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朔小说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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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王朔无疑是当代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笔下人物的放荡形骸,语言的戏谑调侃,思想的不羁反叛等等都使评论家们对他褒贬不一。搁置争议暂且不论,本文想要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简要分析王朔的小说创作。
  关键词:王朔小说;解构主义;颠覆与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14-01
  王朔自发表处女作《空中小姐》到成为文坛中的一种现象,饱受争议。今天,我们暂且不去深思王朔究竟属于几流作家或者他的作品是艺术还是垃圾,而是尝试从解构主义的角度重读王朔的小说。
  在王朔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构主义理论的某种影响,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其创作中有意识无意识地运用了解构主义的某种策略。所谓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整个大思潮中的一部分,特征之一便是人们常说的颠覆性或颠覆力量。在谈到关于解构的策略时,德里达说:“在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具有的不是一些和平共处的对应术语,而是充满暴力的等级现象。在对应的术语中,其中一个支配另一个(在价值论意义上,逻辑意义上等等),占领着统治位置。解构这种二元对立就是在某个特殊时刻颠倒等级制。”并且,德里达认为这种对立结构不仅仅存在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同样也存在于日常思维和语言中。解构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获得相当多的作家和批评者的青睐,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作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王朔正是在此影响之下,将解构主义的思想同化到他的作品中并形成他的写作策略。
  在王朔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传统、权威、知识精英、理想、意义等的消解与否定。王朔几乎是在颠覆他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秩序。
  王朔最擅长也是经常消解的是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文学和文化。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张明提出“谁比谁傻多少”以来,王朔从来没有放弃对知识分子的嘲讽与亵渎。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虚伪做作、志大才疏、庸俗功利等各种缺点暴露无遗。典型代表如《顽主》中的赵宝康,这个自称写了一些“很精彩很有分量”但冷门的东西的作家,说自己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对名利很淡泊,但又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某种承认”,找到“三T”公司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颁发一个特立的“三T”奖。他主动花钱请于观们一起为他搭台演场戏,只是想为自己作家的身份贴金。王朔正是通过塑造像赵宝康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来表现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的怀疑与否定。他后来还曾不无激愤地说:“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念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不仅如此,王朔还亵渎文学与文化。“文学不过是‘蒙人骗人’的玩艺”(《一点正经没有》)。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王朔借一班人马为民族“争光”而大吃大喝嘲弄了中国的“饮食文化”:“‘宝味堂’的菜有个特点,那就是寓教于吃。每道菜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纵观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吃世代相传的保存下来……--下面开吃”。最后面的一句“下面开吃”完全消解了前述对文化充满纵深历史感的逻辑辨析以及无限敬仰之情,我们看到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及文化的博大精深等神圣的意义又在王朔一本正经的调侃中被消解的面目全非。
  王朔对政治、历史和传统的消解也毫不留情。王朔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把持有度,特别是对于时事的讨论他有所收敛甚至更为低调。正如王蒙所说的一样,他对此只不过是“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的哥们儿他的朋友,绝无任何不敬非礼”。而关于历史,它是人民创造的正统表述被王朔在嬉笑怒骂中消解了。如他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写道:“告诉你们吧,历史是由妇女创造的”“历史就是个蛋,由女人生了的蛋”。我认为这一部分相对重要的是王朔对于传统的解构。他的反传统思想是在其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顽主世界”并且在如此荒诞的世界认同顽主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顽主》中的于观、杨重、马青,《玩的就是心跳》、《橡皮人》中的方言,《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等等就都是这样的“顽主”。他们藐视一切的规范、传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并不遵循父母或者社会上的一般眼光。他们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他们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宁愿颓废堕落也不会去选择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厌倦生活反抗生活然而并没有什么结果。生活的意义、神圣感在他们这里消失殆尽。王朔小说中的顽主形象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出了一种“痞子”文化,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正是作者对传统进行解构的完美体现。
  王朔更没有放弃对“文革”意识中伪崇高的消解与批判。可以说,“文革”已经成为王朔小说意识的重要源泉,他的很多亵渎与嘲讽针对的就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潜藏于日常生活和人们意识中的伪崇高和假正经。然而他所持的批判态度不再有“伤痕”“反思”的激烈,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内部,在嬉笑怒骂的“玩世”人生中形成了对“文革”意识流毒及“文革”本身的反叛。对此,我们同样可以根据其笔下的顽主们的生活状态、处世态度和日常语言的运用得出结论。此外,“文革”机械教条的语言模式充斥在王朔的小说中,成为顽主们日常对话打趣的主要资源。譬如“你怎么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家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别人看了吧?”(《顽主》)这是于观因为父亲不愿帮他干活而发的一通牢骚,这里他用历史上“忆苦思甜”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使它有了不同的内涵。可见,王朔在对“文革”辞令的运用上是游刃有余的,这一方面显示出“文革”的阴影已深入到人们的无意识中,另一方面也通过对这些已失去现实效力词语的征用来达到对它所代表的崇高神圣消解亵渎的目的。
  综上,我们发现:在解构主义理论的某种影响下,王朔可以说是倾尽全力的在消解与颠覆。或许,王朔并不能够担当中国当代文坛的任何一项殊荣,但是他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位置》(英文版)[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葛红兵、朱立冬.《王朔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3]王一川.《想象的革命——王朔与王朔主义》[J].吉林:《文艺争鸣》(2005.5)。
  [4]谢东华.《颠覆与坚守——王朔小说价值的二重性》[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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