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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妮老师你好。从网上看到一些资料，说你诗歌起步于《诗刊》第一届青春诗会。参加青春诗会应是你的诗歌被认可阶段了，我想你的起步一定更早。你的第一首诗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答：第一届青春诗会是1980年夏天（举行的）。比那时候早几年已经有写，小过，只是开始，远小懂得该怎么写和写什么。那个背景就是大片阴沉的青蓝在缓慢移动，青蓝之间夹杂着浓缩的、强烈的几乎永同的红。一个人很难从那中间挣脱出来发现和展露自己。
问：我是2005年上网之后，开始读到你的诗，感觉你的写作一直置身于现代语境中。作为从朦胧诗时代就站在一线的诗人，你是一开始就秉持这样的写作风格，还是后来的转变？
答：一直喜欢写，也一直都有变化，小是理性地想去变化，是小自觉的。小断重复的写作实在无趣，简直小可接受，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所以变化是常态。可能是图方便，总要给写作的人按固定的说法去归类，这个流派那個流派…..
问：前两年我买了一本你的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想看看你写小说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没想到你小说里的语言那么朴实，还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很多诗人写小说也用写诗的手法，就是竭力使人物对话和场景描写充满诗意，语言高度凝练。而你完全是一种原汁原味还原生活的写法。小说、随笔和诗歌你都有著作出版，你更喜欢哪种文体语言的写作？
答：我小觉得朴实的语言等同于缺少诗意，也小觉得存在“诗意的语言”和“非诗意的语言”，诗意的呈现常常是多面的和小同定的，它可以随时是又可以随时不是，同化了还叫什么诗意？常常，朴实的诗意要用朴实的语言来表述。
小知你注意到没有，《方圆四十里》和一般人理解的小说有点差异，它忽略了打散了情节，回避了有意为之的人物矛盾和冲突，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并不充满巧合和戏剧性，它是自然而然的散漫，有着很多的随机和偶然。我想遵循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一种随意的努力接近生活流速本身的状态中，呈现人的行为举止和内心，而小是在讲故事上下功夫。当然小同的写作者对小说的认知不同，小然怎么会有形形色色的作品。
我觉得生活里的语言比所谓的“诗意”语言，更可能具有新鲜的诗意，这也是这本小说最想追求的，它是生活流的，也是希望由此来获得诗性张力的。用这样的写法不止在语言上，也在结构上试图给小同的读者打开不同的空间和想象。
没有专门为某一篇小说单独去寻找或设计语言，它是自然的。经常我构思的时间很长，几年，十几年都在脑子里装着，一旦开始动笔了，大致是想定了，会直接写，写起来自然就会有适当的语言涌出来。《方圆四十里》和短篇集《1966年》都是这样，它们的语言也有差异，和小说风格有关。《1966年》没有《方圆四十里》写实，和内容有关，它需要一些虚写，语言就显得飘一些，虽然也保留了很多的方言-。
当然，小说、随笔、诗歌，语言都不同，而且每一篇东西的语言也都小会是对另一部作品的复制，合适的语言永远都会是新鲜的好的小费劲的。对于喜欢文字的人，哪种文体都好，哪种文体适合就用哪种，都会感觉唾手可得。
问：《方圆四十里》这本书里有很多速写插图，据说都是你画的，看出来你的绘画很有些功力。你专门学过绘画？将来会不会也像很多诗人那样跨界，拿起画笔做个画家？
答：是我画的。在读中学的时候，业余时间向一位画家也是下放干部学画，从在下放的农村到后来回到城市，断断续续大约三年，后来就中学毕业正式下乡插队了，没条件再学了。1977年底开始报考大学，曾经想过学画而不是学文学。可能和学过画有关，再画起来可个那么容易。
问：在我们这个历来被称为有诗教传统的国度，诗歌被赋予了太多使命，很多人把写诗看得郑重其事。网上看了一些媒体对你的采访，你把诗歌写作这件事看得风轻云淡，写诗对你来说就是比较有意思。你觉得怎么有意思？
答：哪怕一件极小的事情，只要你以为有必要，就可以把它看得郑重其事，至高无上。同样道理，也可以有人小那么看。一下子戴上诗教传统和诗歌使命的帽子恐怕小太好，太沉太大太吃力。我喜欢守株待兔，等着诗的感觉自己接近，小强求。不过，这不等于轻看它，也许正相反，对于个人，它可能正因为更重要，才要安顿得更隐秘。从写作中体会到的微妙和通达，外人很难都理解。本来，有它已经很好了，并小需要被理解，所以，有没有出版有没有读者，都小重要。
问：你的诗歌虽然是从个人经验与生活细节出发，但并小缺少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照，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评判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对于重大主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对应与落实上，你处理的得心应手，小留什么痕迹，请谈谈你在这方面的写作体会。
答：没什么体会，因为感触太深，对于现实，常常无言以对。好的作家不可能对现实视而不见，谁都不是云上的人，都不可能脱离最基本最常态的生活，现实不断构造着切实的背景，谁都逃不掉。不过，现实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小一样，被表达出来就变得千差万别。现实就在那儿，大家都能看见，有人避之不及，有人趋利避害，有人借机荣光，如果这时候还不能在写作里守住纯粹的个人，那被它脏污就可能是随时随地的。所以，写字常常只是守住自己救助自己的最后方式，当你只面对自己的时候还冠冕堂皇说一堆假话空话？
问：你曾在海南大学教过8年的诗歌课，你认为诗歌是可教的吗？请谈谈你在诗歌教学中感受最深的一二件事。
答：稍稍更正一下，我在大学上课7年，其中有5年上诗歌课。这个课，我只是对近30年来新诗的进程做个梳理和介绍，因为课程设置被冠以“新时期诗歌”的名义，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讲起。我能做的是告诉学生们，过去的30年到40年，我所知道的汉语诗歌都发生了什么。
从来小觉得诗可以教。我们的大学生过去几乎没接触过现代诗，他们了解得太有限，诗就是李白、杜甫，现代诗就是中学教科书上教的几首，在上诗歌课以前，他们被灌输了很多固定不变的概念，包括诗句的美，诗就是抒情。 我們讨论“什么是诗意”的那次课让人记忆深刻，他们发现什么都是可以有诗意的：一个学生说，她周末上街，上一座人行天桥，先听到悠扬的笛子声，清脆嘹亮，她心里涌起感慨，觉得这很有诗意，没想到再往前走，忽然发现笛子声来自桥上那个卖笛子的，刚出现的诗意一下子全没有了。那次课，学生们太投入了，大家在课桌间的通道上排了两队，都急等着上台来讲讲他理解的诗意，正是在这种自由讨论和互相启发中，我们都对诗意有了新理解。
问：新诗发展一百年来，你感到最受益的是哪些方面？
答：由开放和自由带来的意识和语言的变化，虽然有些诗可能只是被写了出来，很多还小能被更多的人看见，还没机会被更多的人去领会。
问：相对于惊心动魄的现实生活，诗歌所表达的生活反而显得苍白与有限，正如王尔德所说：“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如果是这样，我们写作的意义何在？
答：写作，首先对每个个人很有意义，个人以外的意义一定有，不过，是另外的或者是额外的，这小是说另外和额外小重要。把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说成模仿，可能不是很恰当，比这个复杂，它们更是铰结牵拉阻滞渗透顶逆，很错杂又摘不清的关系，浓郁得很，一点也小苍白。
问：你喜欢改诗吗？在你的诗歌作品中，一气呵成的诗作多，还是改出来的诗作多？
答：诗是改出来的。不过好的诗常常写得很顺畅，主体是一气呵成的，相对改动小。
遇到那些总是想改，改来改去总小对的诗，就应该放弃，放弃了一定不可惜。
问：你是在东北的吉林省出生和上学，当“知青”也在东北，后来去海南教书，现在居住在深圳。从北方到南方，地域差距较大，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你的写作风格吗？
答：1985年春天离开东北到深圳生活，已经30多年了，超过了我在东北的全部时间。
去海南岛是2005年到2012年，是一段有趣、有收获、有感伤的插曲。
你现在看到的我的诗几乎都是写在南方的。不过，我的很多小说都写的是北方，虽然它们都在深圳动笔，写萧红的《人鸟低飞》，写特殊年代的《1966年》，写“知青”的《方圆四十里》，还有正在准备的一部小说《第十七颗》，人物事件都发生在北方，我只有过很少几个短篇写的南方。上面说到的在《人鸟低飞》以后的三部短篇和长篇，我把它看作三部曲，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呈现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和事。
问：你那首《等巴士的人们》我印象非常深刻。“灿烂的太阳不能久等。好人和坏人正一寸一寸地转换。”在这个坏人与好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写作是一种救赎吗？
答：无论什么时代和社会，写作都可以是救赎，但首先它最先和最直接拯救的是写作者，它可以只为一个人而存在，与世间的其他都无关，所以，我理解的写作首先是一件私事。
写作多种多样，阿谀逢迎、见风使舵一点不少。
问：你在小说《方圆四十里》中大量使用方言，你是否认为方言可人现代诗？说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以前在一个诗歌沙龙上，我用山东话朗读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一首本来凝重的诗，用山东话一读效果全变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方言的使用，是否也会使现代诗的庄重感被肢解？
答：小说的语言和诗的语言使用起来一定有区别。单说读诗，这可能和要读的诗的风格有关。有些诗适合普通话读，有些不是。
我不觉得现代诗都得带有“庄重感”，现代诗还可以有现场感、幽默感、戏谑感等等，不可能都像老一辈朗诵艺术家们昂首挺胸用高亢的“啊——”串联，诗从来不会是单一风格。
另外，生活中的方言才是有更高使用率的活语言。一件有趣的事情，用广东粤语讲和换做普通话来讲，效果完全不同，前者更生动鲜活，不止广东话，其他方言也类似吧。
听说广州有的中学走进校门就必须讲普通话，谁说了一句粤语，如果被人听见被投诉了，他所在的整个班就会被扣分，影响集体荣誉。制定这规矩的，可能是嫌弃粤语不够郑重庄严吧，可一个人活着并不是时刻都在发布宣言和默念书面语，要活得松弛温情而兴趣盎然，他下意识一张口讲出来的一定是他从小到大最常使用的母语吧。
问：生活中你是怎样一个人？写作或做艺术的女性，一般喜欢将生活浪漫化，你是这样的女性吗？
答：喜欢白南自在，顺其自然。生活各种各样，浪漫各种各样，人各种各样。
答：第一届青春诗会是1980年夏天（举行的）。比那时候早几年已经有写，小过，只是开始，远小懂得该怎么写和写什么。那个背景就是大片阴沉的青蓝在缓慢移动，青蓝之间夹杂着浓缩的、强烈的几乎永同的红。一个人很难从那中间挣脱出来发现和展露自己。
问：我是2005年上网之后，开始读到你的诗，感觉你的写作一直置身于现代语境中。作为从朦胧诗时代就站在一线的诗人，你是一开始就秉持这样的写作风格，还是后来的转变？
答：一直喜欢写，也一直都有变化，小是理性地想去变化，是小自觉的。小断重复的写作实在无趣，简直小可接受，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所以变化是常态。可能是图方便，总要给写作的人按固定的说法去归类，这个流派那個流派…..
问：前两年我买了一本你的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想看看你写小说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没想到你小说里的语言那么朴实，还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很多诗人写小说也用写诗的手法，就是竭力使人物对话和场景描写充满诗意，语言高度凝练。而你完全是一种原汁原味还原生活的写法。小说、随笔和诗歌你都有著作出版，你更喜欢哪种文体语言的写作？
答：我小觉得朴实的语言等同于缺少诗意，也小觉得存在“诗意的语言”和“非诗意的语言”，诗意的呈现常常是多面的和小同定的，它可以随时是又可以随时不是，同化了还叫什么诗意？常常，朴实的诗意要用朴实的语言来表述。
小知你注意到没有，《方圆四十里》和一般人理解的小说有点差异，它忽略了打散了情节，回避了有意为之的人物矛盾和冲突，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并不充满巧合和戏剧性，它是自然而然的散漫，有着很多的随机和偶然。我想遵循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一种随意的努力接近生活流速本身的状态中，呈现人的行为举止和内心，而小是在讲故事上下功夫。当然小同的写作者对小说的认知不同，小然怎么会有形形色色的作品。
我觉得生活里的语言比所谓的“诗意”语言，更可能具有新鲜的诗意，这也是这本小说最想追求的，它是生活流的，也是希望由此来获得诗性张力的。用这样的写法不止在语言上，也在结构上试图给小同的读者打开不同的空间和想象。
没有专门为某一篇小说单独去寻找或设计语言，它是自然的。经常我构思的时间很长，几年，十几年都在脑子里装着，一旦开始动笔了，大致是想定了，会直接写，写起来自然就会有适当的语言涌出来。《方圆四十里》和短篇集《1966年》都是这样，它们的语言也有差异，和小说风格有关。《1966年》没有《方圆四十里》写实，和内容有关，它需要一些虚写，语言就显得飘一些，虽然也保留了很多的方言-。
当然，小说、随笔、诗歌，语言都不同，而且每一篇东西的语言也都小会是对另一部作品的复制，合适的语言永远都会是新鲜的好的小费劲的。对于喜欢文字的人，哪种文体都好，哪种文体适合就用哪种，都会感觉唾手可得。
问：《方圆四十里》这本书里有很多速写插图，据说都是你画的，看出来你的绘画很有些功力。你专门学过绘画？将来会不会也像很多诗人那样跨界，拿起画笔做个画家？
答：是我画的。在读中学的时候，业余时间向一位画家也是下放干部学画，从在下放的农村到后来回到城市，断断续续大约三年，后来就中学毕业正式下乡插队了，没条件再学了。1977年底开始报考大学，曾经想过学画而不是学文学。可能和学过画有关，再画起来可个那么容易。
问：在我们这个历来被称为有诗教传统的国度，诗歌被赋予了太多使命，很多人把写诗看得郑重其事。网上看了一些媒体对你的采访，你把诗歌写作这件事看得风轻云淡，写诗对你来说就是比较有意思。你觉得怎么有意思？
答：哪怕一件极小的事情，只要你以为有必要，就可以把它看得郑重其事，至高无上。同样道理，也可以有人小那么看。一下子戴上诗教传统和诗歌使命的帽子恐怕小太好，太沉太大太吃力。我喜欢守株待兔，等着诗的感觉自己接近，小强求。不过，这不等于轻看它，也许正相反，对于个人，它可能正因为更重要，才要安顿得更隐秘。从写作中体会到的微妙和通达，外人很难都理解。本来，有它已经很好了，并小需要被理解，所以，有没有出版有没有读者，都小重要。
问：你的诗歌虽然是从个人经验与生活细节出发，但并小缺少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照，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评判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对于重大主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对应与落实上，你处理的得心应手，小留什么痕迹，请谈谈你在这方面的写作体会。
答：没什么体会，因为感触太深，对于现实，常常无言以对。好的作家不可能对现实视而不见，谁都不是云上的人，都不可能脱离最基本最常态的生活，现实不断构造着切实的背景，谁都逃不掉。不过，现实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小一样，被表达出来就变得千差万别。现实就在那儿，大家都能看见，有人避之不及，有人趋利避害，有人借机荣光，如果这时候还不能在写作里守住纯粹的个人，那被它脏污就可能是随时随地的。所以，写字常常只是守住自己救助自己的最后方式，当你只面对自己的时候还冠冕堂皇说一堆假话空话？
问：你曾在海南大学教过8年的诗歌课，你认为诗歌是可教的吗？请谈谈你在诗歌教学中感受最深的一二件事。
答：稍稍更正一下，我在大学上课7年，其中有5年上诗歌课。这个课，我只是对近30年来新诗的进程做个梳理和介绍，因为课程设置被冠以“新时期诗歌”的名义，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讲起。我能做的是告诉学生们，过去的30年到40年，我所知道的汉语诗歌都发生了什么。
从来小觉得诗可以教。我们的大学生过去几乎没接触过现代诗，他们了解得太有限，诗就是李白、杜甫，现代诗就是中学教科书上教的几首，在上诗歌课以前，他们被灌输了很多固定不变的概念，包括诗句的美，诗就是抒情。 我們讨论“什么是诗意”的那次课让人记忆深刻，他们发现什么都是可以有诗意的：一个学生说，她周末上街，上一座人行天桥，先听到悠扬的笛子声，清脆嘹亮，她心里涌起感慨，觉得这很有诗意，没想到再往前走，忽然发现笛子声来自桥上那个卖笛子的，刚出现的诗意一下子全没有了。那次课，学生们太投入了，大家在课桌间的通道上排了两队，都急等着上台来讲讲他理解的诗意，正是在这种自由讨论和互相启发中，我们都对诗意有了新理解。
问：新诗发展一百年来，你感到最受益的是哪些方面？
答：由开放和自由带来的意识和语言的变化，虽然有些诗可能只是被写了出来，很多还小能被更多的人看见，还没机会被更多的人去领会。
问：相对于惊心动魄的现实生活，诗歌所表达的生活反而显得苍白与有限，正如王尔德所说：“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如果是这样，我们写作的意义何在？
答：写作，首先对每个个人很有意义，个人以外的意义一定有，不过，是另外的或者是额外的，这小是说另外和额外小重要。把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说成模仿，可能不是很恰当，比这个复杂，它们更是铰结牵拉阻滞渗透顶逆，很错杂又摘不清的关系，浓郁得很，一点也小苍白。
问：你喜欢改诗吗？在你的诗歌作品中，一气呵成的诗作多，还是改出来的诗作多？
答：诗是改出来的。不过好的诗常常写得很顺畅，主体是一气呵成的，相对改动小。
遇到那些总是想改，改来改去总小对的诗，就应该放弃，放弃了一定不可惜。
问：你是在东北的吉林省出生和上学，当“知青”也在东北，后来去海南教书，现在居住在深圳。从北方到南方，地域差距较大，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你的写作风格吗？
答：1985年春天离开东北到深圳生活，已经30多年了，超过了我在东北的全部时间。
去海南岛是2005年到2012年，是一段有趣、有收获、有感伤的插曲。
你现在看到的我的诗几乎都是写在南方的。不过，我的很多小说都写的是北方，虽然它们都在深圳动笔，写萧红的《人鸟低飞》，写特殊年代的《1966年》，写“知青”的《方圆四十里》，还有正在准备的一部小说《第十七颗》，人物事件都发生在北方，我只有过很少几个短篇写的南方。上面说到的在《人鸟低飞》以后的三部短篇和长篇，我把它看作三部曲，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呈现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和事。
问：你那首《等巴士的人们》我印象非常深刻。“灿烂的太阳不能久等。好人和坏人正一寸一寸地转换。”在这个坏人与好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写作是一种救赎吗？
答：无论什么时代和社会，写作都可以是救赎，但首先它最先和最直接拯救的是写作者，它可以只为一个人而存在，与世间的其他都无关，所以，我理解的写作首先是一件私事。
写作多种多样，阿谀逢迎、见风使舵一点不少。
问：你在小说《方圆四十里》中大量使用方言，你是否认为方言可人现代诗？说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以前在一个诗歌沙龙上，我用山东话朗读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一首本来凝重的诗，用山东话一读效果全变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方言的使用，是否也会使现代诗的庄重感被肢解？
答：小说的语言和诗的语言使用起来一定有区别。单说读诗，这可能和要读的诗的风格有关。有些诗适合普通话读，有些不是。
我不觉得现代诗都得带有“庄重感”，现代诗还可以有现场感、幽默感、戏谑感等等，不可能都像老一辈朗诵艺术家们昂首挺胸用高亢的“啊——”串联，诗从来不会是单一风格。
另外，生活中的方言才是有更高使用率的活语言。一件有趣的事情，用广东粤语讲和换做普通话来讲，效果完全不同，前者更生动鲜活，不止广东话，其他方言也类似吧。
听说广州有的中学走进校门就必须讲普通话，谁说了一句粤语，如果被人听见被投诉了，他所在的整个班就会被扣分，影响集体荣誉。制定这规矩的，可能是嫌弃粤语不够郑重庄严吧，可一个人活着并不是时刻都在发布宣言和默念书面语，要活得松弛温情而兴趣盎然，他下意识一张口讲出来的一定是他从小到大最常使用的母语吧。
问：生活中你是怎样一个人？写作或做艺术的女性，一般喜欢将生活浪漫化，你是这样的女性吗？
答：喜欢白南自在，顺其自然。生活各种各样，浪漫各种各样，人各种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