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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在一个移民城市中经营工商业，讲究契约从长期来看是最可靠、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万科集团董事长
深商从哪里来？回望20世纪，这是中国剧变重构的一百年，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与改革，“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格局逐渐瓦解，工商阶层也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张謇、荣德生为代表的那一辈企业家，不但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开展经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超越了传统商人的视野，虽然他们最终没有做成百年老店，但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现代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后来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时代的考验，顽强地生存着。1979年，袁庚带领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既是深商的开端，也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延续，更是洋务运动失败之后的历史回响。35年一路走来，深商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向欧美等先进企业学习，抓住股份制改造、小平南方谈话、香港回归、互联网等重大历史机遇，帮助深圳确立了今天的地位。在这部口述史中我们会发现，虽然大家来深圳可能抱着不同的初心，但回望过去，我们其实都在时代舞台的边界内腾挪施展，我们的困惑与突破，是中国工商阶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
与其他商帮商会相比，深商有什么特点？从字面上看，深商像其他商帮商会一样，是按地域划分的概念，深商集中在方圆两千平方公里的一座城市，而其他商帮，如徽商晋商浙商，多以省份为界，深商类似于港商，地理分布上更加集中。虽然如此，但深商却是中国商帮商会中，地域色彩最淡、来源最广泛的一支，深圳也有当地的商人，也做的很成功，不过深商更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像我祖籍就是安徽，甚至还有来自港澳台和海外的企业家。大家不因彼此出生地的不同就分出亲疏远近，同时彼此之间也不以血缘作为纽带，深商中孤身一人南下创业的故事比比皆是，深商中最优秀的代表，也很少见到家族企业，这也正是深圳的特点，它突破了地域、血缘的限制，来深圳创业，无须讲究“抱团”、“老乡找老乡”，而更需要开疆拓土的“五月花号”精神。
当然，光有这种开拓精神还不足以凝聚一个群体，深商不因地域的区分而“抱团”，大家当初从五湖四海来到特区打拼，一开始不可避免地带着各自地域的风格，中国不论南北，传统是官商联系比较密切，有所谓“官商”或“红顶商人”的说法，但这种官商生态在深圳“小政府、大社会”的土壤中失效了，经过长时间的碰撞、磨合，深商群体渐渐摸索到了最大公约数，那就是讲契约。实践证明，在一个移民城市中经营工商业，讲究契约从长期来看是最可靠、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没有地缘关系的人走到一起，却本能地感觉到互相信任，预期彼此会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做生意，这恰好是现代商业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深圳能够承载这种现代文明，首先归功于它的历史包袱轻，其次就是它的“小政府、大社会”特色。这两点优势，甚至使得深商在面向世界时，比面对本国其他地区还要从容一点。全国民营企业的著名商标，40%集中在深圳，其中原因，不是因为深圳政府的扶持与保护，而是因为深圳的工商企业，从成立之初，就有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视野与思想准备。
以上讲了深商的三个特点，相信随着口述史工作的展开，我们的理解会更全面。但我们不妨从现在就开始思索第三个问题：深圳的企业，已经做到相当大的规模，在电子设备、集装箱等领域已经做到世界第一，接下来我们应往何处去？
坦率讲，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答案，因为自我锤炼和升华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企业，取得成功后在自己的舒适区间里踏步都是最危险的。深圳过去也有很多知名企业倒在这一区域，因为他们一旦失去了赶超对标的对象而身处领先位置，就不知如何奔跑了，再前进的阻力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遏制领先”现象。此外，深商虽然形成了独特的契约精神氛围，但随着企业做大和异地扩张，这种氛围面临着被同化的风险，中国传统也讲"人无信不立"，但这些原则是有适用条件与范围的，它们总是处在"家、国、天下"的某个圈层内生效，而非普遍的价值。深商要走向未来，就要敢于超越一时一地的利害得失，超越特定圈层的局限，将讲究契约精神这面旗帜坚持扛下去。
虽然没有答案，但有一个方向是我们深商可以做的：那就是超越自己的企业和行业的分工局限，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角度去思考未来。记得八年前，我去无锡参观荣德生修建的梅园，让我惊讶的是，荣家用自己家族的钱修建了这个公园，不是作为自己私家后花园，而是献给所在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礼物，将近一百年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否可以有类似的承担？此外，荣老先生当年曾给政府提交过一个地域经济发展建议书，本质就是后来的苏锡常规划，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我们深商在考虑未来时，心中能否有这样的大格局？
中国史书的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方史书则多用哲学或科学的系统方法去分析事件，无论遵从哪种传统，这样一部历史的意义不光是记住自己的过去、尊重过去，还要服务于深商阶层当下的自我建设、自我意识和自我修养，指向我们的未来。
万科集团董事长
深商从哪里来？回望20世纪，这是中国剧变重构的一百年，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与改革，“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格局逐渐瓦解，工商阶层也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张謇、荣德生为代表的那一辈企业家，不但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开展经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超越了传统商人的视野，虽然他们最终没有做成百年老店，但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现代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后来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时代的考验，顽强地生存着。1979年，袁庚带领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既是深商的开端，也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延续，更是洋务运动失败之后的历史回响。35年一路走来，深商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向欧美等先进企业学习，抓住股份制改造、小平南方谈话、香港回归、互联网等重大历史机遇，帮助深圳确立了今天的地位。在这部口述史中我们会发现，虽然大家来深圳可能抱着不同的初心，但回望过去，我们其实都在时代舞台的边界内腾挪施展，我们的困惑与突破，是中国工商阶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
与其他商帮商会相比，深商有什么特点？从字面上看，深商像其他商帮商会一样，是按地域划分的概念，深商集中在方圆两千平方公里的一座城市，而其他商帮，如徽商晋商浙商，多以省份为界，深商类似于港商，地理分布上更加集中。虽然如此，但深商却是中国商帮商会中，地域色彩最淡、来源最广泛的一支，深圳也有当地的商人，也做的很成功，不过深商更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像我祖籍就是安徽，甚至还有来自港澳台和海外的企业家。大家不因彼此出生地的不同就分出亲疏远近，同时彼此之间也不以血缘作为纽带，深商中孤身一人南下创业的故事比比皆是，深商中最优秀的代表，也很少见到家族企业，这也正是深圳的特点，它突破了地域、血缘的限制，来深圳创业，无须讲究“抱团”、“老乡找老乡”，而更需要开疆拓土的“五月花号”精神。
当然，光有这种开拓精神还不足以凝聚一个群体，深商不因地域的区分而“抱团”，大家当初从五湖四海来到特区打拼，一开始不可避免地带着各自地域的风格，中国不论南北，传统是官商联系比较密切，有所谓“官商”或“红顶商人”的说法，但这种官商生态在深圳“小政府、大社会”的土壤中失效了，经过长时间的碰撞、磨合，深商群体渐渐摸索到了最大公约数，那就是讲契约。实践证明，在一个移民城市中经营工商业，讲究契约从长期来看是最可靠、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没有地缘关系的人走到一起，却本能地感觉到互相信任，预期彼此会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做生意，这恰好是现代商业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深圳能够承载这种现代文明，首先归功于它的历史包袱轻，其次就是它的“小政府、大社会”特色。这两点优势，甚至使得深商在面向世界时，比面对本国其他地区还要从容一点。全国民营企业的著名商标，40%集中在深圳，其中原因，不是因为深圳政府的扶持与保护，而是因为深圳的工商企业，从成立之初，就有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视野与思想准备。
以上讲了深商的三个特点，相信随着口述史工作的展开，我们的理解会更全面。但我们不妨从现在就开始思索第三个问题：深圳的企业，已经做到相当大的规模，在电子设备、集装箱等领域已经做到世界第一，接下来我们应往何处去？
坦率讲，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答案，因为自我锤炼和升华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企业，取得成功后在自己的舒适区间里踏步都是最危险的。深圳过去也有很多知名企业倒在这一区域，因为他们一旦失去了赶超对标的对象而身处领先位置，就不知如何奔跑了，再前进的阻力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遏制领先”现象。此外，深商虽然形成了独特的契约精神氛围，但随着企业做大和异地扩张，这种氛围面临着被同化的风险，中国传统也讲"人无信不立"，但这些原则是有适用条件与范围的，它们总是处在"家、国、天下"的某个圈层内生效，而非普遍的价值。深商要走向未来，就要敢于超越一时一地的利害得失，超越特定圈层的局限，将讲究契约精神这面旗帜坚持扛下去。
虽然没有答案，但有一个方向是我们深商可以做的：那就是超越自己的企业和行业的分工局限，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角度去思考未来。记得八年前，我去无锡参观荣德生修建的梅园，让我惊讶的是，荣家用自己家族的钱修建了这个公园，不是作为自己私家后花园，而是献给所在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礼物，将近一百年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否可以有类似的承担？此外，荣老先生当年曾给政府提交过一个地域经济发展建议书，本质就是后来的苏锡常规划，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我们深商在考虑未来时，心中能否有这样的大格局？
中国史书的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方史书则多用哲学或科学的系统方法去分析事件，无论遵从哪种传统，这样一部历史的意义不光是记住自己的过去、尊重过去，还要服务于深商阶层当下的自我建设、自我意识和自我修养，指向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