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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了很多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影片，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其艺术性和思想性结合较好的几部影片的主题思想的展示手法，解读了其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电影语言 折射 隐喻 泛英雄主义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可以被评说的地方很多，如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光与影的巧妙组合，绝佳的拍摄角度等，这些都很恰当的渲染了气氛，突出了主题。回顾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作品，如果说《大白鲨》、《侏罗纪公园》等系列有利用和迎合观众的好奇和寻求刺激的心态而具有商业片制作之嫌，那么斯皮尔伯格近些年的(尤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数部作品似乎在向人们展示，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艺术片”也是斯皮尔伯格的拿手好戏《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但突出表现的是人性《E.T.外星人》更适合用儿童的眼光和心态去观赏；尤其是《幸福终点站》的拍摄无处不显示出斯皮尔伯格在表现主题思想上的匠心独运。那么这些影片在突现主题思想上又有那些特点呢?
一、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表现手法
一粒黄沙可见证沧海桑田的变迁，一粒种子能听见春去秋来的脚步。斯皮尔伯格很善于用“小人物”的个体经历和情感世界来见证和折射大的主题。
在《幸福终点站》中，斯皮而博格选择了从细节入手、以点带面的方法。主人公维克多(那瓦斯基)的祖国(虚想国Krakozhia)是上世纪东欧剧变的缩影，维克多则是国家内乱的受害者、无数无家可归的难民的代言人。因为内战的爆发，维克多持有的护照突然作废、他也突然变成了个没有国籍的“自然人”，所以只能滞留纽约机场的候机厅。在寄人篱下的情况下，维克多没有选择“逃跑”、“乞讨”、“放弃”，而是在机场大厅“努力”生活了九个月：面对他人的残羹剩饭，他宁可忍饥挨饿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为了等一个用工电话，他可以在公用电话旁苦苦守候一天：身处困境，却成功的撮合了一对有情人自己都自身难保，却总是挺身而出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人。随着摄像机镜头不经意问的掠过，一个热心、诚实、坚忍、满怀正义、穷困但不潦倒的人物形象矗立在观众面前。维克多也从一个没有国籍、没有身份、没有去处的像影子一样的人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尊严、有个性的实实在在的人。斯皮尔伯格正是从小处入手，通过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塑造人物。斯皮尔伯格拍电影就像一个绘画大师在作画一样，在涂涂抹抹之间，一帧一帧的画面被衔接起来。一个清晰的人像越来越完整的展现在观众的视觉和感受中。
维克多只是一个普通小人物。没有了国籍，没有了身份，没有归属的条件下的恐慌、彷徨、焦虑在斯皮而博格的诠释和汤姆汉克斯的演绎下显得真实而感人。尽管故事发生的背景近乎荒诞，但是观众很自然的会和这个倒霉透顶的人物发生共鸣。在感情上对他加以认同。
很多观众看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会“看了又看”，就是想细细回味和搞清楚意象的形成过程。
二、隐喻的运用
视觉的冲击是暂时的，思想的共鸣是长久的。欣赏电影的过程对观众而言是个“解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美感和遐想。斯皮尔伯格似乎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制造这种思想“共鸣点”，让观众在想像中去揣摩光与影所折射出的现实世界，即镜头背后的“隐义”。
在《幸福终点站》中，“Life is waiting(生活就是等待)”的台词一再出现，“等待”具有很深的寓意。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等待：影片中的维克多等待着签证和父亲遗愿的实现、等待邂逅的爱神降临：空姐艾米丽娅7年来一直在等待情人的召唤；弗兰克·狄克逊在等待期盼已久的升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何尝不是在等待：等待爱情的来临，哪怕只是一次美丽“艳遇”；等待工资的提高和住房条件的改善，哪怕只有几十块钱，十几平米的增加……。等待使生活充满了玫瑰色的希望，也使生活充斥着变数和事与愿违的荒诞。正是厌倦了这种虚幻的等待，艾米丽娅和维克多突然顿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一起扔掉了呼机：他们要放弃消极被动的等待，去积极主动的选择自己的命运：尽管选择的结果可能与自己的初哀相悖。当祖国内战结束维克多可以进入纽约时，弗兰克却以开除曾帮助过他的朋友为要挟，逼迫维克多返回家乡。维克多最终选择了保护朋友，放弃实现父亲的遗愿；艾米丽娅为了帮维克多实现愿望，最终选择了回到旧情人身边。“选择的行动必然是有意义的，在选择中体现出的主动性、积极性便是人的本质”。正是影片中这种不经意间阐释的隐喻和哲学内涵使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在剧情的起伏跌宕中，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电影，他也在导演台下千万观众的情感世界和理性空间。
Goat在英语中是“山羊”，这一意象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中隐喻义是“替罪羊”(scapegoat)。国家动乱中无辜受害最多的是普通百姓：在《幸福终点站》中，普通公民维克多是国家内战的替罪羊：因为帮助携带药品的俄罗斯人，得罪了机场负责人弗兰克·狄克逊从而又一次成为替罪羊。不过在机场这个小世界中最终却变成了“领头羊”——在片尾维克多可以进入纽约而又受到弗兰克威胁时，维克多毅然选择保护朋友、放弃目标的行为感动了除弗兰克之外的所有人、也让弗兰克成为众矢之的。代他人受过为维克多赢得了"goat’’的绰号和真挚的友谊，诠释了一个普通人应信守的道义。
“Border"(边界)的镜头在维克多得知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的慌乱中出现，在邂逅和随后的“邂逅”艾米丽娅中多此出现。这个“边界”既是现实的又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对偷渡客来说，只有跨过这个边界才有可能真正踏上美国，进入“天堂”；只有通过它，维克多也才能实现对父亲的承诺。生活中的“边界”也可能是男女之间眉目传情的一刹那，也可能是柳暗花明之后的“顿悟”，也可能是“望尽天涯路”之后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和超越!
也可能是有意设局，也可能是对电影语言的运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常会用一瞬间(或几瞬间)的画面和语言去吸引观众体味更深远的东西：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自然”：他从没有像一个教师讲课那样，把黑板敲得“当当”响来提醒“重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斯皮而博格曾经说过“我要冲击电影，有自己的特色。”自然的运用隐语就是其特色之一。
三、“泛英雄主义”形象的塑造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英雄主义内涵，在这一点上“英雄”有“国界”。但英雄在自己狭义的特质之外又有“共性”：可以说勇敢、坚韧、真诚、宽厚等品质是全世界英雄们身上共有的光环。《幸福终点站》中主人公维克多的执着、《E.T.外星人》中外星人的真诚、《大白鲨》中警长布洛迪的勇敢、《侏罗纪公园》中恐龙专家亚兰·格兰特表现出的海明威式“硬汉”般的冷静。这些特征往往也在其他英雄身上体现出来，只不过着重有所点不同罢了。“泛英雄主义”的另外一个涵义是指英雄的平民化。如果说格兰特和布洛迪的勇敢是出于职责，那么在《世界大战》中的雷·费拉比的身份则是地地道道的装卸工人，他也有过惶恐、怯懦、对失去亲人的担心，但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直面“三角机器人”时表现出的冷静、机智和果敢。
《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约翰·米勒上尉不仅英勇、机智，还申明大义，因为他要说服观众和他的士兵去理解“八个换一个”的真正含义——人道和正义。这种集勇敢、见识、仁爱一体化的形象使米勒的行动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对瑞恩的拯救正如影片的主题所渲染的一样，成为救援人道主义的一种行为。显然，米勒不仅拯救了瑞恩，拯救了一个美国家庭，而且，他更以自己的牺牲使更多人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世界和平的代价。
可能有人会批判《幸福终点站》是斯皮尔伯格又一次塑造和宣扬了“美国式英雄”。这一说法也不无道理：维克多努力学习英语、吃汉堡包(适应美国的生活)、与人为善。在这个意义上讲维克多走出机场的胜利也是美国式英雄的胜利，因为此时的维克多已经“美国化”了！但是换个角度去思考，有着东欧内涵的“英雄”在走入绝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去做，才能体现本土的“英雄”形象呢?恐怕硬闯机场大门、宁可饿死也不吃汉堡包、拒绝穿西服的形象也未必是东欧观众心中的英雄！英雄不是靠外在的东西来体现，而是在逆境中彰显本性。在机场负责人弗兰克·狄克逊诱导维克多说出“害怕回到祖国”时，维克多的坦诚和爱国之心让每个观众在捧腹中感动了又感动。只要他说一次“YES”就可以轻松获得在美国的政治避难权，从而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但他没有！他反问“我怎么能害怕自己的祖国呢?”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英雄都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斯皮尔伯格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雄主义的共性，让自己塑造的角色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关键词] 电影语言 折射 隐喻 泛英雄主义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可以被评说的地方很多，如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光与影的巧妙组合，绝佳的拍摄角度等，这些都很恰当的渲染了气氛，突出了主题。回顾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作品，如果说《大白鲨》、《侏罗纪公园》等系列有利用和迎合观众的好奇和寻求刺激的心态而具有商业片制作之嫌，那么斯皮尔伯格近些年的(尤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数部作品似乎在向人们展示，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艺术片”也是斯皮尔伯格的拿手好戏《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但突出表现的是人性《E.T.外星人》更适合用儿童的眼光和心态去观赏；尤其是《幸福终点站》的拍摄无处不显示出斯皮尔伯格在表现主题思想上的匠心独运。那么这些影片在突现主题思想上又有那些特点呢?
一、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表现手法
一粒黄沙可见证沧海桑田的变迁，一粒种子能听见春去秋来的脚步。斯皮尔伯格很善于用“小人物”的个体经历和情感世界来见证和折射大的主题。
在《幸福终点站》中，斯皮而博格选择了从细节入手、以点带面的方法。主人公维克多(那瓦斯基)的祖国(虚想国Krakozhia)是上世纪东欧剧变的缩影，维克多则是国家内乱的受害者、无数无家可归的难民的代言人。因为内战的爆发，维克多持有的护照突然作废、他也突然变成了个没有国籍的“自然人”，所以只能滞留纽约机场的候机厅。在寄人篱下的情况下，维克多没有选择“逃跑”、“乞讨”、“放弃”，而是在机场大厅“努力”生活了九个月：面对他人的残羹剩饭，他宁可忍饥挨饿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为了等一个用工电话，他可以在公用电话旁苦苦守候一天：身处困境，却成功的撮合了一对有情人自己都自身难保，却总是挺身而出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人。随着摄像机镜头不经意问的掠过，一个热心、诚实、坚忍、满怀正义、穷困但不潦倒的人物形象矗立在观众面前。维克多也从一个没有国籍、没有身份、没有去处的像影子一样的人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尊严、有个性的实实在在的人。斯皮尔伯格正是从小处入手，通过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塑造人物。斯皮尔伯格拍电影就像一个绘画大师在作画一样，在涂涂抹抹之间，一帧一帧的画面被衔接起来。一个清晰的人像越来越完整的展现在观众的视觉和感受中。
维克多只是一个普通小人物。没有了国籍，没有了身份，没有归属的条件下的恐慌、彷徨、焦虑在斯皮而博格的诠释和汤姆汉克斯的演绎下显得真实而感人。尽管故事发生的背景近乎荒诞，但是观众很自然的会和这个倒霉透顶的人物发生共鸣。在感情上对他加以认同。
很多观众看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会“看了又看”，就是想细细回味和搞清楚意象的形成过程。
二、隐喻的运用
视觉的冲击是暂时的，思想的共鸣是长久的。欣赏电影的过程对观众而言是个“解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美感和遐想。斯皮尔伯格似乎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制造这种思想“共鸣点”，让观众在想像中去揣摩光与影所折射出的现实世界，即镜头背后的“隐义”。
在《幸福终点站》中，“Life is waiting(生活就是等待)”的台词一再出现，“等待”具有很深的寓意。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等待：影片中的维克多等待着签证和父亲遗愿的实现、等待邂逅的爱神降临：空姐艾米丽娅7年来一直在等待情人的召唤；弗兰克·狄克逊在等待期盼已久的升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何尝不是在等待：等待爱情的来临，哪怕只是一次美丽“艳遇”；等待工资的提高和住房条件的改善，哪怕只有几十块钱，十几平米的增加……。等待使生活充满了玫瑰色的希望，也使生活充斥着变数和事与愿违的荒诞。正是厌倦了这种虚幻的等待，艾米丽娅和维克多突然顿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一起扔掉了呼机：他们要放弃消极被动的等待，去积极主动的选择自己的命运：尽管选择的结果可能与自己的初哀相悖。当祖国内战结束维克多可以进入纽约时，弗兰克却以开除曾帮助过他的朋友为要挟，逼迫维克多返回家乡。维克多最终选择了保护朋友，放弃实现父亲的遗愿；艾米丽娅为了帮维克多实现愿望，最终选择了回到旧情人身边。“选择的行动必然是有意义的，在选择中体现出的主动性、积极性便是人的本质”。正是影片中这种不经意间阐释的隐喻和哲学内涵使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在剧情的起伏跌宕中，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电影，他也在导演台下千万观众的情感世界和理性空间。
Goat在英语中是“山羊”，这一意象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中隐喻义是“替罪羊”(scapegoat)。国家动乱中无辜受害最多的是普通百姓：在《幸福终点站》中，普通公民维克多是国家内战的替罪羊：因为帮助携带药品的俄罗斯人，得罪了机场负责人弗兰克·狄克逊从而又一次成为替罪羊。不过在机场这个小世界中最终却变成了“领头羊”——在片尾维克多可以进入纽约而又受到弗兰克威胁时，维克多毅然选择保护朋友、放弃目标的行为感动了除弗兰克之外的所有人、也让弗兰克成为众矢之的。代他人受过为维克多赢得了"goat’’的绰号和真挚的友谊，诠释了一个普通人应信守的道义。
“Border"(边界)的镜头在维克多得知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的慌乱中出现，在邂逅和随后的“邂逅”艾米丽娅中多此出现。这个“边界”既是现实的又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对偷渡客来说，只有跨过这个边界才有可能真正踏上美国，进入“天堂”；只有通过它，维克多也才能实现对父亲的承诺。生活中的“边界”也可能是男女之间眉目传情的一刹那，也可能是柳暗花明之后的“顿悟”，也可能是“望尽天涯路”之后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和超越!
也可能是有意设局，也可能是对电影语言的运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常会用一瞬间(或几瞬间)的画面和语言去吸引观众体味更深远的东西：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自然”：他从没有像一个教师讲课那样，把黑板敲得“当当”响来提醒“重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斯皮而博格曾经说过“我要冲击电影，有自己的特色。”自然的运用隐语就是其特色之一。
三、“泛英雄主义”形象的塑造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英雄主义内涵，在这一点上“英雄”有“国界”。但英雄在自己狭义的特质之外又有“共性”：可以说勇敢、坚韧、真诚、宽厚等品质是全世界英雄们身上共有的光环。《幸福终点站》中主人公维克多的执着、《E.T.外星人》中外星人的真诚、《大白鲨》中警长布洛迪的勇敢、《侏罗纪公园》中恐龙专家亚兰·格兰特表现出的海明威式“硬汉”般的冷静。这些特征往往也在其他英雄身上体现出来，只不过着重有所点不同罢了。“泛英雄主义”的另外一个涵义是指英雄的平民化。如果说格兰特和布洛迪的勇敢是出于职责，那么在《世界大战》中的雷·费拉比的身份则是地地道道的装卸工人，他也有过惶恐、怯懦、对失去亲人的担心，但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直面“三角机器人”时表现出的冷静、机智和果敢。
《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约翰·米勒上尉不仅英勇、机智，还申明大义，因为他要说服观众和他的士兵去理解“八个换一个”的真正含义——人道和正义。这种集勇敢、见识、仁爱一体化的形象使米勒的行动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对瑞恩的拯救正如影片的主题所渲染的一样，成为救援人道主义的一种行为。显然，米勒不仅拯救了瑞恩，拯救了一个美国家庭，而且，他更以自己的牺牲使更多人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世界和平的代价。
可能有人会批判《幸福终点站》是斯皮尔伯格又一次塑造和宣扬了“美国式英雄”。这一说法也不无道理：维克多努力学习英语、吃汉堡包(适应美国的生活)、与人为善。在这个意义上讲维克多走出机场的胜利也是美国式英雄的胜利，因为此时的维克多已经“美国化”了！但是换个角度去思考，有着东欧内涵的“英雄”在走入绝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去做，才能体现本土的“英雄”形象呢?恐怕硬闯机场大门、宁可饿死也不吃汉堡包、拒绝穿西服的形象也未必是东欧观众心中的英雄！英雄不是靠外在的东西来体现，而是在逆境中彰显本性。在机场负责人弗兰克·狄克逊诱导维克多说出“害怕回到祖国”时，维克多的坦诚和爱国之心让每个观众在捧腹中感动了又感动。只要他说一次“YES”就可以轻松获得在美国的政治避难权，从而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但他没有！他反问“我怎么能害怕自己的祖国呢?”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英雄都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斯皮尔伯格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雄主义的共性，让自己塑造的角色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