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与周作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三十年代又曾有人将他们调侃为新八仙中的汉钟离和张果老。但他们两人似无直接交往。虽然五十年代初丰子恺为周作人的儿童诗配了画。
　　丰子恺在为周作人的诗配画时，当然知道那些诗的作者东郭生即周作人。至于丰子恺为什么要为这些诗配画以及明知是周作人的诗还要为其配画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大概是周作人这些诗有的的确写得很好，而丰子恺又是最喜欢为儿童作画和为古诗配画之故吧。还有就是丰子恺看到了当时新政权宽容了周作人，知道叶圣陶还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访问了八道湾……
　　1950年2月8日，周作人把他1947年间在南京狱中所写的《儿童杂事诗》整抄后寄《亦报》。2月23日起这些诗逐日在《亦报》刊出。丰子恺为这些诗配了画。从时间上推测、丰子恺应是在《亦报》收到这些诗之前就知道这些诗的。1949年周作人居留上海时至少将《儿童杂事诗》整抄了三份送人，依次是尤炳圻、沈尹默和方纪生。得到这些诗的人或看到过这些诗的人中，有人向《亦报》也向丰子恺作了推介。此人是谁现已不可考。当然也完全有可能如舒芜所说，丰子恺的画是由报馆约请即由报社组织来的。好像周作人本人也如是说。但不管怎样，都不能把《亦报》所刊发的由丰子恺配画的《儿童杂事诗》说成是两人的合作。因为所谓合作，按词典上的解释是“为了共同目的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而《亦报》所为周作人事先并不知道，更未得到他的同意，所以这桩全由他人撮合的因缘对周作人来说不过是拉郎配罢了。在画已见报、生米已成熟饭的情况下，他只有默认了事。今非昔比，这时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何况他这时最需要的是钱，需要《亦报》为他提供版面，需要一种向外界证明他存在的方式。他的那些四十年代的朋友也有这种需要。
　　几十年后，随着周作人走出尘封进而大红大紫，几乎被人遗忘了的这些诗画也明珠再现，光芒四射起来了。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这些诗画。诗用作者1966年手写本影印，画据当年《亦报》所刊复制，由钟叔河详加笺释。书名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精装精印，一时视为书中精品。诸如“珠联璧合”、“诗画双绝”、“诗画书三绝”、“诗画书笺四绝”等誉辞均见之于报刊。但笔者慕名购读之后，觉得有点吹擂太过，溢美失度，实不敢苟同。一是这个写本，写于“文革”开始以后，时势、年龄、心情等因素使它虽有写经之势却失娟秀之态。或是笺释者选定这个写本另有含意。但有人称之为绝笔似不当，因为周作人在写了此本以后还写了日记、书信和交代材料之类。二是配画是根据1950年《亦报》的所刊复制，风致、气韵大损，试比较中华版丰子恺先生的女公子丰一吟女士所补绘的几幅即可见之。1973年，香港崇文书局影印出版的作者手写本《儿童杂事诗》所用的是1954年的写本，而且没有配丰子恺的画是明智之举。
　　就这个香港版本没有印入丰子恺的配画来说，恐怕还不是“文革”期间出版者得不到丰子恺的授权，也不是考虑到从《亦报》上翻印的效果，更不是不知道丰子恺配画的价值，而是另有深意在。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知道周作人对丰子恺的画特别是对丰子恺为他的诗所作的配画的意见，并且估计到丰子恺是知道这些意见的。鉴于此，要想直接得到画家的手稿和配合，以及授权出版配画本《儿童杂事诗》也就难以开口了，只有割爱了事。请允许笔者再作一个“大胆的假设”，要是周作人和丰子恺双双尚在人世，或其中一位高寿至今，配画本《儿童杂事诗》恐怕也是不会出版的。请看周作人对丰子恺的画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在私人通信中说过的一些话：先看《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中引的一则：
　　
　　看见平伯所持(子恺君)画稿，觉得很有点竹久梦二的气味……梦二所作除去讽刺的意味，保留着飘逸的笔致，又特别加上艳冶的情调，所以自成一路，那种大眼睛软腰肢的少女恐怕至今还蛊惑住许多人心……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漫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这是1926年2月4日周作人在《〈忆〉的装订》中说的话(《忆》是俞平伯手写诗集，朴社出版)。笺释者认为“这一段话，大概和丰子恺1950年乐意为《儿童杂事诗》作插画不无关系”。话当然可以这样说，但就事论事、就文论文，周作人在这里赞赏的是竹久梦二，他对丰子恺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是因为他觉得丰子恺的画“很有点竹久梦二的气味”而已。
　　要是丰子恺看到了下面这段也是周作人的话，1950年初恐怕就不会“乐意”为周作人的诗作插画了：
　　
　　阿Q近来也阔起来了，居然得到画家给他画像，不但画而且还有两幅。其一是丰子恺所画，见于《漫画阿Q正传》，其二是蒋兆和所画，本来在他的画册中，在报上见到。丰君的画从前似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渐益浮滑，大抵只赶得着王冶梅算是最好了，这回所见，虽然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也总不见得好。阿Q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够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关于阿Q》1939．12．31，载1940年3月1日北平《中国文艺》月刊，二卷一期)。
　　
　　周作人在这里不但否定了《漫画阿Q正传》，也否定了《护生画集》，说丰子恺的画“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日益浮滑”。这篇文章后来收在1942年出版的《秉烛后谈》中。这两种书刊都出于敌占区，大后方难以见到。要是1950年初丰子恺先生在为周作人的诗配画前读到了这篇文章，他提得起笔吗?
　　1950年前的丰子恺没有读到这篇文章，而1990年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的笺释者和出版者是应该知道和读到这篇文章的，只能是有意的忽略。或许，笺释者认为周作人上述意见只是对《漫画阿Q正传》和《护生画集》等具体作品而言，仍然确认当年《亦报》上所刊者乃诗画双绝，不能让其自然湮没，于是详加笺释，精印精装。面世后风行一时，好评如潮，着实热闹了好一阵子。1999年改由老字号中华书局出版，只半年就印了三次，印数达三万册之多，经济效益自然是可观得很了。
　　但是，还是周作人本人，对丰子恺的这些配画说过明确、坦率的意见的。与时下一些论者所云大不相同。他对丰子恺的配画很不满意，评价极低，认为简直配不上他的诗。请看他1963年致鲍耀明的信中所说：
　　
　　来信所说东郭生的诗即是“儿童杂事诗”。记得报上的“切拔”(日语即剪报——引者注)订成一册，曾以奉赠，上面丰子恺的插画，乃系报馆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之一二，但我这里没有插画本，故只能笼统地说罢了。近来该诗原稿又已为友人借去，里面的诗较好者亦不甚多，但是比起插画来，大概百分比要较好一点罢了。(鲍耀明：《知堂老人的一篇遗稿》，载1968年12月香港《明报月刊》第36期，转引自黄开发编《知堂书信》第332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这篇登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12月号上的文章，钟叔河先生照理是应该知道的。或是港刊难见亦未可知。舒芜先生就说过不知道周作人对丰子恺的配画说过什么话(《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但是，这个笺释本1999年改由中华书局出第二个版本时，笺释者、出版者总该知道周作人的这个意见吧!因为收有周作人这封信的《知堂书话》1995年就在大陆出版了。
　　按正常做法，对周作人的这个意见，不管怎样都不应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即使觉得它无碍于诗图笺释本的出版，也至少应在前言后语中稍作交代，以示对作者、对画家和对读者的尊重。历史是绕不过去的，也不应绕过去。遗憾的是书中引用了《谈龙集》中一篇文章的一段话，作为对丰子恺1950年为周作人诗作插画的因由，而对周作人1963年给鲍耀明的信中表达的对这些插画的意见只字不提，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周作人1963年的这个意见，要是丰子恺知道，我看他是会后悔当年为周作人的诗配画的，更不会同意将这些画与周作人的诗联名出版。
　　周作人完全有权利对丰子恺的画表示自己的意见，何况又是为自己的诗配的画。但作为读者，也有权利对周作人的评论作评论。也许《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的出版，特别是中华版的出版就是一种态度，也未可知。
　　我是喜欢丰子恺的画的，简明，有谐趣，有诗意，人情味浓郁，有竹久梦二而无其俳味。特别是他的儿童画成就很高。至于他笔下的阿Q，长期以来，人们都以标准相视之。有人评他的画在表现形式上和所表现的内容上做到了高度统一，我认为是知者之言。而我觉得，就做人方面来说，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在抗战期间辞缘缘堂，携一家老小十口(“家累”远在周作人之上)辗转万里，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以笔报国，所作所为，清明高大，可说是做到人品与画品的高度统一。他是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个杰出代表。
　　周作人和丰子恺本不是一路人，所说恐怕言在意外。联想到他对丰子恺的翻译工作也说过许多过头话，成见之深出人意表，所以是对事还是对人，值得我们仔细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