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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生活和学习的伴随式工具，技术赋能学习也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方式。文章利用未成年人新媒体使用调查数据，从新媒体使用、影响赋能学习因素两个方面出发，站在学习者的角度，从微观层面分析、思考、认识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问题，试图为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一种新视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条实现其成本效益最大化的途径：一是通过激发未成年人的自我教育动机，从源头促进技术赋能学习的发展;二是提高学习者及全社会的技术素养，清除技术赋能学习障碍;三是建立净化与规范机制，强化技术赋能学习的社会效益;四是在新兴技术扩散的饱和期将其应用到教育中去，提高技术赋能学习的综合效益。
[关键词] 技术赋能学习; 未成年人; 新媒体使用; 在线学习; 成本效益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永健（1964—），男，山东青岛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媒介与青少年、传播心理、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E-mail：1617144414@qq.com。
一、研究背景
以“技术赋能学习”是201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颁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1]中提到的一个口号，它强化了我国教育技术界对新兴技术解决教育和教学问题的盲信，每当有巨大影响力的新技术出现，就会有学者针对该新兴技术畅想很多有关未来教育应用的宏伟发展蓝图[2-4]，提出“新兴信息技术对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影响”[5]这类命题，出现类似“微信平台支持下的高校微课程设计与应用研究”[6]、“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7]等研究热点。
可是，与教育技术领域表现出来的火热相对照，教育技术领域之外的实践者和旁观者们却对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往往有着冷冰冰的态度，甚至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这不仅因为“新技术带来了令人期待的教学效果”存在可疑之处，而且新技术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无法预料的负面效应。
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上述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冰火两重天”的矛盾？本文将以2018年未成年人新媒体使用调查数据为依据，从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出发，探讨分析新兴技术在教育应用中这种矛盾的性质和原因。笔者以主题“教育技术”、关键词“成本效益”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文献，发现从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教育技术权威核心期刊中只有一篇是以某省的中小学教育装备的成本效益作为研究对象[8]，而2000年至2010年对于教育技术成本效益的研究有十多篇，其中有一篇提到“教育信息化的产出与巨大投入（2002—2007年投入约1592 亿元）不相匹配;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教学改革支撑度不高”[9]，这与在1999年有学者提出的“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点”[10]是不相符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是导致教育领域彻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10]这一论断提供足够的证据，反而是对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提出了很多质疑，这也使得这些学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从“决定因素”变成了“新兴信息技术对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影响”[5]。这些观点和认识的变化都是建立在成本效益宏观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本文力图站在学习者的角度，从新媒体使用、影响技术赋能学习的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思考、认识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问题，从而更加理性地看待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
二、新媒体使用调查对于技术赋能学习
成本效益的启示
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在全国开展了一项关于未成年人新媒体使用的调查。此调查对象的主体是10～17岁的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在校学生，共发放问卷7200份，其中有效问卷6156份，有效回收率为85.5%。以下所有的数据分析结果，皆来源于此次调查。这次调查中的“新媒体”强调的是新媒体特性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以及它所带来的新变化，主要指手机App以及在线学习。
（一）未成年人手机使用调查带来的启示
本次调查发现，我国未成年人手机的拥有率达到了73.2%，其中，城市（包括县城）未成年人手机的拥有率为51.3%，乡镇以下未成年人手机拥有率为21.9%，未成年人手机拥有率在城乡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手机的普及程度受到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的明显制约。未成年人有意识上网的平均年龄是7.5岁，最早的只有3岁，最晚的是10歲，整体是一个左偏分布。这意味着，现阶段的未成年人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对于手机已经具备基本的认知和操作技能。统计检验发现，城市（包括县城）的未成年人具备手机基本认知和操作技能的年龄要早于乡镇和农村，男性早于女性。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用自己的手机上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渠道（43.2%），其次分别是笔记本电脑或iPad（20.9%）、用家人的手机上网（19.2%）。可见，随着手机在未成年人群体中的普及， 用自己的手机上网将是未成年人生活学习以及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
表1展示了不同年级的未成年人使用不同类别App的情况，未成年人最常用、排在前三位的App，分别是社交类（如QQ和微信）、游戏和音乐类以及学习和阅读类。由此可见，智能手机App在未成年人手中，首先满足的是社交需要。数据显示，用QQ的高中生多于初中生和小学生，而使用微信的小学生多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这说明媒介技术的使用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2012年，QQ推出安卓系统版的时候，媒介技术正是从固定互联向移动互联发展的时期，恰恰是现在的高中生上小学的年代;现在是从移动互联向智能互联发展的阶段，自然地小学生对微信的使用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偏爱和熟悉哪种媒体技术产品，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这一特点提示我们在把新兴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时，一定要考虑学习者所处时代的技术特点，这样可以降低学习者学习新技术的门槛，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应用到学习中，提高“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 除此之外，小学生使用游戏类App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小学生对于外界社会特别感兴趣，而且自制力、认知能力等各方面都还不成熟，极易被技术产品的娱乐功能（如网游、手游）所迷惑，沉迷于其中。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App满足课业学习和求知方面的需求落后于社交互动需求和娱乐游戏需求。对于学习类和阅读类App，小学生的使用率远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尤其在课间休息时或放学后，小学生使用手机的频率远远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做作业的时候，小学生使用手机的频率也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一方面说明，学生普遍把手机作为一种辅助学习的认知工具（也可能隐藏着认知上的偷懒），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智能互联时代，我国的技术赋能学习在小学阶段要好于初中和高中阶段，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这类App的使用状况依然远远落后于社交和娱乐类App。
（二）未成年人在线学习影响因素的启示
针对在线学习，有学者从学习者、教师、 课程、技术、设计和环境等六个方面去分析在线学习的成效[11]。有了智能移动终端，在线学习不再只是局限于校园环境内，而且教授者也不再只局限于所在学校的教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线学习已经从在校学习演变成了社会学习。调查发现，目前采用在线学习这种方式主要还是停留在小学阶段，占到了总体比例的54.1%，初中阶段占26.5%，高中阶段占19.4%。
在未成年人个人和家庭因素影响在线学习方面，我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2。在个人因素方面，网络信息的判断力、有意识上网的年龄、每天上网时间、性别、年龄、学习成绩对于是否采用在线学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只有是否拥有自己的手机这一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未成年人在线学习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手机进行，而是采取了其他途径。在前面的调查中，我们曾经发现小学生手机上常用的学习类App最多，而回归分析却没有发现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目前小学生安装的App和他们理解或正在进行的在线学习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是目前他们进行在线学习的主要途径不是手机，而是通过iPad或电脑进行。从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角度看，这一途径也许并不是最佳、最便利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于新媒体接触和认知越晚，年龄越小的学生对于目前实施的在线学习形式越感兴趣。其实，这一发现也和我们前期调查所反映出的技术时代烙印是相吻合的，因为这一时期在线学习的技术基础就是基于当前的新兴技术，所以才会为小学生所喜爱和关注。男性未成年人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较女性低;自认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越低;那些每天上网时间越长的未成年人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也越低，而这一发现和目前社会对于新媒体对未成年人影响的担心是吻合的，男生热衷游戏，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也在游戏的虚拟空间中找回了自己的“虚幻”自信，导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但很有趣的是，那些自认为网络使用能力强的学生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反而越高，这说明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不但可以防微杜渐，而且可以提高他们对在线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在家庭因素方面，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是否采用在线学习的影响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響，而母亲的教育程度、与父母情感的交流状况以及父母对于子女在上网时的帮助则存在着显著影响。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与父母情感的交流状况越好以及父母对于子女在上网时帮助越大，则孩子越有可能采用在线学习的方式。由此可见，在未成年人是否采用在线学习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方面，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及家庭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家庭氛围良好是促进孩子采用新型学习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父母有能力帮助孩子解决上网遇到的难题是所有家庭影响因素当中占比最大的。
三、实现技术赋能学习成本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文章通过借鉴调查数据分析得到的启示，将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路应用于阐释教育问题之中，进而提出实现其成本效益最大化的途径或原则，为技术赋能学习提供一种新视角来提高其效益，检视其成果。
（一）激发未成年人的自我教育动机，从源头促进技术赋能学习的发展
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对于App的使用，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两类目的：一类是未成年人的交友和娱乐目的，另一类是教育强加给他们的学习目的。二者因竞争而对立，而后者往往是落败的。勒温认为，一个人的行为（Behavior）取决于个人（Person）的内部动力和他的环境（Environment）的相互作用：B=F（P×E）[12]。在这个公式中，B代表个人行为的方向和向量，F代表某个函数关系，P代表个人的内部动力，E代表环境的刺激。外部刺激是否能够成为激励因素，还要看内部动力是否存在，只有两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向。如果个人的内部学习动力为零，那么技术再优越，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在教育中的作用，技术赋能学习就变成一个难以实现的口号，更谈不上成本效益的问题了。因此，教育者需要正确地解决未成年人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矛盾冲突，提供良好的现实支持系统，使线上支持与现实陪伴相结合，帮助他们确立起合理的需求动机和行为方向，从外部（跨越技术障碍）与内部（满足内心需求）两个方向促进技术赋能学习收益的最大化。
（二）提高学习者及全社会的技术素养，清除技术赋能学习障碍
消除或跨越新兴技术的使用门槛，让学习者专注于技术赋能学习上，这样才能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实现技术赋能学习效益的最大化。数据分析发现，学生自身媒介素养能力以及家长的帮助是他们进行在线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实，教师和家长的帮助就是让未成年人从学会使用技术到应用技术再到利用技术深化学习的过程，也是跨越技术门槛的过程。这实际上对我们目前在中小学开设的新媒体素养课程的教学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但要完成针对未成年人普及新媒体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且还要能够让他们学会利用新媒体赋能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该调查发现，各级各类学校对于未成年人新媒体素养的培养都非常重视，其中有65%的学校都配备了专职教师，尤其是小学阶段新媒体素养专职教师的配备率达到了75%。但是，在新媒体素养课程的师资配备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其中，城市（包括县城）配备率达到了70.5%，而乡村的配备率则只有29.5%。因此，加大对乡村新媒体素养课程师资的配备，尤其是小学师资的配备，这是提高乡镇、村小学生新媒体素养和能力的基础，也是提高技术赋能学习质量和效率的关键所在。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调查者在询问学生新媒体知识和技能的来源时，其中32.6%的学生选择了自学，其次是同伴或朋友的帮助，最后才是教师或家长的帮助;对于小学生而言，首选的是家长，其次是教师，再者是同伴或朋友、自学。因此，我们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现阶段首先要配齐专职的媒介素养教师，提出技术赋能学习方面的新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全体教师的技术素养和能力，把中小学生技术赋能学习的培养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每门学科的学习中去，渗透到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把新兴技术的门槛在学校学习及家庭日常生活中逐步“消磨”，从而实现技术赋能学习成本效益的最大化。 （三）建立净化与規范机制，强化技术赋能学习的社会效益
如今，各新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用户越来越成规模化增长，但其自身的鉴别能力还不足，很容易沉溺于社交软件中的消遣娱乐，而非通过新兴媒体建立人际沟通、促进在线学习。另一方面，社会媒体接连曝光“BiliBili”“作业帮”等青少年常用的App涉及黄色信息，暗含“黄段子”，这是商家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表现，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间接增大了未成年人利用新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先前就有研究发现，当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上满足放松娱乐的功能时，对其学习成绩和社会资本的累加均有负面影响[13]。因而，一方面，新媒体应规范平台内的娱乐功能，包括对使用时长进行限制、分级设置入口、对暴力色情等进行监管等;另一方面，应进一步优化平台的信息交流、社交互动、自我表达、在线学习等功能的设置，适当增加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线上互动活动，让未成年人在线上参与的过程中加强对新技术的认知，形成对自我线上行为的规范，扩大技术赋能学习的社会效益。法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曾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通过技术沉迷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14]技术赋能学习有可能成为促使教育走向单向度的推手，可以这样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15]。因此，在将新兴技术产品引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和教育学习时，必须考虑这些新兴技术产品所衍生出来的沉迷风险，建立必要的“防火墙”措施，一定意义上也是在提高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
（四）新兴技术扩散的饱和期是其教育应用的最佳时期
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提出，任何创新技术的采用都要经过三个时期：扩散早期、起飞期和饱和期。对于早期采用创新技术的人来说，要有很高的抗拒风险的能力和较强的忍耐力[16]。我们认为新兴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最佳时期是它的扩散饱和期。
首先，从新兴技术创新扩散的本质来看，任何新兴技术的推广应用，首先面对的是抢占市场并需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最终能承受住市场考验的，技术的低成本、高功能以及稳定性必然能得到保障。但是，新兴技术在市场竞争的初期，一定是面向人类最基本的、最普遍的需求，就像高清视频、宽屏、5G技术首先应用在娱乐、商务系统，这样才能盈利并且存活下去。因此，新兴技术起初并不会考虑教育功能的不足或缺陷，以及有可能给教育领域带来的伦理风险。
其次，未成年人不具备抵抗风险能力和社会判断能力，不能抵御新技术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何况新兴技术产品初创时期，认知成本也是超高的，仅仅为了所谓的技术赋能学习，而额外花费认知成本去学习如何使用某个新兴产品往往是得不偿失的，效果也得不到保障。关于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中未成年人的认知成本问题，在上述调查中也有体现，从个体特征因素看，小学生对于在线学习的积极性最高，那些自认为媒介素养能力强的学生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越高;从家庭环境因素看，家长的教育程度、家庭环境气氛以及家长对于新兴技术在教育中使用的帮助，是影响其采用在线学习的重要因素。其实，这两个方面恰恰说明了在教育中采用新兴信息技术是存在门槛的，而跨越这种门槛的最佳方式是在日常生活中去实现。如果专门利用学校空间和条件，在学习时间和学习效率要求较高的教育生活中去跨越那个技术门槛，是不符合教育技术的成本效益原则的[9]。
最后，从创新扩散的阶段来看，只有当新兴技术扩散到饱和期并成功地在市场中存活的时候，社会大众才能对其暴露出来的利弊有足够的认识;再者，由于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扩大，不但其技术本身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其教育应用的二次开发成本也相对较低，容易成为上手的工具，让教育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教学问题上而不是新兴技术工具上，此时，这种技术应用于教育才会事半功倍，我们才不至于陷入为了应用而应用的陷阱。
四、结 语
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能全面地解释教育技术“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但是至少让我们对于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保持理性思维。20多年前，互联网技术刚刚在国内兴起，笔者当时曾经幻想过互联网技术会对教育带来的巨大变革——将来都是无围墙学校、智能导师（Intelligent Tutor）替代教师的图景。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教育和20年之前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教室里只不过是机械投影变成了电脑投影而已。现在以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又将会对我们的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不会又是盲目的乐观以及20年后的无奈呢？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没看到本质性的变化。反观20年前提出的e-Learning的核心观点——三个Any（Anyone，Anytime，Anyplace）[17]，现在的移动智能互联时代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否带来了新教育？从社会反映来看，不但没有带来人们理想中的新教育，反而给教育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 祝智庭，贺斌.解析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2010》[J].中国电化教育，2011（6）：16-21.
[2] 陈丽袁，郑勤华，林世员.互联网+新时代中国开放大学的机遇与挑战[J].开放教育研究，2017（2）：15-20.
[3] 涂涛，李文.新媒体与未来教育[J].中国电化教育，2015（1）：34-38.
[4] 胡钦太，张晓梅.教育信息化2.0的内涵解读、思维模式和系统性变革[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6）：12-20.
[5] 何克抗.21世纪以来的新兴信息技术对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19（3）：5-12.
[6] 闫晓甜，李玉斌.微信平台支持下的高校微课程设计与应用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5（7）：52-57.
[7] 余胜泉，王琦.“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9（4）：14-22，29.
[8] 章苏静，王艾艾，莫世荣.浙江省普通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成本效益评估[J].电化教育研究，2012（1）：110-120.
[9] 王运武.教育信息化发展亟需转型[J].中国电化教育，2009（2）：16-19.
[10] 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上）——关于ME命题的论证[J].电化教育研究，1999（1）：3-10.
[11] 胡勇.在线学习成效的理论分析模型及测量[J].电化教育研究，2015（10）：37-45.
[12] 申荷永.论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J].心理学报，1991（3）：306-312.
[13] LIU D， KIRSCHNER P A， KARPINSKI A C.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7（77）：148-157.
[1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5]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7] KEEGAN D.从远程学习到电子学习再到移动学习[J].丁兴富，译.开放教育研究，2000（5）：6-10.
[关键词] 技术赋能学习; 未成年人; 新媒体使用; 在线学习; 成本效益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永健（1964—），男，山东青岛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媒介与青少年、传播心理、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E-mail：1617144414@qq.com。
一、研究背景
以“技术赋能学习”是201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颁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1]中提到的一个口号，它强化了我国教育技术界对新兴技术解决教育和教学问题的盲信，每当有巨大影响力的新技术出现，就会有学者针对该新兴技术畅想很多有关未来教育应用的宏伟发展蓝图[2-4]，提出“新兴信息技术对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影响”[5]这类命题，出现类似“微信平台支持下的高校微课程设计与应用研究”[6]、“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7]等研究热点。
可是，与教育技术领域表现出来的火热相对照，教育技术领域之外的实践者和旁观者们却对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往往有着冷冰冰的态度，甚至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这不仅因为“新技术带来了令人期待的教学效果”存在可疑之处，而且新技术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无法预料的负面效应。
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上述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冰火两重天”的矛盾？本文将以2018年未成年人新媒体使用调查数据为依据，从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出发，探讨分析新兴技术在教育应用中这种矛盾的性质和原因。笔者以主题“教育技术”、关键词“成本效益”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文献，发现从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教育技术权威核心期刊中只有一篇是以某省的中小学教育装备的成本效益作为研究对象[8]，而2000年至2010年对于教育技术成本效益的研究有十多篇，其中有一篇提到“教育信息化的产出与巨大投入（2002—2007年投入约1592 亿元）不相匹配;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教学改革支撑度不高”[9]，这与在1999年有学者提出的“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点”[10]是不相符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是导致教育领域彻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10]这一论断提供足够的证据，反而是对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提出了很多质疑，这也使得这些学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从“决定因素”变成了“新兴信息技术对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影响”[5]。这些观点和认识的变化都是建立在成本效益宏观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本文力图站在学习者的角度，从新媒体使用、影响技术赋能学习的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思考、认识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问题，从而更加理性地看待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
二、新媒体使用调查对于技术赋能学习
成本效益的启示
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在全国开展了一项关于未成年人新媒体使用的调查。此调查对象的主体是10～17岁的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在校学生，共发放问卷7200份，其中有效问卷6156份，有效回收率为85.5%。以下所有的数据分析结果，皆来源于此次调查。这次调查中的“新媒体”强调的是新媒体特性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以及它所带来的新变化，主要指手机App以及在线学习。
（一）未成年人手机使用调查带来的启示
本次调查发现，我国未成年人手机的拥有率达到了73.2%，其中，城市（包括县城）未成年人手机的拥有率为51.3%，乡镇以下未成年人手机拥有率为21.9%，未成年人手机拥有率在城乡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手机的普及程度受到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的明显制约。未成年人有意识上网的平均年龄是7.5岁，最早的只有3岁，最晚的是10歲，整体是一个左偏分布。这意味着，现阶段的未成年人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对于手机已经具备基本的认知和操作技能。统计检验发现，城市（包括县城）的未成年人具备手机基本认知和操作技能的年龄要早于乡镇和农村，男性早于女性。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用自己的手机上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渠道（43.2%），其次分别是笔记本电脑或iPad（20.9%）、用家人的手机上网（19.2%）。可见，随着手机在未成年人群体中的普及， 用自己的手机上网将是未成年人生活学习以及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
表1展示了不同年级的未成年人使用不同类别App的情况，未成年人最常用、排在前三位的App，分别是社交类（如QQ和微信）、游戏和音乐类以及学习和阅读类。由此可见，智能手机App在未成年人手中，首先满足的是社交需要。数据显示，用QQ的高中生多于初中生和小学生，而使用微信的小学生多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这说明媒介技术的使用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2012年，QQ推出安卓系统版的时候，媒介技术正是从固定互联向移动互联发展的时期，恰恰是现在的高中生上小学的年代;现在是从移动互联向智能互联发展的阶段，自然地小学生对微信的使用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偏爱和熟悉哪种媒体技术产品，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这一特点提示我们在把新兴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时，一定要考虑学习者所处时代的技术特点，这样可以降低学习者学习新技术的门槛，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应用到学习中，提高“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 除此之外，小学生使用游戏类App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小学生对于外界社会特别感兴趣，而且自制力、认知能力等各方面都还不成熟，极易被技术产品的娱乐功能（如网游、手游）所迷惑，沉迷于其中。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App满足课业学习和求知方面的需求落后于社交互动需求和娱乐游戏需求。对于学习类和阅读类App，小学生的使用率远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尤其在课间休息时或放学后，小学生使用手机的频率远远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做作业的时候，小学生使用手机的频率也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一方面说明，学生普遍把手机作为一种辅助学习的认知工具（也可能隐藏着认知上的偷懒），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智能互联时代，我国的技术赋能学习在小学阶段要好于初中和高中阶段，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这类App的使用状况依然远远落后于社交和娱乐类App。
（二）未成年人在线学习影响因素的启示
针对在线学习，有学者从学习者、教师、 课程、技术、设计和环境等六个方面去分析在线学习的成效[11]。有了智能移动终端，在线学习不再只是局限于校园环境内，而且教授者也不再只局限于所在学校的教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线学习已经从在校学习演变成了社会学习。调查发现，目前采用在线学习这种方式主要还是停留在小学阶段，占到了总体比例的54.1%，初中阶段占26.5%，高中阶段占19.4%。
在未成年人个人和家庭因素影响在线学习方面，我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2。在个人因素方面，网络信息的判断力、有意识上网的年龄、每天上网时间、性别、年龄、学习成绩对于是否采用在线学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只有是否拥有自己的手机这一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未成年人在线学习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手机进行，而是采取了其他途径。在前面的调查中，我们曾经发现小学生手机上常用的学习类App最多，而回归分析却没有发现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目前小学生安装的App和他们理解或正在进行的在线学习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是目前他们进行在线学习的主要途径不是手机，而是通过iPad或电脑进行。从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角度看，这一途径也许并不是最佳、最便利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于新媒体接触和认知越晚，年龄越小的学生对于目前实施的在线学习形式越感兴趣。其实，这一发现也和我们前期调查所反映出的技术时代烙印是相吻合的，因为这一时期在线学习的技术基础就是基于当前的新兴技术，所以才会为小学生所喜爱和关注。男性未成年人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较女性低;自认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越低;那些每天上网时间越长的未成年人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也越低，而这一发现和目前社会对于新媒体对未成年人影响的担心是吻合的，男生热衷游戏，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也在游戏的虚拟空间中找回了自己的“虚幻”自信，导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但很有趣的是，那些自认为网络使用能力强的学生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反而越高，这说明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不但可以防微杜渐，而且可以提高他们对在线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在家庭因素方面，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是否采用在线学习的影响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響，而母亲的教育程度、与父母情感的交流状况以及父母对于子女在上网时的帮助则存在着显著影响。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与父母情感的交流状况越好以及父母对于子女在上网时帮助越大，则孩子越有可能采用在线学习的方式。由此可见，在未成年人是否采用在线学习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方面，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及家庭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家庭氛围良好是促进孩子采用新型学习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父母有能力帮助孩子解决上网遇到的难题是所有家庭影响因素当中占比最大的。
三、实现技术赋能学习成本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文章通过借鉴调查数据分析得到的启示，将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路应用于阐释教育问题之中，进而提出实现其成本效益最大化的途径或原则，为技术赋能学习提供一种新视角来提高其效益，检视其成果。
（一）激发未成年人的自我教育动机，从源头促进技术赋能学习的发展
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对于App的使用，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两类目的：一类是未成年人的交友和娱乐目的，另一类是教育强加给他们的学习目的。二者因竞争而对立，而后者往往是落败的。勒温认为，一个人的行为（Behavior）取决于个人（Person）的内部动力和他的环境（Environment）的相互作用：B=F（P×E）[12]。在这个公式中，B代表个人行为的方向和向量，F代表某个函数关系，P代表个人的内部动力，E代表环境的刺激。外部刺激是否能够成为激励因素，还要看内部动力是否存在，只有两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向。如果个人的内部学习动力为零，那么技术再优越，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在教育中的作用，技术赋能学习就变成一个难以实现的口号，更谈不上成本效益的问题了。因此，教育者需要正确地解决未成年人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矛盾冲突，提供良好的现实支持系统，使线上支持与现实陪伴相结合，帮助他们确立起合理的需求动机和行为方向，从外部（跨越技术障碍）与内部（满足内心需求）两个方向促进技术赋能学习收益的最大化。
（二）提高学习者及全社会的技术素养，清除技术赋能学习障碍
消除或跨越新兴技术的使用门槛，让学习者专注于技术赋能学习上，这样才能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实现技术赋能学习效益的最大化。数据分析发现，学生自身媒介素养能力以及家长的帮助是他们进行在线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实，教师和家长的帮助就是让未成年人从学会使用技术到应用技术再到利用技术深化学习的过程，也是跨越技术门槛的过程。这实际上对我们目前在中小学开设的新媒体素养课程的教学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但要完成针对未成年人普及新媒体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且还要能够让他们学会利用新媒体赋能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该调查发现，各级各类学校对于未成年人新媒体素养的培养都非常重视，其中有65%的学校都配备了专职教师，尤其是小学阶段新媒体素养专职教师的配备率达到了75%。但是，在新媒体素养课程的师资配备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其中，城市（包括县城）配备率达到了70.5%，而乡村的配备率则只有29.5%。因此，加大对乡村新媒体素养课程师资的配备，尤其是小学师资的配备，这是提高乡镇、村小学生新媒体素养和能力的基础，也是提高技术赋能学习质量和效率的关键所在。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调查者在询问学生新媒体知识和技能的来源时，其中32.6%的学生选择了自学，其次是同伴或朋友的帮助，最后才是教师或家长的帮助;对于小学生而言，首选的是家长，其次是教师，再者是同伴或朋友、自学。因此，我们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现阶段首先要配齐专职的媒介素养教师，提出技术赋能学习方面的新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全体教师的技术素养和能力，把中小学生技术赋能学习的培养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每门学科的学习中去，渗透到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把新兴技术的门槛在学校学习及家庭日常生活中逐步“消磨”，从而实现技术赋能学习成本效益的最大化。 （三）建立净化与規范机制，强化技术赋能学习的社会效益
如今，各新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用户越来越成规模化增长，但其自身的鉴别能力还不足，很容易沉溺于社交软件中的消遣娱乐，而非通过新兴媒体建立人际沟通、促进在线学习。另一方面，社会媒体接连曝光“BiliBili”“作业帮”等青少年常用的App涉及黄色信息，暗含“黄段子”，这是商家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表现，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间接增大了未成年人利用新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先前就有研究发现，当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上满足放松娱乐的功能时，对其学习成绩和社会资本的累加均有负面影响[13]。因而，一方面，新媒体应规范平台内的娱乐功能，包括对使用时长进行限制、分级设置入口、对暴力色情等进行监管等;另一方面，应进一步优化平台的信息交流、社交互动、自我表达、在线学习等功能的设置，适当增加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线上互动活动，让未成年人在线上参与的过程中加强对新技术的认知，形成对自我线上行为的规范，扩大技术赋能学习的社会效益。法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曾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通过技术沉迷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14]技术赋能学习有可能成为促使教育走向单向度的推手，可以这样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15]。因此，在将新兴技术产品引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和教育学习时，必须考虑这些新兴技术产品所衍生出来的沉迷风险，建立必要的“防火墙”措施，一定意义上也是在提高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
（四）新兴技术扩散的饱和期是其教育应用的最佳时期
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提出，任何创新技术的采用都要经过三个时期：扩散早期、起飞期和饱和期。对于早期采用创新技术的人来说，要有很高的抗拒风险的能力和较强的忍耐力[16]。我们认为新兴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最佳时期是它的扩散饱和期。
首先，从新兴技术创新扩散的本质来看，任何新兴技术的推广应用，首先面对的是抢占市场并需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最终能承受住市场考验的，技术的低成本、高功能以及稳定性必然能得到保障。但是，新兴技术在市场竞争的初期，一定是面向人类最基本的、最普遍的需求，就像高清视频、宽屏、5G技术首先应用在娱乐、商务系统，这样才能盈利并且存活下去。因此，新兴技术起初并不会考虑教育功能的不足或缺陷，以及有可能给教育领域带来的伦理风险。
其次，未成年人不具备抵抗风险能力和社会判断能力，不能抵御新技术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何况新兴技术产品初创时期，认知成本也是超高的，仅仅为了所谓的技术赋能学习，而额外花费认知成本去学习如何使用某个新兴产品往往是得不偿失的，效果也得不到保障。关于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中未成年人的认知成本问题，在上述调查中也有体现，从个体特征因素看，小学生对于在线学习的积极性最高，那些自认为媒介素养能力强的学生采用在线学习的可能性越高;从家庭环境因素看，家长的教育程度、家庭环境气氛以及家长对于新兴技术在教育中使用的帮助，是影响其采用在线学习的重要因素。其实，这两个方面恰恰说明了在教育中采用新兴信息技术是存在门槛的，而跨越这种门槛的最佳方式是在日常生活中去实现。如果专门利用学校空间和条件，在学习时间和学习效率要求较高的教育生活中去跨越那个技术门槛，是不符合教育技术的成本效益原则的[9]。
最后，从创新扩散的阶段来看，只有当新兴技术扩散到饱和期并成功地在市场中存活的时候，社会大众才能对其暴露出来的利弊有足够的认识;再者，由于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扩大，不但其技术本身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其教育应用的二次开发成本也相对较低，容易成为上手的工具，让教育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教学问题上而不是新兴技术工具上，此时，这种技术应用于教育才会事半功倍，我们才不至于陷入为了应用而应用的陷阱。
四、结 语
技术赋能学习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能全面地解释教育技术“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但是至少让我们对于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保持理性思维。20多年前，互联网技术刚刚在国内兴起，笔者当时曾经幻想过互联网技术会对教育带来的巨大变革——将来都是无围墙学校、智能导师（Intelligent Tutor）替代教师的图景。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教育和20年之前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教室里只不过是机械投影变成了电脑投影而已。现在以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又将会对我们的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不会又是盲目的乐观以及20年后的无奈呢？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没看到本质性的变化。反观20年前提出的e-Learning的核心观点——三个Any（Anyone，Anytime，Anyplace）[17]，现在的移动智能互联时代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否带来了新教育？从社会反映来看，不但没有带来人们理想中的新教育，反而给教育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 祝智庭，贺斌.解析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2010》[J].中国电化教育，2011（6）：16-21.
[2] 陈丽袁，郑勤华，林世员.互联网+新时代中国开放大学的机遇与挑战[J].开放教育研究，2017（2）：15-20.
[3] 涂涛，李文.新媒体与未来教育[J].中国电化教育，2015（1）：34-38.
[4] 胡钦太，张晓梅.教育信息化2.0的内涵解读、思维模式和系统性变革[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6）：12-20.
[5] 何克抗.21世纪以来的新兴信息技术对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19（3）：5-12.
[6] 闫晓甜，李玉斌.微信平台支持下的高校微课程设计与应用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5（7）：52-57.
[7] 余胜泉，王琦.“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9（4）：14-22，29.
[8] 章苏静，王艾艾，莫世荣.浙江省普通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成本效益评估[J].电化教育研究，2012（1）：110-120.
[9] 王运武.教育信息化发展亟需转型[J].中国电化教育，2009（2）：16-19.
[10] 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上）——关于ME命题的论证[J].电化教育研究，1999（1）：3-10.
[11] 胡勇.在线学习成效的理论分析模型及测量[J].电化教育研究，2015（10）：37-45.
[12] 申荷永.论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J].心理学报，1991（3）：306-312.
[13] LIU D， KIRSCHNER P A， KARPINSKI A C.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7（77）：148-157.
[1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5]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7] KEEGAN D.从远程学习到电子学习再到移动学习[J].丁兴富，译.开放教育研究，2000（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