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死亡，甚至永远不会结束”。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美国著名文学家威廉·福克纳的这句名言，意义尤为特别。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有关历史认识的“战争”仍未结束。美国学者加纳·费尔德曼去年4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一篇题为《和解意味着你必须说对不起》的文章中写道：和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没有终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14日发表的战后70周年讲话中，虽有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道歉”，但其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背负“谢罪的宿命”，传递出的“不再道歉”的讯息，既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和解”的误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指出，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历史，是铭记历史、捍卫正义的要求，是日本与亚洲邻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前提。

历史认识为什么重要

　　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阅兵，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大规模纪念活动，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对历史正义缺失的一种回应。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拉纳·米特在其2013年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西方遗忘的不仅仅是中国这个盟友，还有历史正义。
　　历史认识之所以重要，首先体现它事关历史正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出现过一段被学术界称为“道歉时代”的时期。比如法国对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时期制造的大屠杀道歉，美国克林顿政府对未能阻止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道歉等。日本的“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也正是出现在那个时期。但国家在国际层面主动追求历史正义，在世界历史上几乎还是空白。今年7月9日，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峰会期间，借助这一国际平台呼吁“坚决反对否认、歪曲、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图谋和行径”。在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将历史正义引入国际议程，并打造自身的话语权。
　　历史认识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忆，也会塑造国家的未来。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起初是不支持德国统一的。当时她的顾问曾对她说过这样一番话：“西德现在值得信任，所以应该鼓励其与东德统一。主要原因就是它在面对德国暴行历史上的‘模范表现’。”可以想见，当初撒切尔夫人主要的担忧在于，统一的德国是否会构成安全威胁。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者珍妮弗·林德在一篇关于历史认识争议的文章中指出，历史记忆对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塑造威胁认知以及国家间的信任水平。
　　德国当初能顺利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日本如今的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努力为何得不到邻国的理解和支持？林德关于历史记忆与威胁认知之间逻辑关系的观点都具有解释力。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向曾遭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展现何种历史认识，就会在这些国家中建构何种威胁认知。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也认为，有关历史记忆的政治是塑造如今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那些坚定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强硬安全政策的政治人物，正是那些极力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人。安倍正是这类政治人物中的典型代表与坚定实践者。
　　据说西德总理阿登纳在世时每晚都阅读《圣经》，他对宗教的虔诚也被用来解释他主动向德国侵略战争受害国伸出和解之手的原因之一。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对阿登纳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敦促其采取更多缓和关系的措施。美国的施压当然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需要，就如同它没有在战后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一样。但阿登纳政府的和解外交也表明，战争加害国的历史认识以及与受害国的和解，离不开外部压力。虔诚如阿登纳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鲜有宗教情结的日本领导人没有理由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承受更大的外部压力。

解构日本的和平身份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宪法的形式放弃国家发动战争权力的国家。和平主义一直是战后日本政府推销国际形象时的一大卖点，有学者甚至论证日本出现了“和平民族主义”，并演变成“日本例外论”。这种“例外论”也赋予了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优越感。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经说过：“日本对和平的愿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坚定和强烈。”正因为如此，致力于修改和平宪法的安倍也不愿放弃“和平主义”的论述，提出“积极和平主义”。日本社会的确存在自战后延续至今的反战、反军国主义声音，但将和平主义上升到日本国家身份的高度，却值得商榷。

　　日本战后首任首相吉田茂是和平主义的提出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问题学者迈克尔·格林对此的评价是这样的：吉田茂以及日本保守派精英把和平主义视为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独立直至复兴的手段，其后的继任者都把制度化的宪法第九条作为防止日本被迫卷入美国冷战战略的防护网。也就是说，日本和平主义的缘起是国家利益考虑，与国家身份塑造无关。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里努斯·哈格斯特朗甚至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身份”，并非由对和平主义标准的坚持或反军国主义文化催生的。正因为如此，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绝不意味着他对和平的追求更积极。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学者汉斯·茂尔曾表示，尽管可以说实力是政治的核心，但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德国却是一个禁忌。日本则完全不一样，其对和平主义的论述，从来没有脱离实力政治的范畴，“和平身份”也没有德国那么“正宗”。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并不意味着否认军事实力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重要性，日本只不过是把这个任务“外包”给了美国。如今意识到美国的保护不那么可靠了，日本就开始考虑“自己动手”了。在哈格斯特朗看来，和平依赖于威慑的逻辑，使日本安全政策的大幅转变成为可能，这也是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精髓。 　　和平主义论述“参照对象”的变化，也折射出日本正在迈向实力政治。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冷战结束前，日本在描述自身“和平身份”时，参照的“非和平”对象更多的是“帝国日本”。比如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197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增强，但我们绝不会再次成为军事大国。”而且每当日本政府增加军费，总有反对党议员指责其开历史倒车。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非和平”参照对象逐步转向“崛起中国”。安倍政府对“积极和平主义”的推销，总以“中国威胁”作为铺垫。
　　尽管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但日本政治的变化却不得不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认为，日本右翼在战后政治中一直是引人注目的势力，但如今他们的某些曾经非常边缘化的理念，已经变得更主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这样评价日本：日本认为他们的社会非常独特，能够在适应任何变化的同时，保留民族的精髓。所以日本人能够做到突然的巨变，他们可以在两三年内从封建主义转向天皇崇拜，又能够在3个月内从天皇崇拜转向民主政治。如果基辛格的判断成立，那么日本的和平主义就更难以让人放心的。

历史和解是唯一出路

　　安倍在战后7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不能让与战争没有任何关系的子孙后代不断背负谢罪的宿命。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托马斯·博格，把日本的道歉称为“不完美道歉”。他在对比德国时指出，尽管德法在1960年代就实现了有限的和解，但如果没有德国对其侵略历史持续不断的谢罪，那样的和解注定将是非常脆弱的。英国利兹大学日本问题教授卡洛琳·罗斯也表示，日本在“道歉”上的种种努力，没有“强化道歉”的行为作支撑，反而还伴随着来自政府的含糊言辞、适得其反的声明和行为。
　　与安倍关系较为亲近的日本前外交官冈崎久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日本与英国或美国结盟，日本总能表现出色”。但冈崎久彦却没有看到事实的另一面：与西方国家同盟关系搞得不错的日本，在亚洲却向来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盟友。汉斯·茂尔在比较德日和解外交差异时指出，日本很大程度上放弃和解时，德国却利用其政策占领了道德高地，成了可以信赖的国家。“正是来自邻国的信任，使得德国的重新统一成为可能。”反观日本，仍在与曾遭受其侵略的邻国进行“历史战争”，似乎真诚的道歉就意味着战败。
　　亚洲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使日本未来能否继续“表现出色”，更多地不再取决于其对同盟关系的经营。对于日本来说，无须实现历史和解就能继续保持繁荣发展的外交操作空间，正在日益缩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问题学者杰拉德·柯蒂斯注意到，从安倍最近的言行来看，他不仅意识到了日本没有能力遏制中国，即便日本想这样做，而且日本未来的福祉也取决于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但要做到这一点，正视历史并主动伸出和解之手，是日本回避不了的外交课题。
　　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政治人物，有的是时间建设“美丽国家”，但留给他们实现与东亚邻国和解的最佳时机已经不多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问题学者望月，在题为《历史记忆、现实主义以及东北亚和解》的文章中写道：朝鲜半岛的统一以及中国的崛起，给东北亚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将比德国统一之于欧洲来说大得多。推进历史和解在东北亚将更加关键。望月教授所说的“挑战”，日本应更有紧迫感。如果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实现和解，无论是崛起的中国还是统一的朝鲜半岛，都不会让日本的战略调整更容易。日本需要担忧的是，别在建成“美丽国家”的过程中，成了东亚的“边缘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