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深圳宝安警察与两名女子的对话视频，将近期对警察执法规范性的关注推向高点。 在警察与执法对象的关系中，每一个普通人都很容易从执法对象那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人们更容易从严要求警察，而对“遭遇警察”的人一般性的行为不当则容易给予同情性理解。这既可以从心理学上得到解释，也可以从“约束权力”的政治原则得到解释。从心理学上，普通人会“设身处地”，能推及己身，因为与警察行为的相对人易于处在同一地位，因而见到相应情景就会产生“代入感”，更多地要求警察，某种程度上就是更多地为自己着想。从政治原则来说，一般情况下，权力不当使用比普通人的一般不當行为能够造成的后果远为严重，权利侵害权力难，而权力损害权利则多见一些，因而从严约束权力就是让权利与权力取得平衡的必需。一千次规范的执法，人们视之为理所应当，而一次不规范的执法，人们就会视之为严重的事情。
　　如果时间倒推几十年，情况不是这样。社会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基本概念发生了一系列改变。过去，执法不规范，会被理解为个别警察的例外行为，会被理解为“耍态度”，会被理解为“偶然的错误”，而现在，则更容易被人理解为权力的张狂，敏感于个体所受的伤害，更加需要“讨还公道”。这是数十年间发生的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的巨大位移，也是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发生的根本性改变。
　　这一改变使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传统治理背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存疑”、“相互博弈”。人们之间相互在构筑“防护”的壁垒，“矛盾和化解矛盾”的解决方式被相互博弈、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解决方式所代替。当一件事情出现以后，群情汹汹的激烈言语，显示着各自的防卫机制生效。新的治理现实是“各有着想”而非为对方着想，本位立场优先于整体考虑。即使事情得到解决，“达成妥协”的逻辑代替了“相互协商”的逻辑，在人们的理解中，结果要么是一方低头要么是以力压服，而不是因为“道理”或者“情理”产生了作用。即使希望得到理解，“换位思考”代替了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大道理与小道理的整全考虑，没有什么是可以被牺牲的。
　　用进步或落后来解释这两种方式的区别，是简单的，也很符合日常套路。某种程度上，这也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因为我们比几十年前“现代”了，更接近“国际标准”或者“先进国家的通例”了，因而是好的。大致来说，这样看待巨大的社会变化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事情未必简单到了只能用“进步”而不可以去细加分析的程度。
　　巨大的社会变迁，带来了很大的不适应，例如人们正在更多地重视约束权力，但警察是否有权检查身份证，一个人面对警察的正常执法是可以选择配合或不配合，还是应当配合并视之为一种正常？巨大的变迁带来的还有“现代”这个总体性概念后面所寓含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症结。建基于“博弈、冲突、妥协、压倒”的社会机制，本身隐含着一种对“对立”的合理化理解，它使人们在“对立”的起点上去看待相互关系，把各种相互关系从本质上理解为对立，而非理解为共生的、互鉴的、协进的。
　　在“先进”的国家或社会，各种治理问题不是得到了解决，而是被视为正常，以及周期性的剧烈震荡和对震荡的视而不见。举例而言，欧洲正在面临的难民问题，美国不时响起的枪声以及“1%与99%”之间的差异、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等等。人们已越来越习惯于援引美国怎样、西方怎样来说理事情原本应当怎样解决，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已经消失，而代之而起的是现成的欧美样板，而我们为何要以一个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会为成功治理的范本，又有谁认真解释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