拉低了全国平均水平，变动范围在0.1957～0.2570之间。三大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均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协调度时序变动趋势同耦合度时序变动趋势具有一致性。
综合考虑全国各地区层面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程度基本相当，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差，并且三大地理分区耦合协调度呈现U型变动的时序特征。总体而言，全国各地区层面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处于耦合拮抗阶段、低度协调时期。
（三）全国各等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
按照市辖区人口数将全国283个地级城市划分为五个城市等级，其中特大及以上城市11个、I型大城市7个、II型大城市101个、中等城市105个、小城市59个。以城市等级规模为划分标准，将283个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协调度取年度均值，按照时序排列，得到图3、图4。
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耦合度值依次递减，变动范围分别为0.3715～0.4272、0.3321～0.4009以及0.3149～0.3859，并且三条时序耦合度线保持相同的变动趋势，均以2009年为转折，呈现出先递减后上升的趋势，同时，2009年之后，II型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度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相较于上述三条耦合度时序线的规律性变化，I型大城市耦合度变动稍显“混乱”。2008年和2010年，I型大城市耦合度分别从上一年度的0.4163和0.4145，下降至0.3652和0.3529，随后两年又有所回升。特大及以上城市耦合度呈现波浪式变动，波动范围在0.3487～0.3941。总体而言，全国各等级城市国家审计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规模等级越高，耦合程度越高的状态，这同文中运用2006—2012年耦合度均值进行不同城市规模的耦合协调性分析得出了一致结论。
城市等级层面的协调度折线图的时序趋势也印证了上述结论。其中，特大及以上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范围变化区间为0.3565～0.4608，已经达到中度协调水平。而I型大城市协调度指标值在2009年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处于中度协调阶段，2009—2011年三年间处于低度协调水平，随后一年勉强跻身中度协调行列。而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协调度时序线依次呈现递减趋势，均处于低水平协调阶段，时序变化趋势也呈现相同态势，在2009年均有小幅度递减，总体变化趋于平稳，未能看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协调度在以后年份是否有增长态势。
（四）不同地区各等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③
【关键词】 国家审计； 公共服务供给； 耦合度； 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4-0090-06
一、引言
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和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是制约人们获得满足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国家审计作为实现国家良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审计业务的开展紧跟国家治理的步伐。
国家审计通过开展财政审计、专项资金审计、工程项目建设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审计形式，通过制约政府权力运行，抑制腐败行为，转变政府投资偏好，保障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不被挤占挪用，同时，在合规性审计的基础上，强化对公共资金、公共资源使用经济性、效益性的关注，优化投资布局，提升投资效率效果，最终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国家审计治理效能的发挥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契合程度、协调程度是制约国家审计更好发挥作用的基础。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相互作用强弱、协调配合、良性发展水平的高低，對于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现有文献，国家审计在揭示经济社会运行风险隐患、维护经济安全、改善国有企业绩效、保障人民利益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共识[ 1-4 ]。然而，鲜有文献将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直接联系，更没有学者从耦合协调的角度对二者互动状态展开定量研究。因此，本文以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拟从系统耦合互动的视角，探讨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协调发展状态，通过数据分析提供政策导向，以期助力实践发展。
二、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
（一）国家审计治理能力（U1）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发挥，取决于国家审计质量的高低[ 5 ]。本文参照朱荣[ 5 ]、宋常等[ 6 ]、李江涛等[ 7 ]的做法，从审计执行能力、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审计纠正能力、审计协作能力四个方面综合衡量国家审计质量（如表1所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四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得到国家审计治理能力指标。
（二）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U2）
公共服务满足的是普通社会群体共同的基本消费需求，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本文依据武力超等[ 8 ]的做法，基于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客观成果数据对各地级城市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从涉及保障基本民生所需的教育类、医疗卫生服务类、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类、交通运输类、环境保护类公共服务的五个方面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五个方面的客观成果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得到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U2）。
（三）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为除陇南、中卫、拉萨和巢湖等市的2006—2012年全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由于巢湖市在2011年并入合肥市，因而将2006—2010年巢湖市数据并入合肥市。本文数据主要来自2007—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审计年鉴》。
三、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互动的模型
（一）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模型
耦合源自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是一种相互依赖、协调与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 9 ]。借用耦合这一概念，用以衡量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强弱程度。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 10-11 ]，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C的函数表达式可设定为：
其中，U1为国家审计治理能力，U2为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C为耦合度。C∈[0，1]，C值越大，表明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彼此相互作用越强，耦合水平越高。当C=1时，表明二者达到最佳耦合状态；当C=0时，表明二者处于无关状态。
（二）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协调模型
耦合度是用来衡量系统或要素间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强弱程度，却无法反映协调发展状况。由于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不平衡性，仅仅依据耦合度难以反映二者的协调配合、良性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引入协调度模型[ 9 ]，以便分析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具体构建模型如下：
（2）式中，D为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协调指数，主要用以反映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协调效应。本文设定二者同等重要，即协调度计算中的参数a、b均取值为0.5。参照相关研究做法[ 11 ]，本文设定了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及划分标准，如表3所示。
四、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互动的实证分析 （一）城市层面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差异性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指标值，按照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方法，分别得到全国283个地级城市2006—2012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将每个城市历年数据做平均处理，按照“地理分区”和“城市等级”相结合对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4。
依据地理位置，将全国283个地级城市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①。从统计结果来看，平均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难分伯仲”，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最低。依据耦合协调等级的划分（表3），全国层面以及三大地理分区均呈现出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以及低度协调的状态。这说明，虽然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就协调度指标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呈现递减趋势，但总体来说，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二者相互作用关系弱，协调发展水平较低。
将全国283个城市划分为特大及以上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②。全国平均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为0.3808、协调度为0.2604，其中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耦合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0.3974和0.4037，而其余各等级城市耦合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协调度指标值来看，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变化范围在0.2286～0.4087之间，呈现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等级越高，协调度越高的趋势，其中特大及以上城市、I型大城市已经进入中度协调阶段。三大地理分区的不同等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指标值也呈现出相同状态。综合考虑耦合度、协调度这两项指标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与城市等级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城市等级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性越强。
（二）全國各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
按照地理分区，分别测算三大地理分区城市2006—2012年各年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协调度均值，按照时序排列，制成折线图1、折线图2。
全国三大地区层面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由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其中，中部地区耦合程度最高，变动范围在0.3734～0.4180之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变动范围分别为0.3333～0.4034、0.3286～0.3941，三大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就总体变化趋势而言，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呈现出变化趋势的一致性，在2006—2009年间，耦合度呈现递减趋势，2009年为七年中的最低值，随后年份耦合度值又平稳回升至最初水平。
协调度情况而言，东部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最好，变化范围在0.2377～0.3112之间；中部地区次之，变动范围为0.2452～0.2962；西部地区最低，拉低了全国平均水平，变动范围在0.1957～0.2570之间。三大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均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协调度时序变动趋势同耦合度时序变动趋势具有一致性。
综合考虑全国各地区层面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程度基本相当，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差，并且三大地理分区耦合协调度呈现U型变动的时序特征。总体而言，全国各地区层面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处于耦合拮抗阶段、低度协调时期。
（三）全国各等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
按照市辖区人口数将全国283个地级城市划分为五个城市等级，其中特大及以上城市11个、I型大城市7个、II型大城市101个、中等城市105个、小城市59个。以城市等级规模为划分标准，将283个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协调度取年度均值，按照时序排列，得到图3、图4。
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耦合度值依次递减，变动范围分别为0.3715～0.4272、0.3321～0.4009以及0.3149～0.3859，并且三条时序耦合度线保持相同的变动趋势，均以2009年为转折，呈现出先递减后上升的趋势，同时，2009年之后，II型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度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相较于上述三条耦合度时序线的规律性变化，I型大城市耦合度变动稍显“混乱”。2008年和2010年，I型大城市耦合度分别从上一年度的0.4163和0.4145，下降至0.3652和0.3529，随后两年又有所回升。特大及以上城市耦合度呈现波浪式变动，波动范围在0.3487～0.3941。总体而言，全国各等级城市国家审计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规模等级越高，耦合程度越高的状态，这同文中运用2006—2012年耦合度均值进行不同城市规模的耦合协调性分析得出了一致结论。
城市等级层面的协调度折线图的时序趋势也印证了上述结论。其中，特大及以上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范围变化区间为0.3565～0.4608，已经达到中度协调水平。而I型大城市协调度指标值在2009年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处于中度协调阶段，2009—2011年三年间处于低度协调水平，随后一年勉强跻身中度协调行列。而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协调度时序线依次呈现递减趋势，均处于低水平协调阶段，时序变化趋势也呈现相同态势，在2009年均有小幅度递减，总体变化趋于平稳，未能看出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协调度在以后年份是否有增长态势。
（四）不同地区各等级城市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