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最早的近代科学译著，很多人脑海中首先会浮现出“严复”这个名字，还有他翻译的《天演论》(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实，中国翻译西方科学图书的历史还可向前追溯。早在鸦片战争(1840年)到甲午战争(1894年)的50多年中，晚清政府就组织进行了最早的、较集中的西方科学图书翻译工作。而这期间，中国人才刚刚从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惊醒，对于西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早期的科学图书均采用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译的翻译方法，展开了一段十分特殊的“西译中述”科学图书的历史。
　　
　　何谓“西译中述”
　　
　　之所以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是由于外国学者不精通中文，而中国翻译员又不懂外文，即便有些中国人略知外文但又对西方科学全无概念，“择中外译者之长”才有了这一独特的翻译方法。具体的做法就是：外国人用生疏的中文口述西方科学著作，中国译者笔述。有时候也有外国人进行初步笔译，之后和中国译者一起探讨、润色、校对，最后成稿。外方的口译者要对原书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握和理解，能准确地表述原书的知识，并且应该有不错的中文水平。中方的笔译者既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要具备相当高的汉语水平和整体把握知识体系的能力。因此，译员们都“身价”不菲，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初创时中外翻译总计10人，每月薪水总支出达三百银元，在当时已属高薪职业。
　　
　　中国最早的科学译名规则
　　
　　在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供职的就有著名英国学者、翻译家傅兰雅，他在中国数十年，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为西方科学在华夏大地的破冰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他对中国也身怀感激，常说“是中国人民养育了我这么多年”，事实也确如此，翻译馆相当于800英镑的年薪的确让傅兰雅及家人丰衣足食，并使他能专心译书。
　　“西译中述”阶段翻译的著作大都以英美流行的科学教材、专门技术著作为底本，完整译出，如《化学原鉴》、《电学》、《声学》、《汽机发轫》、《汽机新制》、《造铁全法》等，这些文本在国外也并非入门读物，加之中西科学互不相闻的体系背景，着实给译者带来不少困难。《金石识别》的中国译者华蘅芳曾言“每译一物，必辩论数次”。其合译者勉强可通中文，然而有时词不达意，所以需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能定稿，校对、润色则更加耗时费力。把中国译者搞得憔悴不堪，甚至有时做梦都梦到那些表述不清的某金某石的名字。傅兰雅的主要合作译者是中国学者徐寿，他们二人还针对译名混乱问题，创立了一套译名规则：
　　1、搜集华人已有之名目：尽查中国已有之相关工艺方面的书，并访问中西客商与制造者，求得有关之名目。
　　2、设立新名：若华文果无某名，须另设立新名，则有三法：如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砷等；或以字典中不常用之字而为新名，如铂、钾等等。
　　3、编辑中西名目字库：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事、物、人、地等，皆宜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并编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
　　以上的译名规则不仅给当时的“西译中述”工作带来规范和便利，而且影响深远，成为中文译名的基本原则。今天，在我国出版界还部分沿用这一规则。
　　以当代标准来看“西译中述”时期的译著，显然存在准确性、科学性均有缺欠的问题，如傅兰雅和徐寿将“化合物”翻译成“杂质”，将“分子”翻译成“杂点”，实在与原文意思相差太远。但“西译中述”毕竟第一次将近代西方科学相对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成为中国科学传播的发轫点。也正是这一过程孕育了严复、马君武等中国第一代翻译人才。(文章代码：2228)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