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年初，鲁迅病了。1月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腋肩及肋均大痛。第二天去医院医治，这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到了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请鲁迅熟识的日本医生须藤来诊治。此后须藤医生每天来给鲁迅打针，鲁迅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但到了3月8日，他突然又发低烧。
　　鲁迅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很关注他的病情，3月31日，共产党人冯雪峰打电话找茅盾，和茅盾商讨鲁迅的病情，茅盾又打电话给友好人士史沫特莱女士，托她找医生。史沫特莱请来了当时在上海的美国肺科专家D医生，D医生检查了鲁迅的肺部后，说了两个字：严重！他对鲁迅的家人和朋友们说：恐怕过不了年。但D医生又说：最好住院治疗，或是转地疗养，如果治疗的好，甚至可以再活2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有住院治疗，也没有转地疗养。从1936年6月5日起，鲁迅身体日渐委顿，起坐都有些困难。
　　为了查清病情，家人和同事们把鲁迅送到当时的上海福民医院拍了胸部X光片，这个片子现在还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到了10月，鲁迅病情有些好转，10月8日他还去了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并和青年木刻家黄新桥、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人座談合影。照片由沙飞拍摄，这是鲁迅生前拍的最后的照片。
　　10月17日下午，胡风等人陪同鲁迅到内山书店闲谈，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来了，鲁迅还要周建人替他找房子，想搬家。但想不到18日凌晨，鲁迅气喘不止，病情急剧恶化。鲁迅费了很大力气写了便条给内山完造：“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一下，草草顿首L拜，十月十八日。”便条写得很吃力，字也有些歪斜，这是鲁迅在世写的最后的文字。
　　须藤医生很快就来了，给鲁迅打了针，但不见效。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说完便与世长辞。
　　1984年2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了9个医院23名专家召开“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结论是：“根据病史摘录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为：（1）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2）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3）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逝世前二十六小时的病情记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这份诊断书领衔签名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放射科教授荣独山。鲁迅之子周海婴认为：“这个结论与须藤医生诊断几乎完全一致。”“读后本身大致是可靠的。”但根据读片确定鲁迅的死因为气胸“则不见得就是临床的事实”。
　　2006年4月，周海婴又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对同一张X线胸片再次审读，书面诊断如下：“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左侧的第七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根据以上不同医生的几次诊断可以说明，依鲁迅的病情及当时的医疗水准、医疗条件，鲁迅能否再活一二十年着实是个问题。更何况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鲁迅的身体更不适合颠沛流离。在内忧外患，心情愤懑的情况下，要延长一二十年寿命恐怕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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