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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森·爱泼斯坦从事图书出版业40多年，曾任美国兰登书屋的编辑主任，创办过Anchor B00ks出版社、《纽约书评》杂志、美国书库出版社和读者目录图书公司。在电子阅读器日渐流行的今天，对传统纸版书的感情激发了他对书籍未来的另一种设计。
我成为出版人是出于偶然。1945年我进入哥伦比亚学院，当时我只有17岁，但我周围都是些已经20多岁的退伍军人，有的仍然穿着飞行夹克和海军呢大衣。他们之中许多已经结婚，有的甚至有小孩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尽快找到一份职业，重拾正常生活。然而，其中一些人当时已初具学者风范，每逢他们世故地谈论着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和约翰·多恩(John Donne)、巴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和伏尔泰(Voltaire)、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ms Eliot)的时候，我都为之深深着迷。有些“大龄”同学成了我的朋友。4年里，我们形成了一个频频聚会的小圈子，我是其中收获最大的人。全靠他们，本来一无所知的我渐渐打好了学习基础。当时，我没有想过要找工作，更不用说考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肯定不曾想过要投身图书出版业。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已归属于当时美国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新事物——一个前所未有、有待开发的庞大严肃书籍市场(多亏有了《退伍军人法》，这个法案1944年在美国国会通过，规定美国联邦政府为退伍军人提供高等教育津贴，以及房屋和生活费等方面的低息贷款)。
我在研究院虚度了整整一年，到了1950年9月，我开始经济独立。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申请加入双日(Doubleday)出版社的培训计划。那时，我对书籍出版人的工作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最多只是在不久前，看了诺尔·克华德(Noel Coward)主演的电影《恶棍》(TheScoundrel)，讲述一位富有魅力却生活放荡的出版商如何走向堕落。这个培训计划让参加者轮流在不同部门做事，用这个方法训练未来的出版人。尽管双日出版社的人事经理坚持认为我不适合这个计划，该公司的总编肯‘麦考密克(KenMcCormick)还是聘用了我。
在那个时代，平装书出版只是杂志发行的衍生物。出版商每月把杂志分发到杂货店和报摊时，都会附上一捆低成本印刷的流行小说，每本售价25美分。到了下个月，前一个月没有售出的平装书就会被回收，还原成纸浆，用来印刷新的同一类“低俗小说”。我在双日出版社工作了6个月，已经掌握了这一行业的基本要领，于是我向麦考密克提出方案，希望出版另一类平装书。
2月里的一个下午，我们走过中央公园时，我问他，为什么不改为在书店里销售平装书呢?我们可以出版一些严肃的作品，我指的是我和朋友们在哥伦比亚学院时阅读的那些，当时这些书只有精装版本，价格昂贵。我告诉他，这类平装书相比大众市场上的低俗小说，售价可以定得更高，而且质量也更好。我们只需卖出2万册(低俗小说要卖出10万册)就可以达到收支平衡了。这种严肃的书籍以1美元的价格卖出20本，不是比以10美元才卖出一本精装版更为合理吗?
我提出的这个平装书计划可以为出版商扩大重版书市场。这些书已销售多年，几乎可以涵盖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所有关于人本，身和世界的知识。20世纪50年代，重版书足以称得上是出版业的命脉。出版商销售这些书早已赚回出版成本，销售其重印的版本带来的是稳定的利润。
麦考密克赞同我的想法，并让我与制作部和销售部一同商讨出一个业务计划。最后，我们决定把这个新系列称为Anchor Books，它来自双日出版社的阿尔定(Aldine)社标，该社标是一条活泼的海豚绕着一个沉重的锚。我们首先把12部著作推向市场作为尝试， 包括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劳伦斯(D.H.Lawrence)、安德烈·纪德(AndreGide)和司汤达(Stendhal)等作家的作品，这批书籍共印刷了2万册，采用优质纸，定价从0.65美元到1.25美元不等。不到两年，几乎所有纽约和波士顿的出版商都推出这种“优质平装书”，通过书店销售了千百万册。这场革命(后来被出版界称为“平装书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时，这种出版形式在美国是新生事物。其实多年前，欧洲的出版商已开始出版优质平装书了。这种形式能够在美国成功，主要因素在于由《退伍军人法》造就出来的一群严肃读者，还有构成书籍零售市场的那3000到4000家独立书店。许多这类书店卖的东西其实与礼品店差不了多少，包括贺卡、地方杂志和少量畅销书，但其中有上千家分布于城市和主要市郊的书店，存放了大量的重版书，以迎合一批老读者任何稀奇古怪的口味，这种书店有许多在租金便宜的街区，老读者们喜欢去逛。我们当时的营销策略很简单，就是把AnchorBooks的陈列架放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任何书店内，希望让读者本人见到它们，并且转告朋友。就这样，这些书做到了自我促销。
追求变革
可惜好景不长。开始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在二战后，美国由于人口不断从城市迁往郊区，整个出版行业乃至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出现了转变。没有了这些顾客，千百家市区书店连同成千上万种重版书也随之从市场上消失了。目前，全美国独自经营的书店中，拥有超过10万种书籍的不到50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型的零售市场出现了，它们主要由位于市郊的大型商场构成。在那些商场里，大型连锁书店所支付的租金与相邻的其他商店一样，在如此寸土寸金的店铺里，实在无法为那些卖得很慢的重版书腾出地方。营业额对于这些连锁书店来说非常重要，书商只愿意卖由电视名人大力推荐的读物，以及由知名作家执笔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惊险、爱情小说。不久，每年都有几千种重版书绝版，令人惋惜。
新的市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令出版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往，出版商的收入靠重版书，而现在，这些出版商大多只能依靠想方设法出版畅销书以求生存(如果出版商本身仍有幸存在的话)。名家作品变成了一种“拍卖品”，名家的代理人变成了“拍卖商”，要求出版商付出高得吓人的定金以取得授权，才能出版这种“拍卖品”。与此同时，强大的连锁书店迫使出版商以越来越低的折扣为其供应图书，较小的出版社只有合并求生存，最终变成今日占据图书出版主导地位的大集团内的小单位。出版商继续推出真正有价值的好书，然而套用美国专栏作家凯文·特里林(CalvinTrillin)的话，书籍的上架周期已经缩短到介乎牛奶和酸奶之间了。事实上，图书出版已经越来越接近大众杂志的运 作方式了。
1958年，我离开了双日出版社，转而加盟兰登书屋。我的工作安排形式很独特：多年来，我担任该公司的编辑主任，同一时间，我也可以自由追求个人的经营事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经成功开展了一些业务，销售对象都是与Anchor Books所面向的同一读者群。这时，我开始寻找方法，避开正在蚕食重版书的市场力量。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1986年，我构思出读者目录图书公司(ReadersCatalog)，列出约4万种重版书的目录，让读者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书籍，并通过一个免费的电话号码订购(那时因特网尚未商业化)。我的基本设想是，建立一个重版书直销系统，规模相当于中型的独立书店，读者通过我提供的这本都市电话簿大小的目录选购图书。这个新系统的销售表现很不错，可是我的经营计划却存在着缺陷。当时，每张订单的平均收入约35美元，另加运输和手续费，但处理小额订单的成本过高，结果入不敷出。后来，因特网流行起来，就在这时，我决定不把读者目录上网，而是将它拍卖，买主是亚马逊网站和庞诺公司(Bames and Noble，B&N)连锁书店。我还警告它们，这个业务的利润将不足以弥补处理个人顾客小额订单的成本。后来，它们向出版商、作家和读者提供宝贵的服务，并且为维持这种服务亏损了千百万美元。
从读者目录失败的结果里，我发现了一个方法，可以解决由于处理成千上万小额订单而产生的高昂成本问题。正如音乐一样，书是少数能够以数字形式储存、查找和以电子方式传输的商业产品之一，并且不会产生任何额外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版商不断努力利用网络销售各种书的电子版本，但由于程序设计拙劣，大多数读者依然拒绝在电脑屏幕或手持设备上阅读，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对于有保存价值的书来说，最好还是用纸制成。用纸印刷、装订成的书，在耐久性、便于阅读与携带、合乎经济原则等各方面可以说都是最理想的。我认为，一定可以把数字文档重新变成符合馆藏标准的平装书。我当时想的是一种功能类似自动柜员机的设备，能迅速根据数字文档印成书，然后装订和裁边，以很低的成本把书送到读者手中。
其实，当时市面上已经出现一种未完全成熟的“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技术，由独立的双面印刷机、装订机和裁边机组成。然而这种设备既昂贵又笨重，并且需要熟练的操作员。其实，这种设备是为了配合出版行业现有的供应链而设计的，用以印刷那些由于印量太小、不适合用传统高速印刷机印刷的书籍。
因此，我希望有一种新的设备，那将是一台独立式的全自动机器，完全脱离传统的约翰·谷登堡(JohannGutenberg)活版印刷系统。读者只要选定一个文档，该文档就会通过安全网络传送，几分钟之内，位于读者附近的一台机器便开始把文档印成一本书，任何语言均可。利用这种方法把书送到读者手里，成本比其他的传统方式低。它绕过了传统的供应链，从而避免支付储存和运输的费用，也不用负担零售商成本，这种新技术可以在选书方面为读者提供极其丰富的选择，比目前技术所能提供的丰富得多。
那场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与我有密切关系的“平装书革命”，严格来讲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只是在已有的供应链之内引进新形式。我希望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新的出版形式可以将全球图书市场扩展到最大限度，并能给予出版商和作者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1999年，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了3次演讲，与大家分享了我心目中的电子出版业的未来，而且预言，这样的设备迟早将会出现。
当时，美国的大型商场连锁书店已经没有继续扩张的空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它们逐渐被所谓的大型超级书店取代， 例如庞诺和Borders书屋这类更大型、独立于商场之外的书店。这些超级书店承诺提供大量的重版书，但多个地区的分店都由于成本问题，只能销售一般的流行书，外加音像制品、杂志和文具之类，并设有咖啡馆。图书出版业比以往更加急需开发新的零售渠道。
超越活版印刷
1999年，我还不知道我设想的机器业已出现了。一年之后，《纽约书评》刊登了我的其中一篇演讲，它恰好被我的朋友斯迈克尔·莫伦斯(Michael Nmolens)读到。这位企业家也对“按需印刷”技术有兴趣。他告诉我，当时密苏里州的一家小作坊已经在使用这种机器印刷书籍了。而且，其发明者杰夫·马什(Jeff Marsh)很欢迎我们前往参观。
在马什的小作坊里，我们看见了这台长约2.5米、高约0.5米的机器。它接收到数字文档后，根据所需成品书的要求调整页面尺寸，并将文档发送至双面印刷机。书页被印出来后，连同由另一部四色印刷机印出来的封面一块被装订成书。然后，它被送至裁边机做最后加工。制成一本256页书籍的整个过程只需2分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的，无需操作人员。
这真是一个超越过去的时刻。
在电子化的未来，任何曾经出版的文字都可以通过谷歌或其他类似的网站搜索到。书商、出版商和作者能够将数字文档张贴在自己的或其他相关的网站上。读者可以利用个人电脑，从几乎无限的书库中选择书籍，并有多种文字可供选择，再把选好的文档发送至设在附近的印书机，然后便可以很轻易拿到书。
这套“后谷登堡系统”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组合而成。不过，虽然技术已经有了，但没有商业基础设施支持。唱片出版商通过因特网，直接把录制好的音乐作品卖给使用iPod等装置的顾客。但出版商不同，如果下定决心改用新系统，就必须在直接向读者销售以前，配置成千上万部新型印刷机。
这已成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要解决它，就要看这些新技术能否进入一些从前无法触及的市场。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有4700万人的母语并非英语，这些人较难买到用自己母语印刷的书籍。要建立新型的零售基础设施，我们可以从服务这个全国性的市场入手。当这个新的基础设施顺利运作后，出版商就可以开始向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销售书籍了。
15世纪时，谷登堡以为，只要给全欧洲的教堂提供统一印制的经书，就能解决当时教会分裂的问题。事实上正相反，他的新印刷技术反而帮助引发了后来的新教改革。
难以想象，今天更先进的科技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技术不久将淘汰渐渐过时的谷登堡系统，再次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我成为出版人是出于偶然。1945年我进入哥伦比亚学院，当时我只有17岁，但我周围都是些已经20多岁的退伍军人，有的仍然穿着飞行夹克和海军呢大衣。他们之中许多已经结婚，有的甚至有小孩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尽快找到一份职业，重拾正常生活。然而，其中一些人当时已初具学者风范，每逢他们世故地谈论着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和约翰·多恩(John Donne)、巴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和伏尔泰(Voltaire)、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ms Eliot)的时候，我都为之深深着迷。有些“大龄”同学成了我的朋友。4年里，我们形成了一个频频聚会的小圈子，我是其中收获最大的人。全靠他们，本来一无所知的我渐渐打好了学习基础。当时，我没有想过要找工作，更不用说考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肯定不曾想过要投身图书出版业。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已归属于当时美国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新事物——一个前所未有、有待开发的庞大严肃书籍市场(多亏有了《退伍军人法》，这个法案1944年在美国国会通过，规定美国联邦政府为退伍军人提供高等教育津贴，以及房屋和生活费等方面的低息贷款)。
我在研究院虚度了整整一年，到了1950年9月，我开始经济独立。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申请加入双日(Doubleday)出版社的培训计划。那时，我对书籍出版人的工作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最多只是在不久前，看了诺尔·克华德(Noel Coward)主演的电影《恶棍》(TheScoundrel)，讲述一位富有魅力却生活放荡的出版商如何走向堕落。这个培训计划让参加者轮流在不同部门做事，用这个方法训练未来的出版人。尽管双日出版社的人事经理坚持认为我不适合这个计划，该公司的总编肯‘麦考密克(KenMcCormick)还是聘用了我。
在那个时代，平装书出版只是杂志发行的衍生物。出版商每月把杂志分发到杂货店和报摊时，都会附上一捆低成本印刷的流行小说，每本售价25美分。到了下个月，前一个月没有售出的平装书就会被回收，还原成纸浆，用来印刷新的同一类“低俗小说”。我在双日出版社工作了6个月，已经掌握了这一行业的基本要领，于是我向麦考密克提出方案，希望出版另一类平装书。
2月里的一个下午，我们走过中央公园时，我问他，为什么不改为在书店里销售平装书呢?我们可以出版一些严肃的作品，我指的是我和朋友们在哥伦比亚学院时阅读的那些，当时这些书只有精装版本，价格昂贵。我告诉他，这类平装书相比大众市场上的低俗小说，售价可以定得更高，而且质量也更好。我们只需卖出2万册(低俗小说要卖出10万册)就可以达到收支平衡了。这种严肃的书籍以1美元的价格卖出20本，不是比以10美元才卖出一本精装版更为合理吗?
我提出的这个平装书计划可以为出版商扩大重版书市场。这些书已销售多年，几乎可以涵盖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所有关于人本，身和世界的知识。20世纪50年代，重版书足以称得上是出版业的命脉。出版商销售这些书早已赚回出版成本，销售其重印的版本带来的是稳定的利润。
麦考密克赞同我的想法，并让我与制作部和销售部一同商讨出一个业务计划。最后，我们决定把这个新系列称为Anchor Books，它来自双日出版社的阿尔定(Aldine)社标，该社标是一条活泼的海豚绕着一个沉重的锚。我们首先把12部著作推向市场作为尝试， 包括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劳伦斯(D.H.Lawrence)、安德烈·纪德(AndreGide)和司汤达(Stendhal)等作家的作品，这批书籍共印刷了2万册，采用优质纸，定价从0.65美元到1.25美元不等。不到两年，几乎所有纽约和波士顿的出版商都推出这种“优质平装书”，通过书店销售了千百万册。这场革命(后来被出版界称为“平装书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时，这种出版形式在美国是新生事物。其实多年前，欧洲的出版商已开始出版优质平装书了。这种形式能够在美国成功，主要因素在于由《退伍军人法》造就出来的一群严肃读者，还有构成书籍零售市场的那3000到4000家独立书店。许多这类书店卖的东西其实与礼品店差不了多少，包括贺卡、地方杂志和少量畅销书，但其中有上千家分布于城市和主要市郊的书店，存放了大量的重版书，以迎合一批老读者任何稀奇古怪的口味，这种书店有许多在租金便宜的街区，老读者们喜欢去逛。我们当时的营销策略很简单，就是把AnchorBooks的陈列架放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任何书店内，希望让读者本人见到它们，并且转告朋友。就这样，这些书做到了自我促销。
追求变革
可惜好景不长。开始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在二战后，美国由于人口不断从城市迁往郊区，整个出版行业乃至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出现了转变。没有了这些顾客，千百家市区书店连同成千上万种重版书也随之从市场上消失了。目前，全美国独自经营的书店中，拥有超过10万种书籍的不到50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型的零售市场出现了，它们主要由位于市郊的大型商场构成。在那些商场里，大型连锁书店所支付的租金与相邻的其他商店一样，在如此寸土寸金的店铺里，实在无法为那些卖得很慢的重版书腾出地方。营业额对于这些连锁书店来说非常重要，书商只愿意卖由电视名人大力推荐的读物，以及由知名作家执笔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惊险、爱情小说。不久，每年都有几千种重版书绝版，令人惋惜。
新的市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令出版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往，出版商的收入靠重版书，而现在，这些出版商大多只能依靠想方设法出版畅销书以求生存(如果出版商本身仍有幸存在的话)。名家作品变成了一种“拍卖品”，名家的代理人变成了“拍卖商”，要求出版商付出高得吓人的定金以取得授权，才能出版这种“拍卖品”。与此同时，强大的连锁书店迫使出版商以越来越低的折扣为其供应图书，较小的出版社只有合并求生存，最终变成今日占据图书出版主导地位的大集团内的小单位。出版商继续推出真正有价值的好书，然而套用美国专栏作家凯文·特里林(CalvinTrillin)的话，书籍的上架周期已经缩短到介乎牛奶和酸奶之间了。事实上，图书出版已经越来越接近大众杂志的运 作方式了。
1958年，我离开了双日出版社，转而加盟兰登书屋。我的工作安排形式很独特：多年来，我担任该公司的编辑主任，同一时间，我也可以自由追求个人的经营事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经成功开展了一些业务，销售对象都是与Anchor Books所面向的同一读者群。这时，我开始寻找方法，避开正在蚕食重版书的市场力量。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1986年，我构思出读者目录图书公司(ReadersCatalog)，列出约4万种重版书的目录，让读者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书籍，并通过一个免费的电话号码订购(那时因特网尚未商业化)。我的基本设想是，建立一个重版书直销系统，规模相当于中型的独立书店，读者通过我提供的这本都市电话簿大小的目录选购图书。这个新系统的销售表现很不错，可是我的经营计划却存在着缺陷。当时，每张订单的平均收入约35美元，另加运输和手续费，但处理小额订单的成本过高，结果入不敷出。后来，因特网流行起来，就在这时，我决定不把读者目录上网，而是将它拍卖，买主是亚马逊网站和庞诺公司(Bames and Noble，B&N)连锁书店。我还警告它们，这个业务的利润将不足以弥补处理个人顾客小额订单的成本。后来，它们向出版商、作家和读者提供宝贵的服务，并且为维持这种服务亏损了千百万美元。
从读者目录失败的结果里，我发现了一个方法，可以解决由于处理成千上万小额订单而产生的高昂成本问题。正如音乐一样，书是少数能够以数字形式储存、查找和以电子方式传输的商业产品之一，并且不会产生任何额外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版商不断努力利用网络销售各种书的电子版本，但由于程序设计拙劣，大多数读者依然拒绝在电脑屏幕或手持设备上阅读，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对于有保存价值的书来说，最好还是用纸制成。用纸印刷、装订成的书，在耐久性、便于阅读与携带、合乎经济原则等各方面可以说都是最理想的。我认为，一定可以把数字文档重新变成符合馆藏标准的平装书。我当时想的是一种功能类似自动柜员机的设备，能迅速根据数字文档印成书，然后装订和裁边，以很低的成本把书送到读者手中。
其实，当时市面上已经出现一种未完全成熟的“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技术，由独立的双面印刷机、装订机和裁边机组成。然而这种设备既昂贵又笨重，并且需要熟练的操作员。其实，这种设备是为了配合出版行业现有的供应链而设计的，用以印刷那些由于印量太小、不适合用传统高速印刷机印刷的书籍。
因此，我希望有一种新的设备，那将是一台独立式的全自动机器，完全脱离传统的约翰·谷登堡(JohannGutenberg)活版印刷系统。读者只要选定一个文档，该文档就会通过安全网络传送，几分钟之内，位于读者附近的一台机器便开始把文档印成一本书，任何语言均可。利用这种方法把书送到读者手里，成本比其他的传统方式低。它绕过了传统的供应链，从而避免支付储存和运输的费用，也不用负担零售商成本，这种新技术可以在选书方面为读者提供极其丰富的选择，比目前技术所能提供的丰富得多。
那场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与我有密切关系的“平装书革命”，严格来讲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只是在已有的供应链之内引进新形式。我希望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新的出版形式可以将全球图书市场扩展到最大限度，并能给予出版商和作者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1999年，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了3次演讲，与大家分享了我心目中的电子出版业的未来，而且预言，这样的设备迟早将会出现。
当时，美国的大型商场连锁书店已经没有继续扩张的空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它们逐渐被所谓的大型超级书店取代， 例如庞诺和Borders书屋这类更大型、独立于商场之外的书店。这些超级书店承诺提供大量的重版书，但多个地区的分店都由于成本问题，只能销售一般的流行书，外加音像制品、杂志和文具之类，并设有咖啡馆。图书出版业比以往更加急需开发新的零售渠道。
超越活版印刷
1999年，我还不知道我设想的机器业已出现了。一年之后，《纽约书评》刊登了我的其中一篇演讲，它恰好被我的朋友斯迈克尔·莫伦斯(Michael Nmolens)读到。这位企业家也对“按需印刷”技术有兴趣。他告诉我，当时密苏里州的一家小作坊已经在使用这种机器印刷书籍了。而且，其发明者杰夫·马什(Jeff Marsh)很欢迎我们前往参观。
在马什的小作坊里，我们看见了这台长约2.5米、高约0.5米的机器。它接收到数字文档后，根据所需成品书的要求调整页面尺寸，并将文档发送至双面印刷机。书页被印出来后，连同由另一部四色印刷机印出来的封面一块被装订成书。然后，它被送至裁边机做最后加工。制成一本256页书籍的整个过程只需2分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的，无需操作人员。
这真是一个超越过去的时刻。
在电子化的未来，任何曾经出版的文字都可以通过谷歌或其他类似的网站搜索到。书商、出版商和作者能够将数字文档张贴在自己的或其他相关的网站上。读者可以利用个人电脑，从几乎无限的书库中选择书籍，并有多种文字可供选择，再把选好的文档发送至设在附近的印书机，然后便可以很轻易拿到书。
这套“后谷登堡系统”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组合而成。不过，虽然技术已经有了，但没有商业基础设施支持。唱片出版商通过因特网，直接把录制好的音乐作品卖给使用iPod等装置的顾客。但出版商不同，如果下定决心改用新系统，就必须在直接向读者销售以前，配置成千上万部新型印刷机。
这已成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要解决它，就要看这些新技术能否进入一些从前无法触及的市场。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有4700万人的母语并非英语，这些人较难买到用自己母语印刷的书籍。要建立新型的零售基础设施，我们可以从服务这个全国性的市场入手。当这个新的基础设施顺利运作后，出版商就可以开始向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销售书籍了。
15世纪时，谷登堡以为，只要给全欧洲的教堂提供统一印制的经书，就能解决当时教会分裂的问题。事实上正相反，他的新印刷技术反而帮助引发了后来的新教改革。
难以想象，今天更先进的科技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技术不久将淘汰渐渐过时的谷登堡系统，再次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