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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购房价格急剧攀升的背景下，租房价格也在不断刷新着纪录：从内城的皇城根到外城的城乡接合部，以二环到五环间的公路环线间隔为阶梯，房租价格整体呈“金字塔”式分布，众多无房的外来低收入人员，聚集租住在京城的外环地带，成为典型的城市“边缘群体”。就是勉强在相对内环地带租房的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只能住在地下室里，过着“最底层”生活。
北京究竟有多少“租房族”，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有数字显示，北京目前仅外来流动人口就达400多万，如果加上常住人口中尚没有实现定居的居民，租房人口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
“现在又搬哪去了”成了外来人群朋友间的日常问候语。合租、混租、同居、游走城市边缘，在今日北京租房族群体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断升起的高楼，已经将相对廉价的出租房排挤得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在许多以出租房屋为生的北京人担心“失去房子，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的同时，“没有廉价房，我们将到哪里居住?”也成了许多租房者的心头阴影。
租房百态
“鸽子窝”里的女房客 在崇文区光明楼。距离南二环公路不到200米的一个小区里，被广告牌包裹着一所不易被人发现的小房子。它的面积不足6平方米，里面仅可以容下一张单人床。
来自河北唐山的高洁，已经在这所房子里居住了一年多，她戏称自己住的房子是“鸽子窝”。
“从来没带朋友来过我的住处，怕他们笑话，里边也确实没有空间能够容纳其他人，我每天一进屋就上床。这也就是个休息的地方，别的什么也干不了。”说话时，她笑着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左脚尖，“下雨的时候，还往屋子里漏水呢，前不久回了老家一趟，来了就看到外边被钉上了广告牌，窗户也被挡住了，租人家的房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说，就是这样的小房子，每个月也得交350元房租。妈妈来过女儿的住处一次，进屋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啊！”
高洁现在在木樨园的一家服装公司上班，每天奔波于公司和自己的小屋之间，本想着在那边就近租一间房子，却发现在那边租房大部分必须按季度付房租。她感觉那样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紧张。而与人合租又会少了私人空间，她很矛盾。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4年多的高洁认为，在京城，要租到合适的房子甚至比找份工作都难。
“地下”人群 在海淀区万泉庄，由于附近挨着几所大学，出租房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一间没有通风窗户的地下室月租金也在800元到1200元之问。
在这里的35号楼，一位姑娘说，自己在这里的地下室里租了一个床位，每个月200元房租，和自己合租的还有另外5个人。从一个像隧道一样的地下通道拐三个弯才能到达她的房间，房间里手机没有信号，想打电话必须跑到地面上。
灭了灯，屋子里一片漆黑，散发着难闻的霉味。“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得赶快晒被子，夏天不热，还很凉快，就是潮。我们宿舍里有两个人生了湿疹，一到晚上。浑身痒得难受。”她摸了摸被子说，“被子现在就有点潮湿。”
新群居生活 与她们不同，戴先生已经在北京的租房圈里混了4年多。他自称自己已经快成了“租房专家”，从木板隔开的半间小平房到8人合租的半地下室，还有男女混住的楼房5人间。他都租住过。现在月收入已达5000元的他，和女朋友租住在离大观园不远处鸭子桥北里的二楼里，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旧式楼房，他以月租金1300元租下来。又把其中的一个单间按每个床位月租金300元转租给3个人，这样，他们只要每个月承担400元钱就可以住上一个楼房单间。
显然这样的合租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在采访中。许多人表示希望与人同租，以缓解独自承担高额房租的压力。然而这样的话，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麻烦：如果合租中的一人要退租，另外的人也会大受影响。
在某知名网站做编辑的张美英在2005年7月底来北京后，与人合租了一间两居室，每人每月近千元房租。她工资近2000元，收支仅能勉强持平。
然而，同屋的姑娘不久前换了工作，准备搬家。一个人负担每月近2000元的房费，“实在负担不了了。”于是小张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在论坛上发帖子找合租对象，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曾经有一家三口来问过房子，但是他们刚会走路的孩子让小张很担心，“房子隔音效果不好。孩子晚上哭闹谁也管不了。我上班很累，害怕影响休息。”
两个月后，房子到期了，她只能把房子退了，重新寻找合适的房子。
和铲车赛跑的平房区租户
月月搬家的老张 在北京石景山区八宝山某处，有一片20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区，这里密布着将近300间8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
老张就住在这一片儿的一闻出租屋里。由于屋顶的简易石棉瓦老在下雨时漏水，所以屋里面吊顶的白色石灰板受潮后，常常不由分说地一块块掉下来砸在人身上。也因此，这些简易房里的住户的衣服上往往都带有或大或小成片的尿印样的石灰渍。
老张是来自河南固始县的农民，他来北京10年了，一直靠收废品为生。由于东西比较多，老张租房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从不租地下室：因为不能用煤气和煤，电又贵。他通常也租不到平房，一般房东总认为收废品的脏。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所以10年了，老张一直住在这种临时搭建起来的小出租屋里。
这天晚上，老张一回来就收到了拆迁的通知。房东告诉他们3天后拆迁，而这天已算一天，两天后铲车就会过来，到时这里将会成为一片废墟。
老张已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了，他对此比较满意。因为“上个地方只住了两个星期就拆迁了”。令他不满意的是，所谓3天，其实留给住户搬家的时间仅有两天了，时间实在是太紧了点。
老张有些气恼，但他也仅能在心里嘀咕一下。“出门在外嘛，能忍就忍。以前那个房东好点，提前一个星期就通知找房子。房东也有自己的考虑。要是通知得早了。就得多退钱。”
老张开始翻开电话本打电话，“都是老乡的电话，一个人耳朵就两只，多打电话多问问，找房子比较快。”但几个老乡都说没房子后，老张开始急了。他告诉正在做饭的妻子说要出去找房，但已经做好饭的妻子把他拦住了。饭量一向很好的老张匆匆扒了几口饭后，撂下碗筷出门了。
晚上12点的时候，老张回来了。妻子看了看他的脸色说；“睡觉吧，没找到就没找到，还有时间呢。”
老张显得很郁闷，因为他承包了几个酒店的废品。他必须随叫随到，否则酒店就会把废品卖给其他人。第二天早上．老张连着向几个酒店打电话，解释自己不能去，要搬家。有个酒店经理很生气，说当天必须去。老张最后承诺在当晚10点之前一定到。打完电话后，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家吃饭，骑着他那辆笨重的三轮板车走了。
晚上6点多的时候，老张回来了，他一手推着车子，一手抓着两个干馒头，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天没吃了，不过房子总算找到了。”老张面带喜色。而 老张的妻子也已经把他们的家当都用各种袋子装好了。
老张和妻子每人骑着一辆三轮车来来回回5趟后，东西终于运完了。“比干一天活累多了。”老张的妻子说。
“累点倒不怕，我累惯了。”老张擦了擦汗，很担忧地说，“就怕再让搬家啊。再拆迁下去，我们可住哪儿啊?”老张有些迷惑。
铲车的轰鸣是又一次搬家的信号 位于北京西北部的马连洼一带，两年前还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这里曾聚集着上万人的外来房客。随着铲车的轰鸣，众多的房客随着600多户“土著”居民房屋的倒塌，又一次消失在茫茫的京城人海中。
当然也有一些“钉子户”尚未搬迁。来自安徽阜阳的小刘和他的女朋友就没有搬走。
他们居住的房子里，租房户最多时曾经接近40家，就是现在也还住着十几家。小刘告诉记者，天冷了，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洗澡和上厕所。天气暖和时，房东往房顶装了两个刷了黑油漆的汽油桶，用水管抽进水，白天阳光晒一天，晚上就可以洗热水澡。到冬天这样简陋的洗澡设备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只能出去找澡堂子，洗一次就得10元钱。
他们平时公用的厕所离租住的房子有200多米，里边的粪便已经快溢出池外。小刘说：“夏天的时候，厕所里的蛆虫爬得到处都是，特别臭，上一次厕所，衣服上残留的臭味两个小时都散不尽。”
他还说：“我在中关村上班，经常憋着肚子跑到单位上厕所，现在也不好找廉租房，什么时候铲车开到门口了，我们再走。”
原住民的困扰
而随着租房族在京郊一带不断流动，那些为他们提供房屋的“老北京”的生活也在铲车的轰鸣声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让他们感受到渴望已久的城市文明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烦恼。
一位土生土长在海淀区马连洼的74岁的大爷说：“整个马连洼有600多户原住民，80％的人没有固定职业，除了能得到政府每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外，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就是出租自家房子所得的租金。”
同住在此的金先生告诉记者，他家有3口人，儿子今年刚升入高中，夫妻俩都没有工作。2005年，他们家投入了10多万元，在自家原来平房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平时靠出租房屋，每个月可以收入3000多元钱。目前他们主要依靠这些收入供儿子上学和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现在，面临拆迁，虽然可以得到上百万元的补偿款，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
他的妻子说：“我们搬走了，不买房就得租房，一年连生活费加房租费怎么也得两万多元，还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买房，付了房款后也剩不了多少钱，每年还需要承担物业费等开销，负担很重。”
拆迁办的人找他们谈判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金先生的态度是“坚决不对话”，为了防止拆迁办的人“骚扰”，他还在自家门口拴了一条大黄狗。
刘先生和谢女士已经是离异的夫妻，他们在海淀区上地有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以月租金1300元租了出去，如今两个人带着一个17岁的孩子租住在亲戚家的平房里。以前刘先生经常开着一辆夏利车“拉黑活儿”，现在交警查得紧，“生意”做不下去，他就经常召集一帮人打麻将。
像他们一样的以房养家的“老北京”不在少数。北宫门一位老太太得知房客要退房，流着眼泪说：“你们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租房者”与“出租者”有一种奇特的相依为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维持着双方的基本生存状态，而且使他们在这个繁华都市里成为不能被轻易冷落和忘记的人群。他们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既是现实需要，而又任重道远。
北京究竟有多少“租房族”，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有数字显示，北京目前仅外来流动人口就达400多万，如果加上常住人口中尚没有实现定居的居民，租房人口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
“现在又搬哪去了”成了外来人群朋友间的日常问候语。合租、混租、同居、游走城市边缘，在今日北京租房族群体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断升起的高楼，已经将相对廉价的出租房排挤得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在许多以出租房屋为生的北京人担心“失去房子，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的同时，“没有廉价房，我们将到哪里居住?”也成了许多租房者的心头阴影。
租房百态
“鸽子窝”里的女房客 在崇文区光明楼。距离南二环公路不到200米的一个小区里，被广告牌包裹着一所不易被人发现的小房子。它的面积不足6平方米，里面仅可以容下一张单人床。
来自河北唐山的高洁，已经在这所房子里居住了一年多，她戏称自己住的房子是“鸽子窝”。
“从来没带朋友来过我的住处，怕他们笑话，里边也确实没有空间能够容纳其他人，我每天一进屋就上床。这也就是个休息的地方，别的什么也干不了。”说话时，她笑着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左脚尖，“下雨的时候，还往屋子里漏水呢，前不久回了老家一趟，来了就看到外边被钉上了广告牌，窗户也被挡住了，租人家的房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说，就是这样的小房子，每个月也得交350元房租。妈妈来过女儿的住处一次，进屋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啊！”
高洁现在在木樨园的一家服装公司上班，每天奔波于公司和自己的小屋之间，本想着在那边就近租一间房子，却发现在那边租房大部分必须按季度付房租。她感觉那样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紧张。而与人合租又会少了私人空间，她很矛盾。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4年多的高洁认为，在京城，要租到合适的房子甚至比找份工作都难。
“地下”人群 在海淀区万泉庄，由于附近挨着几所大学，出租房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一间没有通风窗户的地下室月租金也在800元到1200元之问。
在这里的35号楼，一位姑娘说，自己在这里的地下室里租了一个床位，每个月200元房租，和自己合租的还有另外5个人。从一个像隧道一样的地下通道拐三个弯才能到达她的房间，房间里手机没有信号，想打电话必须跑到地面上。
灭了灯，屋子里一片漆黑，散发着难闻的霉味。“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得赶快晒被子，夏天不热，还很凉快，就是潮。我们宿舍里有两个人生了湿疹，一到晚上。浑身痒得难受。”她摸了摸被子说，“被子现在就有点潮湿。”
新群居生活 与她们不同，戴先生已经在北京的租房圈里混了4年多。他自称自己已经快成了“租房专家”，从木板隔开的半间小平房到8人合租的半地下室，还有男女混住的楼房5人间。他都租住过。现在月收入已达5000元的他，和女朋友租住在离大观园不远处鸭子桥北里的二楼里，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旧式楼房，他以月租金1300元租下来。又把其中的一个单间按每个床位月租金300元转租给3个人，这样，他们只要每个月承担400元钱就可以住上一个楼房单间。
显然这样的合租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在采访中。许多人表示希望与人同租，以缓解独自承担高额房租的压力。然而这样的话，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麻烦：如果合租中的一人要退租，另外的人也会大受影响。
在某知名网站做编辑的张美英在2005年7月底来北京后，与人合租了一间两居室，每人每月近千元房租。她工资近2000元，收支仅能勉强持平。
然而，同屋的姑娘不久前换了工作，准备搬家。一个人负担每月近2000元的房费，“实在负担不了了。”于是小张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在论坛上发帖子找合租对象，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曾经有一家三口来问过房子，但是他们刚会走路的孩子让小张很担心，“房子隔音效果不好。孩子晚上哭闹谁也管不了。我上班很累，害怕影响休息。”
两个月后，房子到期了，她只能把房子退了，重新寻找合适的房子。
和铲车赛跑的平房区租户
月月搬家的老张 在北京石景山区八宝山某处，有一片20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区，这里密布着将近300间8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
老张就住在这一片儿的一闻出租屋里。由于屋顶的简易石棉瓦老在下雨时漏水，所以屋里面吊顶的白色石灰板受潮后，常常不由分说地一块块掉下来砸在人身上。也因此，这些简易房里的住户的衣服上往往都带有或大或小成片的尿印样的石灰渍。
老张是来自河南固始县的农民，他来北京10年了，一直靠收废品为生。由于东西比较多，老张租房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从不租地下室：因为不能用煤气和煤，电又贵。他通常也租不到平房，一般房东总认为收废品的脏。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所以10年了，老张一直住在这种临时搭建起来的小出租屋里。
这天晚上，老张一回来就收到了拆迁的通知。房东告诉他们3天后拆迁，而这天已算一天，两天后铲车就会过来，到时这里将会成为一片废墟。
老张已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了，他对此比较满意。因为“上个地方只住了两个星期就拆迁了”。令他不满意的是，所谓3天，其实留给住户搬家的时间仅有两天了，时间实在是太紧了点。
老张有些气恼，但他也仅能在心里嘀咕一下。“出门在外嘛，能忍就忍。以前那个房东好点，提前一个星期就通知找房子。房东也有自己的考虑。要是通知得早了。就得多退钱。”
老张开始翻开电话本打电话，“都是老乡的电话，一个人耳朵就两只，多打电话多问问，找房子比较快。”但几个老乡都说没房子后，老张开始急了。他告诉正在做饭的妻子说要出去找房，但已经做好饭的妻子把他拦住了。饭量一向很好的老张匆匆扒了几口饭后，撂下碗筷出门了。
晚上12点的时候，老张回来了。妻子看了看他的脸色说；“睡觉吧，没找到就没找到，还有时间呢。”
老张显得很郁闷，因为他承包了几个酒店的废品。他必须随叫随到，否则酒店就会把废品卖给其他人。第二天早上．老张连着向几个酒店打电话，解释自己不能去，要搬家。有个酒店经理很生气，说当天必须去。老张最后承诺在当晚10点之前一定到。打完电话后，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家吃饭，骑着他那辆笨重的三轮板车走了。
晚上6点多的时候，老张回来了，他一手推着车子，一手抓着两个干馒头，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天没吃了，不过房子总算找到了。”老张面带喜色。而 老张的妻子也已经把他们的家当都用各种袋子装好了。
老张和妻子每人骑着一辆三轮车来来回回5趟后，东西终于运完了。“比干一天活累多了。”老张的妻子说。
“累点倒不怕，我累惯了。”老张擦了擦汗，很担忧地说，“就怕再让搬家啊。再拆迁下去，我们可住哪儿啊?”老张有些迷惑。
铲车的轰鸣是又一次搬家的信号 位于北京西北部的马连洼一带，两年前还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这里曾聚集着上万人的外来房客。随着铲车的轰鸣，众多的房客随着600多户“土著”居民房屋的倒塌，又一次消失在茫茫的京城人海中。
当然也有一些“钉子户”尚未搬迁。来自安徽阜阳的小刘和他的女朋友就没有搬走。
他们居住的房子里，租房户最多时曾经接近40家，就是现在也还住着十几家。小刘告诉记者，天冷了，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洗澡和上厕所。天气暖和时，房东往房顶装了两个刷了黑油漆的汽油桶，用水管抽进水，白天阳光晒一天，晚上就可以洗热水澡。到冬天这样简陋的洗澡设备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只能出去找澡堂子，洗一次就得10元钱。
他们平时公用的厕所离租住的房子有200多米，里边的粪便已经快溢出池外。小刘说：“夏天的时候，厕所里的蛆虫爬得到处都是，特别臭，上一次厕所，衣服上残留的臭味两个小时都散不尽。”
他还说：“我在中关村上班，经常憋着肚子跑到单位上厕所，现在也不好找廉租房，什么时候铲车开到门口了，我们再走。”
原住民的困扰
而随着租房族在京郊一带不断流动，那些为他们提供房屋的“老北京”的生活也在铲车的轰鸣声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让他们感受到渴望已久的城市文明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烦恼。
一位土生土长在海淀区马连洼的74岁的大爷说：“整个马连洼有600多户原住民，80％的人没有固定职业，除了能得到政府每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外，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就是出租自家房子所得的租金。”
同住在此的金先生告诉记者，他家有3口人，儿子今年刚升入高中，夫妻俩都没有工作。2005年，他们家投入了10多万元，在自家原来平房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平时靠出租房屋，每个月可以收入3000多元钱。目前他们主要依靠这些收入供儿子上学和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现在，面临拆迁，虽然可以得到上百万元的补偿款，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
他的妻子说：“我们搬走了，不买房就得租房，一年连生活费加房租费怎么也得两万多元，还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买房，付了房款后也剩不了多少钱，每年还需要承担物业费等开销，负担很重。”
拆迁办的人找他们谈判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金先生的态度是“坚决不对话”，为了防止拆迁办的人“骚扰”，他还在自家门口拴了一条大黄狗。
刘先生和谢女士已经是离异的夫妻，他们在海淀区上地有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以月租金1300元租了出去，如今两个人带着一个17岁的孩子租住在亲戚家的平房里。以前刘先生经常开着一辆夏利车“拉黑活儿”，现在交警查得紧，“生意”做不下去，他就经常召集一帮人打麻将。
像他们一样的以房养家的“老北京”不在少数。北宫门一位老太太得知房客要退房，流着眼泪说：“你们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租房者”与“出租者”有一种奇特的相依为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维持着双方的基本生存状态，而且使他们在这个繁华都市里成为不能被轻易冷落和忘记的人群。他们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既是现实需要，而又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