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国的痛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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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行李、鞭炮、笑脸、祭神、团聚、年夜饭、游玩、走亲戚……所有这些符号组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的春节。
  这是对一年来的告慰,也是新的一年梦想的开始。
  一个民族的古老节日,或多或少具有宗教的色彩,所有的符号和仪式,其传递的,无不是对一方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关怀。但时至今日,春节的背景,已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它的人口移动和社会流动,折射出农业社会在向工业社会疾迅迈进中特有的焦虑。
  因此它已被定格在“回家”和“出去”之间的那个时间节点—一个留守在家的老人,等着在外打拼的儿女回来,给他们以心灵上的抚慰,短暂的几天10几天后,再目送他们离开。
  春节展示出了今天中国人的一种社会命运。身体的移动,和命运的流动,伴随着家国之梦,还有家国之痛,纠结在一起。


  快到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失魂落魄。家,亲人,还有家乡,总是在那儿招手。一个曾经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核心的民族,血缘和土地具有“招魂”的神秘功能。
  年味是已经很淡了。当社会被工业文明所规训,人们的思维和观念被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所侵蚀,肯定就会如此,因为春节期间的那种具有神性的氛围,已被“祛魅”殆尽。年味的淡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但要阻止每个人在过年时回家是很难的。人类精神的需要,往往超越理性的计算。
  人不是神,但需要神的眷顾,渴望一种类神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神可以让他这样做的话,那么,还有别的机会,可以从他最开始的存在去寻找,就是说,在精神上,回到童年,回到家,回到家乡。
  春节,回家的脚步和与亲人团聚的幸福,隐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有今天的存在境遇。
  从小开始,当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成长的时候,亲人,还有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给了他最原始的安全感。亲人的笑脸,他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切,嵌到了心理结构深处,构成最本真的自我。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符号,也是最原始的安全感和关怀,在此后,他无法再获得这些东西。
  从骨子里,我们对这种原始的安全感和关怀无限地眷恋。尽管在平时,我们的生存和生活压抑了对它的渴望,但是,它不会消失。我们总是需要借助于某个仪式,某种氛围,在一年中和它相遇一次。回家过年,就是我们和自己的存在,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所进行的对话。
  在春节的那几天10几天里,当我们看到亲人的笑容,看到小时候熟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时候,我们和自己最本真的存在相遇,生命的意义得到升华。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没钱,我们也要回家的原因。
  还不仅仅如此。对无数在外打拼,劳累一年的人来说,春节的氛围,家和家乡,都具有心理抚慰的功能。正如年味的淡化,只是淡化了春节的文化魅力,却无法淡化我们渴望和自己最本真的存在相遇一样,它也无法减弱我们对身心安顿的渴望。春节,回家,也是一次休息,一次疗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以欢笑的方式,进行一次痛哭。
  对于在外打拼的人来说,家在平时总是后方,而回家,他将暂时从生存的艰难中撤退,和家融为一体,然后带着责任感,带着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梦想,再次坚强地出发。
  人永远无法在精神上、情感上单打独斗。和亲人在过年时团聚,就像是在克服自我和世界的分离。2013年,我们关于“家”的所有梦想,因为春节的团聚,而站在了一个坚实的起点上。

社会


  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回家。有很多人,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在过年前,很多天都没有买到过年回家的火车票。而在过年后,同样是“一票难求”。
  回家,还有出去,在春节的背景中,都是如此的不容易。
  将近20年了,人们在春节的回家以及离家,一直让“有关部门”神经紧张,也为世界所瞩目。规模最大的人口移动,阐述着中国社会流动,以及东西部、城乡发展巨大差距的沉重命题。
  1994年,中国有12亿人次在春节中移动,2003年,达到18亿人次,10年之后,在2013年,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34亿人次。如果按照“一个人平均买4次票,换坐4次车”来换算成人口数量,那么,在春节期间,有8.5亿中国人某个时段“在路上”。
有了梦想并不够,但如果没有这些梦,情况会糟得太多,就像现在,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梦想照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人在上访的路上,没有回“家”过年;还有些人,因为房子被强拆,想过年,但已找不到“家”。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总是带来活力,似乎也能加快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构进程。前者做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让人瞠目结舌。但移动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流动,并不同步地带来人们的命运改变。
  无数人在多年之中,来来去去,仍然只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移动于城乡之间,在农民和农民工的身份中不停地变换。对于他们来说,向城市市民的阶层流动,大门是关闭的。
  春节的回家和出去,因此仍然延续着多年来的悲情。在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那儿,陈星的打工歌谣曾让他们为之流泪。今天第三代打工者,脑海中充满了城市生活的时尚,但作为“屌丝”,他们又能比父辈好多少呢?
  而那些拥有一个高文凭,一份写字楼工作,或一份生意的人,在社会的变迁中,仍然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一样焦虑,也许更为焦虑:高房价,“屌丝化”,子女在哪中考、高考,所有极为现实的问题,因为阶层壁垒、制度壁垒的存在而挥之不去。
  但当然,每一个人所浮现的不仅是焦虑,那只是生存状态、社会现状在心理上洒下的斑点。在焦虑的背后,是一直没有熄灭的希望。从回家的那一刻起,当一个人从职业的身份里暂时走出,变成家人的一个亲人,邻居的一个邻居时,就已经作好了复归的准备。
  春节从历史里走来。因为有了春运,它才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折射,成为普通中国人每一年的梦和痛,也才成为衡量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排斥程度的一个模糊指标。因为有各种痛,梦才那么强烈。


  梦想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治疗已经产生的,以及预期会有的疼痛。
  2013年,当一个人回家,当他在春节的末端,放眼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改变的梦想,总是那么强烈。
  普通人不会有心思去做春秋大梦。对于过了春节要出门的人来说,第一个梦想是最现实的:能顺利地买到票到达吗?车票能再便宜一点吗?能让旅途,不再变成一种折磨吗?
  接下来,是工作、生活、家庭的各种梦想,一直到社会、国家的层面。
  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假如没有种族隔离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梦想,因为梦想已经是生活。这样的生活,正是梦想奋斗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多少年来,很多人做着中国梦、自由梦、法治梦,还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梦。
  有了梦想并不够,但如果没有这些梦,情况会糟得太多,就像现在,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梦想照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人在上访的路上,没有回“家”过年;还有些人,因为房子被强拆,想过年,但已找不到“家”。
  春节公平地属于他们,但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拥有春节。在国家的梦还很朦胧的时候,普通人的梦,总是容易被权力之手击碎。
  因此,个人的梦,其实也是国家的梦,反之亦然。“你就是中国”。
  我们无法不把自己的生活、命运,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否变好联系起来。因为除了个人的努力,生活和命运总是容易受到制度、政策的影响。有了户籍的限制和排斥,一个人在一座城市,作为纳税人但并不是公民;有了把农民工当成廉价劳动力的“设计”,“第四代农民工”还会继续产生。
  当我们对国家有梦想,我们就是在准备把自己投入公共生活。我们会发现,社会的分配不公,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在道德上不正当,还因为它是一部分人对更多人的剥夺。我们也会明白,自己之所以痛恨腐败,并不仅仅是痛恨贪污、受贿、包二奶、玩情人等不道德、不法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官员的腐败,是对每一个纳税人的侵害。
  国家的梦,是要让我们的权利有切实的保障,让公民活得有尊严,然后追求自己的生活。
  2013年的春节属于每个人,但也属于国家。从春节的时间节点向前看,每个人都承载着他的梦想,而国家承载的,是所有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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