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轮船开进川江，驶到重庆，不仅是立德乐冒险生涯的目标，也是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打开西南通商口岸的途径。正是这个英国人和他的轮船，彻底改变了一个城市的面貌，也将外界的气息沿江而上引入四川。
　　
　　从太空俯览，中国就像一张被风沙磨砺得干涸龟裂的脸。在这粗砾与斑驳的最深处，有一个形如蚌状温润丰腴的所在，她被藏在中国腹地，环绕其外的，是如持戟卫士般的无尽山恋，这就是绰约如神女的中国四川。西方国家早已对其觊觎多时。英国《泰晤士报》曾如此把她引荐给他的国民，“中国四川省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在英商会发给英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则强调，“要使对华贸易扩张，除非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以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四川省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
　　这个发现让冒险家们激动无比。这些嗜险者就像喜新的男人，永远对未揭开的裙裾感兴趣。但要揭开四川的裙裾，得先解开裙上的扣子。这颗扣子就是重庆。
　　作为西南地区的重镇、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重庆的商贸腹地十分广阔。正因此，重庆的发展变化必然对其所辐射区域的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已开始把重庆作为染指目标。1861年，一批冒险家乘帆船入川，但只行至奉节；1872年，法国冒险家杜皮士从越南入川收集资料；1874年，英法美三国商船欲携货物入川销售，在夔关被扣……一系列扣开四川大门的尝试均遭挫折。直到1876年，英国借使馆翻译马嘉里在云南身亡一事，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从而得到在渝驻居的权利。但对英方梦寐以求的重庆开埠要求，中方以川江险恶，轮船难行为由加以拒绝，但应允“待轮船能上驶时，再行议办”。于是，把轮船开进川江，驶到重庆，成为西方冒险者们的目标。
　　
　　开埠
　　
　　《烟台条约》是上帝赐予立德乐的恩典。与那些心思单纯的冒险家们不同，立德乐看到，把轮船开到重庆不但可以实现自己宿愿，更可以升级为政治活动，成为一件具有历史效应的事件。
　　他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计划。条约签订不久，他购置了“彝陵”轮，并在王定邦的帮助下进行了汉宜初航。之后他开始经营汉宜航运，以累积进入川江的资金和行船经验。
　　 1883年2月，他携妻子以游历为名探查川江航道，历时四十天抵达重庆，并据此写出被视为西方探秘中国代表作之一的《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经此一行，立德乐确认轮船驶抵重庆完全可行。他在给英国驻北京代办欧格纳的信中说：“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
　　1887年，立德乐筹集一万英镑组建川江轮船公司，并于英国定制一艘马力更强船体更轻的轮船，名为“固陵”，准备入川。该计划获得英国朝野大力支持。《泰晤士报》评论，他的行动将使“七千万人口的贸易送上门来”，从而让英国货物“直运到深入一千五百哩的亚洲心脏地带”。在英国政府照会下，清廷晓谕沿江州府，命“水陆各营妥为保护”。未料消息传开，立即引起了宜渝间依赖木船为生的百万人民的强烈不满。
　　自汉唐以来，川江便成为四川与外界交通的主要通路。这造就了川江上传统木船运输的兴旺。至19世纪80年代，宜渝江线上，各类船只约有六七千艘，沿江船户以及纤夫、艄公多达20余万人，连同家属和川江上赖以为生者，总计百万人之众。他们深知，一旦川江通轮，他们的生计将面临巨大威胁。于是，对立德乐的冒险计划，沿江百姓、行帮、及至秘密社团均声称将以死相抵。这最终迫使清廷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英轮十年内不入川江，作为补偿，清政府以白银十二万两购买立德乐的“固陵”轮和相关设施，并于1890年3月31日签订条款，开重庆为通商口岸。次年3月1日，重庆海关设立，正式开埠。
　　
　　在唐家沱，立德乐和妻子休整了一夜，从19岁迈出国门，立德乐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几乎是在英国的两倍，我们无法揣测这个老人在面对即将实现的愿望，内心作何感想，也许他还有新的愿望产生，但随着他的轮船的抵达，“大航海时代”的余波已经拍打至中国灵魂的最深处，冒险时代结束了，而四川只是刚刚开始。
　　1898年3月9日清晨，“利川”号鸣笛起锚，向江霭浸润中的重庆驶去，秀美山城将迎来她第一位坐轮船来访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