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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我没有把搜狐做到最大,主要归结于客观原因。成功有偶然性,需要运气,李彦宏就比我幸运。我融资的时候,互联网在美国刚刚爆发,没有人相信可以在中国做互联网。1996年去美国融资,人们凭着对中国很盲目的兴趣扔了一些钱。我的第一批投资人就是这样来的。华尔街说什么,媒体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1999 年,搜狐和Tom 起来了。
李彦宏再去融资,融的就是聪明钱。而我的投资者多少年都在跟我说:“我的钱在哪里?我的业绩在哪里?”我不幸运,我太早了。我是拿着砍刀劈一条路出来的人,这条路把我刺得遍体鳞伤,后面跟过来的人就很快了。
我还可以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跟董事会的斗争,当时各种条件的不完备。但主观原因是:我几乎是中国第一个做互联网的人,并且以一种大鸣大放的宣传方式去做,就像美国的杨致远一样成了名人,成为中国互联网数字化的“先锋”和“数字英雄”的代名词。这些东西又投射到我的脑子里,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的想法总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无知。
一方面,董事会敲打着我去赚钱,压力非常大,也很焦虑,我顶住了压力;另一方面,我并没有主动选择紧随互联网的演化。其中一个演化就是互联网上还没有很多内容时,目录导航很需要——这是雅虎起来的原因。到了2001年和2002年,互联网上什么都有了,人们不再满足于导航,需要输入一个关键词,让搜索的东西马上跳出来。网站朝这个方向演化时,我还是当名人去了,觉得自己是最先进的,不去思考互联网正在发生的改变。
我们错过了搜索的机会,这是我的无知造成的。我被自己的知名度欺骗了。
后来搜狐有成有败,到一定阶段时我开始享受。硅谷那边发生那么多事,比如Facebook、Twitter 的发生,随便看一看就知道的事,我却几乎没有了解。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懒惰,再就是太有名,被认为太成功了。中国最早的社交网络Chinaren,也在我手里做砸了。
我们团队的文化建立得比较彻底,我本人却没有真正跳进去。我不用去编程,至少也应该成为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但我没有。我还处于高高在上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底下的“将军”很能干,不断向你提出应该做什么,我是可以听进去的。危险的是如果底下没有这样的“将军”,自己也不是一个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你就判断不清楚。
在协调力方面,我也做得不够。公司的方向把握是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狂热的使用者,公司的执行力也一定要知人善任,甚至落实到每天花时间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很重要。我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经验,这也是二次创业爆发能够用上的。
我认为在用人方面要做到沟通、默契、信任。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断生长的一棵树,要不断浇水,不断沟通和交流。我这人比较温和,平等待人,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比较善良。这也可能是我的一个问题,不够严厉。权威和权力是两回事。你是他的老板,他向你汇报,并不能说明你对他有影响力。影响力是他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影响力需要你的品格、远见和沟通。
从竞争力角度讲,如果创始人具有智慧,可以带领公司走向未来,这是最佳选择。其次是创始人能力不行被换掉,专业团队引入一些创业机制,不断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差的是创始人还在,却因为自己的狭隘把公司做死了。主导公司这么多年,又是大股东,我就常常警告自己,思想的狭隘会限制公司发展。
人很难改变自己,但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我是没有太多边界的人,老大不小了还单身。我在生活中也很出格,音乐、舞蹈、登山方面都玩得很转。我相信我是能够重新发明自己的,我相信这次再发飙应该能够把公司带进一个新的、没有到过的水域。其实,乔布斯也是重新发明了自己。早年,他有很多创新,也有很多问题。他脾气暴躁,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最后公司把他赶走了。经过反思,他才创造性地长大、成熟,把苹果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乔布斯的心路历程比我漫长,漫长得导致身体都受到影响。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不是通过巨大的身体代价、情感落差,而是靠一种反思和自我调理的方法成长的,代价没他那么大,但要付出时间。
我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我去唱卡拉OK,唱的都是“80后”唱的歌。我对新东西接受得比较好,心态很年轻,这跟我在美国待过有关系。不是说四十多岁的人就应该老态龙钟、说话很有城府、穿特定的衣服、吃特定的饭、有特定的朋友,拖家带口,有很多责任,我就没有。我没有太多“一定要怎么做”的事情。
我是学物理的,会将很多事情都深入地想清楚了,再透明地讲出来。我追求的是真实,虚妄是我最痛恨的品性。虚伪是明显的欺骗,虚妄是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他不想虚伪,但因为内心认识的问题,一种虚荣心,一种心理作用,导致他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情,显得很虚伪,自己却意识不到,不真实,很假。这种“假”没办法,这个人可能内心就有这样的东西。但我能听出来,然后特残酷地戳穿它。
一直以来,“效率”和“智慧”这对矛盾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从天真烂漫的小孩到一个合格的人,教育就是把人装入一个焦虑的框子,不断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判断。告诉的过程充斥着不断的否定,否定就造成了人的焦虑、害怕和恐惧。“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焦虑,使我们变成假的人,也即“二手人”。年轻人青春期反叛、抽烟,实际上是对教育的反叛。人生是一门艺术,就是在很精微的地方实现解脱。
(摘自《人物画报》2011年第1期图/何影)
李彦宏再去融资,融的就是聪明钱。而我的投资者多少年都在跟我说:“我的钱在哪里?我的业绩在哪里?”我不幸运,我太早了。我是拿着砍刀劈一条路出来的人,这条路把我刺得遍体鳞伤,后面跟过来的人就很快了。
我还可以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跟董事会的斗争,当时各种条件的不完备。但主观原因是:我几乎是中国第一个做互联网的人,并且以一种大鸣大放的宣传方式去做,就像美国的杨致远一样成了名人,成为中国互联网数字化的“先锋”和“数字英雄”的代名词。这些东西又投射到我的脑子里,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的想法总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无知。
一方面,董事会敲打着我去赚钱,压力非常大,也很焦虑,我顶住了压力;另一方面,我并没有主动选择紧随互联网的演化。其中一个演化就是互联网上还没有很多内容时,目录导航很需要——这是雅虎起来的原因。到了2001年和2002年,互联网上什么都有了,人们不再满足于导航,需要输入一个关键词,让搜索的东西马上跳出来。网站朝这个方向演化时,我还是当名人去了,觉得自己是最先进的,不去思考互联网正在发生的改变。
我们错过了搜索的机会,这是我的无知造成的。我被自己的知名度欺骗了。
后来搜狐有成有败,到一定阶段时我开始享受。硅谷那边发生那么多事,比如Facebook、Twitter 的发生,随便看一看就知道的事,我却几乎没有了解。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懒惰,再就是太有名,被认为太成功了。中国最早的社交网络Chinaren,也在我手里做砸了。
我们团队的文化建立得比较彻底,我本人却没有真正跳进去。我不用去编程,至少也应该成为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但我没有。我还处于高高在上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底下的“将军”很能干,不断向你提出应该做什么,我是可以听进去的。危险的是如果底下没有这样的“将军”,自己也不是一个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你就判断不清楚。
在协调力方面,我也做得不够。公司的方向把握是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狂热的使用者,公司的执行力也一定要知人善任,甚至落实到每天花时间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很重要。我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经验,这也是二次创业爆发能够用上的。
我认为在用人方面要做到沟通、默契、信任。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断生长的一棵树,要不断浇水,不断沟通和交流。我这人比较温和,平等待人,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比较善良。这也可能是我的一个问题,不够严厉。权威和权力是两回事。你是他的老板,他向你汇报,并不能说明你对他有影响力。影响力是他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影响力需要你的品格、远见和沟通。
从竞争力角度讲,如果创始人具有智慧,可以带领公司走向未来,这是最佳选择。其次是创始人能力不行被换掉,专业团队引入一些创业机制,不断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差的是创始人还在,却因为自己的狭隘把公司做死了。主导公司这么多年,又是大股东,我就常常警告自己,思想的狭隘会限制公司发展。
人很难改变自己,但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我是没有太多边界的人,老大不小了还单身。我在生活中也很出格,音乐、舞蹈、登山方面都玩得很转。我相信我是能够重新发明自己的,我相信这次再发飙应该能够把公司带进一个新的、没有到过的水域。其实,乔布斯也是重新发明了自己。早年,他有很多创新,也有很多问题。他脾气暴躁,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最后公司把他赶走了。经过反思,他才创造性地长大、成熟,把苹果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乔布斯的心路历程比我漫长,漫长得导致身体都受到影响。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不是通过巨大的身体代价、情感落差,而是靠一种反思和自我调理的方法成长的,代价没他那么大,但要付出时间。
我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我去唱卡拉OK,唱的都是“80后”唱的歌。我对新东西接受得比较好,心态很年轻,这跟我在美国待过有关系。不是说四十多岁的人就应该老态龙钟、说话很有城府、穿特定的衣服、吃特定的饭、有特定的朋友,拖家带口,有很多责任,我就没有。我没有太多“一定要怎么做”的事情。
我是学物理的,会将很多事情都深入地想清楚了,再透明地讲出来。我追求的是真实,虚妄是我最痛恨的品性。虚伪是明显的欺骗,虚妄是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他不想虚伪,但因为内心认识的问题,一种虚荣心,一种心理作用,导致他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情,显得很虚伪,自己却意识不到,不真实,很假。这种“假”没办法,这个人可能内心就有这样的东西。但我能听出来,然后特残酷地戳穿它。
一直以来,“效率”和“智慧”这对矛盾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从天真烂漫的小孩到一个合格的人,教育就是把人装入一个焦虑的框子,不断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判断。告诉的过程充斥着不断的否定,否定就造成了人的焦虑、害怕和恐惧。“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焦虑,使我们变成假的人,也即“二手人”。年轻人青春期反叛、抽烟,实际上是对教育的反叛。人生是一门艺术,就是在很精微的地方实现解脱。
(摘自《人物画报》2011年第1期图/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