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师伟，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她在电影《吕梁英雄传》《儿女亲事》《不夜城》《三八河边》《白求恩大夫》等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个让人难忘的角色，更在《林海雪原》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中出色诠释了几代人都难以忘怀的“小白鸽”白茹这个经典的艺术形象。曾获第十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奖特别荣誉奖。导演影片《闪闪的红星》《走在战争前面》《怒吼吧，黄河》《飞行交响乐》《失去的歌声》等。
1973年的夏天，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李心田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的儿童影片，需要一个辅导儿童演员的人，厂领导彭勃同志决定由我来做这个工作。
担任这部戏的导演是李俊和李昂同志。到摄制组后，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景慕魁同志去物色小演员，这是一个大海捞针、心中没底的事。儿童演员和大演员不同，大演员可以到剧院、文工团和厂里的剧团去请，可孩子就只能到各个小学校去碰运气。
摄制组领导的意见是物色的范围只限在北京，于是我们制定了物色的计划，走遍了各个区里的各个学校，动员了剧团的赵守凯、刘一迈和摄制组的摄影师、化妆师，分了几个组去挑选。真是大海捞针哪！我们到了学校，一个班一个班地看，把从学校一至四年级里选中的小孩集中到区里筛选，然后把区里选出来的孩子带到厂里去给他们排戏，观察他们的表演素质和表演能力做进一步的筛选。
我们首先在东城区灯市口小学选中了刘继忠，他长得虎头虎脑，敦厚而又秀美，几经对比筛选，他始终独占鳌头，稳坐“椿伢子”候选人的宝座。但“潘冬子”却始终找不到更满意的人选，我们选过闪增红、洪剑涛、纪元、张光北，都感到有不足之处，应该说这些孩子都很有表演潜力，只是扮演潘冬子总有些不够理想，事实证明他们现在都是活跃在舞台和荧屏上的好演员，可是当时张光北细高挑，太高了；洪剑涛才6岁，太小了；纪元的形象与刘继忠近似；闪增红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形象和年岁都合适，表演也很认真、大胆，可是大概因为在学校排演“三句半”这样的节目太多了的缘故，他一动作起来总爱起“范儿”，使我感到纠正起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奏效的，而且身体也有些单薄。
正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候，编剧王愿坚说他爱人同事的儿子绝对能演潘冬子，化妆师易明慧说，她在中央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中见到了一个孩子不错，于是我们就又去寻访，原来这两家介绍的是同一个人——祝新运，我们把他带到了厂里。在全组人员面前，他毫不怯场，大方地朗读了一首儿歌《小蜡笔》，导演、摄影、化妆和全组工作人员看了祝新运后都非常满意，当场拍板确定了潘冬子的人选。至此，我们经过三个多月的劳动，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物色小演员的工作总算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潘冬子、椿伢子选中了祝新运和刘继忠（也包括影片选定的其他角色），应该说影片的成功具有了一半的底數，问题是如何将这两块璞玉雕琢成精美的艺术品呢？
全组都忙着筹备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我应该为小演员做些什么呢？他们不像专业演员可以根据剧本去准备案头工作，去投入创作塑造人物。小演员接受了任务，只有高兴、兴奋和对电影的新奇，可以说他们对制作电影一无所知，连剧本都看不懂，所以我必须帮助这几个小演员来进行烦琐而又细致的创作。
我觉得孩子不是木偶，他们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人，只不过比大人年轻幼稚罢了，既然让他们扮演角色，就必须让他们也来参与创作，不能一切由大人包办代替，把他们当傀儡去摆弄，只有让他理解了，他才能接受你教给他的东西，才能由衷地去表达人物的动作。
于是，我请摄制组买来《闪闪的红星》小人书让他们阅读，同时按照剧本和小人书给他们讲故事，讲故事情节，讲每个人物都干了些什么事，这个人和那个人的人物关系，比如吴大叔是干什么的；宋大爹和潘冬子、椿伢子是什么关系；妈妈为什么被火烧死；胡汉三是地主；还乡团、大恶霸都是什么意思……
另外我想，他们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小学生，在家里都是妈妈的娇宝贝，可是戏中的人物是江西山区农家的孩子，每天风里雨里泼泼辣辣的，如何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呢？我请示了导演，决定在外景地中让他们穿上服装，腰里挎上江西孩子们上山砍柴的小砍刀，让他们学习砍柴，练习担柴。我请管道具的同志给他们每人捆了两捆柴，让他们担着柴去走山路，有时还要在山路上排戏。祝新运和刘继忠还是很能吃苦的，肩膀压得红肿脱皮了也不哭不闹，第二天仍坚持去担，因为他们知道影片中有他们担柴、砍柴的戏，练不好这些就演不好戏。当时有几个同志批评我对孩子太“残酷”了，但我觉得，如果不好好练习这些劳动的功夫，他们细皮嫩肉地干起活儿来肯定不像样，不但直接影响人物形象，缺少劳动气质，而且这些动作不熟练，必然要影响戏的表达。事实证明，我坚持这样做是对的。
刚开始拍摄时，我对他们的辅导方法多是“示范”式的，这是我做演员的一种“恶习”，干什么都要自己去动一动，有一天祝新运忽然指着他的眼角问我：“师阿姨！您的黑眼珠怎么会到上边儿去的？我怎么不行啊？”他这一问给了我一个提示，小家伙们很灵，他们在模仿我，而且观察得那么细致。我意识到这种辅导方法不好，我应该想办法诱导出发自他们幼小心灵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真实的东西，特别是将来遇到激情戏的时候，靠模仿是出不来戏的。于是在以后排戏的时候，我尽量给他们说戏，让他们自己去做，实在达不到目标时我再去示范。
事实证明，只要剧本写的是孩子们的生活，他们是可以理解并会演出属于孩子们的独特的东西。像影片中几个孩子玩“打土豪”的那场戏，我就是尽量发动他们自己去“玩”，然后记录下他们发挥得好的素材提供给导演。
在拍摄现场，特别是拍摄潘冬子的近景时，我在镜头外按照孩子们的动作、情感与他及时交流，来激发他的感情，这样拍出来的戏非常真实、灵活，因为这场戏整个是他们自己发挥的。所以，在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中，一个活泼、可爱、机灵、顽皮的潘冬子的形象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我也会让他们借用一些情感来进行拍摄。在“土楼母亲被烧就义”那场戏，我感到冬子看到母亲牺牲时的情绪没有出来，不够激动。我向李俊导演说了这个意见，李俊导演同意明天补拍时，让我来启发祝新运。这是个新的课题，怎样可以激发出小祝子的真情实感呢？我突然想起祝新运非常爱他自己的妈妈，有一次，他曾因妈妈生病，哭着闹着要回家去看妈妈，而且日常也经常流露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于是我想，可以借用一下他对妈妈的感情来激发他，当然决不能欺骗他，而是要和他讲清楚，是为了把戏拍好，借用一下这种感情。（专业演员在拍摄激情戏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个办法。）
补拍这场戏的时候，祝新运非常懂事，和我配合得很好，随着我为他提供的规定情景、视像，他很快地入了戏，调动起真实的情感，摄影师及时将镜头推成潘冬子的特写，透过潘冬子两只玲珑剔透激动流泪的眼睛，仿佛真的看到了妈妈被火烧而产生的悲愤、心疼的感情，将整场戏推向了高潮。这场戏拍得非常真实感人，动人心弦，为影片增添了极大的光彩。
随着影片的进度，这两个聪明的小家伙刘继忠和祝新运在摄制组的熏陶下也成长了，辅导他们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困难了，有时拍一些感情细腻的戏时，提示他们一些内心独白，他们就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对儿童演员和对专业演员一样，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辅导孩子只能帮助启发和诱导，不能包办代替，因为演员业务的特性是“三位一体”的。《闪闪的红星》辅导小演员的工作，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无异于践行了一次非常丰厚、实惠的艺术课。
（摘自人民交通出版社《人生掠影》 作者：师伟）
1973年的夏天，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李心田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的儿童影片，需要一个辅导儿童演员的人，厂领导彭勃同志决定由我来做这个工作。
担任这部戏的导演是李俊和李昂同志。到摄制组后，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景慕魁同志去物色小演员，这是一个大海捞针、心中没底的事。儿童演员和大演员不同，大演员可以到剧院、文工团和厂里的剧团去请，可孩子就只能到各个小学校去碰运气。
摄制组领导的意见是物色的范围只限在北京，于是我们制定了物色的计划，走遍了各个区里的各个学校，动员了剧团的赵守凯、刘一迈和摄制组的摄影师、化妆师，分了几个组去挑选。真是大海捞针哪！我们到了学校，一个班一个班地看，把从学校一至四年级里选中的小孩集中到区里筛选，然后把区里选出来的孩子带到厂里去给他们排戏，观察他们的表演素质和表演能力做进一步的筛选。
我们首先在东城区灯市口小学选中了刘继忠，他长得虎头虎脑，敦厚而又秀美，几经对比筛选，他始终独占鳌头，稳坐“椿伢子”候选人的宝座。但“潘冬子”却始终找不到更满意的人选，我们选过闪增红、洪剑涛、纪元、张光北，都感到有不足之处，应该说这些孩子都很有表演潜力，只是扮演潘冬子总有些不够理想，事实证明他们现在都是活跃在舞台和荧屏上的好演员，可是当时张光北细高挑，太高了；洪剑涛才6岁，太小了；纪元的形象与刘继忠近似；闪增红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形象和年岁都合适，表演也很认真、大胆，可是大概因为在学校排演“三句半”这样的节目太多了的缘故，他一动作起来总爱起“范儿”，使我感到纠正起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奏效的，而且身体也有些单薄。
正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候，编剧王愿坚说他爱人同事的儿子绝对能演潘冬子，化妆师易明慧说，她在中央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中见到了一个孩子不错，于是我们就又去寻访，原来这两家介绍的是同一个人——祝新运，我们把他带到了厂里。在全组人员面前，他毫不怯场，大方地朗读了一首儿歌《小蜡笔》，导演、摄影、化妆和全组工作人员看了祝新运后都非常满意，当场拍板确定了潘冬子的人选。至此，我们经过三个多月的劳动，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物色小演员的工作总算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潘冬子、椿伢子选中了祝新运和刘继忠（也包括影片选定的其他角色），应该说影片的成功具有了一半的底數，问题是如何将这两块璞玉雕琢成精美的艺术品呢？
全组都忙着筹备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我应该为小演员做些什么呢？他们不像专业演员可以根据剧本去准备案头工作，去投入创作塑造人物。小演员接受了任务，只有高兴、兴奋和对电影的新奇，可以说他们对制作电影一无所知，连剧本都看不懂，所以我必须帮助这几个小演员来进行烦琐而又细致的创作。
我觉得孩子不是木偶，他们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人，只不过比大人年轻幼稚罢了，既然让他们扮演角色，就必须让他们也来参与创作，不能一切由大人包办代替，把他们当傀儡去摆弄，只有让他理解了，他才能接受你教给他的东西，才能由衷地去表达人物的动作。
于是，我请摄制组买来《闪闪的红星》小人书让他们阅读，同时按照剧本和小人书给他们讲故事，讲故事情节，讲每个人物都干了些什么事，这个人和那个人的人物关系，比如吴大叔是干什么的；宋大爹和潘冬子、椿伢子是什么关系；妈妈为什么被火烧死；胡汉三是地主；还乡团、大恶霸都是什么意思……
另外我想，他们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小学生，在家里都是妈妈的娇宝贝，可是戏中的人物是江西山区农家的孩子，每天风里雨里泼泼辣辣的，如何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呢？我请示了导演，决定在外景地中让他们穿上服装，腰里挎上江西孩子们上山砍柴的小砍刀，让他们学习砍柴，练习担柴。我请管道具的同志给他们每人捆了两捆柴，让他们担着柴去走山路，有时还要在山路上排戏。祝新运和刘继忠还是很能吃苦的，肩膀压得红肿脱皮了也不哭不闹，第二天仍坚持去担，因为他们知道影片中有他们担柴、砍柴的戏，练不好这些就演不好戏。当时有几个同志批评我对孩子太“残酷”了，但我觉得，如果不好好练习这些劳动的功夫，他们细皮嫩肉地干起活儿来肯定不像样，不但直接影响人物形象，缺少劳动气质，而且这些动作不熟练，必然要影响戏的表达。事实证明，我坚持这样做是对的。
刚开始拍摄时，我对他们的辅导方法多是“示范”式的，这是我做演员的一种“恶习”，干什么都要自己去动一动，有一天祝新运忽然指着他的眼角问我：“师阿姨！您的黑眼珠怎么会到上边儿去的？我怎么不行啊？”他这一问给了我一个提示，小家伙们很灵，他们在模仿我，而且观察得那么细致。我意识到这种辅导方法不好，我应该想办法诱导出发自他们幼小心灵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真实的东西，特别是将来遇到激情戏的时候，靠模仿是出不来戏的。于是在以后排戏的时候，我尽量给他们说戏，让他们自己去做，实在达不到目标时我再去示范。
事实证明，只要剧本写的是孩子们的生活，他们是可以理解并会演出属于孩子们的独特的东西。像影片中几个孩子玩“打土豪”的那场戏，我就是尽量发动他们自己去“玩”，然后记录下他们发挥得好的素材提供给导演。
在拍摄现场，特别是拍摄潘冬子的近景时，我在镜头外按照孩子们的动作、情感与他及时交流，来激发他的感情，这样拍出来的戏非常真实、灵活，因为这场戏整个是他们自己发挥的。所以，在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中，一个活泼、可爱、机灵、顽皮的潘冬子的形象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我也会让他们借用一些情感来进行拍摄。在“土楼母亲被烧就义”那场戏，我感到冬子看到母亲牺牲时的情绪没有出来，不够激动。我向李俊导演说了这个意见，李俊导演同意明天补拍时，让我来启发祝新运。这是个新的课题，怎样可以激发出小祝子的真情实感呢？我突然想起祝新运非常爱他自己的妈妈，有一次，他曾因妈妈生病，哭着闹着要回家去看妈妈，而且日常也经常流露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于是我想，可以借用一下他对妈妈的感情来激发他，当然决不能欺骗他，而是要和他讲清楚，是为了把戏拍好，借用一下这种感情。（专业演员在拍摄激情戏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个办法。）
补拍这场戏的时候，祝新运非常懂事，和我配合得很好，随着我为他提供的规定情景、视像，他很快地入了戏，调动起真实的情感，摄影师及时将镜头推成潘冬子的特写，透过潘冬子两只玲珑剔透激动流泪的眼睛，仿佛真的看到了妈妈被火烧而产生的悲愤、心疼的感情，将整场戏推向了高潮。这场戏拍得非常真实感人，动人心弦，为影片增添了极大的光彩。
随着影片的进度，这两个聪明的小家伙刘继忠和祝新运在摄制组的熏陶下也成长了，辅导他们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困难了，有时拍一些感情细腻的戏时，提示他们一些内心独白，他们就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对儿童演员和对专业演员一样，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辅导孩子只能帮助启发和诱导，不能包办代替，因为演员业务的特性是“三位一体”的。《闪闪的红星》辅导小演员的工作，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无异于践行了一次非常丰厚、实惠的艺术课。
（摘自人民交通出版社《人生掠影》 作者：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