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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戒毒工作高度依赖戒毒民警，但戒毒需要科学化、系统化，涉及心理、体能、膳食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两千多个戒毒民警面对七千多名强戒人员，确实压力很大。”
从事戒毒工作已有18年之久的上海市戒毒管理局局长张祎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原来戒毒工作还能带给他一些成就感，但最近几年心情却越加沉重，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越来越大，毒品的泛滥却越来越严重，戒毒工作的措施越来越符合戒毒工作的规律，但复吸的难题仍然没能解决，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吸毒人群，张祎在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港湾”试点
2014年之于中国的禁毒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7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中国、法制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坚决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
禁毒工作从环节上可以分为打击毒品犯罪、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宣教等几个环节，张祎认为首次从国家层面整体布局禁毒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对上海地区而言，也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布局。”张祎说，思想认识到位，对禁毒工作至关重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戒毒工作由劳教局承担，1996年上海成立强制隔离戒毒所筹备小组，戒毒所成立的当年，收戒人员是600多人，但在当时，对禁毒工作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一种意见是不愿意去承认上海是毒品危害严重的地方，也不承认上海是毒品的过境地，1997年，上海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人员达到1200人，1998年达到2600人，收戒人员成倍增长，形势非常紧迫。
即便在今天，社会上对戒毒工作还存在一定的误解，“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有些人认为既然戒不掉，会复吸，那搞强戒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张祎的解释是，中外戒毒历史已经长达一百多年，确实至今找不到一个彻底解决毒瘾问题的办法，怎么办？“戒毒是很难自主开展的，一定要依托外来力量，帮助他解决，这是戒毒工作的规律;长期吸毒对身体残害，导致吸毒者的身体出于羸弱状态，不戒毒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强制隔离戒毒，就是把吸毒危害降低到最轻，同时避免衍生犯罪。”
当然，仅仅依靠强制隔离戒毒是不够的，上海目前对强戒人员的追踪调查，三年不复吸率为27%，远高于西方的5%，但复吸率毕竟仍然很高，“所以我们要树立新的理念，以人为本，终身关怀。”按照戒毒工作的规律，一般至少五年以上才能彻底戒毒，强戒只有两年时间，走出高墙后的社区康复显得尤为重要。张祎提醒一定要把戒毒工作的触角伸到社区里。
上海目前正在按照终身关怀的要求推进试点，在四个区，戒毒民警深入到69个司法所，参与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重点做好家属支持、社区关怀、就业辅导三项工作，即三个“港湾”模式。张祎介绍，从试点来看，这三点做到位，戒毒效果明显，他希望能推广至全市。
谈到戒毒工作体制，张祎认为要实现一体化管理，避免多部门管理的弊端，降低戒毒工作开展的成本，关键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志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康复，由一个部门管理，一旦吸毒，从第一天到完全脱离毒品，全在民警辅导中，这样或许能解决戒毒问题。”
“毒官”教训
张祎透露，近年来，上海吸毒人数增长速度较快，2013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是44000人，目前已经达到78000人，而按照显性吸毒人群与隐性吸毒人群1：5的比例，上海吸毒人员的数量很可能是40万。
5月11日，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办主任刘跃进介绍，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超过了我国人口总数的1%。
“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但仍需持续性的政策支持禁毒工作。” 张祎注意到毒品亚文化在一些人群甚至一些行业内的蔓延，这其中以官员涉毒最为引人关注。“毒品蔓延，下到目不识丁的贫困家庭，上至名人、政府官员，要从道德、法制层面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否则蔓延还会更加严重。”然而，在道德、法制层面取得认同何其难，这也是张祎觉得工作越来越沉重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要重视，但个别领导干部也在吸毒。”
张祎很痛心，“我也很困惑，道德、法律，这些领导干部整天在台上讲，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可是为何毒品还会蔓延到他们身上？”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还是一些党员干部失去了信念与方向感、精神迷茫空虚，在毒品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因此，要重视对领导干部、公务员系统的监管与教育，防止毒品侵蚀。”
问题与对策
根据张祎掌握的情况，打击毒品犯罪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新型合成毒品的制作简单且更隐蔽，以及物流的发达让毒品的运输更便捷。
《新民周刊》注意到，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城镇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个别地区仍然一罚了之，甚至存在民警与制毒贩毒分子勾结的问题，受政绩观和考核的影响，办案中还有存在“抓大放小”“养鱼”，根据需要“点炮”的问题。
“打击毒品犯罪如果存在地区不平衡，毒品犯罪就会随着人员流通蔓延，因此必须全面提升。”不过，在张祎看来，较之打击毒品犯罪，戒毒的环节在整个社会的重视度方面还有些薄弱，一些地区将戒毒工作视为财政负担，甚至关闭了当地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中国的戒毒工作高度依赖戒毒民警，但戒毒需要科学化、系统化，涉及心理、体能、膳食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两千多个戒毒民警面对七千多名强戒人员，确实压力很大。”戒毒民警需要专业化，但现实却是高尖专业技术人员难招。张祎在思考能否成立一个社会志愿组织，民警、医生、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参与其中，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戒毒工作。
从事戒毒工作已有18年之久的上海市戒毒管理局局长张祎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原来戒毒工作还能带给他一些成就感，但最近几年心情却越加沉重，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越来越大，毒品的泛滥却越来越严重，戒毒工作的措施越来越符合戒毒工作的规律，但复吸的难题仍然没能解决，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吸毒人群，张祎在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港湾”试点
2014年之于中国的禁毒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7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中国、法制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坚决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
禁毒工作从环节上可以分为打击毒品犯罪、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宣教等几个环节，张祎认为首次从国家层面整体布局禁毒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对上海地区而言，也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布局。”张祎说，思想认识到位，对禁毒工作至关重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戒毒工作由劳教局承担，1996年上海成立强制隔离戒毒所筹备小组，戒毒所成立的当年，收戒人员是600多人，但在当时，对禁毒工作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一种意见是不愿意去承认上海是毒品危害严重的地方，也不承认上海是毒品的过境地，1997年，上海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人员达到1200人，1998年达到2600人，收戒人员成倍增长，形势非常紧迫。
即便在今天，社会上对戒毒工作还存在一定的误解，“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有些人认为既然戒不掉，会复吸，那搞强戒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张祎的解释是，中外戒毒历史已经长达一百多年，确实至今找不到一个彻底解决毒瘾问题的办法，怎么办？“戒毒是很难自主开展的，一定要依托外来力量，帮助他解决，这是戒毒工作的规律;长期吸毒对身体残害，导致吸毒者的身体出于羸弱状态，不戒毒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强制隔离戒毒，就是把吸毒危害降低到最轻，同时避免衍生犯罪。”
当然，仅仅依靠强制隔离戒毒是不够的，上海目前对强戒人员的追踪调查，三年不复吸率为27%，远高于西方的5%，但复吸率毕竟仍然很高，“所以我们要树立新的理念，以人为本，终身关怀。”按照戒毒工作的规律，一般至少五年以上才能彻底戒毒，强戒只有两年时间，走出高墙后的社区康复显得尤为重要。张祎提醒一定要把戒毒工作的触角伸到社区里。
上海目前正在按照终身关怀的要求推进试点，在四个区，戒毒民警深入到69个司法所，参与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重点做好家属支持、社区关怀、就业辅导三项工作，即三个“港湾”模式。张祎介绍，从试点来看，这三点做到位，戒毒效果明显，他希望能推广至全市。
谈到戒毒工作体制，张祎认为要实现一体化管理，避免多部门管理的弊端，降低戒毒工作开展的成本，关键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志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康复，由一个部门管理，一旦吸毒，从第一天到完全脱离毒品，全在民警辅导中，这样或许能解决戒毒问题。”
“毒官”教训
张祎透露，近年来，上海吸毒人数增长速度较快，2013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是44000人，目前已经达到78000人，而按照显性吸毒人群与隐性吸毒人群1：5的比例，上海吸毒人员的数量很可能是40万。
5月11日，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办主任刘跃进介绍，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超过了我国人口总数的1%。
“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但仍需持续性的政策支持禁毒工作。” 张祎注意到毒品亚文化在一些人群甚至一些行业内的蔓延，这其中以官员涉毒最为引人关注。“毒品蔓延，下到目不识丁的贫困家庭，上至名人、政府官员，要从道德、法制层面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否则蔓延还会更加严重。”然而，在道德、法制层面取得认同何其难，这也是张祎觉得工作越来越沉重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要重视，但个别领导干部也在吸毒。”
张祎很痛心，“我也很困惑，道德、法律，这些领导干部整天在台上讲，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可是为何毒品还会蔓延到他们身上？”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还是一些党员干部失去了信念与方向感、精神迷茫空虚，在毒品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因此，要重视对领导干部、公务员系统的监管与教育，防止毒品侵蚀。”
问题与对策
根据张祎掌握的情况，打击毒品犯罪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新型合成毒品的制作简单且更隐蔽，以及物流的发达让毒品的运输更便捷。
《新民周刊》注意到，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城镇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个别地区仍然一罚了之，甚至存在民警与制毒贩毒分子勾结的问题，受政绩观和考核的影响，办案中还有存在“抓大放小”“养鱼”，根据需要“点炮”的问题。
“打击毒品犯罪如果存在地区不平衡，毒品犯罪就会随着人员流通蔓延，因此必须全面提升。”不过，在张祎看来，较之打击毒品犯罪，戒毒的环节在整个社会的重视度方面还有些薄弱，一些地区将戒毒工作视为财政负担，甚至关闭了当地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中国的戒毒工作高度依赖戒毒民警，但戒毒需要科学化、系统化，涉及心理、体能、膳食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两千多个戒毒民警面对七千多名强戒人员，确实压力很大。”戒毒民警需要专业化，但现实却是高尖专业技术人员难招。张祎在思考能否成立一个社会志愿组织，民警、医生、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参与其中，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戒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