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说：“我经过四十年的奋斗，已经官高俸足，孩子们也漂亮有教养，生活优裕，我感到满足，在满足的同时，我自由了。”当人们问起他对死亡的看法时，他说：“死？我不想死，我还想活下去，也许生活对我还会有机遇。”一个美丽的中年妇女在青年时期度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又和一个男孩相爱了。她说：“青春是女人的全部生命。在过去的爱火燃尽之后，我还有光。青春的光芒被有意遮蔽显然是一种罪恶，你若照亮不了一个本来你可以照亮的人，也丧失了照亮自己的机会，就是说，你应该对、至少会对两个人犯下错误。”为某种目的和证明而活的老人与为体验而活的妇人都宣称，他们达到了自由。他们都对生活说了声“是”。
　　那个女人和老人皆宣称自由，但当最纯洁的自由之神——死亡来邀请他们时，态度就不一样了。老人说：“不，我还未能满足。”妇人说：“是的，我已经满足了，因为我随时随刻都是满足的。”寄满足于现在，或满足于将来，对于凡人来说都必须在死神降临之前，死神一旦降临，一切都不必存在了。
　　人们和舆论都要求赞颂那位老人，因为他走了正道。出于对否定神圣、否定理性的恐惧，人们至少会对那位妇人保持缄默。理性被荒谬如此屈辱，却依然无往不胜，这并不值得为之惊讶。说到这里，我们想到了法国哲学家加谬和他的《西西弗神话》。加谬宣称：理性和非理性最后宣扬的是同一东西。他说：
　　我们时代的思想是认为世界并无意义的哲学中最深刻的一种思想，而且同时也是在这种哲学的诸种结论中最痛苦欲裂的一种结论。这种思想不断地把实在分解为各种理性类型的实在的极端理性化和要把实在神化的极端非理性化之间摇摆不定。但是，这种分离只是表面的。关键在于要把它们调和起来，而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飞跃就足以完成这种调和。
　　加谬出于实用的目的，用上帝的口气命令理性与非理性融合。他认为，理性是思想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回忆，是幸存下来的意识综合体，而思想的关键在于活着，在于带着那些破碎的思考，去搞清楚是该接受还是拒绝你所思想的世界。上帝被尼采们杀死之后，加谬推举着自己、推举人自身做了上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千百年来，人们敢于争夺世俗皇帝的冠冕，却无人敢自立为精神之王。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世界的荒谬，却仍需要坚强地活下去。这就是加谬的《西西弗神话》的主旨。人类对付这个暖昧性的优秀法则，就是反抗。加谬这位崇仰古希腊哲学的哲学家，这位受地中海阳光海水哺育的文学家，要对生活说：“是”，要对未来说“不”！加谬认为，生活若没有意义，则更值得人们去经历它。反抗是相信命运是一种彻底的惨败，最壮丽的场景莫过于智慧与那要超越他的现实之间的搏斗。人维护自尊的场面是惊心动魄的，任何诋毁对之都无济无事。荒谬的人就好像乘坐着一艘行将漏底沉没的豪华游船、在其处女航时即遭不幸的人们，他们毫无希望，却在茫茫海上展示象征希望的珍宝。延安革命时代，一位狂热的女青年宣称：“害怕革命的，只是假花而已。”事实上，革命就意味着恐怖，人们用恐怖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东西。在需要革命的时代，人们害怕革命，却又呼唤革命。暴力的机器摧垮一切与之不合的事件，往往在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上造成致命伤。坚持革命的内在机制往往来源于对现在说“不”，永远坚持斗争哲学，一方面，他是帕里斯，清楚地了解决裂的后果；一方面，他是堂·吉诃德，奋勇地向自己释放出来的魔鬼进行挑战。在荒谬以前，人们已经习惯赞颂铁和血的双色梦，为追求所谓的本质或质量前赴后继地湮没在如烟的往事中去。当革命鸣锣收兵之时，追问起先烈们的尸骨，先烈们可能回答“我死而无憾，我的生命肥育了中华大地，下一代可以更好地成长起来。”于是，革命的色彩渐渐变成亲友们绯红的微笑，变成日常庸碌的生活。和平改造了一切，时光流逝，曾经的仇人相逢一笑，于是风波不再，昔日所坚持的已悄悄地不再坚持，昔日的人之为人又被新的人之为人所代替。
　　在夜色降临的撒哈拉沙漠上，黑色皮肤的加谬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当他在思考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忘记他平庸的小职员的齿轮地位。基于革命与和平都不能为人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他宁愿回到一个虚无的、陌生的、杂乱无章的世界。他隐约看见了一个燃烧的而又冰冷的世间，透明而有限的世界，放弃了一切美好的幻想，在这个彻底无望的时间和空间中英勇地生活。加谬将“是”和“不”第一次巅倒过来，他是上帝的叛徒，也是上帝最温顺的皈依者，进行了一场颠倒的革命。
　　在加谬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里，人对将来的一切无动于衷，而执着于现在，执着于穷尽既定的一切激情。荒谬使一切经验都无区别，因此，荒谬使人追求数量。穷尽现在——不欲其所无，穷尽其所有，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这就是荒谬的人的生活准则。我们在某地某单位上班，但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还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尽管它们之间并无差别。我询问过许多想改换工作者，他们的回答都一致，也许生活就在别处，就在你要赶赴的下一个宴会。心灵对契合的渴求，我们称之为自由，在地毯上打个滚、为公共园林修剪瓜果、反对一项扩军议案，只要是毫无束缚地、不受教条训导发出，那么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瞬间都意味着幸福。这样人们的每一次幸福都是意外得来，人们反而将更加感谢生活。
　　加谬的《西西弗的神话》，一本不足八万字的薄册子，之所以一问世即轰动，在于他将人创造幸福的双手从上帝那里，从偶像那里，从导师那里，抢夺回来重新安置在原来的位置上。古语说，如果你不能战胜它，你就附和它。你无法超越生命，就去热爱它吧，爱恋那蔚蓝的天空、辽阔的大海吧，用你的身体去穷尽精神想要的一切，去爱，去恨，去劳动，去休闲，去创造。人的幸福收获以后不再向教会和救世主交纳，而完完全全地属于自己。人类的高贵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了地位。加谬带来的深刻变革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对那些心灵被动荡与战争破碎的战后一代青年来说，他提出了一代人关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活下去？是为国家和集团活下去，还是为自己活下去？是为抽象的原则活下去，还是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活下去？死亡降临之时，你是如何面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工作不如意、失恋、缺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痛苦，却被道德说教家们视为微不足道的痛苦，他们希望在一切事物上贴上有名目的标签：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等等。但这些都不如告诉青年们一句话：热爱生活，热爱你自己。中国或许有许多好人，高尚的人，但只有一个叫做雷锋。每年的三月五日，中国的街头就会涌出许多手执扫把、臂套袖章的群体，据他们称，“在学习雷锋”。年代久远的口号在这一天会突然辉煌，它似乎具有一种魔力，促使人们的心灵在这短暂的二十四小时升华，去做那些平常人们认为不该去做的事情。但是，那些事情是不该专门去做的。如果人人都去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职责，就不需要公务式的张扬的表演。不需要扫帚，因为清洁工平日扫得很干净；不需要上街义诊，因为平日有机会上医院。但是，领导人对自己说：“看！他们契合了。他们摆脱了日常庸碌的思想状态，从荒谬进入到契合的过程，看来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契合不同于整合。假花与鲜花永远不会是一回事。在革命和艺术分别的领域里，它们却都是真花。真与伪的问题只在于对事实说“是”还是“不”。一个人如果既不会说“是”，也不会说“不”，那么他就陷入了尴尬。在尴尬的世界里，人们仿佛无法讲究生命的尊严和灵魂的超脱，人们按照自身的欲望各行其是，事后却又倍感羞愧——所有这些，都可以汇入荒谬之中，别无选择。灯红酒绿、车马高轩构成了商业主义的经典文化，人们理直气壮地追求金钱，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金钱的损害，因为人们讲究辩证法。但革命和艺术无法像辩证法一样同时说“是”和“不”。政治家们面带微笑向他的听众们许下永远的承诺，而艺术却离听众越来越远。整合依靠着“是”的标签将人分别门类，而契合却依靠区别来肯定自身。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强烈的整合无处不在，计算机的作用、高速传达的信息公路、身份证已经将人锁进一个严密的柜子里，他不能反抗它们。他已经品尝了这些便利设备的甘美，却在心灵上难以屈从。于是，契合就发生了，它打破了尴尬，壮烈地走进荒谬。荒谬是经过“思”之后的尴尬，仿佛地狱之后的炼狱，再往上走就可以抵达天堂一样。
　　六月的晚上有风，像温软的金黄色的细沙揉摩着人面。三三两两的人群聚集在草地上低吟浅唱，在怀念那失去的朋友、残破的好梦和激动人心的时光。他们的脸上都一色的忧郁，躁动而宁静。他们是无组织的，仅仅因为一种执着而不能自拔的情感，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夜阑更深的时候，他们也将消散，就像出现时一样偶然。青年们用歌声和聚集这种行动，表现了他们所认为的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