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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着共同富裕奔小康，党和政府展开了“援建”“扶贫”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书写这种伟大的时代变革是当代文学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而“如何书写”也就成为当代文学不断探索的创作课题。陈毅达《海边春秋》以“浪漫主义英雄传奇”形式结构承载“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意志，将小说的思想性和可读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海边春秋》为当代文学书写时代变革提供了一个有重要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范本。
《海边春秋》将情节的展开落实在了“英雄美人”结构上。文学博士刘书雷从省文联被抽调去援建岚岛，又被“援岚办”派到蓝港村调研。人物活动主要就在蓝港村这个舞台展开。小说情节展开的矛盾很快聚焦在蓝港村的搬迁问题上。由于政府与兰波国际合作推进岚岛的开发，而兰波国际的项目又要求蓝港村搬迁，这项工作由政府来具体实施。但是当地村民不愿搬迁，使开发项目的推进遇到困难。刘书雷博士在这个关键时刻受命到蓝港村调研，并给出对策和建议。蓝港村的问题主要涉及政府、兰波国际和村民三方，而刘书雷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三方的关系，尽可能实现三方的合作共赢。在政府这一方面，小说正面描写了“援岚办”的吴副秘书长、岚岛党政主官金书记和赵主任、镇里的董书记、下派第一支书张正海等各级官员，最终将主要笔墨集中在张正海和刘书雷身上。张正海和刘书雷都是下派干部，都代表着国家意志，区别在于张正海更具有本土性，而刘书雷更具有大视野，在工作上他们俩也是取长补短，相互配合，他们俩其实具有一人两身的性质。在兰波国际这方面，就以兰波派到岚岛的首席执行官温淼淼为代表。在村民这边则相对比较复杂，有大依公这样的族长式人物，有林定海式的原村干部，也有年轻人的代表海妹和晓阳，还有留守儿童式的小女孩“虾米”。但是实际上在矛盾冲突中，村里的力量主要通过海妹体现出来。海妹代表了大依公等村民的保留村子的愿望。于是小说将刘书雷对矛盾冲突的协调，转化为单身男主人公与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男主人公对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是两位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感情升温的过程。在这里小说就呈现出了“英雄传奇”小说常用的“英雄美人”结构。“文学是人学”，改革时代的大变革最终也必然要落实在人的感情和生命体验上，《海边春秋》能将时代大变革落实到人物的情感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使得小说成其为一部“小说”而不是“高级社会文件”。从思想性上来说，刘书雷对两位女主人公的魅力，并不是他个人的魅力，而是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魅力。刘书雷之所以赢得海妹的感情，与蓝港村最终没有搬迁是分不开的，而蓝港村是否搬迁固然与刘书雷的调研报告有密切关系，但归根结底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政府之所以做出不搬迁的决策是出于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考虑，认为在搬迁有可能激化矛盾的情况下，换一种思路也许会让蓝港村和岚岛有更好的发展。刘书雷之所以能赢得温淼淼的感情，是因为他妥善处理了兰波国际的问题。蓝港村没有搬迁，就会影响到兰波国际开发项目的推进和相关经济利益。但是刘书雷给兰波国际提供了新的方案，勾画了更开阔的发展视野。兰波国际可以直接与蓝港村合作，充分利用蓝港村的各项资源，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蓝港村也有可能升级成为开发区，从而让兰波国际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刘书雷所提供的方案和勾画的前景都是党和政府的发展思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妹和温淼淼对刘书雷感情的产生和升温也就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具体决策得到人民认可的表征。
《海边春秋》书写了新时代的“英雄成长”。“英雄的成长”是“英雄传奇”的必要构成部分。而“英雄成长”又只是一种形式，这就意味著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海边春秋》中刘书雷从一个书斋博士成长为一个改革干将，其中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刘书雷作为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青年文艺批评家，他的骨子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小说借省文联书记李然之口提到刘书雷在一篇文化散文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胸襟。但是当真正要他接触到改革现实的时候，他却感到迷茫：“自己一介书生，下去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一个技术人员下去，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为当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一个文人下去有没有用武之地？这不仅仅是刘书雷一个人的疑问，恐怕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数人文学者的疑虑。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文人治国的社会，传统文人与政治关系密切，治国平天下也是他们一贯的理想和一生的追求。而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已经从政治传统中分离出来，成了一种专家式职业。在这种语境当中，在没有接触到现实的时候，刘书雷中国传统文人式的抱负和胸襟必然是不接地气的，也就难免在接触到现实的时候感到迷茫，而且在被下派到“援岚办”时有一定的被动性。到了“援岚办”，当吴副秘书长要派他去处理蓝港村的问题时，他依然在打退堂鼓，他感到：“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自己现在还真没有到能独当一面的份儿上。”在吴副秘书长的殷切期望之下，他才退无可退地接受了任务。到了蓝港村之后，第一次两委会，场面就差点失控，还幸亏实验区下派的第一支书张正海替他打了圆场。他最初的工作是在张正海的帮助下展开的。可以说是党政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给了刘书雷一个在火热的现实中成长的机会。而第一支书张正海也是刘书雷“英雄成长”路上的重要“帮手”。刘书雷取得蓝港村民意代表领袖大依公、海妹和晓阳以及兰波国际代表温淼淼信任的过程，也是“英雄成长”路上经受一系列“考验”的过程。刘书雷去到蓝港村之后，为了能够和村里的“族长”式老人大依公拉近感情，就利用当地习俗去大依公家中吃饭，并与他喝酒。他的真诚打动了大依公，让大依公敞开心扉与他沟通。进而由他与大依公的关系赢得了当地村民的尊敬。在实干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在现实中真切地与刘书雷相遇了。明代岚岛书生林杨为民请命的故事，是刘书雷在现实中接通传统文人精神的表征。刘书雷的成长还表现在他对蓝港村的工作思路的转变上。他一开始来蓝港村是为了推动蓝港村的搬迁工作，而随着调研工作的深入，他逐渐发现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为上级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最终把试验区对蓝港村的搬迁决策变成了发展决策。这是他立足于现实逐渐独当一面的体现。刘书雷到岚岛挂职的任务结束了，也是他“英雄成长”的阶段性成果。兰波国际驻岚岛的首席执行官温淼淼对刘书雷发出到兰波工作的邀请，是刘书雷“英雄成长”完成的确认。这意味着刘书雷的成长不仅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承认。 小说《海边春秋》一开始就在刘书雷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担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塑造人物，铸造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为人民负责的干部形象不在少数。但是这些干部的价值观并不一定是来自传统，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身份感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小说中的主人公刘书雷虽然成了年轻的处级干部，他仍然不是一个党员，支撑他精神世界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范仲淹、林杨那样的传统社会的楷模。在经过了蓝港村的历练之后，他产生了强烈的入党的想法。小说《海边春秋》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提出了刘书雷对党的认识的深化。小说同时用下派第一支书张正海佐证了认识的深化。张正海说他大学四年级时就入了党，而那时对入党的认识是为了毕业好找工作，而现在才深刻感悟到“人有政治生命和政治生活”。在主人公刘书雷身上，这两种思想资源可能会熔铸到一起。那就意味着在刘书雷的精神上有一种成长。小说的结尾，兰波国际的温淼淼含情脉脉地邀请刘书雷到兰波国际工作，成为她的“同事和朋友”，而且那里年薪可能是现在收入的几十倍，一年之后就可以拿到绿卡，面向世界工作。刘书雷拒绝了这个可能是金钱和爱情双丰收的选择。小说没有过度拔高刘书雷这个形象，他拒绝的理由是自感目前还没有面向世界工作的抱负和能力。但是我们作为读者却明确感到刘书雷低调地表达了他不为金钱和美人所动，要献身祖国发展的伟大情怀。
《海边春秋》的叙事逻辑汲取了“英雄传奇”的“传奇”性。蓝港村如果不搬迁，就要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个村子绝不能以落后的状态存在，在共同富裕的路上，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根本原则。但是村子要发展，面临的困难比搬迁还要多。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才和资金的问题。现在的蓝港村实际上与内陆大部分落后的农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村里青壮年外出打工，村子里有钱的人也都带着资金到城镇生活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有空心村的特征。留守儿童“虾米”一家就是代表。虽然村里人有不搬迁的愿望，但是提到如何发展，大家却都一筹莫展。以青年海妹、晓阳为代表的“海上蓝影”群体在关键的时刻表示愿意返乡创业，由此解决了蓝港村建设主体的难题。但是更难的是资金问题，村里要发展就必须马上投入大笔资金，刘书雷和张正海都觉得筹措资金是一个难关。小说《海边春秋》用一个具有传奇性的情节解决了这个难题。早年大依公和小海鱼一起冒死救过一个台商胡老板。后来胡老板带着钱来感谢大依公和小海鱼，大依公没有接受胡老板的钱，而小海鱼接受了台商胡老板的三万元钱。因此，大依公更受村民敬重，而小海鱼受到道德谴责，无奈离开村里。此后，小海鱼用这个三万元作为资本做起了生意，经过多年的打拼，有了一家上市公司。但是他却一直想着回报村里。就在村里急需资金的关键时刻，当年的小海鱼、如今的蔡思蓝回到了村里。他见到了刘书雷，并主动给村里捐款六千万。台商胡老板也来到蓝港村给村里捐了一千三百万。蔡思蓝和胡老板的捐款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就了刘书雷的“英雄事迹”。我们不能不承认资金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具有“传奇性”的色彩。这种传奇性建立在“巧合”上。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恰巧当年大依公和小海鱼救了一个知恩图报的台湾富商。而小海鱼在接受了台商胡老板的三万元之后，又奇迹般發展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老板。而他们又都在关键时刻回到蓝港村捐款。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传奇情节的设置是小说对实际困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但是从思想性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开发岚岛的宏观决策，蔡思蓝和胡老板的捐款也没有用武之地。而这一情节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会上各种资源和力量的凝聚作用。
浪漫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风格，但是这种审美风格是由情节发展模式建构出来的。张柠在讨论废名时，说道：“浪漫式的审美风格：它的主人公是英雄式的人物，面对世界可以取胜。”陈毅达的《海边春秋》，就是一种浪漫主义审美风格。在《海边春秋》中，刘书雷的“英雄成长”过程其实也就是他不断解决现实问题，取得胜利的过程。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就意味着特定的内容要求特定的形式，特定的形式与特定的内容有亲和性。《海边春秋》的浪漫主义审美风格与岚岛及蓝港村的美好发展愿景是分不开的。并不是所有的援建、扶贫、挂职类的主人公都可以取得刘书雷这样的成果。也就是说不是每一部小说都可以征用浪漫主义英雄传奇的形式。季伟栋的《上庄记》以“手记”的形式，通过挂职干部的视角，写了上庄村作为一个“剩余世界”的空心化现象，写出了留守村民的困苦和上庄与时代发展脱节的无奈。下派的扶贫干部对此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上庄的现状，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给村里的孩子讲课，给困难村民解决一些经济问题等。在《上庄记》中下派干部所做的贡献，与《海边春秋》中刘书雷对“虾米”一家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一样的。但是显然，在《海边春秋》中刘书雷对“虾米”一家的扶贫在小说中并不是主题。关仁山的小说《天高地厚》写了女主人公鲍真和她的爱人梁双牙回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故事。这让人想到《海边春秋》中晓阳和海妹等年轻人返乡的情节。《天高地厚》中的鲍真和梁双牙虽然饱含深情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村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最终只能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安置到城里去。与《海边春秋》中晓阳和海妹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不同的是，鲍真和梁双牙面对的是某些乡村干部在私心作用下的种种刁难和破坏。可见青年人返乡实现自己的理想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只有在党和国家宏观视野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综合各方面的力量，才有可能在大时代中实现共同富裕和个人的理想。从与其他作家作品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毅达《海边春秋》的“浪漫主义英雄传奇”，不仅是由作家个人创作风格的选择决定的，也不仅是党和国家伟大力量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与岚岛及蓝港村的独特发展机遇密不可分的。由此，《海边春秋》既为改革时代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蓝本，也为岚岛及蓝港村谱写了独特的发展史。
《海边春秋》将情节的展开落实在了“英雄美人”结构上。文学博士刘书雷从省文联被抽调去援建岚岛，又被“援岚办”派到蓝港村调研。人物活动主要就在蓝港村这个舞台展开。小说情节展开的矛盾很快聚焦在蓝港村的搬迁问题上。由于政府与兰波国际合作推进岚岛的开发，而兰波国际的项目又要求蓝港村搬迁，这项工作由政府来具体实施。但是当地村民不愿搬迁，使开发项目的推进遇到困难。刘书雷博士在这个关键时刻受命到蓝港村调研，并给出对策和建议。蓝港村的问题主要涉及政府、兰波国际和村民三方，而刘书雷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三方的关系，尽可能实现三方的合作共赢。在政府这一方面，小说正面描写了“援岚办”的吴副秘书长、岚岛党政主官金书记和赵主任、镇里的董书记、下派第一支书张正海等各级官员，最终将主要笔墨集中在张正海和刘书雷身上。张正海和刘书雷都是下派干部，都代表着国家意志，区别在于张正海更具有本土性，而刘书雷更具有大视野，在工作上他们俩也是取长补短，相互配合，他们俩其实具有一人两身的性质。在兰波国际这方面，就以兰波派到岚岛的首席执行官温淼淼为代表。在村民这边则相对比较复杂，有大依公这样的族长式人物，有林定海式的原村干部，也有年轻人的代表海妹和晓阳，还有留守儿童式的小女孩“虾米”。但是实际上在矛盾冲突中，村里的力量主要通过海妹体现出来。海妹代表了大依公等村民的保留村子的愿望。于是小说将刘书雷对矛盾冲突的协调，转化为单身男主人公与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男主人公对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是两位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感情升温的过程。在这里小说就呈现出了“英雄传奇”小说常用的“英雄美人”结构。“文学是人学”，改革时代的大变革最终也必然要落实在人的感情和生命体验上，《海边春秋》能将时代大变革落实到人物的情感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使得小说成其为一部“小说”而不是“高级社会文件”。从思想性上来说，刘书雷对两位女主人公的魅力，并不是他个人的魅力，而是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魅力。刘书雷之所以赢得海妹的感情，与蓝港村最终没有搬迁是分不开的，而蓝港村是否搬迁固然与刘书雷的调研报告有密切关系，但归根结底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政府之所以做出不搬迁的决策是出于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考虑，认为在搬迁有可能激化矛盾的情况下，换一种思路也许会让蓝港村和岚岛有更好的发展。刘书雷之所以能赢得温淼淼的感情，是因为他妥善处理了兰波国际的问题。蓝港村没有搬迁，就会影响到兰波国际开发项目的推进和相关经济利益。但是刘书雷给兰波国际提供了新的方案，勾画了更开阔的发展视野。兰波国际可以直接与蓝港村合作，充分利用蓝港村的各项资源，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蓝港村也有可能升级成为开发区，从而让兰波国际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刘书雷所提供的方案和勾画的前景都是党和政府的发展思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妹和温淼淼对刘书雷感情的产生和升温也就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具体决策得到人民认可的表征。
《海边春秋》书写了新时代的“英雄成长”。“英雄的成长”是“英雄传奇”的必要构成部分。而“英雄成长”又只是一种形式，这就意味著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海边春秋》中刘书雷从一个书斋博士成长为一个改革干将，其中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刘书雷作为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青年文艺批评家，他的骨子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小说借省文联书记李然之口提到刘书雷在一篇文化散文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胸襟。但是当真正要他接触到改革现实的时候，他却感到迷茫：“自己一介书生，下去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一个技术人员下去，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为当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一个文人下去有没有用武之地？这不仅仅是刘书雷一个人的疑问，恐怕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数人文学者的疑虑。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文人治国的社会，传统文人与政治关系密切，治国平天下也是他们一贯的理想和一生的追求。而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已经从政治传统中分离出来，成了一种专家式职业。在这种语境当中，在没有接触到现实的时候，刘书雷中国传统文人式的抱负和胸襟必然是不接地气的，也就难免在接触到现实的时候感到迷茫，而且在被下派到“援岚办”时有一定的被动性。到了“援岚办”，当吴副秘书长要派他去处理蓝港村的问题时，他依然在打退堂鼓，他感到：“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自己现在还真没有到能独当一面的份儿上。”在吴副秘书长的殷切期望之下，他才退无可退地接受了任务。到了蓝港村之后，第一次两委会，场面就差点失控，还幸亏实验区下派的第一支书张正海替他打了圆场。他最初的工作是在张正海的帮助下展开的。可以说是党政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给了刘书雷一个在火热的现实中成长的机会。而第一支书张正海也是刘书雷“英雄成长”路上的重要“帮手”。刘书雷取得蓝港村民意代表领袖大依公、海妹和晓阳以及兰波国际代表温淼淼信任的过程，也是“英雄成长”路上经受一系列“考验”的过程。刘书雷去到蓝港村之后，为了能够和村里的“族长”式老人大依公拉近感情，就利用当地习俗去大依公家中吃饭，并与他喝酒。他的真诚打动了大依公，让大依公敞开心扉与他沟通。进而由他与大依公的关系赢得了当地村民的尊敬。在实干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在现实中真切地与刘书雷相遇了。明代岚岛书生林杨为民请命的故事，是刘书雷在现实中接通传统文人精神的表征。刘书雷的成长还表现在他对蓝港村的工作思路的转变上。他一开始来蓝港村是为了推动蓝港村的搬迁工作，而随着调研工作的深入，他逐渐发现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为上级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最终把试验区对蓝港村的搬迁决策变成了发展决策。这是他立足于现实逐渐独当一面的体现。刘书雷到岚岛挂职的任务结束了，也是他“英雄成长”的阶段性成果。兰波国际驻岚岛的首席执行官温淼淼对刘书雷发出到兰波工作的邀请，是刘书雷“英雄成长”完成的确认。这意味着刘书雷的成长不仅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承认。 小说《海边春秋》一开始就在刘书雷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担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塑造人物，铸造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为人民负责的干部形象不在少数。但是这些干部的价值观并不一定是来自传统，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身份感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小说中的主人公刘书雷虽然成了年轻的处级干部，他仍然不是一个党员，支撑他精神世界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范仲淹、林杨那样的传统社会的楷模。在经过了蓝港村的历练之后，他产生了强烈的入党的想法。小说《海边春秋》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提出了刘书雷对党的认识的深化。小说同时用下派第一支书张正海佐证了认识的深化。张正海说他大学四年级时就入了党，而那时对入党的认识是为了毕业好找工作，而现在才深刻感悟到“人有政治生命和政治生活”。在主人公刘书雷身上，这两种思想资源可能会熔铸到一起。那就意味着在刘书雷的精神上有一种成长。小说的结尾，兰波国际的温淼淼含情脉脉地邀请刘书雷到兰波国际工作，成为她的“同事和朋友”，而且那里年薪可能是现在收入的几十倍，一年之后就可以拿到绿卡，面向世界工作。刘书雷拒绝了这个可能是金钱和爱情双丰收的选择。小说没有过度拔高刘书雷这个形象，他拒绝的理由是自感目前还没有面向世界工作的抱负和能力。但是我们作为读者却明确感到刘书雷低调地表达了他不为金钱和美人所动，要献身祖国发展的伟大情怀。
《海边春秋》的叙事逻辑汲取了“英雄传奇”的“传奇”性。蓝港村如果不搬迁，就要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个村子绝不能以落后的状态存在，在共同富裕的路上，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根本原则。但是村子要发展，面临的困难比搬迁还要多。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才和资金的问题。现在的蓝港村实际上与内陆大部分落后的农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村里青壮年外出打工，村子里有钱的人也都带着资金到城镇生活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有空心村的特征。留守儿童“虾米”一家就是代表。虽然村里人有不搬迁的愿望，但是提到如何发展，大家却都一筹莫展。以青年海妹、晓阳为代表的“海上蓝影”群体在关键的时刻表示愿意返乡创业，由此解决了蓝港村建设主体的难题。但是更难的是资金问题，村里要发展就必须马上投入大笔资金，刘书雷和张正海都觉得筹措资金是一个难关。小说《海边春秋》用一个具有传奇性的情节解决了这个难题。早年大依公和小海鱼一起冒死救过一个台商胡老板。后来胡老板带着钱来感谢大依公和小海鱼，大依公没有接受胡老板的钱，而小海鱼接受了台商胡老板的三万元钱。因此，大依公更受村民敬重，而小海鱼受到道德谴责，无奈离开村里。此后，小海鱼用这个三万元作为资本做起了生意，经过多年的打拼，有了一家上市公司。但是他却一直想着回报村里。就在村里急需资金的关键时刻，当年的小海鱼、如今的蔡思蓝回到了村里。他见到了刘书雷，并主动给村里捐款六千万。台商胡老板也来到蓝港村给村里捐了一千三百万。蔡思蓝和胡老板的捐款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就了刘书雷的“英雄事迹”。我们不能不承认资金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具有“传奇性”的色彩。这种传奇性建立在“巧合”上。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恰巧当年大依公和小海鱼救了一个知恩图报的台湾富商。而小海鱼在接受了台商胡老板的三万元之后，又奇迹般發展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老板。而他们又都在关键时刻回到蓝港村捐款。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传奇情节的设置是小说对实际困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但是从思想性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开发岚岛的宏观决策，蔡思蓝和胡老板的捐款也没有用武之地。而这一情节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会上各种资源和力量的凝聚作用。
浪漫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风格，但是这种审美风格是由情节发展模式建构出来的。张柠在讨论废名时，说道：“浪漫式的审美风格：它的主人公是英雄式的人物，面对世界可以取胜。”陈毅达的《海边春秋》，就是一种浪漫主义审美风格。在《海边春秋》中，刘书雷的“英雄成长”过程其实也就是他不断解决现实问题，取得胜利的过程。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就意味着特定的内容要求特定的形式，特定的形式与特定的内容有亲和性。《海边春秋》的浪漫主义审美风格与岚岛及蓝港村的美好发展愿景是分不开的。并不是所有的援建、扶贫、挂职类的主人公都可以取得刘书雷这样的成果。也就是说不是每一部小说都可以征用浪漫主义英雄传奇的形式。季伟栋的《上庄记》以“手记”的形式，通过挂职干部的视角，写了上庄村作为一个“剩余世界”的空心化现象，写出了留守村民的困苦和上庄与时代发展脱节的无奈。下派的扶贫干部对此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上庄的现状，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给村里的孩子讲课，给困难村民解决一些经济问题等。在《上庄记》中下派干部所做的贡献，与《海边春秋》中刘书雷对“虾米”一家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一样的。但是显然，在《海边春秋》中刘书雷对“虾米”一家的扶贫在小说中并不是主题。关仁山的小说《天高地厚》写了女主人公鲍真和她的爱人梁双牙回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故事。这让人想到《海边春秋》中晓阳和海妹等年轻人返乡的情节。《天高地厚》中的鲍真和梁双牙虽然饱含深情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村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最终只能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安置到城里去。与《海边春秋》中晓阳和海妹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不同的是，鲍真和梁双牙面对的是某些乡村干部在私心作用下的种种刁难和破坏。可见青年人返乡实现自己的理想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只有在党和国家宏观视野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综合各方面的力量，才有可能在大时代中实现共同富裕和个人的理想。从与其他作家作品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毅达《海边春秋》的“浪漫主义英雄传奇”，不仅是由作家个人创作风格的选择决定的，也不仅是党和国家伟大力量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与岚岛及蓝港村的独特发展机遇密不可分的。由此，《海边春秋》既为改革时代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蓝本，也为岚岛及蓝港村谱写了独特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