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孔子诞辰2570周年，也是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孔子基金会原名誉会长谷牧逝世10周年，还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35周年。谷牧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文化大革命”后，谷牧欣然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在他的悉心关怀和亲自指导下，孔子基金会在推动“三孔”文物保护、儒家文化研究与普及、曲阜名城建设、国际儒学交流等事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谷牧为孔子基金会乃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儒学研究与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围绕谷牧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追思谷牧在我国文化战线上所作出的功绩，既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追忆与感念，也是对后世的一份交代与启迪。

谷牧早年的文化情结

　　提起谷牧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缘分，不得不说到他早年的文化情结。
　　谷牧虽出身贫寒，却曾在早年打下特别坚实的国学功底。这与他特殊的家境有关。谷牧是山东荣成人。据《谷牧回忆录》记载，谷牧的父亲和他都是家中单传，父亲在他9岁时去世。祖父是个农民，识字不多，家中常受大户欺辱，祖父对他讲，日子再难也要供他读书，以便在将来撑起这个家。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外祖父王东堂是个参加过乡试未中举，但国学功底还算深厚的秀才。谷牧在7岁至15岁期间，一直在外祖父的私塾学习，在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学习阶段，接受了严格的国学教育。
　　每天在正式读书之前，他都有两项“规定动作”要完成，首先向孔子牌位作揖，再向他的外祖父兼师父行礼。多年来对这一固定动作日复一日的重复，逐渐在谷牧幼小心灵中刻下尊师重道的思想观念。他跟随外祖父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等中国传统典籍。
　　王东堂的教书办法非常传统，先教识字，后要求死记硬背。如此过了三年，他才开始为谷牧开讲经典。讲解完全依照继孔子之后儒家另一位集大成者——朱熹的诠释体系，讲完后便要求写文章。此外，王东堂还教他书法、白话文和算术。
　　在王东堂的弟子中，谷牧的成绩是最好的。王东堂因此常带他外出游学，与当地知识分子谈经论道，作文吟诗。
　　谷牧在家族中是“家”字辈，家人便援引《孔子家语》这部书名，为他取名“刘家语”。研习儒学的人都知道，《孔子家语》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籍。为方便人们区别《论语》和《孔子家语》，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曾打过比方：如果《论语》是孔子的语录，那么《孔子家语》就是孔子的文集。今天，《孔子家语》已成为研究孔子绕不过的一部重要书籍。从名字这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代号，我们也可窥见谷牧与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深厚渊源。
　　在外祖父王东堂的教导下，谷牧逐渐在生命中种下了儒家文化的种子，后来，这粒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终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谷牧把追随外祖父学习的时期称作“七年磨剑”，认为这练就了他扎实的“童子功”，也为他日后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道路打下了基础。
　　由于工作关系，前几年笔者曾两次瞻仰位于今山东荣成宁津街道东墩村的谷牧旧居。在旧居内，还挂有孔子像和孟子像。其中有一次，谷牧长子刘念远陪同前去，他也特别介绍了谷牧少时与孔子的特殊缘分。2016年10月，谷牧旧居被授予“中国孔子基金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范基地”称号。
　　20世纪30年代，谷牧到达北平。在北平，为了寻找党组织、维持生计，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并不断发表文章来赚取稿酬、以文会友。他还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文学史等课程。找到党组织并恢复组织关系后，根据安排，谷牧加入了北平文学青年的秘密进步组织——北平左联，他以文艺青年的名义，在进步文艺团体和文艺青年中开展工作，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逐渐固定使用“谷牧”这个笔名。也是在这个阶段，他的文化功底变得更加深厚，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

邓颖超推荐谷牧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孔子走向神坛圣坛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流意识形态。进入20世紀后，孔子地位一落千丈，经历各种政治风浪和社会文化风波的侵扰，孔子被打上反动、落后、倒退的标签。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举之际，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孔子，如何还原孔子的真实形象。孔子基金会的诞生，燃起了重新认识孔子、走近孔子的火种。
　　据曲阜市政协原副主席傅鸿泉回忆，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和曲阜师范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在曲阜联合举办孔子学术讨论会，其间有学者建议成立一个“孔子研究会”或者“中国孔子学会”。当时，曲阜地方领导干部和学者也在思考，该以什么方式募集保护文物的资金，并扩大孔子、曲阜的影响力。此时，曲阜县财政局局长胡振洪与其同学孔庆亮（曲阜师范学院政治系教师）向县委办公室写了一封关于成立“孔子基金会”的建议函。根据这个建议，时任曲阜县委书记刘福田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决定成立“孔子基金会”。
　　据原曲阜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国民回忆，在酝酿孔子基金会会长人选时，众人倾向《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孔学专家匡亚明。经过曲阜县有关领导和学者的邀请，匡亚明答应担任孔子基金会会长。
　　1984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视察曲阜期间在孔庙题写“古为今用”四个字。起初，曲阜县酝酿由邓颖超担任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但她以兼职过多、本人非学者婉拒，推荐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
　　邓颖超认为谷牧是个合适的人选，理由有三点：其一，谷牧在20世纪30年代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其二，他是山东人;其三，他对孔子的事情比较明白。后来，谷牧在回忆此事时，又加上了第四个理由：“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1984年9月22日，正值孔子诞辰2535周年纪念日，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举办的隆重纪念活动上，宣告了孔子基金会的成立。当日，山东省委将孔子基金会成立一事上报中共中央。
　　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电报形式批复山东省委，正式表态给予认可，内容为：“九月二十二日电悉。中央同意以民间名义成立孔子基金会和谷牧同志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人选请省委决定。”这份文件在孔子基金会历史上至关重要，它不仅意味着中共最高领导层对成立孔子基金会一事表示认可，而且还对基金会主要人事安排作出指示——除同意谷牧和匡亚明的任职外，也给予了山东省委在孔子基金会中的人事任免权。这其实就把具体领导孔子基金会的重任交付给了山东省委。

　　在制作孔子基金会公章和牌匾时，根据会长匡亚明的意见，在会名前加上了“中国”二字，变成“中国孔子基金会”。事实证明，此后这一名称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因为研究孔子、传承和传播孔子思想，必然要走出曲阜和山东。
　　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根本否定，展现了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面对民族文化上敢于正本清源、实事求是的胆识和魄力，此后，中国的孔子研究工作掀开崭新的一页。

谷牧的“孔子观”

　　从学术的角度看，对于孔子这位历史名人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但若从整个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角度看，还需要给予孔子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理性的评价，而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这种评价必定是积极的、肯定的，至少应当说，积极的、肯定的应当是一种主流声音、基本立场。此时，谷牧在统一思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谷牧曾在不同场合下表达过自己的“孔子观”。而这些场合，多是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有关学术平台上，或为学术论坛，或为学术刊物。1986年3月，由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孔子研究》问世。在发刊词中，谷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对孔子及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对孔子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对《孔子研究》的殷切期待等。
　　在通篇文章中，谷牧没有讲一句官话套话，讲的都是真话实话。他首先把孔子定位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这个评价是公允客观的，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特别提到了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思结合，这三点无疑最能代表孔子思想价值和历史功业。
　　谷牧指出，“《孔子研究》以历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鉴，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对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主张把孔子和中國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样一来，他就为这份刊物乃至整个学术界确立了一种研究孔子的基调，那就是理性包容，并在此基础上秉持一种温情与敬意，因为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是“科学的对象”。
　　根据谷牧的发刊词，笔者从文中提炼出几个他特别加上了引号的词，这基本上可构成谷牧对于孔子研究的主要立场和态度——“沙里淘金”“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求其友声”。“沙里淘金”强调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强调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推陈出新”强调实现文化遗产的创造转化，“百家争鸣”强调追求学术氛围的自由开放，“求其友声”强调对以文会友的期待之情。
　　如今，在历任编辑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在广大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孔子研究》已成为研究孔子和儒学的重要学术平台。而谷牧对《孔子研究》所提出的以上五点原则，对于办好刊物仍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在《谷牧回忆录》中，谷牧专门开辟一章，用来介绍“关于孔子基金会的工作”，这是他晚年最为看重的一项文化工作。在这部分内容中，他也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孔子的基本认识。这应当是谷牧在关于孔子、儒家文化认识问题上最权威、最精练的表述。书中，他强调了三点：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他认为孔子“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即创立儒家学派、整理编录古代典籍、创办私学;第二点是要科学而广泛深入地研究孔子，这部分的大意与《孔子研究》发刊词表达的意思相近;第三点是强调研究孔子要古为今用，他认为孔子学说中可为今用的有三个方面：直取而用之的、剖取而用之的、借取而用之的，根据谷牧在文中援引的《论语》原文可知，三个方面大体上分别对应孔子的教育主张、政治主张和道德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谷牧多次提及在孔子研究上要“古为今用”，这与邓颖超在曲阜的题词“古为今用”是一致的。
　　在国务院长期抓经济工作的谷牧，还特别提到孔子思想在经济方面的可用之处。他列举了在“孔子与经济”关系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孔子思想严重脱离生产实践，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发展不快;二是认为二战后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受儒学影响较深的地方。谷牧列举以上两种观点后指出，“孔子和历代大儒学说中的许多论述，对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儒家一些道理，可加以改造发展，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并广而推之，为建立和谐社会和国际新秩序发挥作用”。
　　他还站在促进国家统一和增进国际交流的高度评价孔子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抓紧抓好研究孔子的工作，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做好海外华侨和华裔的工作，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以上即谷牧的“孔子观”。应当说，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直到今天都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从事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阐发和传承发展的主要遵循和根本依据。

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总设计师”

　　自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在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名誉会长谷牧与会长匡亚明都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对基金会发展付出巨大心血。两位领导在参加基金会有关工作会议时，有时一同出席，有时因故只有一人出席，但始终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共同为刚刚成立的孔子基金会聚拢起大量的人气。
　　1984年9月26日，孔子基金会第一次会长会议在曲阜孔府忠恕堂召开，匡亚明主持会议，他在讲话中提出，成立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保护好“三孔”，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孔子思想的研究，三是把曲阜建设好。为了办好这些事情，需要很大资金，所以成立的是基金会，要吸纳各方资助。他还提出，为加强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在曲阜建立一个设有图书馆、博物馆、孔子研究院、宾馆、古乐舞厅等的综合性的孔子研究中心。
　　1985年6月26日，孔子基金会会长会议在曲阜孔府饭店第三会议室召开。这一次，匡亚明因身体原因未参会，谷牧作为名誉会长第一次参与了基金会的工作会议。会上，谷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孔子基金会发展建设的构想。谷牧讲话高屋建瓴、井井有条、要言不烦、开放包容，极具指导意义。
　　关于基金会职能定位问题，他指出：“孔子基金会应当是全国性的机构，应当是全国研究孔子的代表性机构，研究中心设在曲阜。”
　　关于基金会主要業务问题，他指出：“基金会要以研究学术的面貌开会”;“将学术研究的旗帜举得高高的，要讲文化交流、讲学术研究、讲友谊，外国人就有兴趣了”;“要同国际上有关的研究孔子的机构建立广泛的联系”;“要搞好‘三孔’的保护，要做好孔子研究的后勤工作”。
　　关于基金会研究视野问题，他指出：“开这种会，世界上来研究孔子的，我们都欢迎。台湾来也可以，蒋经国来也可以。孔子不光是我们的，也是台湾的。这样对开展台湾的工作有好处，可促进祖国统一。美国学术界的中国人很多，地位都很高，多数是愿意来的”;“第一步可考虑与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及香港地区联系”。
　　关于基金会人员构成问题，他指出：“名单要研究，多吸收一些学术上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把荣毅仁、刘靖基请进来，他们肯定高兴。包括楚图南，在这里教过书，在国际交往上很有影响。周谷城是在学术上很受大家尊敬的老人，都可以考虑，可以把名单扩大一些。”
　　关于基金会党的领导问题，他指出：“如讲加强党对基金会的领导，就是山东省委领导。”
　　两天后，谷牧在济南就孔子基金会有关问题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等进行了交谈。除提到了上述几个方面外，他还强调了几个问题：一是“将来我们可以搞一个孔子研究的资料中心”，二是“将来搞个曲阜市”，三是他再次强调了基金会的基金募集问题，指出：“搞基金并不难，重要的不是资金，而是要扩大影响力。”
　　孔子基金会成立前十年，举办学术会议是其最主要的一项具体业务工作。其间，共举办四次大型国际性研讨会。
　　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谷牧、匡亚明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政要、学者参会。在致辞中，谷牧指出，“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特别显得重要”。这是在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关于孔子研究的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
　　1988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在波恩举办第二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孔子基金会首次走出国门、在国外隆重举办关于孔子研究的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
　　1989年，恰逢孔子诞辰2540周年。当年10月7日至10日，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在北京和曲阜主办了第三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8日下午，在谷牧的协调下，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饭店会见了部分参会专家，并发表重要讲话。
　　此后，孔子基金会联合有关组织和机构又陆续举办过系列国际性学术论坛。这些学术活动，大大提高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组织力、学术号召力、国际影响力。
　　这里有必要提及孔子基金会的主要业务。建会之初，从学术角度重新认识孔子、还原孔子本来面目应当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谷牧多次强调要把基金会工作重点放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儒学”或“精英儒学”的繁荣发展。但从本质属性上讲，儒学绝非只是供经师文士坐而论道的义理之学，而是注重化民成俗、知行合一、起而行之的生活之学、智慧之学，面向民间、面向大众普及推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同样是儒家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也是儒学的终极价值所在。谷牧审时度势，通过孔子基金会的平台，在两个不同场合之下，在中国大陆儒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率先公开提出孔子之学的普及问题。
　　1992年4月16日，孔子基金会会长扩大会议在曲阜阙里宾舍召开，谷牧在会上讲话，强调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必须要适应国家正在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新形势，并提出三点具体意见：
　　一是强调学术研究和工作质量问题：“今后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应在提高研究水平和工作质量方面多下苦功夫，这是关系到孔子基金会在国内外的声誉、形象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是强调要把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对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要，一定要继续做好。但是，我们孔子基金会不能只是停留在纯学术研究上，还应该把这种研究与民风民俗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各种有效形式，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在这方面，孔子基金会是有许多工作可做的。”
　　三是强调秉持开放理性的文化观：“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确定的一个宗旨。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地加以运用，以便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孔子基金会必须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在看来，以上三点意见都是具有纲领性、指导性的。特别是在第二条意见中，谷牧首次明确提出学术研究和普及教育并重的工作思路，这就为孔子基金会的业务拓展提出了新的思路，也为广大儒家学者提出一个新课题。
　　1994年10月，由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孔子基金会主办的第四次国际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岚清、谷牧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会议期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部分参会专家并合影留念。谷牧在致辞中再次强调了普及问题。他说：“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还应当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必须要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学术研究与建设精神文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华，传播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并且要引发他们的兴趣，以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从此，组织学术研究与开展普及传播成为孔子基金会两大重要业务，一些学者也逐渐把学术志趣和行动方向转向“民风民俗现实问题”，更加注重孔子之学的经世致用性。由此，“学术儒学”“精英儒学”开始转向或融合“大众儒学”“民间儒学”，儒学开始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并逐渐实现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
　　雖然谷牧从一开始参加基金会工作会议时就在强调，自己是名誉会长，只是挂名，不管具体事，但他在基金会创办初期，特别是在前十年，为基金会把方向、定战略、明思路、拓人脉、聚人气，对提高基金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依托中国孔子基金会，推动有关工作开展

　　依托中国孔子基金会，谷牧还与基金会其他领导一起，积极推动其他儒学事业的发展。本文只举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一是曲阜撤县建市。
　　1985年5月，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根据部分专家学者的建议，分别致信山东省领导和谷牧，建议曲阜撤县建市。同年6月，谷牧在曲阜与孔子基金会领导吴富恒、程汉邦，在济南与山东省领导梁步庭等交谈时，都提到了曲阜建市问题，并建议山东省委提出意见。按照当时国家规定，曲阜县离改市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谷牧强调“可以打破框框”，“我在北京也给你们呼吁一下”，这给山东省就曲阜建市问题增添了底气和信心。1986年6月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曲阜撤县改市;同年8月1日，曲阜市正式挂牌对外办公。
　　二是曲阜名城保护和建设。
　　当初成立孔子基金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和建设作为孔子故里的曲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曲阜建设也作出过重要指示。1986年10月，身兼国家文物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谷牧在曲阜阙里宾舍主持召开了曲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座谈会，山东省委省政府、孔子基金会、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旅游局等有关单位领导参会。谷牧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三个奋斗目标：一是要把曲阜建成世界研究孔子的中心，二是要把曲阜办成中国一流的文化旅游胜地，三是曲阜的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到全国前列。此后，他还连续两年在国务院主持专题会议，就落实此次会议精神进行调度指导。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后，谷牧共13次到曲阜实地调研，几乎每次都要就曲阜名城保护和建设作出指示。
　　三是支持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推动孔子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外文化交流，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香港大学教授赵令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董金裕等学者的倡议下，在谷牧的大力支持下，孔子基金会决定联合海内外其他八家儒学组织或文化组织，酝酿成立国际儒学研究联合组织（即后来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基金会负责起草有关倡议书和章程草案。1994年10月，经过多年筹备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正式成立，谷牧兼任会长。
　　四是支持建立孔子研究院。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多次谈到曲阜应建成“高水平的博物院”。1986年10月，在谷牧主持的曲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座谈会上，首次正式提出在曲阜建立“孔子故里博物院”，当时的设想是：“博物院为文物保护和研究性事业机构，主要任务是保护、收集、管理、研究一切与孔子有关的文物、资料、档案，对国内外陈列开放，为国内外专家研究孔子提供文献资料。”1987年3月，谷牧在中南海主持关于曲阜名城保护和建设会议时，提出：“孔子研究院（即孔子故里博物院）功能、规模由孔子基金会提出设想。”1994年12月，曲阜市成立孔子研究院筹备处，着手以“孔子研究院”之名筹建“孔子故里博物院”;1995年5月，谷牧在曲阜主持召开孔子基金会理事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请中央支持在曲阜建立孔子研究院的建议书》。2001年9月，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字的孔子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孔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在孔子研究院筹建的八年间，谷牧就争取立项、申请编制、申请经费、邀请江泽民题字等问题多次作出批示或提出书面意见，请有关领导给予支持，为研究院的建设呕心沥血。

铭记贡献

　　如谷牧所说，他自幼熟读圣贤书，后来接受新式教育后曾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进入老年后却又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就我个人的一生来说，好像是走了一个怪圈，但对于我们民族来说，却得到了一个螺旋式的升华”。他自70岁开始担任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直到95岁逝世，共担任此职25年;“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先后13次到曲阜视察，当地领导说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来曲阜次数最多的领导人”“对曲阜作出指示最多的领导人”“为曲阜办实事最多的领导人”。他曾回忆道：“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比较起来，孔子基金会的事情，我管得多些。”难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子基金会原副会长牟钟鉴在诸多场合下都会提道，谷牧对孔子基金会、对孔子研究贡献巨大，我们不能忘记他！
　　从事文化事业，职责、业绩往往都很难量化，全凭良心、热心、匠心、恒心。晚年的谷牧，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都曾负责多项重要工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他仍在百忙中，积极投身孔子、儒学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普及、保护等工作，可谓鞠躬尽瘁，在中国大陆传扬儒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谷牧波澜壮阔、光辉灿烂的一生，传扬儒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但恰是这一部分，为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建构民族心灵家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综观我国社会组织，可能很少有像孔子基金会一样，曾得到过如此广泛之关注、支持和参与，其关注者、支持者和参与者，不分国界、不分行业、不分年龄、不分级别。这一切离不开谷牧的辛劳。在担任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的25年中，谷牧在其位谋其政，其所展现出的以人为本的信念、向上向善的良知、敢为人先的胆识、持之以恒的意志、热心文教的情怀、古为今用的智慧、时不我待的精神、群策群力的作风、开放包容的胸襟，以及善谋善成的功业，永远值得后人感动、铭记、学习。（编辑 王兵）
　　作者：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