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称他为“福将”
　　
　　 关玉衡，名瑞玑，号玉衡，化名国尔家、郭尔佳。1898年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宁古塔城。满族，祖先为长白山麓叶赫部落瓜尔加氏，正黄旗。
　　 作为抗击沙皇俄国侵略的重要前线基地，清廷曾在宁安设置“宁古塔将军衙门”。在多次抗敌战争中，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血洒疆场，其英雄壮举世代相传，使他深受爱国主义的熏陶并引以为荣。
　　 关玉衡自幼在家乡读书，后就读于吉林中学。他领头闹学潮，痛打了贪污学生制服费的校长，被开除学籍后毅然投笔从戎。由于作战勇敢，他很快被提升为排长、连长，后被选送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秋，关玉衡在奉军第十军任营长。11月末，张作霖耳闻关玉衡身经数战从未负伤，认为是“福将”，带在身边能“冲福”，遂命他为帅府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1926年末，张作霖为实现称霸中国的野心，指挥“安国军”入关进京（北平）。关玉衡被任命为大帅府驻京军务处长。翌年，张作霖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关玉衡少年时的同乡马骏、倪红茂、韩幽桐等不幸被捕。他闻讯后，利用职务之便多方探听情况，极力设法营救。他深知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但他更被这些共产党人反对列强、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加之为同乡之情，心腹之交，遂决定冒险向张作霖求情。不久，倪、韩二人获释，但马骏仍被关押。关玉衡再次冒险恳请释放马骏。张作霖勃然大怒，拍案大骂：“关玉衡，不要因为是你同乡都得保下来，马骏是李大钊派下来的共产党，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脑袋了？！”最后，马骏还是被反动当局杀害了。
　　 张作霖对关玉衡此举大为恼怒，失去对他的信任。不久，关玉衡被调离帅府。副司令长官张学良念其旧情，对他说：“你是炮兵科毕业的，就管炮兵吧。”于是，命他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
　　 1928年6月，张作霖同蒋介石作战失败，撤兵山海关外。张作霖乘专车途经沈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7月，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为保存实力，与专横的蒋介石抗衡，防御咄咄逼人的日本关东军，张学良采纳关玉衡等人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的建议，于同年10月决定成立兴安区屯垦公署，并任东北炮兵军军长邹作华为屯垦军司令兼屯垦督办。下辖3个团：第一团驻索伦，第二团驻科右前旗葛根庙，第三团驻科右后旗镇国公府（察尔森镇）。屯垦军全副武装，除开荒种地外，还执行剿匪、维护治安、戍边的任务。
　　 1931年，关玉衡被任命为兴安区屯垦公署上校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下令处决日军间谍中村震太郎
　　
　　 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为了摆脱困境，极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他们首先将矛头指向与其隔海相望的中国。日本帝国频频派遣间谍到中国东北刺探军情，准备发动侵华战争。
　　 中村，原名“丽太郎”，入伍后改为震太郎。系日本本州西海岸新泻县宁诸原郡人，明治二十年（1888年）7月4日生于铁道官宦世家。其父中村是公曾任大连日本“满铁”总裁（相当于铁道省次长）。中村震太郎系日本士官学校12期生，“陆大”测绘系毕业。1931年初，任日军参谋本部情报科陆军大尉的中村震太郎受命来到中国东北，先后两下兴安区。
　　 第一次是1931年2月。1月20日，中村震太郎从东京乘船抵大连谒见父亲中村是公。其父喻：“去沈阳拜会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面授机宜，求其保护。护照由哈、沈领事办理，你不必担心，大胆地去干。如被擒，关东军可以要出来，万万不可激怒满蒙军人。提供《入侵满蒙方案》在此一举，留名军史，是为先遣。”1月22日，中村震太郎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晋见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交给他的任务有两项：一、踏查兴安区的“兵要地志”，提供《入侵满蒙方案》；二、拓殖兴安，联络策反东蒙古各旗王公。2月7日，中村震太郎经齐齐哈尔沿绰尔河到扎赉特旗王府，参与旗札萨克巴布扎布秘密召开的“东蒙王公会议”，鼓吹“东蒙独立”，进行策反。随后，经泰来到葛根庙（时为洮索铁路终点站），被兴安区屯垦军“情报跟踪”所监视。哈尔滨特警处电悉：“中村私入兴安屯垦军禁区。”慑于屯垦军防范之严密，中村震太郎不得不中途止步，匆匆返回沈阳。
　　


　　 第二次是6月中旬。5月18日，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要求中国外交部门给“日本农学家”中村震太郎发放游历考察护照，后又从辽宁省交涉署（外事处）领取了“农业考察团”的通行证。在既无兴安区屯垦公署（驻白城）的签证、又未经兴安区屯垦军司令部（驻王爷庙）批准、手续极不完备的情况下，中村震太郎于6月2日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片仓衷大尉的接应下，从沈阳乘火车来到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的秘密特务机关———朝日旅馆，开始着手军事间谍行动。他找到昂荣旅馆老板、日军退役骑兵预备曹长（上士衔，介于小队长与伍长之间，不是班长）井杉延太郎，又雇用1名司图，人称“戈矿师”，原为洮南二龙索口煤矿（万宝煤矿）的采矿师，白俄人，懂日、蒙、汉语，兼作译员。联络员兼通司（翻译）为刘文茂，蒙古族，扎赉特旗人，是旗札萨克巴布扎布的女婿。6月5日，中村震太郎一行4人乘火车从齐齐哈尔出发，在博克图附近的宜立克都车站下车后，骑马沿兴安岭向索伦山前进。6月20日到达索伦。22日到达察尔森。沿途测绘了屯垦军一、三团兵备防地，还游说科右后旗王公参加所谓“东蒙独立运动”。
　　 6月25日早晨，驻科右后旗四方台子（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宝河屯）的一营三连官兵正在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忽见4人骑马驮载很多行装，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去，行迹十分可疑。营长陆鸿勋命连长宁文龙带领士兵将4人扣留审查。时已夏季，这4人还穿着棉袄棉裤，并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官兵们用中国话提问，不回答；改用蒙语，仍不回答。经搜查，官兵们从中村震太郎等人身上及携带的行囊中，搜查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和1支南部式手枪。笔记中记载着大量的中国军事秘密。大量物证证明，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确系日军间谍。当时，关玉衡正率骑兵大队赴突泉执行剿匪任务，副团长董平舆即派副官赵衡飞马报告。关玉衡于当晚8时闻报后，立即率队连夜返回团部驻地。
　　 6月26日凌晨，关玉衡听取副团长董平舆的汇报后，立即对中村震太郎进行第一次审讯。中村震太郎系上中等身材，面方而多髭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1副，脚穿军用短筒皮靴，手提马鞭。在审讯中，中村震太郎态度蛮横暴躁，初以不会讲中国话为由否认其间谍罪行，改用日语审讯后，他出示了“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的名片。关玉衡细察中村的举止表情，断定他不是什么“农学家”，而是军事谍报人员。
　　 “你来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关玉衡严肃地问道。
　　 “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问题。”中村震太郎回答。
　　 “胡说！考察农业，为什么到我们的军事驻地搞情报？！”
　　 “……”中村震太郎无言以对。
　　


　　 接着，关玉衡又提审了井杉延太郎。他供称：“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现已退役。”
　　 真相大白，如何处理？
　　 关玉衡想：中国是弱国，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案情一经披露，日本有关当局定会设法要回中村等人。那样，有关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机密都将被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事关重大，他决定傍晚在团部召开连级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对间谍的处理问题。
　　 在军官会议上，少校副团长董平舆分析道：“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全部索回，并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大家你言我语，一致认为，兴安屯垦区成立后，东北长官公署已照会驻沈阳各领事馆：“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中国当局有言在先，禁令再三，理在我方，在剿匪职权上应行使紧急处置权。中村震太郎等人践踏中国主权，蓄意破坏，欺我太甚。罪证确凿，应公开处理，以明其罪行。会议决定将中村震太郎等4名间谍处死。
　　 会后，关玉衡等人对中村震太郎进行了第二次审讯，不料中村震太郎竟与士兵格斗起来。关玉衡大声喝令：“捆倒了打！”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震太郎则施展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练就的武士道本领进行顽抗，并疯狂厮打。关玉衡猛然立起，“刷”地抽出战刀要手刃日敌。中村震太郎见状，这才收敛其嚣张气焰，乖乖地供认其间谍罪行。待审讯后令其在笔录上画押时，中村震太郎又与官兵厮打起来，这更激起官兵的愤怒，他们用枪托猛击其头部，将其打晕在地。
　　 副团长董平舆和一营长陆鸿勋建议由公开处置改为秘密处决。关玉衡立即采纳，果断地命令：“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震太郎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并命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同时宣布保守军事机密的《约法八章》：一、此为军机，上不传父母，下不告妻儿，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二、如有上级机关或长官询问，只回答“不知道”，如泄露，按第一章处理；三、不许私藏中村震太郎等人的任何物品，收缴的东西，必须上缴团部，违者枪决；四、不许官兵聚集交头接耳议论此事，如有发现，即予处决；五、凡在书信中谈及此事者，枪决；六、通信须经团副官检查后方准寄出，不经检查私邮者，按第一章论处；七、外来亲友必须向团部报告，经审查后方可留宿；否则，来者按坏人处置；八、擅自离岗离职者严惩不怠，确认有投敌行为者，按第一章处理。
　　 6月26日午夜12时30分，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将中村震太郎等4名间谍押赴察尔森后山坡，秘密处决。除保留重要间谋罪证外，尸体、马匹、行李衣物等全部焚毁灭迹。
　　 6月27日早晨，关玉衡携带缴获的重要间谍罪证，驰赴兴安区屯垦公署所在地洮安（白城市），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报告处决中村等4名间谍的结果，并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重要间谍罪证委托当日启程赴北平的东北军长官公署的苑崇谷团长呈送张学良。8月初，张学良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作好保密。”关玉衡立即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严令：“任何人不许泄露处决中村等4名间谍犯的秘密，违者以军法论处。”
　　
　　“东洋魔女”川岛芳子设陷井探内幕
　　
　　 7月18日，日军片仓衷太尉按预定计划到王爷庙接应，未见中村震太郎等人。面对沿途军警的严格盘查，他感到情况不妙，随后返回哈尔滨，向关东军特务机关头子百武中佐报告。百武命片仓衷“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秘密查明情况”。
　　 片仓衷从哈尔滨赶到齐齐哈尔朝日旅馆，老板铃木向他报告：日前，东北驻吉（林）、黑（龙江）修筑铁路的大员王翼先到此嫖妓时泄露，中村等4人已被兴安区屯垦军秘密处死，中村的一块“三道梁”牌手表在屯垦军第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手中。
　　 片仓衷立即派人报告了百武中佐，并与铃木密谋策划了下一步行动。
　　


　　 8月9日，王翼先和李德保应铃木的“邀请”来到朝日旅馆，迎接他俩的是两个身着和服、花枝招展的妙龄女子，一个叫植松菊子，另一个称是朝鲜人，姓金。两位妓女百般媚态地款待“客人”。铃木深知李德保吃喝赌嫖恶习很深，但手头拮据，便趁机说：“金姑娘从南满带来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发大财的李德保讲价后要全部买下，可随身带的钱不够。金姑娘便说：“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的也可以。”李德保便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契票。金姑娘接过仔细看后，突然脸色一变，厉声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川岛芳子！”（当时为日本谋略特务）李德保闻名色变，夺门欲逃，铃木和植松菊子早已拔出手枪和匕首封住门口。李德保见无路可逃，“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他供出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团部审讯室与屯垦军官兵厮打中，手表被打落到门后，恰逢李德保进屋送夜餐，便趁混乱之机将表偷偷捡起，随手装入兜中溜走。不久，为偿还赌债，他把手表押到王爷庙街“大兴”当铺。
　　 川岛芳子听罢露出笑脸，拿出两包银元和一杯溶入慢性毒药的果酒赏给李德保。李德保转悲为喜，把银元揣进怀里，将酒一饮而尽。是日夜，他便被毒死在旅馆的床上。
　　
　　日本理屈词穷，悍然发动“9·18”事变
　　
　　 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明中隐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间谍罪行，捏造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同日，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及参谋本部的森纠会见辽宁省长藏式毅，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日本副领事岗村也向辽宁特派员王镜寰提出“严重抗议”。与此同时，日本在东北经办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中村震太郎携带鸦片和海洛因入蒙地，为兴安区土匪杀害。”并公然宣称：“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赔偿一切损失。”企图混淆视听，推卸其间谍罪责。
　　 面对日本的诬蔑，兴安区屯垦公署发表声明，断然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置兴安区屯垦公署的严正声明于不顾，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东北长官公署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允许土肥原贤二前往兴安区。驻葛根庙、王爷庙、察尔森等地的屯垦军官兵闻讯后百倍警惕，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乘火车在白城站下车后，受到军警的严格盘查。他要求兴安区屯垦公署派兵保护，代理督办高仁绂以“本区向无此例”为由断然拒绝。土肥原贤二在向葛根庙进发途中，见屯垦军戒备森严，加之多次遭受盘查，预感前景不妙，便决定中途回返。由于探查毫无结果，回到沈阳后，他大肆造谣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林久治郎则在外交上施加压力，一天3次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抗议”，要求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8月24日，民国中央政府外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纪密。报载日本陆军大尉中村于6月26日左右，在洮索线终点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察尔森）山中，被兴安屯垦队第三团官兵杀害。据驻日使馆电称，此事日外务省仍拟由外交解决等语。究竟实情如何，希饬详查电复为荷。”
　　 8月26日，张学良命东北政务委员会复电：“南京外交部勋鉴：纪密。敬电诵悉。此案前据日方口头提出，我方尚未得有报告。现已由边防司令部长官公署派员确切调查，俟得报再以奉闻。”
　　 8月31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外交部：“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
　　 9月4日，张学良致电荣臻参谋长和辽宁省长臧式毅：“祥密。接汤尔和电（驻东京中国使馆），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事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事真相实不甚悉，并非故事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
　　 日本政府则以中村事件为借口煽动侵华战争。8月7日，日军第九师团喊出“醒来吧，为国防！”的口号，并派军用飞机在驻防的各城市散发10万张传单。8月24日，日本陆军省作出决定：“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或者不能满足我方要求时，有必要断然实行对洮南、索伦地区的保护性占领。”东京等地日本军官为中村举行大规模的葬礼，一些人打着血写的“吊忠魂”的大白旗游行示威。日本陆军省同时还调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的“东北通”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本庄到任后，即下令部署了“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审查了作战计划，多次组织军事演习。9月8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村事件，认为如中国“不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南次郎陆相力主武力解决，说：“已抱最后决心”，“已有最后准备”。9月10日，林久治郎在沈阳向藏式毅面交日本政府的照会，要求东北当局对中村事件：道歉；严惩责任者；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藏式毅将照会转呈张学良。张学良在北平向日本使馆参事矢野表示：将极力设法解决中村案。
　　 9月10日前，荣臻参谋长委派东北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来到兴安区关玉衡家中商议对策。王致中提出：一、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二、送你去满洲里，再去苏联，出国游历；三、有把握，可以进行折中外交。关玉衡的妻子考虑后说：“去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中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属中策；可哗变，但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是下策。”关玉衡则坚定地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如果（日本）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阳对质。”之后，许多老友力劝关玉衡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坚持说：“日本间谍到我防地侦察破坏，我处死他们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了死的准备。”
　　 9月13日，张学良命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官兵20余人，大张旗鼓地从沈阳开赴兴安区调查中村案并“拿办”关玉衡。16日，关玉衡同王致中悄然乘火车抵沈阳新站，由东北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接至私宅中暂居。后又移至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私宅中保护起来。
　　


　　 9月17日，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奉张学良之命答复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称：经调查中村案，现已将兴安区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之处理。随后，林久治郎到东北长官公署与荣臻参谋长进行谈判。此前，张学良特派统带刘多荃将中村间谍活动证件专程送交荣臻参谋长。荣臻参谋长遂取消了原来让关玉衡与林久治郎当面对质的打算。在谈判中，荣臻参谋长成竹在胸，谈锋有力。他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和中村震太郎等人间谍活动的重要证据当面展示给林久治郎。面对确凿的证据，林久治郎无言以对，表示：“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
　　 谈判于当天晚上恢复。林久治郎提出4项条件：一、赔礼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其具体内容却是：“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臻参谋长答复：“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9月17日午后3时，日本公使重光葵向中外发表声明称：关于中村事件，“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系一部分反动分子宣传而已”，企图麻痹中国当局，掩盖其即将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
　　 9月18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辽阳检阅第二师团并发表重要指示：“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之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之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实际上，本庄繁发出了侵华战争的动员令。9月18日夜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向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突然发起进攻。张学良奉蒋介石电令：“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
　　 翌日，沈阳沦陷。
　　
　　“中村事件”后的关玉衡
　　
　　 1931年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乘火车赴北平。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什么。”随后，委任关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猛一股急火攻心，三日不语而逝。翌年3月，日军天野旅团上田支队入侵宁安县城。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他立志抗战到底，此生不驱逐日敌誓不休！
　　
　　就任抗日义勇军总指挥 打通辽袭辽源，威震敌伪
　　 1932年初，关玉衡为了实现抗敌宏愿，化名国尔家，从北平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化装到哲里木盟开鲁县，同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共同努力，先后建立了开鲁后援会和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任右路军指挥，高文彬任义勇军第五军司令。
　　 右路军约1500人，系由原热河省保安队和蒙旗保安队组成。部队缺乏正规训练，装备差，枪械、弹药、马匹、军粮严重不足，官兵们体质弱，战斗力不强。关玉衡向上海后援会总部求援，很快使全体官兵脱掉破旧的棉袄、皮袄，换上崭新的单军装和草帽。随后，关玉衡着手部队训练，但很快被日军发现，日军连续派飞机对部队驻地狂轰滥炸，甚至施放鼠疫毒菌，致使开鲁县城鼠疫蔓延，每天有数十人死亡，部队亦有减员。面对贫困和死亡的威胁，关玉衡坚持与官兵们同甘共苦，照常操练，稳定了官兵的情绪，待机打击日军。
　　


　　 8月，后援会决定攻打通辽，由关玉衡、高文彬指挥。31日凌晨3时30分，义勇军发起总攻。高文彬率800余人从城西门诱敌深入，进行袭击；辽北蒙边第一路骑兵司令李海山率部由北门向南门进攻；第二路司令刘震玉等率部从东门进攻。激战至下午3时许，营长谢国忱率大刀队200余勇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搭起人梯翻墙而入，纷纷挥刀向日军猛砍狠杀。激战至晚9时许，日军调来伪军2000人增援。义勇军遂决定停止攻城，撤回余粮堡。是役，共毙敌170余名，缴获枪支200余支。
　　 10月4日凌晨4时，李海山、刘震玉率部兵分两路，再次向通辽发起攻击，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军大佐1名、士兵30余人，于翌日5时许攻占通辽小街基。是夜，在日军的反扑下，小街基失守，义勇军撤出通辽。
　　 10月6日，关玉衡紧急筹集子弹5万发送到李海山、刘震玉所属部队。是日晚10时，义勇军向通辽发起第三次攻击。此时，守城日军调集坦克、装甲车和重兵扼守城内各主要路口，戒备森严，阻击火力猛烈。义勇军只能用步枪、手榴弹向敌人进攻，击毙日军70余人、伪军90余人。激战至翌日凌晨4时许，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
　　 早在义勇军第一次攻打通辽后不久（9月5日），关玉衡就在余粮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辽源（郑家屯）。10月26日，辽源守城伪军田兴涛、于海川秘密派特使面见关玉衡、高文彬，表示：“且情愿作内应，并作各巷口引导。”关、高遂决定于27日凌晨2时许，向盘踞城内的日军发起攻击。高文彬率部从西南攻入城内，直至柴市，被日军设置的铁丝网工事和猛烈的火力所阻；李海山率部由城南沿铁路向城内进攻；刘震玉率部由城西进攻；白梦梅率直属独立支队进攻火车站，烧掉一座库房；城内伪军即举兵策应。日军顿时大乱，窜入各炮楼顽抗。双方火力异常猛烈。至下午1时，日伪军1500余人赶来增援，从南、北两面用炮火向义勇军猛烈轰击。随后，日军又出动飞机20余架飞临义勇军阵地上空轰炸、扫射，义勇军伤亡很大。血战至下午4时，日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企图围歼义勇军。为避免遭受更大伤亡，关玉衡果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部队进入康平县，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是役，毙敌340余名。
　　 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吉热辽边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北平后援会送来4万元慰问费，补给部队制做冬装，同时决定任关玉衡为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左、右路军总指挥。翌年1月，关玉衡指挥义勇军2000余人，乘夜幕突然包围巴拉沈营子日军营地，随后发起突然袭击，以优势兵力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日军70余人，缴获大卡车1辆、枪支60多支。
　　 1933年2月21日，日军以通辽、绥中为基地，分三路进犯热河，北侵开鲁，南攻凌源，中犯朝阳。2月末，开鲁、赤峰等地相继沦陷；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订后，为取悦日本侵略者，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时，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
　　 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关玉衡只身回到北平。
　　
　　国民党对他欲加之罪 抗日之志难酬
　　 关玉衡回到北平后，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他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述，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来，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等爱国组织多方营救而获释。此间，他的夫人因忧劳过度病逝于北平。他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进北平香山慈幼院。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孩子们说：“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9月，张学良到达西安，东北流亡在各地的爱国志士也随之前往。翌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随后，委任他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的副官王宗元亦是共产党员。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走了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在那里，他见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松军对他说，是为了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干！”
　　 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迫切心情，关玉衡离开绥德到了西安，但国民党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周恩来总理称他为“爱国军官”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时，关玉衡在桐陵县任田粮管理处长。
　　 是年冬，在南京军管会的安排下，关玉衡怀着焦急、幸福的心情，回到了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他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了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玉衡激动万分，满怀深情地说：“共产党的阳光普照着各族人民的心。”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白辛同志亲题挽词，寄托哀思：
　　 “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壮怀激烈，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峰火始于足下。赳赳武夫，肝胆相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
　　 死何畏，恰得其时，环宇澄清，人间改色，喜碧海讴歌。江南归叟，勤修史册，效龙飞凤舞，历数晨星，挥毫论功过，黑水尘烟跃然纸上，彬彬文士，鞠躬尽瘁。放眼来日，安仰牡丹江畔。听松涛韵语，亦万古安然。”
　　
　　关玉衡战友的命运
　　 赵衡，原名赵尊孚，为屯垦军第三团团部中尉副官，处决中村震太郎等间谍的监斩官。“九·一八”事变后，赵衡被任命为第三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被任以于学忠为首的苏鲁战区政工分会上校专员兼分会政工大队第一大队长、沂水县县长等职，后升任东北军炮兵少将。
　　 陆鸿勋，屯垦军第三团一营营长。1933年投降日军，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4年母丧，回安徽原籍奔丧，数月未归。后贪图伪军官的生活待遇（中校7级220元、办公费250元），又返回原部队。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从日本来到中国东北，寻找其父遗骨，住在伪黑龙江第三教导队骑兵第三团团长姜鹏飞的家中。此时，姜已与日本女人伊藤结婚。伊藤和中村是亲属。他们终于查到陆鸿勋的下落。1935年冬，伪军政部令黑龙江第三军管区高级主任顾问中佐河崎思郎“选送”陆鸿勋到沈阳东山咀子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处“受训”。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从训练处逮捕，在多次审讯和严刑拷打下，陆供出处决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内幕。随即，日伪各大报均在头版大字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附照片。后陆鸿勋被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祭灵。这正是：卖国求荣图安逸，自投罗网把命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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