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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
1967年，朱敏毕业于宁波一中，随后到农村插队。1977年进入浙江农业大学拖拉机设计与制造专业，1981年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波冰箱厂，1982年考入浙江大学工业管理系读研究生，1984年以浙大管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工程经济系统专业。多年来，朱敏一直致力于推动互联网实时互动、音频视频数据通讯技术、软件生产工业化技术等的发展，被美国媒体和硅谷业界誉为“未来技术预言家 ”。
1996 年，朱敏创建了WebEx (网讯)公司。2003年，WebEx被福布斯评为五年中成长最快的25家IT公司之一。WebEx的技术被IT析家称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通讯观念”的技术。2000年7月，WebEx (网讯)公司在纳斯达克（NASDAQ）成功上市，当时市值达十几亿美元。自2001年至2004年，朱敏出任美国华源科技协会的董事，该协会由旅美的著名华裔企业家、科学家组成。
2004年，朱敏被美国加州大学聘为“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由美国教育界及工业界杰出人士组成，包括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朱敏还是美国最大风险投资公司之一NEA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管理着60亿美元的资金，到目前为止已投资了500多家高科技公司，所投资公司中已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同年，朱敏受邀加入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并作为美国硅谷华人的杰出代表被推荐为副会长。2006年1月，朱敏投资Gtel，成为该公司董事长。
1979往事
回忆1979年的那段生活，朱敏似乎对曾经的苦难非常享受，交谈中，年已60岁的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过去很苦，但非常值得回味，那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那时候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的，城市里还没有真正开始。一开始就是恢复高考；其次就是老干部恢复工作；三是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当时知识青年回到城里分配的工作不少是扫厕所、扫地的。朱敏幸运地被分配到机械局，但却是局里是“最烂的工作——建筑队，让我再接受再教育。我很苦啊，在农村再教育了7年，到城里又要再教育。所以我现在特别同情农民工，我自己深有体会。”朱敏感慨地说。
当时考研究生的题跟考大学的题差不多，因为读了大学，朱敏想考研究生，但人家说，“不能从大一跳到大三，你再读一年就让你去考。”朱敏苦笑着说：“文革前考研究生是件非常难的事情，硕士研究生是非常崇高的，不像今天遍地都是研究生。那时的教授很少有硕士毕业的，都是大学毕业的，所以考硕士非常不容易。当时考上大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只有1－2％的人考上大学。当时只要让我考上大学，不管是农业大学还是师范大学，我一定可以出人头地，我非常自信。”
朱敏考师大工业管理研究生时成绩是第一名，人们都很吃惊，“当时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根稻草，我都能顺着它爬上去。”朱敏得意地说。但因为当时很多限制，到第二年朱敏才就读研究生。”
年近30、二次上学，“我们甚至比很多老师都成熟，老师见到我们都吓坏了。”朱敏大笑着说。
在朱敏看来，那时能有机会再次回到浙江农业大学学习，机会难得。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朱敏非常努力。每天早上五点钟他就起床背英语单词。“他们说老三届的人数学、物理可以，但英语不行，我不信邪，就要证明给他们看。”
1979年的朱敏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当时考大学的时候讲四个现代化。那时候宁波最早的两家厂都是跟农业现代化有关的，一个是动力机厂，一个是拖拉机厂。我想四个现代化要有很多拖拉机，将来可以做这个专业——拖拉机与制造。”
当时朱敏只是想将来能回到拖拉机厂去做技术工人，生产出更好的拖拉机来，因为当时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动起来，而学校却是真正动起来的地方，“老师们当时还穿着破衣服，刚从农村回来，我们也是从工厂、农村来到学校的。”
在朱敏看来，1979年是他这辈子最辛苦的阶段，“在农村干活很辛苦，读大学到读研究生用了6年的时间，生活最苦的就是吃不饱饭。”朱敏回忆道。
当年有规定，只有5年工龄以上的人才能带薪上学，而朱敏属于插队落户的，所以也就没有这种待遇。“感觉不公平，我们也是响应党的号召，但我们就没有工资拿。那时候我拿的是最高的助学金，每个月20元。学校第一次同意我勤工俭学，能再拿15元，但我有两个孩子。”
在大学，年轻力壮、身体好、胃口也好的朱敏常常吃不饱，“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吃不饱，吃饭时女同学不吃的肥肉、吃不了的米饭都给我。农村的好朋友过来看我，说你怎么这么惨，就把我带到饭店去吃一顿。”那时，如果朱敏要去市场买肉，他就会故意等到最后一个。“人家都买精瘦肉，等他们买完了，到最后都是很肥的，我就以很低的价格把剩下的肥肉都买回来。”
每当儿子和女儿来杭州与朱敏同住宿舍时，为了能花最少的钱让一家人吃饱饭，朱敏会算计着：“学校有五、六个食堂，我知道哪个食堂的饭给的比较多，哪个食堂菜给的多，我们一家人就分头去买，晚一点去买可以多给一点，就是为了多吃一口。”朱敏感慨道。
粮票、布票等各种票是那个年代的象征，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用“票”。可各种各样的票都属于城市人的，对朱敏简直就是“奢望”。“我基本什么都不买，衣服都是老婆做的。家里面除了吃饭，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比如自行车，我就到上海淮海路的一些旧货店买回零部件自己组装，我儿子的自行车也是我装的。”
最让朱敏炫耀的是连他家的房子都是他自己盖的。“我跟他们开玩笑，我是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开发商’，自己盖房子。”朱敏大笑着说。
宁波是华侨之乡，那些华侨留下很多空置的私房，朱敏用从朋友那里借来的450块钱买了一处“危房”，然后找农村的朋友一起把房子盖了起来，也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当时我没有想到出国，那是根本没有办法想的，能想到的是大学毕业或是研究生毕业后，最好的理想就是到拖拉机厂工作。其次就是培养孩子，我们全家都一直学习，儿子、女儿，包括我太太。我记得很清楚，那时饭后全家人就围着桌子学习，我太太当时上电视大学，两个孩子在上学。”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许我们就会在农村搞一个社办企业，我很可能在工厂里面做工人，现在退休了，享受退休生活，拿退休工资了。”朱敏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对话朱敏】
《中国新时代》：1979年当时您住在哪儿？
朱敏：我曾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当时自己盖房子。宁波有很多华侨，他们跑到台湾、香港去了，留下房子带不走，托朋友照顾。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看房子的老太太，我让我老婆去跟她说我们结婚没有房子，可怜可怜我们。后来老人就以450元的价格卖给了我。我向农村的好朋友借500块钱，他把存折给了我，没有要利息，也没有打借条，更没有合同，什么都没有——是在合法和非法之间。
房子很破，但是柱子都在，我们把瓦弄下来以后。把木头柱子弄好卖给了收破烂的人，卖了500块钱。然后我跟领导说，没有房子住怎么办？他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无产阶级，我会好好培养你。我说我很愿意做无产阶级，如果你告诉我三五年以后可以有房住，我们就搭个账篷住在路边，就当无产阶级。那时候领导很好，当时建材很难买得到，他帮我解决了水泥、砖、瓦等。我找来农村的朋友，一起帮我把房子盖起来。盖了两间房，10多平米，还有一个小院子。后来我把其中的一间卖了500块钱，读大学后没有钱了，把最后一间也卖了。
《中国新时代》：您第一次听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您当时是怎么理解的？
朱敏：很兴奋，肯定是很兴奋。我们第一次感到兴奋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当时觉得红军长征时没有赶上；抗争战争时也没有赶上；解放战争时还是没赶上；现在终于赶上闹革命了！那是第一次很兴奋。第二次兴奋是7年农村的艰苦生活结束后，重新又开始学习了，觉得有奔头了，但那时还没有具体的想法，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30年包括1979年那段经历在您的人生里，如何用一句话去概括？
朱敏：我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当年的梦想先是做一个幼儿园老师，到最后是做拖拉机厂的设计员，再到今天的我……这个动力都是从改革开放中来的，因为有了改革开放，让我过了三个人生：第一个人生是很艰苦的，包括在农村插队落户；第二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美国的20多年；第三个人生就是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不管是哪一个人生，我知道，我比人家幸运很多，我在里面享受了很多东西。
《中国新时代》：您觉得下一个30年，您个人的事业将会是什么样的？
朱敏：做的好与不好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尽力就可以了。我就是尽了自己的力量。作为30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觉得很多留学生出去以后，他们中很多人的能力比我强，一个人的成功就是能力加上机遇加上历史。我很幸运，我成功了，很多人没有像我这样幸运。我就希望更多地报效国家。对一些我能够给国家带来价值的地方，我希望能够尽我最大的努力。举个例子，我是硅谷出身的，看到了整个硅谷的创新文化是怎么做起来的，可以把它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让中国的创新发展起来。另外是教育，我看到斯坦福大学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大学，这种文化的东西可以怎样和中国结合起来。我也可以支持农民工，支持残疾人等，我将来也可以做，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用我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精力做一些国家最需要，而且别人比较难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改革开放，鼓励我们走向世界，就是希望我们能给国家带来各方面的资源。
成就大事记
1996年，朱敏与朋友在美国硅谷共同创立了网迅公司。
2000年，网迅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16亿美元，被投资者誉为“股市明日Yahoo”。
2003年，网迅被《福布斯》评为5年中成长最快的25家IT公司之一。
2007年3月,美国通信设备制造商思科公司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朱敏一手创办的网迅公司（Webex）.
2007年底,朱敏成立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美国NEA基金投资合伙人。
1967年，朱敏毕业于宁波一中，随后到农村插队。1977年进入浙江农业大学拖拉机设计与制造专业，1981年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波冰箱厂，1982年考入浙江大学工业管理系读研究生，1984年以浙大管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工程经济系统专业。多年来，朱敏一直致力于推动互联网实时互动、音频视频数据通讯技术、软件生产工业化技术等的发展，被美国媒体和硅谷业界誉为“未来技术预言家 ”。
1996 年，朱敏创建了WebEx (网讯)公司。2003年，WebEx被福布斯评为五年中成长最快的25家IT公司之一。WebEx的技术被IT析家称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通讯观念”的技术。2000年7月，WebEx (网讯)公司在纳斯达克（NASDAQ）成功上市，当时市值达十几亿美元。自2001年至2004年，朱敏出任美国华源科技协会的董事，该协会由旅美的著名华裔企业家、科学家组成。
2004年，朱敏被美国加州大学聘为“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由美国教育界及工业界杰出人士组成，包括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朱敏还是美国最大风险投资公司之一NEA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管理着60亿美元的资金，到目前为止已投资了500多家高科技公司，所投资公司中已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同年，朱敏受邀加入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并作为美国硅谷华人的杰出代表被推荐为副会长。2006年1月，朱敏投资Gtel，成为该公司董事长。
1979往事
回忆1979年的那段生活，朱敏似乎对曾经的苦难非常享受，交谈中，年已60岁的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过去很苦，但非常值得回味，那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那时候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的，城市里还没有真正开始。一开始就是恢复高考；其次就是老干部恢复工作；三是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当时知识青年回到城里分配的工作不少是扫厕所、扫地的。朱敏幸运地被分配到机械局，但却是局里是“最烂的工作——建筑队，让我再接受再教育。我很苦啊，在农村再教育了7年，到城里又要再教育。所以我现在特别同情农民工，我自己深有体会。”朱敏感慨地说。
当时考研究生的题跟考大学的题差不多，因为读了大学，朱敏想考研究生，但人家说，“不能从大一跳到大三，你再读一年就让你去考。”朱敏苦笑着说：“文革前考研究生是件非常难的事情，硕士研究生是非常崇高的，不像今天遍地都是研究生。那时的教授很少有硕士毕业的，都是大学毕业的，所以考硕士非常不容易。当时考上大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只有1－2％的人考上大学。当时只要让我考上大学，不管是农业大学还是师范大学，我一定可以出人头地，我非常自信。”
朱敏考师大工业管理研究生时成绩是第一名，人们都很吃惊，“当时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根稻草，我都能顺着它爬上去。”朱敏得意地说。但因为当时很多限制，到第二年朱敏才就读研究生。”
年近30、二次上学，“我们甚至比很多老师都成熟，老师见到我们都吓坏了。”朱敏大笑着说。
在朱敏看来，那时能有机会再次回到浙江农业大学学习，机会难得。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朱敏非常努力。每天早上五点钟他就起床背英语单词。“他们说老三届的人数学、物理可以，但英语不行，我不信邪，就要证明给他们看。”
1979年的朱敏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当时考大学的时候讲四个现代化。那时候宁波最早的两家厂都是跟农业现代化有关的，一个是动力机厂，一个是拖拉机厂。我想四个现代化要有很多拖拉机，将来可以做这个专业——拖拉机与制造。”
当时朱敏只是想将来能回到拖拉机厂去做技术工人，生产出更好的拖拉机来，因为当时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动起来，而学校却是真正动起来的地方，“老师们当时还穿着破衣服，刚从农村回来，我们也是从工厂、农村来到学校的。”
在朱敏看来，1979年是他这辈子最辛苦的阶段，“在农村干活很辛苦，读大学到读研究生用了6年的时间，生活最苦的就是吃不饱饭。”朱敏回忆道。
当年有规定，只有5年工龄以上的人才能带薪上学，而朱敏属于插队落户的，所以也就没有这种待遇。“感觉不公平，我们也是响应党的号召，但我们就没有工资拿。那时候我拿的是最高的助学金，每个月20元。学校第一次同意我勤工俭学，能再拿15元，但我有两个孩子。”
在大学，年轻力壮、身体好、胃口也好的朱敏常常吃不饱，“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吃不饱，吃饭时女同学不吃的肥肉、吃不了的米饭都给我。农村的好朋友过来看我，说你怎么这么惨，就把我带到饭店去吃一顿。”那时，如果朱敏要去市场买肉，他就会故意等到最后一个。“人家都买精瘦肉，等他们买完了，到最后都是很肥的，我就以很低的价格把剩下的肥肉都买回来。”
每当儿子和女儿来杭州与朱敏同住宿舍时，为了能花最少的钱让一家人吃饱饭，朱敏会算计着：“学校有五、六个食堂，我知道哪个食堂的饭给的比较多，哪个食堂菜给的多，我们一家人就分头去买，晚一点去买可以多给一点，就是为了多吃一口。”朱敏感慨道。
粮票、布票等各种票是那个年代的象征，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用“票”。可各种各样的票都属于城市人的，对朱敏简直就是“奢望”。“我基本什么都不买，衣服都是老婆做的。家里面除了吃饭，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比如自行车，我就到上海淮海路的一些旧货店买回零部件自己组装，我儿子的自行车也是我装的。”
最让朱敏炫耀的是连他家的房子都是他自己盖的。“我跟他们开玩笑，我是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开发商’，自己盖房子。”朱敏大笑着说。
宁波是华侨之乡，那些华侨留下很多空置的私房，朱敏用从朋友那里借来的450块钱买了一处“危房”，然后找农村的朋友一起把房子盖了起来，也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当时我没有想到出国，那是根本没有办法想的，能想到的是大学毕业或是研究生毕业后，最好的理想就是到拖拉机厂工作。其次就是培养孩子，我们全家都一直学习，儿子、女儿，包括我太太。我记得很清楚，那时饭后全家人就围着桌子学习，我太太当时上电视大学，两个孩子在上学。”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许我们就会在农村搞一个社办企业，我很可能在工厂里面做工人，现在退休了，享受退休生活，拿退休工资了。”朱敏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对话朱敏】
《中国新时代》：1979年当时您住在哪儿？
朱敏：我曾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当时自己盖房子。宁波有很多华侨，他们跑到台湾、香港去了，留下房子带不走，托朋友照顾。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看房子的老太太，我让我老婆去跟她说我们结婚没有房子，可怜可怜我们。后来老人就以450元的价格卖给了我。我向农村的好朋友借500块钱，他把存折给了我，没有要利息，也没有打借条，更没有合同，什么都没有——是在合法和非法之间。
房子很破，但是柱子都在，我们把瓦弄下来以后。把木头柱子弄好卖给了收破烂的人，卖了500块钱。然后我跟领导说，没有房子住怎么办？他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无产阶级，我会好好培养你。我说我很愿意做无产阶级，如果你告诉我三五年以后可以有房住，我们就搭个账篷住在路边，就当无产阶级。那时候领导很好，当时建材很难买得到，他帮我解决了水泥、砖、瓦等。我找来农村的朋友，一起帮我把房子盖起来。盖了两间房，10多平米，还有一个小院子。后来我把其中的一间卖了500块钱，读大学后没有钱了，把最后一间也卖了。
《中国新时代》：您第一次听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您当时是怎么理解的？
朱敏：很兴奋，肯定是很兴奋。我们第一次感到兴奋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当时觉得红军长征时没有赶上；抗争战争时也没有赶上；解放战争时还是没赶上；现在终于赶上闹革命了！那是第一次很兴奋。第二次兴奋是7年农村的艰苦生活结束后，重新又开始学习了，觉得有奔头了，但那时还没有具体的想法，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30年包括1979年那段经历在您的人生里，如何用一句话去概括？
朱敏：我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当年的梦想先是做一个幼儿园老师，到最后是做拖拉机厂的设计员，再到今天的我……这个动力都是从改革开放中来的，因为有了改革开放，让我过了三个人生：第一个人生是很艰苦的，包括在农村插队落户；第二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美国的20多年；第三个人生就是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不管是哪一个人生，我知道，我比人家幸运很多，我在里面享受了很多东西。
《中国新时代》：您觉得下一个30年，您个人的事业将会是什么样的？
朱敏：做的好与不好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尽力就可以了。我就是尽了自己的力量。作为30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觉得很多留学生出去以后，他们中很多人的能力比我强，一个人的成功就是能力加上机遇加上历史。我很幸运，我成功了，很多人没有像我这样幸运。我就希望更多地报效国家。对一些我能够给国家带来价值的地方，我希望能够尽我最大的努力。举个例子，我是硅谷出身的，看到了整个硅谷的创新文化是怎么做起来的，可以把它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让中国的创新发展起来。另外是教育，我看到斯坦福大学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大学，这种文化的东西可以怎样和中国结合起来。我也可以支持农民工，支持残疾人等，我将来也可以做，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用我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精力做一些国家最需要，而且别人比较难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改革开放，鼓励我们走向世界，就是希望我们能给国家带来各方面的资源。
成就大事记
1996年，朱敏与朋友在美国硅谷共同创立了网迅公司。
2000年，网迅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16亿美元，被投资者誉为“股市明日Yahoo”。
2003年，网迅被《福布斯》评为5年中成长最快的25家IT公司之一。
2007年3月,美国通信设备制造商思科公司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朱敏一手创办的网迅公司（Webex）.
2007年底,朱敏成立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美国NEA基金投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