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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参加“都市诗歌创作与走向”研讨会，有机会聆听各位专家、学者、大师和前辈的高端思想，睿智见识，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对我进一步厘清都市诗歌的模糊认识和个人的创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性。
虽然我也身处在诗歌写作的场域中，但很少有时间静下来系统地思考诗学理论上的问题。对我而言，“都市诗歌创作与走向”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现实命题。谈到它，我内心感到茫然和慌张。应该说，30多年来的个人写作实践，感受很多，但至今还没有在理论上找到正确的出口。这也许就是一般的诗歌写作者与有理论自觉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区别和差距吧。
因为我对“都市诗歌”的认识仍在黑暗中。封闭的内心完全处在农业社会的乡愁、抑或说是小市民的文化结构中，这种业已形成的结构，并没有被现代都市生活从根本上摧毁和瓦解。诚然，它也成为阻碍我可以真正通向现代诗歌写作的壁垒。
我从小在乡下生活，相对于城市经验来说，我的乡村经验较为丰富一些。我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介入到都市生活的，又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与它建立起了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联系。在从“异乡人”的身份转变和情感融入中，我对都市生活也就显得格外敏感。
其实，在日常的浸染和不觉中，都市在不断地改造着我的生活，由城市所带给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青年时期，我对城市的感受是物质的，也是充满诗意的。我没有俯视它的胸怀，只能是近距离地感受这个庞大的文化怪兽。
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综合体。
20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心城市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地位更加显著，把现代城市与之前我们所认知的城市，以及大城市与小城镇在规模和体量上鲜明地区别开来。城市成为当代诗歌主要的审美现场、抒情现场、思想现场。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实体，经济的实体，它更是文化的实体。我理解，包括诗歌在内也是它巨大的文化体量中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里，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新诗的命运，诗人同样面临着逼近和疏离的两难境地。个性化写作从同质化中分离出来，诗歌在精神内涵与艺术形态上与都市文化的内在联系面临着重构，如何建立都市诗歌的美学价值和话语体系，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新诗必定要产生新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中国新诗是由西方而来的，也是从古体诗歌改造出来的。我们比起西方诗歌的城市化至少晚了100年。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他们对城市文明包括戏剧、绘画、音乐、诗歌如何表达城市生活，早已有了成熟的作品和自己完备的艺术语言体系，特别是文学的成就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新诗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现代新诗也始终处在“都市”与“乡村”相对独立的二元结构中，我认为，直到今天也没有根本上的改变。以乡村为背景的诗歌写作可能更具有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城市为背景的诗歌写作更饱含着现代主义的理想。它们之间看起来是两个极端，形成了对抗。显然，用现实主义否定现代主义，或反过来，用现代主义否定现实主义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至少也不是正确的选择。其实，两者在诗歌的精神内涵上并不矛盾，从审美的向度看，它们都没有偏离了诗的核心。
“都市诗歌”这样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提出来，是有它现实的背景和成立的理由的。以都市生活及都市文化形态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都市诗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年来才真正进入了诗人的视野。都市生活以及现代化发展中的城市为“都市诗歌”提供了情感内容、艺术元素和表达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浮出水面，更加突出。
“都市诗歌”的价值是依赖艺术化的城市而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的。那么，什么是“都市诗歌”？以我狭隘的理解，“都市诗歌”就是以城市生活为主题的诗歌。当然，它的内涵和外延可能更为宽泛。其中，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也理应是它的题中之义。或者从诗歌的技术层面上说，我权且把“都市诗歌”概括为“都市生活的个体的生命感受”。就诗歌写作本身而言，应当是在城市语境下的以诗歌形式的艺术表达，它与“乡土诗”封闭的创作系统在文明开放的程度上已有了本质的区别。
现在回过头看，上世纪80年代，的确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那样集中地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出色的作品也绝不是偶然的。诗人承担了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和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比如以新时期文学为代表的北岛、舒婷、于坚等等，是一个时代成就了他们的荣耀。他们的作品凛冽先锋、表达多元、精神自由、艺术水平之高都是空前的。诗歌本身的价值得到了确认，诗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些内核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歌都可以归类到“都市诗歌”的名义之下。
就本土诗歌来看，我记得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梁志宏先生主导下的《城市文学》率先高举起“城市诗歌”这面旗帜。那时，我20出头，作为文学青年和诗歌爱好者，狂热地追随着梁志宏先生，并有幸参加了两届“城市诗展”。“城市诗歌”由此发轫，气场盛大，名家荟萃，几乎涉及到当时全国重要的诗人。之所以要提到这段历史，我要说的是，这是局部性的“都市诗歌”的前身。
再说它的后世。这之后，以赵少琳先生为代表的“都市诗歌”，薪火相传，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倡导“都市诗歌”的创作。《都市》文学媒体，以“都市的诗”为栏目，搭平台，推作品，出新人，进一步强化它的辨识度和独特性，也在当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期间，至少有三、四十年，经历了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作为一个从《都市》出发的年轻人，如今也已是两鬓风霜的老伯了，但我一直被它的旗帜召唤着，被它的激情点燃着，并从中不断地得到激励和前进的力量。虽然这只是我从个人角度的观察，但它又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更重要的是，它对推动“都市诗歌”的发展无不具有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我们分析回顾“都市诗歌”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文化背景，是为了在新时代语境下寻找未来的走向并坚信它有多种可能性。
这是个人写作最好的时代，甚至可以偏激地表达私人观点的时代。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为都市经验在语言形态、表达方式上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都市的审美现场和审美主体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诗歌写作中同样存在着如何处理现代经验；如何以诗歌的形式思考和回答都市诗歌的文化发问；如何进入现代都市的核心、逼近城市人的精神困境和这个时代的病灶；如何使“都市诗歌”更具有时代性、城市意识、主流价值、民族精神、世界表达；如何提高个人典型化的抒情与普遍的审美达成有效链接；如何在写作中保持艺术自觉、审美品质和有温度的“生命感”，并能在语言创新、表达策略、思想情怀上充分体现“都市诗歌”的价值所在。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深度介入的路径和解决的方案，更缺少站在艺术的高度观照“都市诗歌”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的诗歌眼光，这些恐怕都是我们致力于“都市诗歌”创作者需要思考的方向。
诗歌不是科学和逻辑，它的真理永远是抒情和审美。重视艺术直觉、语言和想象以及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在今天，无论是新乡土诗歌，还是都市诗歌，后现代主義诗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它依然是“小众”的。“都市诗歌”能否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其核心还是“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诚然，我们所期待中的“都市诗歌”理想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我也身处在诗歌写作的场域中，但很少有时间静下来系统地思考诗学理论上的问题。对我而言，“都市诗歌创作与走向”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现实命题。谈到它，我内心感到茫然和慌张。应该说，30多年来的个人写作实践，感受很多，但至今还没有在理论上找到正确的出口。这也许就是一般的诗歌写作者与有理论自觉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区别和差距吧。
因为我对“都市诗歌”的认识仍在黑暗中。封闭的内心完全处在农业社会的乡愁、抑或说是小市民的文化结构中，这种业已形成的结构，并没有被现代都市生活从根本上摧毁和瓦解。诚然，它也成为阻碍我可以真正通向现代诗歌写作的壁垒。
我从小在乡下生活，相对于城市经验来说，我的乡村经验较为丰富一些。我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介入到都市生活的，又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与它建立起了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联系。在从“异乡人”的身份转变和情感融入中，我对都市生活也就显得格外敏感。
其实，在日常的浸染和不觉中，都市在不断地改造着我的生活，由城市所带给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青年时期，我对城市的感受是物质的，也是充满诗意的。我没有俯视它的胸怀，只能是近距离地感受这个庞大的文化怪兽。
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综合体。
20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心城市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地位更加显著，把现代城市与之前我们所认知的城市，以及大城市与小城镇在规模和体量上鲜明地区别开来。城市成为当代诗歌主要的审美现场、抒情现场、思想现场。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实体，经济的实体，它更是文化的实体。我理解，包括诗歌在内也是它巨大的文化体量中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里，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新诗的命运，诗人同样面临着逼近和疏离的两难境地。个性化写作从同质化中分离出来，诗歌在精神内涵与艺术形态上与都市文化的内在联系面临着重构，如何建立都市诗歌的美学价值和话语体系，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新诗必定要产生新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中国新诗是由西方而来的，也是从古体诗歌改造出来的。我们比起西方诗歌的城市化至少晚了100年。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他们对城市文明包括戏剧、绘画、音乐、诗歌如何表达城市生活，早已有了成熟的作品和自己完备的艺术语言体系，特别是文学的成就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新诗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现代新诗也始终处在“都市”与“乡村”相对独立的二元结构中，我认为，直到今天也没有根本上的改变。以乡村为背景的诗歌写作可能更具有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城市为背景的诗歌写作更饱含着现代主义的理想。它们之间看起来是两个极端，形成了对抗。显然，用现实主义否定现代主义，或反过来，用现代主义否定现实主义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至少也不是正确的选择。其实，两者在诗歌的精神内涵上并不矛盾，从审美的向度看，它们都没有偏离了诗的核心。
“都市诗歌”这样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提出来，是有它现实的背景和成立的理由的。以都市生活及都市文化形态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都市诗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年来才真正进入了诗人的视野。都市生活以及现代化发展中的城市为“都市诗歌”提供了情感内容、艺术元素和表达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浮出水面，更加突出。
“都市诗歌”的价值是依赖艺术化的城市而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的。那么，什么是“都市诗歌”？以我狭隘的理解，“都市诗歌”就是以城市生活为主题的诗歌。当然，它的内涵和外延可能更为宽泛。其中，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也理应是它的题中之义。或者从诗歌的技术层面上说，我权且把“都市诗歌”概括为“都市生活的个体的生命感受”。就诗歌写作本身而言，应当是在城市语境下的以诗歌形式的艺术表达，它与“乡土诗”封闭的创作系统在文明开放的程度上已有了本质的区别。
现在回过头看，上世纪80年代，的确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那样集中地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出色的作品也绝不是偶然的。诗人承担了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和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比如以新时期文学为代表的北岛、舒婷、于坚等等，是一个时代成就了他们的荣耀。他们的作品凛冽先锋、表达多元、精神自由、艺术水平之高都是空前的。诗歌本身的价值得到了确认，诗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些内核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歌都可以归类到“都市诗歌”的名义之下。
就本土诗歌来看，我记得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梁志宏先生主导下的《城市文学》率先高举起“城市诗歌”这面旗帜。那时，我20出头，作为文学青年和诗歌爱好者，狂热地追随着梁志宏先生，并有幸参加了两届“城市诗展”。“城市诗歌”由此发轫，气场盛大，名家荟萃，几乎涉及到当时全国重要的诗人。之所以要提到这段历史，我要说的是，这是局部性的“都市诗歌”的前身。
再说它的后世。这之后，以赵少琳先生为代表的“都市诗歌”，薪火相传，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倡导“都市诗歌”的创作。《都市》文学媒体，以“都市的诗”为栏目，搭平台，推作品，出新人，进一步强化它的辨识度和独特性，也在当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期间，至少有三、四十年，经历了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作为一个从《都市》出发的年轻人，如今也已是两鬓风霜的老伯了，但我一直被它的旗帜召唤着，被它的激情点燃着，并从中不断地得到激励和前进的力量。虽然这只是我从个人角度的观察，但它又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更重要的是，它对推动“都市诗歌”的发展无不具有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我们分析回顾“都市诗歌”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文化背景，是为了在新时代语境下寻找未来的走向并坚信它有多种可能性。
这是个人写作最好的时代，甚至可以偏激地表达私人观点的时代。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为都市经验在语言形态、表达方式上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都市的审美现场和审美主体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诗歌写作中同样存在着如何处理现代经验；如何以诗歌的形式思考和回答都市诗歌的文化发问；如何进入现代都市的核心、逼近城市人的精神困境和这个时代的病灶；如何使“都市诗歌”更具有时代性、城市意识、主流价值、民族精神、世界表达；如何提高个人典型化的抒情与普遍的审美达成有效链接；如何在写作中保持艺术自觉、审美品质和有温度的“生命感”，并能在语言创新、表达策略、思想情怀上充分体现“都市诗歌”的价值所在。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深度介入的路径和解决的方案，更缺少站在艺术的高度观照“都市诗歌”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的诗歌眼光，这些恐怕都是我们致力于“都市诗歌”创作者需要思考的方向。
诗歌不是科学和逻辑，它的真理永远是抒情和审美。重视艺术直觉、语言和想象以及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在今天，无论是新乡土诗歌，还是都市诗歌，后现代主義诗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它依然是“小众”的。“都市诗歌”能否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其核心还是“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诚然，我们所期待中的“都市诗歌”理想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