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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制作人常被人称作“幕后英雄”，捧红了明星，贡献了自己。可一直在幕后的王伟忠却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综艺教父”，经常被请到台前，他所代言的广告在台湾随处可见。最近，王伟忠到大陆担任《中国梦之声》和《中国达人秀》两档热门节目的评委，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位率性、认真、幽默的创意大师。
2013年12月24日平安夜，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在台北市光复南路的一家餐厅采访了王伟忠，他的打扮简单干练，配着高挑的身材，时髦的发型，很有明星架式。
“顺着天赋做事，才会成功”
生于台湾嘉义市眷村的王伟忠，能说一口正宗的京片子，他的父母皆生于北京。母亲孙绍琴大有来头，家族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流氓军阀——盗过慈禧太后墓的孙殿英，按辈份算是王伟忠的姥爷辈。王伟忠因此给自己的火爆脾气找到“正当性”——有个军阀出身的姥爷，发点脾气有什么了不得？
在台湾，眷村是个特别的地方，是专门为了安排自大陆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在王伟忠眼里，“眷村确实很特别，有点半封闭，村人就等于是半个家人。”18岁时王伟忠考上大学就离开了眷村，但把朋友当家人、重感情、像个老大哥那样照顾人等“眷村品质”一直都没丢。
1979年，王伟忠正在“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读大四。时值台湾解除戒严前夕，文化界正在积蓄冲破束缚的能量，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展开，王伟忠躬逢其盛。当时电视台正好开始实行“制播分离”，可以委托公司制作电视节目，而整个台湾制作公司只有两家：丽群影视和金氏公司。王伟忠怀揣勇气与梦想，进入丽群影视半工半读。当时他的老师江吉雄正在帮这家公司策划歌唱节目《综艺100》，王伟忠也参与其中。
虽只是个毛头小子，王伟忠却充分展现了天赋。他在《综艺100》中设计了短剧单元，还给主持人张小燕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造型，让她坐在太空舱里，穿着飞碟装，头上有一支天线，那句经典的开场白“搭啦哩搭啦，我是易百拉”，至今让台湾的“60后”难忘。这些新鲜元素让《综艺100》创下了高收视率。
在这之后，王伟忠仿佛在攻占山头，每策划一个节目，就必定是前人从未想到的。1986年开播的《连环泡》，用做娱乐节目的方式来做社会新闻，变枯燥为有趣。如其中一个环节就是邀请来宾接受一对一访问，两人坐在桌子两端，桌上摆着一截树干。如果来宾说话疑似不诚实，主持人就会把树干推倒，来宾会尴尬地慌不择言，说了实话。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脍炙人口的《嘎嘎呜啦啦》，真人主持人与人偶小伙伴孙小毛，以及大猩猩、河马等玩偶同台演出，拿下纽约电视奖儿童节目的银牌。
王伟忠曾说过一句名言：“顺着天赋做事，才会成功。”当电视节目做到一定程度，思路灵活的他意识到自己富有感情的声音很有卖点，决定转换跑道。1995年，他创立“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不仅亲自主持节目，也负责整个频道的节目策划。这个小电台爆发力十足，不久就让台湾的广播媒体重新洗牌。王伟忠也凭借其所主持的《台北什么都有》拿到广播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奖。
上世纪90年代末，王伟忠在制作节目之外开始了经纪事业，吸引了很多艺人投靠，包括大小S徐熙媛、徐熙娣姐妹，外号“黑人”的陈建州及陈汉典等。他们被称为“伟忠帮”。台湾演艺圈能被称为“帮”者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其庞大的势力。手上有了艺人资源后，王伟忠也知人善任，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康熙来了》、《我爱黑涩会》等娱乐节目。
王伟忠的火爆脾气在台湾演艺圈非常有名，许多台湾大牌艺人都曾被他骂过。人们说，他的狮吼能让摄影棚像地震一样晃动，被骂的人会脑部缺氧想要昏倒。据《康熙来了》制作人回忆，有一次，王伟忠看到节目上的题目被换掉了，立刻抓狂，边揪头发边吼：“谁弄的？搞什么东西！搞什么……”摄影棚里的人一个一个赶紧溜走，深怕被他逮到。
王伟忠做节目喜欢“借古讽今”。比如他最近制作的《熊新闻》，就是用历史上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来讽刺马英九和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斗争。剧本由他亲自编写，繁复的历史背景及有点深奥的文言文台词，难住了一群新生代演员。短短两个小时的节目，竟连叫暂停，录了12个小时。王伟忠气得大骂：“你们都该回学校重修国学常识。”
近几年，王伟忠的创作主题似乎回到了儿时生长的眷村。他拍摄过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回忆自己母亲在眷村的生活点滴；制作了《光阴的故事》，刻画眷村文化；还与戏剧家赖声川一起策划了舞台剧《宝岛一村》，将台湾的“眷村传奇”延伸到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
眷村出来的人喜欢当大哥。访问结束时，助理将外套从椅背上拿起来，王伟忠顺势把手伸进衣袖，表现得极其自然。他还真有大哥的派头。
“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
环球人物杂志：你经常说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为什么这么说？
王伟忠：我进入电视圈时，台湾经济刚好起飞，文化一片蓬勃生机。音乐有滚石、飞碟，舞台剧方面有赖声川、李国修，电影方面也人才济济。我能做成点事，是天时、地利、人和。
环球人物杂志：你以制作原创节目而为人称道，这些创意从哪里来的？
王伟忠：都是小时候的习惯所影响吧。我觉得习惯会塑造一个人的个性。我们小时候没有玩具，看完电影《辛巴达历险记》后，我们就把妈妈的锅铲拿过来，把后面绑一绑当剑使，家里的锅盖全被打得乱七八糟。看了电影《隐形人》，就把自己缠得像隐形人一样。因为你没有玩具，就自己制造玩具，这就是创意本身，然后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什么东西都去想自己应该怎么做。
环球人物杂志：你做的一些节目，将娱乐和新闻结合，在当时的台湾，这是很大胆的，怎么能顺利播出？
王伟忠：我妈常跟我说：“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笑）还是要跟领导搞好关系，我的节目能播出，电视台总经理点头是最大因素。
但搞好关系绝对不是拍马屁。我很勤快，几乎24小时在摄影棚，总经理早上上班看到我，晚上值班还看到我。我很懂礼貌，又能说会道，他们就开一扇小窗让我发挥。但我有的节目跟国民党政策违背，也被停了。我记得那时候做皮偶剧模仿很多政治人物，结果被禁。因为有人打电话来说这是讽刺长官。这种事情很多，来来回回，但我锲而不舍，慢慢就变成一股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得到的成功和赞许越多，会不会就越难突破自我？
王伟忠：这是个好问题，我其实一直在想如何突破自己。小时候我家很穷，一无所有。年轻人最棒的就是一无所有，不怕丢面子。你敢把自己投进去，所以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因为我没有什么背景，所以比较敢冲，碰到挫折时也还算乐观。其次，我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个性，到现在我还会想，如何用我的人脉、能力去做一些另类的东西。
以我这个年纪，你说我是“娱乐教父”、“电视教父”、“创意大师”或“造型大师”，这些对我来讲，都已不重要了。我在20多岁就是一个好制作人，现在都快60岁了，我真的不在乎这些。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对你的影响大吗？
王伟忠：对我们这辈人来讲，现在碰到新媒体时代也挺幸运。不知道结局但至少体验了开头。我觉得“e世代”是工业革命后最大的变革，大家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看电视，到处都是看手机、平板电脑的。现在MV（音乐电视）行业已经有10多岁的导演出来，以后大家的信息是平的，世界也是平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比什么呢？只有靠特性，作品要有非常特别的东西才能跳出来。
环球人物杂志：你前几天发了一篇微博，说一个人一辈子总会被爱情、朋友背叛，但自己不能背叛自己，要找到自我。你觉得如何才能找到自我呢？
王伟忠：我觉得人还是要回到初衷。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人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孑然一身来到这世界上。有人说，“如果你现在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掉，还能继续工作，而且还做得不错，你才是真的成功的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能背叛自己。我把我的本性发挥到极致就好了，不见得可以做到这样子（比了一个高的手势），但我可以做到这样子（比了一个宽的手势）。
“这是一个又稳定又正确的做法，就是花钱嘛”
环球人物杂志：为何会担任《中国梦之声》和《中国达人秀》的梦想导师？
王伟忠：第一，人家来找我，利人利己的事我都会做。第二，我觉得台湾的节目已经走到瓶颈。第三，很多台湾人会去大陆表演，可对我来讲，这个事还没做过。是好是坏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更想知道那个环境我适不适合？我可不可以直接跟那边的电视台、观众、艺人沟通？我想试试水温。做完这两次评审以后，我也不会做了。
环球人物杂志：大陆目前流行的这些娱乐节目，《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爸爸去哪儿》等，似乎没有什么原创类。就你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创意难在哪儿？
王伟忠：我觉得大陆现在电视竞争的激烈性，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既要收视率，也要节目的正能量，不仅要叫好，还要叫座。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各台拼得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不敢去做新节目，说你们去试试看。所以如果国外节目已经很成功了，他们就买来版权。这是一个又稳定又正确的做法，就是花钱嘛。广告费又可以支持这样花钱，所以就继续买。
环球人物杂志：但这类节目快要泛滥成灾了。
王伟忠：所以你看政策开始鼓励自创性节目，这是必然的发展过程。当年台湾做综艺节目，没有向国外取经这样的过程，可是现在，台湾节目也一样变得一窝蜂了，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以前在台湾，抄别人的节目形态，还会修理你，可是现在不是，我们做《康熙来了》，就有一堆同类型的节目，而我们现在都没有精力去管这样的事情了。
环球人物杂志：以你的了解，你认为目前大陆电视节目最缺的是什么？
王伟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得很准确，大陆电视有些东西其实做得很好。娱乐节目创意不足是因为管理比较严格，这是一个社会氛围。
我觉得现在似乎缺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好节目能陪人成长。媒体人应该要有这样的素质、这样的想法，还是要用自己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创作，来观察社会的变化。
此外，我觉得大陆应该跟国际比较，做一些节目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真的很厉害，把自己的位置拉到国际上去，至少要有一个节目可以拉到这种高度。
2013年12月24日平安夜，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在台北市光复南路的一家餐厅采访了王伟忠，他的打扮简单干练，配着高挑的身材，时髦的发型，很有明星架式。
“顺着天赋做事，才会成功”
生于台湾嘉义市眷村的王伟忠，能说一口正宗的京片子，他的父母皆生于北京。母亲孙绍琴大有来头，家族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流氓军阀——盗过慈禧太后墓的孙殿英，按辈份算是王伟忠的姥爷辈。王伟忠因此给自己的火爆脾气找到“正当性”——有个军阀出身的姥爷，发点脾气有什么了不得？
在台湾，眷村是个特别的地方，是专门为了安排自大陆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在王伟忠眼里，“眷村确实很特别，有点半封闭，村人就等于是半个家人。”18岁时王伟忠考上大学就离开了眷村，但把朋友当家人、重感情、像个老大哥那样照顾人等“眷村品质”一直都没丢。
1979年，王伟忠正在“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读大四。时值台湾解除戒严前夕，文化界正在积蓄冲破束缚的能量，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展开，王伟忠躬逢其盛。当时电视台正好开始实行“制播分离”，可以委托公司制作电视节目，而整个台湾制作公司只有两家：丽群影视和金氏公司。王伟忠怀揣勇气与梦想，进入丽群影视半工半读。当时他的老师江吉雄正在帮这家公司策划歌唱节目《综艺100》，王伟忠也参与其中。
虽只是个毛头小子，王伟忠却充分展现了天赋。他在《综艺100》中设计了短剧单元，还给主持人张小燕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造型，让她坐在太空舱里，穿着飞碟装，头上有一支天线，那句经典的开场白“搭啦哩搭啦，我是易百拉”，至今让台湾的“60后”难忘。这些新鲜元素让《综艺100》创下了高收视率。
在这之后，王伟忠仿佛在攻占山头，每策划一个节目，就必定是前人从未想到的。1986年开播的《连环泡》，用做娱乐节目的方式来做社会新闻，变枯燥为有趣。如其中一个环节就是邀请来宾接受一对一访问，两人坐在桌子两端，桌上摆着一截树干。如果来宾说话疑似不诚实，主持人就会把树干推倒，来宾会尴尬地慌不择言，说了实话。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脍炙人口的《嘎嘎呜啦啦》，真人主持人与人偶小伙伴孙小毛，以及大猩猩、河马等玩偶同台演出，拿下纽约电视奖儿童节目的银牌。
王伟忠曾说过一句名言：“顺着天赋做事，才会成功。”当电视节目做到一定程度，思路灵活的他意识到自己富有感情的声音很有卖点，决定转换跑道。1995年，他创立“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不仅亲自主持节目，也负责整个频道的节目策划。这个小电台爆发力十足，不久就让台湾的广播媒体重新洗牌。王伟忠也凭借其所主持的《台北什么都有》拿到广播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奖。
上世纪90年代末，王伟忠在制作节目之外开始了经纪事业，吸引了很多艺人投靠，包括大小S徐熙媛、徐熙娣姐妹，外号“黑人”的陈建州及陈汉典等。他们被称为“伟忠帮”。台湾演艺圈能被称为“帮”者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其庞大的势力。手上有了艺人资源后，王伟忠也知人善任，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康熙来了》、《我爱黑涩会》等娱乐节目。
王伟忠的火爆脾气在台湾演艺圈非常有名，许多台湾大牌艺人都曾被他骂过。人们说，他的狮吼能让摄影棚像地震一样晃动，被骂的人会脑部缺氧想要昏倒。据《康熙来了》制作人回忆，有一次，王伟忠看到节目上的题目被换掉了，立刻抓狂，边揪头发边吼：“谁弄的？搞什么东西！搞什么……”摄影棚里的人一个一个赶紧溜走，深怕被他逮到。
王伟忠做节目喜欢“借古讽今”。比如他最近制作的《熊新闻》，就是用历史上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来讽刺马英九和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斗争。剧本由他亲自编写，繁复的历史背景及有点深奥的文言文台词，难住了一群新生代演员。短短两个小时的节目，竟连叫暂停，录了12个小时。王伟忠气得大骂：“你们都该回学校重修国学常识。”
近几年，王伟忠的创作主题似乎回到了儿时生长的眷村。他拍摄过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回忆自己母亲在眷村的生活点滴；制作了《光阴的故事》，刻画眷村文化；还与戏剧家赖声川一起策划了舞台剧《宝岛一村》，将台湾的“眷村传奇”延伸到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
眷村出来的人喜欢当大哥。访问结束时，助理将外套从椅背上拿起来，王伟忠顺势把手伸进衣袖，表现得极其自然。他还真有大哥的派头。
“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
环球人物杂志：你经常说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为什么这么说？
王伟忠：我进入电视圈时，台湾经济刚好起飞，文化一片蓬勃生机。音乐有滚石、飞碟，舞台剧方面有赖声川、李国修，电影方面也人才济济。我能做成点事，是天时、地利、人和。
环球人物杂志：你以制作原创节目而为人称道，这些创意从哪里来的？
王伟忠：都是小时候的习惯所影响吧。我觉得习惯会塑造一个人的个性。我们小时候没有玩具，看完电影《辛巴达历险记》后，我们就把妈妈的锅铲拿过来，把后面绑一绑当剑使，家里的锅盖全被打得乱七八糟。看了电影《隐形人》，就把自己缠得像隐形人一样。因为你没有玩具，就自己制造玩具，这就是创意本身，然后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什么东西都去想自己应该怎么做。
环球人物杂志：你做的一些节目，将娱乐和新闻结合，在当时的台湾，这是很大胆的，怎么能顺利播出？
王伟忠：我妈常跟我说：“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笑）还是要跟领导搞好关系，我的节目能播出，电视台总经理点头是最大因素。
但搞好关系绝对不是拍马屁。我很勤快，几乎24小时在摄影棚，总经理早上上班看到我，晚上值班还看到我。我很懂礼貌，又能说会道，他们就开一扇小窗让我发挥。但我有的节目跟国民党政策违背，也被停了。我记得那时候做皮偶剧模仿很多政治人物，结果被禁。因为有人打电话来说这是讽刺长官。这种事情很多，来来回回，但我锲而不舍，慢慢就变成一股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得到的成功和赞许越多，会不会就越难突破自我？
王伟忠：这是个好问题，我其实一直在想如何突破自己。小时候我家很穷，一无所有。年轻人最棒的就是一无所有，不怕丢面子。你敢把自己投进去，所以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因为我没有什么背景，所以比较敢冲，碰到挫折时也还算乐观。其次，我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个性，到现在我还会想，如何用我的人脉、能力去做一些另类的东西。
以我这个年纪，你说我是“娱乐教父”、“电视教父”、“创意大师”或“造型大师”，这些对我来讲，都已不重要了。我在20多岁就是一个好制作人，现在都快60岁了，我真的不在乎这些。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对你的影响大吗？
王伟忠：对我们这辈人来讲，现在碰到新媒体时代也挺幸运。不知道结局但至少体验了开头。我觉得“e世代”是工业革命后最大的变革，大家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看电视，到处都是看手机、平板电脑的。现在MV（音乐电视）行业已经有10多岁的导演出来，以后大家的信息是平的，世界也是平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比什么呢？只有靠特性，作品要有非常特别的东西才能跳出来。
环球人物杂志：你前几天发了一篇微博，说一个人一辈子总会被爱情、朋友背叛，但自己不能背叛自己，要找到自我。你觉得如何才能找到自我呢？
王伟忠：我觉得人还是要回到初衷。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人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孑然一身来到这世界上。有人说，“如果你现在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掉，还能继续工作，而且还做得不错，你才是真的成功的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能背叛自己。我把我的本性发挥到极致就好了，不见得可以做到这样子（比了一个高的手势），但我可以做到这样子（比了一个宽的手势）。
“这是一个又稳定又正确的做法，就是花钱嘛”
环球人物杂志：为何会担任《中国梦之声》和《中国达人秀》的梦想导师？
王伟忠：第一，人家来找我，利人利己的事我都会做。第二，我觉得台湾的节目已经走到瓶颈。第三，很多台湾人会去大陆表演，可对我来讲，这个事还没做过。是好是坏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更想知道那个环境我适不适合？我可不可以直接跟那边的电视台、观众、艺人沟通？我想试试水温。做完这两次评审以后，我也不会做了。
环球人物杂志：大陆目前流行的这些娱乐节目，《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爸爸去哪儿》等，似乎没有什么原创类。就你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创意难在哪儿？
王伟忠：我觉得大陆现在电视竞争的激烈性，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既要收视率，也要节目的正能量，不仅要叫好，还要叫座。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各台拼得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不敢去做新节目，说你们去试试看。所以如果国外节目已经很成功了，他们就买来版权。这是一个又稳定又正确的做法，就是花钱嘛。广告费又可以支持这样花钱，所以就继续买。
环球人物杂志：但这类节目快要泛滥成灾了。
王伟忠：所以你看政策开始鼓励自创性节目，这是必然的发展过程。当年台湾做综艺节目，没有向国外取经这样的过程，可是现在，台湾节目也一样变得一窝蜂了，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以前在台湾，抄别人的节目形态，还会修理你，可是现在不是，我们做《康熙来了》，就有一堆同类型的节目，而我们现在都没有精力去管这样的事情了。
环球人物杂志：以你的了解，你认为目前大陆电视节目最缺的是什么？
王伟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得很准确，大陆电视有些东西其实做得很好。娱乐节目创意不足是因为管理比较严格，这是一个社会氛围。
我觉得现在似乎缺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好节目能陪人成长。媒体人应该要有这样的素质、这样的想法，还是要用自己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创作，来观察社会的变化。
此外，我觉得大陆应该跟国际比较，做一些节目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真的很厉害，把自己的位置拉到国际上去，至少要有一个节目可以拉到这种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