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伟长先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时，钱老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知识分子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去年7月30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突然得知这一噩耗的，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令人伤心的事实。从此，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失去了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位教育改革的实践家、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上海大学失去了一位好校长。
　　
　　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
　　
　　在我看来，钱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他的童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报国情结。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祖辈三代都是靠教书生活。他没有进过小学，而是师从于他的四叔、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从小在家塾里念四书五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观念很深。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钱老那一辈人，为什么能在国家那么困难，可以说是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毅然决然抛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
　　1946年，钱老离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回到祖国，并出现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上。他家里人口多，一度生活十分困窘。他曾说清华大学一个月发的工资买小米全家都不够吃。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但仍不得温饱，最后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1948年美国友人捎信给钱老，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望他回所复职，可携全家去定居，并给出了优厚待遇。当时他确实心动过，曾到美国驻北平的总领馆申办签证。当时美国的签证官问他：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了战争或者冲突，你是站在中国一边还是站在美国一边?他说：我是中国人，当然是站在中国一边。结果他被拒签。
　　钱老赴美被拒签的事流传很广，成为一段佳话。但是，近年来，民间打假人士方舟子在网上撰文，说1948年美国的签证申请书，没有“若中美交战，你将忠于哪一国?”这个栏目。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上海大学曾派人走访了一些1948年前后到美国驻北平总领馆申办签证的留学人员，他们很多人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都证实美国签证官确实问过“若中美交战，你将忠于哪一国?”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申请签证的表格上没有这一栏，而美国总领馆的签证官员会问这个问题呢?我想答案也很明显，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将失去政权，中国共产党会建立新中国，而将来这个新中国很可能和美国会是一种敌对关系。美国人不得不防。而钱老准备去的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拥有美国六大国家实验室中的一个，大量研究的是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火箭等与国防、军工有关的项目，是个敏感的地方。
　　其实，钱老惊人的爱国之举，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了。钱老是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的，数、理、化、英文等一共只考了25分。因此，大家都认定，他要么学中文，要么学历史。钱老一开始选择的是历史专业。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钱老作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要弃文从理，要学能制造飞机大炮的学问。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因他数理基础太差，怎么也不同意。钱老软磨硬泡了一周，总算成功了。他又花了一年时间拼命苦读，才赶上物理系的学习进度。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北平的一些大学生曾经骑自行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时值隆冬，溯风中长途骑车是很艰苦的，而且那个时候治安不好，匪患丛生。开始的时候队伍有几百人，最后到南京只有几十人，钱老便是其中之一。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钱老虽然已经是研究生，当助教了，但仍然积极参加学生的各种爱国民主运动。
　　对钱老的爱国主义情怀，我的感受是很深的。和钱老的初次近距离交往，是在1983年初履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他到各系科调研时，但不久我便出国工作。1984年秋，钱老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学大会，我开车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两天，白天我请他去我所在公司参观考察，晚上彻夜长谈。他热切地敦促我早点回国。当时一些人到国外留学、工作，一方面是国门初开，希望能多学一点、多出成果，另一方面国外物质生活比国内好很多，有上百倍的收入差距。他当时很动感情，跟我讲了他1948年被美国拒签的故事。最后，他说：你能快回去就快回去吧，不要再给外国人干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还得为自己的国家多做一些事情。国家和学校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帮我一起管理学校。我深感此话的分量，也为钱老拳拳报国之心感动，于是尽快结束了在国外的研究工作，提前回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钱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出去了大都不回来?在一次毕业典礼上，他说：我刚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时，提出来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十年来，大家都很努力，已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但是自强不息不是让个人成名成家，也不是让个人发财致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要牢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才是一名合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师生都非常动容。后来上海大学就把校训扩充成了“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可能是中国大学里最长的校训，上海大学也可能是唯一把师生个人和国家、天下的关系作为校训的学校。我觉得这充分反映出钱老的爱国情怀，彰显了这位科学大师的博大胸怀与高尚境界。
　　
　　勇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家
　　
　　在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27年的时间中，钱老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科研的改革，使上海大学从一个原来只有3800名学生的地方院校，发展为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211”高校之一。
　　钱老到任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拆除围墙，打开校门”。上海工业大学作为地方大学，原先师资基础薄弱。钱老非常重视增强师资力量。对外，钱老利用自己的影响，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包括从国外聘请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或做兼职教授，他们中有陈省身、田长霖、任之恭、戴振铎、李政道、杨振宁等。这些国际大师的到访与兼职，不仅为闭塞的校园带来最新科技信息、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为大家传递了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促成上海大学逐渐具备现代大学先进的管理模式。一直到他晚年精力已经很差了，还是要每年请10位左右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到学校大礼堂作报告，他亲自去介绍人家的学术成绩、贡献。而且，他强调，学生不一定要是这个专业的才来听，也不一定要听懂专业的内容，重要的是培养“两个精神”，一个科学精神，一个奉献精神。他说：凡是成功的科 学家，一定是按科学规律办事的，讲的那些专业你不一定懂，但是那种百折不挠、不迷信权威、不断探求创新的精神可以学。学有专长的大家大都是淡泊名利、终生刻苦学习的，这也可以学、应该学。对内，钱老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引进，在当时人事、户口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为了广揽既能搞教学又能搞科研的人才，钱老常常不辞辛苦，亲自登门造访。在钱老到任后的短短几年间，学校就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引进了一批高水平人才，对于较快地提升学科水平、活跃研究氛围、创立学术新风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
　　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几个月以后又被任命为常务副校长。在协助钱老管理学校的那几年里，钱老和我经常为了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开展持续的调研和座谈交流工作。我感觉，钱老最关注的是学校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队伍思想观念的进步，强调“我们的改革重点是拆四堵‘墙’，它们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那些超前的教育理念是非常正确的，只是我们现在实践得还不够，或者说没有完全达到他的要求。
　　第一，钱老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后，首先提出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搞讨论式教学，教学相长。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学会上课看着老师，认真听讲；到了中学以后开始记笔记。但很少有人怀疑老师讲得对不对，或者向老师提问题，没有这个习惯。而且，学生大都认为向老师提问题，一方面不礼貌，另一方面也是无知，老师的知识肯定比你多。
　　1942年钱老毕业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这里的学习方式是研讨的方式，导师指定你看几篇文章，看完以后由你报告，大家来提问题。讨论会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鼓励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这种风格影响了钱老的一生。
　　钱老回国以后，就一直主张打破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倡开展课堂讨论。他说：教师只有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教的内容学生是不是理解了；也可以教学相长，允许学生超过老师，允许学生提出一些比老师想得更深、更难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是有超前性的，某种意义上也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因为中国的学校是“填鸭式”教育、应试教育，而不是启发式、讨论式教学。
　　钱老多次嘱咐我要真正让大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源上，即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起引导作用，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释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要把课堂时间和主角地位让给学生。在钱老的提倡下，20世纪80年代，上海工业大学至少已经在研究生里面形成了风气，每星期有半天时间进行专题讨论，效果非常好。
　　第二，拆除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过去学校不愿意让学生转系。比如说像我所在的冶金系，不少学生高考成绩不是很高，考别的系没有录取，转到这儿来的。如果允许学生转系，那冶金系的生源就无法保证了。但不少学生确实是很想学别的专业。怎么办?钱老提出可实行双学位制度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学生要学习是好事，不能高考时一考定终身，要允许他们选修别的系的课，将来两个专业考试都能通过，毕业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个双学位。这在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创举，带有很大的挑战性，国家教委开始并不认同。
　　上海大学的管理学院很有特色，和其他学校不一样。钱老提出，管理有很多类别，比如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贸易管理，需要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依托才能学得好。因此，上海大学学生是二年级以后才可以选修管理学课程，将来可以授予双学位。
　　钱老认为，中国外贸专业照搬苏联，只学外文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不对的。外贸是要交易制造业产品或者原材料的，而产品或者原材料各有特性，客户的需求也不一样。如果不了解外贸商品的基础知识，搞好外贸是很难的。后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设立了一个双学位，叫做工业外贸，从各学科招收二年级学生，每周用两个下午，强化外语，并授以经贸课程。学生毕业以后，非常受外贸系统欢迎。
　　拆除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之后，学生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从过去的“让我学”，变成了“我要学”。
　　第三，拆除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钱老强调，所有教师都要上课，不上课的人不能保持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头衔。1986年，我回国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每星期也要上六节课。同时，钱老又强调，要做一名好的教师必须搞科研，不搞研究就可能变成教书匠，只会照本宣科。学校要把时间更多地留给教师做科研，提高教师自身的创造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带动学生学习，提升育人水平。
　　第四，拆除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钱老非常注意鼓励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搞科研。80年代，他就提倡“三学期制”，当时被批评为照搬美国的教育模式。上海大学在中国是唯一实行三学期制的学校。具体来讲，就是9月1日开学，上10个星期的课，然后1个星期考试，基本上11月中旬结束第一个学期；中间放假一个星期，然后再上10个星期的课，春节前结束，放两个星期的寒假；寒假过后再上一学期课，6月份结束。6月份到9月份接近3个月的时间，必须有1个月的时间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工科的学生到工厂去，理科的学生到研究所、实验室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到社会、到社区去做调查研究。
　　开始的时候，老师们都不是很适应，后来慢慢就感受到“三学期制”的好处，最主要的是给教师走向社会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而且，除了基础课教师以外，大部分的教师都可以在一个学期，也就是10周完成授课任务，其他的大半年时间就可以在学校、工厂、研究所里做科学研究。
　　在和钱老接触交往中，我曾一遍遍聆听钱老的教诲，深切体会到钱老始终把学生成才放在教育改革的中心位置，在钱老的内心世界，学生是他的最爱。他曾指出：“我们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自由度、更大的学习自主权，活跃学校的学术氛围，为培养无师自通的人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当时，钱老提出的教育改革主张，实施起来有不少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当时的教委。新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从苏联学习来的，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当时的改革尚相对滞后。因此，钱老的教育改革思想当然会受到一些抵触，或者发生冲撞。二是来自学校的教师、干部。大家都习惯了老的教学方式、模式，要改一个新的必然很不适应。三是学生也有不赞成的。比如，实行“三学期制”以后，春节前后放两个星期寒假。那时候火车慢，一些外地农村的学生 往返时间比较长，就觉得回家时间太短了。学生另外一个反映就是假期要参加社会实践，并且要考核。原来很多学生假期就玩儿、休息，现在要下工厂去实习，到社区去服务，不适应。但是经过五到十年以后，大家慢慢习惯了。
　　尽管阻力很大，但好在钱校长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他是73岁到上海工业大学做校长的。征求他意见时，他跟中组部说：我73岁了，如果只能做一两年校长，我就不想去了(当时一般的高校校长70岁退休)。后来，事情反映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亲自签署了调令，特意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因此，谁都不能让钱老退休，一说退休他就生气。钱老做校长一直做到98岁，这恐怕古今中外也是独一无二的了。事实上，小平同志是给钱老搞教学改革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当然，这块试验田不能在北京，也不能在教育部直属院校，只能在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地方院校。
　　另外，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钱老一直比较尊重，支持他的工作，希望他改革出成绩。汪道涵市长、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市长都曾先后到学校拜访钱老，相谈甚欢，并常常要到秘书催促才起身告别，这是很少见的。
　　
　　功底深厚、多才多艺的科学家
　　
　　钱老是一个基础扎实、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的专业是力学，博士论文写的是板壳体的计算方法，实际上就是利用固体力学的办法来研究板壳体的受力。大家都知道鸡蛋壳很薄，但是很难捏碎，原因很简单，鸡蛋壳是板壳体，有张力。板壳体研究应用得很广，不光在大跨度建筑上用、压力容器上用，包括航空航天，我们的“神舟”飞船都要考虑板壳结构的问题。
　　钱老的专业是力学，但他涉足的领域非常广泛。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苏联坦克从冰冻的江面开过来，我们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去打坦克牺牲比较多。苏联的坦克，照我们战士的说法就是“乌龟壳”，反坦克火箭弹打上去会滑出去。周总理提议找钱老来研究破解这个问题。这样，钱老当时有一段时间脱产研究，制定了新的反坦克火箭弹的方案。这项研究的理论成果，集中反映在他“文化大革命”中写的《穿甲力学》这本书里。一般认为，要打穿装甲板，弹头应该比装甲板更硬，才能打得进去。但钱老认为，穿甲不是直接穿进去的，是靠爆炸而破坏的，所以弹头不能硬，而是相对要软，弹头接触装甲板后就像泥巴一样趴在甲板上，碰到里面的引信，就把甲板炸开穿透了。他分析得很透，也非常有想象力。
　　在瑞典工作的时候，我搞的是喷射冶金。过去传统的冶金是把东西放在炉子里面，用高温把它烧化；喷射冶金是把材料变成粉末，然后用一种气体载着它，瞬间高温反应就完成了。1984年，钱老到我所在公司参观考察，对喷射冶金非常感兴趣。做工科研究的一般动手能力比较强，当然也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对喷射冶金研究，我们比较多的是做实验。他看了我的实验车间以后，就说你可以先算一下。他还给我具体的指导，我一听就知道老先生的学术功底深厚，基本理论学得非常扎实，触类旁通，真是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如果让我去讲钱老的专业板壳力学，我根本讲不出来，而他对我当时搞的科研工作却能从原理上一一点明，真让我钦佩不已。
　　钱老在学校里一项重要活动是听老师讲课。他听课一般只听45分钟，听完以后他就提出意见。学校专业门类比较多，有教摩擦学的，教自动控制的，教电机的，教机械零件设计的，教计算机软硬件的，甚至还有教炸药的，等等。钱老一年听几十节课，都能提出一些意见来。
　　钱老在一生中涉猎了很多不同的专业和领域，做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颇有微词，说他是万能科学家，似乎并没有自己的专业。钱老本人倒是并不介意，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功底深厚的大家，不是一个专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工作者贡献很大，但是像他这样的大家，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钱老还是一个国学修养很深的人。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以深邃的国学修养来命名学校的若干新建筑。1986年上海工业大学新的专家楼落成，本来已经把牌子挂上去了，就是“专家楼”。他一看不高兴了，说我请来的不是专家，都是名家和大家。但是要写“名家大家楼”也不好。第二天他告诉我们叫“乐乎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多雅、多好啊!
　　留学生楼也是1986年底建成的。因为学校的专业比较全，又不涉及保密，所以当时上海工业大学是上海留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学生只有6000人，却有四五百名亚非国家来的留学生，比例相当高。留学生楼本来取的名字叫做“留远楼”，他看了不高兴，说“留远”，是留级还是留在中国?他们是要回去的。第二天，他就提出来叫“莘远楼”，欢迎“莘莘学子远道而来”，彰显了浓浓的大学文化氛围。
　　2001年我领导的“现代钢铁冶金与材料”重点实验室拆旧建新。因为已经有前面的教训，所以就请钱老取名。他写下了“日新楼”三个字。我和这一团队的全体教授、研究人员都深深体会到钱老是在期望我们这一传统的专业能“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创新。
　　
　　同共产党肝胆相照
　　
　　钱老一生追求国富民强，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尊重党、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来说一位科学家，凡是在学术上贡献比较卓著的，往往容易恃才傲物，觉得大家都应该尊重我。但是，钱老什么事都和我们党委书记、党员干部商量，很少一意孤行，或者说不听大家的意见。
　　当然，有时候老先生也会“擦枪走火”。比如，1988年初夏他从北京开完政协常委会会议回沪，我到机场接他。在回校的路上，他问我今天学校有什么大事，我说下午开大会传达国家教委一个严禁考试作弊的紧急电报。那时候学风比较松散，考试作弊现象很普遍。钱老说他最痛恨弄虚作假，一定要刹住这股风。他主动提出，下午等我读完电报以后，他作一个讲话，最后党委书记老郑讲话。回去以后，老郑听说钱老要讲话，很高兴。她说，学生对钱校长都很敬仰，钱校长来讲这个事情最有权威了。
　　下午，在我读完电报以后，钱老讲话。一开始，钱老讲得挺好的：学生作弊是很可耻的事情，知识分子的知识就是你的财富，你自己没有去拿人家的，你是不劳而获，和偷盗没有什么两样。今天在学校里面读书作弊，将来工作的时候就可能盗取别人的成果，这要引起法律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话锋突然一转，说考试作弊学生是不负主要责任的，现在社会上弄虚作假成风。学生开始鼓掌、起哄、叫好。接着，钱老又说，在政协开会，很多同志就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大家的感觉大不一样(8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比较厉害，尤其是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价格指数超过20％)。这之后，钱老每讲一句话，学生就鼓一次掌。钱老讲得很激动，说有的工厂明明是亏损的，厂长为了保自己的乌 纱帽，硬说是盈利的，结果发不出工资。有的地方为了要政绩，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经济没有那么好也说得很好。钱老这些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样一来，就把反对学生作弊的主题给冲掉了。学生作弊就变得一点责任都没有，只是全社会弄虚作假里面很小的一部分了。
　　没有办法，我就去给钱老的夫人打电话。钱老夫妇在上海没有住房，就在学校招待所住。钱老夫人孔祥瑛老师系孔夫子的后代，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人。她说：钱伟长又在那儿胡说什么了?我说：您最好能请他回去。她说：你告诉他，我叫他马上回来，有重要的事情。后来，我就写了张条子给钱老，说孔老师请你马上回去。钱老有两件事情不放心：一是老伴的身体不好。二是当时他孩子在国外，也经常有病，打电话来。于是，他马上结束了讲话，回去了。回去以后，孔老师就批评了他：你这个校长怎么能和国家教委唱对台戏，在学生面前这么讲，你是不对的。
　　钱老离开会场以后，党委书记老郑花了很大精力，才把会议主题扭转了过来。老郑强调：到底现在是不是社会上全部弄虚作假?弄虚作假不是主流。凡是弄虚作假的事情都要处理。不但学生作弊要严肃处理、要禁止，生产单位、政府部门弄虚作假也要受到处置。听了这些以后，学生慢慢冷静了下来。
　　因为钱老刚从北京回来，党委书记老郑和我一起陪他吃晚饭。吃饭的时候，老郑说：钱校长，你的想法是很对的，我们党也需要监督(钱老那时候是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对于学生，我们要引导他们看社会发展的主流。而且，年轻人不应该跟着世俗跑，而是应该作为新一代精神的代表。
　　没想到，钱老主动提出：我今天讲话走火了，讲得不对，需不需要我更正一下?后来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钱老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严谨的学风和反对考试作弊，举从古到今的事例正面来讲，发表在校刊上。
　　从这件小事情可以看出，钱老非常尊重我们党的领导。哪怕学校的党委书记比他年轻30多岁，他还是很尊重。
　　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80年代后期两次学潮和之后的政治风波中，他的表现非常好。他能够既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要求学生理性思维，不能发生过激行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结合，始终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教育学生一切以大局为重，共同维护国家稳定。1989年政治风波开始的时候，钱老好几次跟学生对话，讲我们民族的苦难历史，讲国家怎么不容易，讲改革开放能有今天是我们应该珍惜的，讲得都很好。后来，小平同志曾讲：在这次风波中，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像费孝通、钱伟长，表现得比我们某些党员干部还要好。
　　
　　情系新上海大学
　　
　　钱老办学一贯主张“文理相通、理工结合”。他认为，一个大学里面没有文科，不可能形成很好的人文精神。科学和艺术要交流，科学家不是一个工匠，要有文化底蕴。理工要结合，搞工程的不懂理科，就没有深度；搞理科的不和工科结合，必然就是纸上谈兵，不能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盘照搬苏联的做法，成立了各种专门院校，而把过去的综合性大学大都拆散了。对于这种做法，钱老当时就坦诚地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到上海工作以后，钱老发现上海文化底蕴深厚，学科门类齐全。建设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设想，油然而生。为此，他奔走于政府各部门。在新的上海大学没有成立之前，钱先生就请上海书画院的一些老先生到学校里面开讲座，讲书法课、国画课，叫学生都来大礼堂听；同时，还请人讲音乐、美术、文学，然后组织学生座谈。
　　在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1994年由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原来的上海大学以及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四校合并，组建新的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上海大学。德高望重的钱老再次受命就任校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钱校长的带领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1 996年新组建的上海大学跻身“211工程”；1998年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这个时期，我已经到上海市政府工作，对钱老为推进学校跃升，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顺势而上所起到的奠基性的、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正好宝山区和闸北区相交的地方有一块地，本来是要搞工业园区的，后来就改成搞上海大学新校区。把原来几片分散在市区的学校用地置换出来，把钱集中都投到这里。钱老亲自规划和审定了新校区的建筑群设计样稿，还多次邀我去和他探讨新校园的学科布局以及多校区规划的相关事宜。今天，当我有机会漫步新上海大学的美丽校园时，自然而然想到的是钱老为缔造这个学府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他的那句“我要办一所上海人民满意的大学”的话语再次萦绕我的耳畔!
　　当然，有些问题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暂时还无法解决，比如，钱老生前一直想在上海大学建医学院和研究生院的愿望，这还需要上大人继续努力。
　　对钱老的回忆有很多，但是这几个方面是我印象最深的。总而言之，我觉得他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我们大家应该很好学习的榜样。他渴望国家、民族振兴的那种迫切的心情，是不以个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而左右的。今后党培养和我们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人士，钱老是一个风范长存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