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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比尔·波特关于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著作曾广泛地激起了海内外人士去探寻中国隐士的起源、分布和精神特质等问题的兴趣。波特在著作中揭示了中国隐士的起源与中国原始时代的巫觋相关，并将隐士的类型划分为道家—道教隐士、佛教隐士和儒家隐士。在《空谷幽兰》一书中，波特将自己寻访隐士的足迹进行了串联，在终南山地区形成了他探访隐士的专题式路线图，他通过对隐士们的探访，向人们展示了道家和道教所追求的“道”、佛家所追求的“法”以及儒家所追求的学问与境界。时至今日，隐士精神依然能够给当代社会带来启迪：第一，对人生意义和目标的重新探寻；第二，面对尘世诸多的欲望人们如何回归宁静、内观的生活并提升精神境界。《空谷幽兰》出版之后，人们对隐士精神和文化探寻的势头至今都未见衰减，可见隐士精神和文化中所蕴含的当代价值与持久魅力。
关键词：比尔·波特 隐士 《空谷幽兰》 当代价值
一、引言
当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居家隔离的人生体验，除了购置生活用品而外几乎足不出户，这不禁令人们想起了终南山里的隐士们的生活。这样的日子里重读并重新审视比尔·波特所著的《空谷幽兰：寻访中国现代隐士》，别具一番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像隐士那般纯粹地修行，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滚滚红尘之中体验那种较为宁静和内观的生活。
作为读者，我们不禁会发出疑问：为何中国现代的隐士却是由一位美国人最早寻访并撰写成书呢？这就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中国20世纪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理路紧密相关。1971年秋，波特在纽约与寿冶老和尚相遇后皈依三宝； 波特1972年在台湾的一座寺庙体验生活；1975年，他隐居在台湾竹子湖山村，翻译寒山、拾得、丰干、石屋、达摩等古代隐士的著作，作者逐渐产生了到中国大陆探寻隐士是否还依然存在的想法。可是，现实中不论是台湾的僧人还是官员都否定中国大陆还有隐士存在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隐士已经不可能存在了。曾经，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中国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了，但是，作者却坚持想亲眼参观大陆佛教的现状，1989年春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他决心把精力集中的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a正是作者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气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才有这部访问记录的诞生。在作者的心目中，他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隐士就相当于美国社会的研究生，不过他们所攻读的是精神觉醒的博士。波特认为，这些隐士不论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虽然都很清贫，但是隐士们的微笑，使寻访者觉得他们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波特出版该书的目的是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尽管中国大陆曾经经历战争、革命，但修行的人仍然坚持修持，他希望由此给西方的读者以鼓励，并通过中文译著的出版，鼓励中国读者探寻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以及与人相处的和谐之道。
二、隐士精神的起源与传统
波特在阐述中国隐士精神的起源时，借用了语言学家、人类文化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记载上古事迹的文献《山海经》等，阐述了萨满教派与早期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译者将Shamans注释为中国古代的巫师），指出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薩满们最早的家。作者指出，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早期朝代国家开始出现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导致萨满这样的个体出现生存危机。原来萨满所主导的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向世俗化方向迈进，世俗官僚地位逐步抬升，萨满们继续保留与群山的亲密接触的传统，而不是与城市为伴，这就是萨满转变为隐士的起源。根据李泽厚先生在《说巫史传统》一书中的说法，“巫”是指“自人类旧石器时代以来各民族都曾有过的原始人群的非直接生产性的歌舞、仪式、祭祀活动”b，他还认为中国的巫并没有消失，而是形式方面成为道教的小传统，精神则转化成中国独有的礼教传统，巫术特征保留在礼制—礼教中，没有变为宗教。c可见，波特认为中国的隐士传统起源于中国原始时代的巫觋是能够成立的，也表明隐士传统的源头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背景。在谈到隐士精神的延续与发展时，还应当指明隐士的类别问题，这种区分主要依靠的就是宗教信仰或者是文化倾向。按照波特在书中构建的类型，可以分为道家—道教隐士、佛教隐士和儒家隐士，这正是作者所认为的隐士是萨满和神、医生、通晓阴阳之事的行家，当萨满化圣入凡、职能分途之后，各类隐士也就应运而生了。
波特叙述了中国最早的关于隐士的故事，即皇甫谧《高士传》中据《庄子》等著作而转录的上古时期先王实行禅让的故事，作者将拒绝王位的许由、接受帝尧禅让的舜称之为“隐士统治者”，他将这种政治上的禅让制所传达的信息解读为：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在文明和荒野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批评的力量，这也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d或许，这也是后世范仲淹所理解的“江湖”与“庙堂”之间的对立统一。借用章太炎总结侠客存在空间的那句“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e，我们亦可以将隐士归入“蒿莱明堂之间”（存在官与民之间的空间）的存在空间进行考察。
让波特着墨最多的自然是道教隐士和佛教隐士，作者讲述了道教从黄帝到老子的这一脉发展谱系，进而谈到王重阳及其七位弟子创立并发扬光大的全真派，使之成为中国道教火种的主要保持者，道观制度从而也得以建立。波特借用老子“化胡为佛”说阐释道教和佛教最初的联系，最终，佛、道两教因为在教纲和修行上的巨大差异，佛教在公元3世纪左右独立了。在后面的世纪里，佛教继续发展出了新的思想流派和修行宗派，在中国出现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有七个宗派是在终南山里或其附近散叶开枝并得以传播开来的。它们是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最后的禅宗起源于嵩山，而嵩山属于终南山东部的一个支脉。第八个宗派是天台宗，它起源于中国南部的衡山和东部的天台山。波特后面寻访的僧人以修习净土宗、禅宗为多，修习律宗和密宗的僧人很少。
关键词：比尔·波特 隐士 《空谷幽兰》 当代价值
一、引言
当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居家隔离的人生体验，除了购置生活用品而外几乎足不出户，这不禁令人们想起了终南山里的隐士们的生活。这样的日子里重读并重新审视比尔·波特所著的《空谷幽兰：寻访中国现代隐士》，别具一番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像隐士那般纯粹地修行，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滚滚红尘之中体验那种较为宁静和内观的生活。
作为读者，我们不禁会发出疑问：为何中国现代的隐士却是由一位美国人最早寻访并撰写成书呢？这就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中国20世纪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理路紧密相关。1971年秋，波特在纽约与寿冶老和尚相遇后皈依三宝； 波特1972年在台湾的一座寺庙体验生活；1975年，他隐居在台湾竹子湖山村，翻译寒山、拾得、丰干、石屋、达摩等古代隐士的著作，作者逐渐产生了到中国大陆探寻隐士是否还依然存在的想法。可是，现实中不论是台湾的僧人还是官员都否定中国大陆还有隐士存在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隐士已经不可能存在了。曾经，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中国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了，但是，作者却坚持想亲眼参观大陆佛教的现状，1989年春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他决心把精力集中的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a正是作者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气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才有这部访问记录的诞生。在作者的心目中，他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隐士就相当于美国社会的研究生，不过他们所攻读的是精神觉醒的博士。波特认为，这些隐士不论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虽然都很清贫，但是隐士们的微笑，使寻访者觉得他们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波特出版该书的目的是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尽管中国大陆曾经经历战争、革命，但修行的人仍然坚持修持，他希望由此给西方的读者以鼓励，并通过中文译著的出版，鼓励中国读者探寻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以及与人相处的和谐之道。
二、隐士精神的起源与传统
波特在阐述中国隐士精神的起源时，借用了语言学家、人类文化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记载上古事迹的文献《山海经》等，阐述了萨满教派与早期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译者将Shamans注释为中国古代的巫师），指出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薩满们最早的家。作者指出，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早期朝代国家开始出现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导致萨满这样的个体出现生存危机。原来萨满所主导的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向世俗化方向迈进，世俗官僚地位逐步抬升，萨满们继续保留与群山的亲密接触的传统，而不是与城市为伴，这就是萨满转变为隐士的起源。根据李泽厚先生在《说巫史传统》一书中的说法，“巫”是指“自人类旧石器时代以来各民族都曾有过的原始人群的非直接生产性的歌舞、仪式、祭祀活动”b，他还认为中国的巫并没有消失，而是形式方面成为道教的小传统，精神则转化成中国独有的礼教传统，巫术特征保留在礼制—礼教中，没有变为宗教。c可见，波特认为中国的隐士传统起源于中国原始时代的巫觋是能够成立的，也表明隐士传统的源头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背景。在谈到隐士精神的延续与发展时，还应当指明隐士的类别问题，这种区分主要依靠的就是宗教信仰或者是文化倾向。按照波特在书中构建的类型，可以分为道家—道教隐士、佛教隐士和儒家隐士，这正是作者所认为的隐士是萨满和神、医生、通晓阴阳之事的行家，当萨满化圣入凡、职能分途之后，各类隐士也就应运而生了。
波特叙述了中国最早的关于隐士的故事，即皇甫谧《高士传》中据《庄子》等著作而转录的上古时期先王实行禅让的故事，作者将拒绝王位的许由、接受帝尧禅让的舜称之为“隐士统治者”，他将这种政治上的禅让制所传达的信息解读为：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在文明和荒野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批评的力量，这也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d或许，这也是后世范仲淹所理解的“江湖”与“庙堂”之间的对立统一。借用章太炎总结侠客存在空间的那句“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e，我们亦可以将隐士归入“蒿莱明堂之间”（存在官与民之间的空间）的存在空间进行考察。
让波特着墨最多的自然是道教隐士和佛教隐士，作者讲述了道教从黄帝到老子的这一脉发展谱系，进而谈到王重阳及其七位弟子创立并发扬光大的全真派，使之成为中国道教火种的主要保持者，道观制度从而也得以建立。波特借用老子“化胡为佛”说阐释道教和佛教最初的联系，最终，佛、道两教因为在教纲和修行上的巨大差异，佛教在公元3世纪左右独立了。在后面的世纪里，佛教继续发展出了新的思想流派和修行宗派，在中国出现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有七个宗派是在终南山里或其附近散叶开枝并得以传播开来的。它们是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最后的禅宗起源于嵩山，而嵩山属于终南山东部的一个支脉。第八个宗派是天台宗，它起源于中国南部的衡山和东部的天台山。波特后面寻访的僧人以修习净土宗、禅宗为多，修习律宗和密宗的僧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