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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是一个中国医疗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钟南山院士向全国人民发出预警：新冠病毒能人传人。同一天下午，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办公室里，40岁的陶勇被一名曾接受过他治疗的患者严重砍伤。
大难不死的陶勇，用差点失去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全社会的关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沉重、苦涩、收获与转变？陶勇在他的首本散文集《目光》（与李润合著）中吐露心声：“初心放在最大的诱惑和最深的伤害里才能检验其珍贵——我不是神，但愿意继续发出微光。”
迪士尼动画片《狮子王》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往事会让人心痛。但在我看来，你可以选择逃避，也可以从中领悟到什么。”陶勇没有逃避，反而从中领悟良多。
伤医事件发生9个月后，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办公室里，一身白大褂的陶勇正微笑着接诊患者，一切仿佛与往日没什么不同。但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对他的手关切备至：“左手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此时的陶勇，眼睛里有着领略了世间冷暖和人性善恶后依然明亮又温暖的光芒。这种光芒源于陶勇在受此重创后，竟奇迹般地重整旗鼓，迅速回归工作岗位，出书，做公益，用更丰富的方式来诠释身为医者的荣耀与责任;也源于在这件事发生之前，陶勇的人生轨迹，几乎符合人们对“天之骄子”的所有想象。17岁以江西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28岁拿到北大医学博士文凭，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就担任博士生导师——陶勇是同龄人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从小就是。
1980年，陶勇出生在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是家中独子。他的父亲在检察院上班，母亲是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儿时住着平房，吃着粗茶淡饭，但陶勇说他是最幸福的孩子，因为只要事关学业，父母都很大方。他是班上第一个用自动铅笔的人;尽管能随时去妈妈工作的新华书店看书，父母还是会给他买很多课外书来阅读。
看了很多书后，陶勇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做医生。那时的男孩们都爱看武侠小说，别人仰慕武功盖世、大义凛然的大侠，陶勇却对书里的医师心生向往。上高中时，班上有个同学患癫痫病。陶勇一心想帮同学治病，想起自己在书里见过治疗癫痫的偏方，就挖了几条蚯蚓，混合玉米粒将蚯蚓捣碎后再加入白矾。他把自己配的偏方带到学校，用开水冲了，非要让那個同学喝一口。偏方没治好同学的癫痫，倒也没带来不良反应，但对方父母要找陶勇算账。陶勇的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他，母亲则对陶勇说，想当医生就别信偏方，好好学习，考上医学院。
1997年，陶勇考入北大医学部，选择的是葡萄膜炎专业，这是眼科里的冷门，因为患病原因极其复杂，致盲原因居第三位。全中国有4.48万名眼科医生，但专门研究葡萄膜炎的只有十多位。工作后，他医术过硬，为人和善，和很多患者都成了朋友。
然而，陶勇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被他曾经救治过的一名患者砍伤。有人问他，恨行凶者吗？陶勇说：“不恨，因为法律会惩处他。但我不是神，不会选择原谅。”
疼痛入骨入髓，怎么能原谅？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伤得最重的左手被缝了40多针，伤口如狰狞的蜈蚣趴在手臂上。时至今天，陶勇的左臂仍没什么知觉，手指也无法伸直。陶勇焦虑又担心，别说做手术了，连上个卫生间、洗个脸都费劲儿。
突如其来的灾难，像一阵飓风将他腾空卷起来，也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此前那个一直埋头赶路的自己。“看来是时候停下来歇一歇了。”他只能自嘲。
陶勇的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奶奶没有再婚，一个人拉扯陶勇的父亲和叔叔长大。父亲自小独立，能吃苦，但很少跟儿子提及往事。这次陶勇意外受伤后，父亲给陶勇说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十多岁时，他一个人上山去砍柴时被镰刀砍伤小腿，鲜血汩汩而出，伤口深到可以看见骨头。但父亲没有慌张，将上衣死死地绑在大腿根部后，独自走了30多里的山路回到了家。“父亲是想告诉我，每个人都会经历磨难，只要站起来，迈过去就好。”那一瞬间，陶勇突然有了力量。
他想起当时冲上来救自己的杨烁大夫，替自己挡刀的患者家属田女士，还有舍身将他送到抢救室的护士陈伟微……转危为安后，这些人都来医院探望陶勇，也都笑容满溢地安慰他。“这几位救过我的人，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当初的行为多么伟大。这也让我突然明白，没必要去纠结和抱怨过去，要朝前看。”陶勇说，陈伟微把她拿到的6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捐给了盲童，让他感动，也让他明白自己接下来的方向。
受伤后，很多接受过陶勇治疗的患者都向他表达关切和祝福。“他们的眼睛都有问题，世界在他们眼前是模糊甚至黑暗的，他们有的人连最基本的穿衣吃饭都困难重重，但他们都坚强而乐观。”
“我何德何能，竟然拥有这么多的爱？”这些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目的的爱，成了陶勇的强心剂。砍伤陶勇的人曾是陶勇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得以重见光明。为什么他要恩将仇报，甚至想将陶勇置于死地？很多人替他愤愤不平，陶勇本人却选择放下。“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
不能再上手术台拿起手术刀的陶勇，通过各种线上渠道当起了“护眼使者”。他在网上开设了“陶老师说”课堂，通过视频的形式，给更多人的健康用眼提出专业建议。他还定期在微博上发表“眼健康科普课”，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提醒更多人注意用眼卫生。这些细碎而重要的专业知识，全都在陶勇的脑袋里，原来忙着做手术的他没意识到，但现在，他觉得这些知识的普及，其实和给重眼疾的病人做手术一样重要。
因为陶勇的呼吁，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正式出台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自2020年7月1日正式施行。陶勇说：“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莲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比萨了。”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受伤之后，他对这12个字更有感触。“如果我的手不能恢复到很好的状态，不能再像原来一样拿起手术刀，我还会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坚持下去，我依然是一名医生，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工作形式。”陶勇说，原来他通过手术、药物直接治疗疾病，受伤后，他可以继续坐诊、开药，会组织盲童去巡演，让他们能自食其力，也让他们的家庭放下焦虑和担心，牵着手，笑着去蹚人生的河。
（选自2021年第1期《婚姻与家庭·家庭教育版》，本刊有改动）
大难不死的陶勇，用差点失去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全社会的关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沉重、苦涩、收获与转变？陶勇在他的首本散文集《目光》（与李润合著）中吐露心声：“初心放在最大的诱惑和最深的伤害里才能检验其珍贵——我不是神，但愿意继续发出微光。”
迪士尼动画片《狮子王》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往事会让人心痛。但在我看来，你可以选择逃避，也可以从中领悟到什么。”陶勇没有逃避，反而从中领悟良多。
伤医事件发生9个月后，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办公室里，一身白大褂的陶勇正微笑着接诊患者，一切仿佛与往日没什么不同。但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对他的手关切备至：“左手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此时的陶勇，眼睛里有着领略了世间冷暖和人性善恶后依然明亮又温暖的光芒。这种光芒源于陶勇在受此重创后，竟奇迹般地重整旗鼓，迅速回归工作岗位，出书，做公益，用更丰富的方式来诠释身为医者的荣耀与责任;也源于在这件事发生之前，陶勇的人生轨迹，几乎符合人们对“天之骄子”的所有想象。17岁以江西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28岁拿到北大医学博士文凭，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就担任博士生导师——陶勇是同龄人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从小就是。
1980年，陶勇出生在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是家中独子。他的父亲在检察院上班，母亲是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儿时住着平房，吃着粗茶淡饭，但陶勇说他是最幸福的孩子，因为只要事关学业，父母都很大方。他是班上第一个用自动铅笔的人;尽管能随时去妈妈工作的新华书店看书，父母还是会给他买很多课外书来阅读。
看了很多书后，陶勇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做医生。那时的男孩们都爱看武侠小说，别人仰慕武功盖世、大义凛然的大侠，陶勇却对书里的医师心生向往。上高中时，班上有个同学患癫痫病。陶勇一心想帮同学治病，想起自己在书里见过治疗癫痫的偏方，就挖了几条蚯蚓，混合玉米粒将蚯蚓捣碎后再加入白矾。他把自己配的偏方带到学校，用开水冲了，非要让那個同学喝一口。偏方没治好同学的癫痫，倒也没带来不良反应，但对方父母要找陶勇算账。陶勇的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他，母亲则对陶勇说，想当医生就别信偏方，好好学习，考上医学院。
1997年，陶勇考入北大医学部，选择的是葡萄膜炎专业，这是眼科里的冷门，因为患病原因极其复杂，致盲原因居第三位。全中国有4.48万名眼科医生，但专门研究葡萄膜炎的只有十多位。工作后，他医术过硬，为人和善，和很多患者都成了朋友。
然而，陶勇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被他曾经救治过的一名患者砍伤。有人问他，恨行凶者吗？陶勇说：“不恨，因为法律会惩处他。但我不是神，不会选择原谅。”
疼痛入骨入髓，怎么能原谅？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伤得最重的左手被缝了40多针，伤口如狰狞的蜈蚣趴在手臂上。时至今天，陶勇的左臂仍没什么知觉，手指也无法伸直。陶勇焦虑又担心，别说做手术了，连上个卫生间、洗个脸都费劲儿。
突如其来的灾难，像一阵飓风将他腾空卷起来，也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此前那个一直埋头赶路的自己。“看来是时候停下来歇一歇了。”他只能自嘲。
陶勇的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奶奶没有再婚，一个人拉扯陶勇的父亲和叔叔长大。父亲自小独立，能吃苦，但很少跟儿子提及往事。这次陶勇意外受伤后，父亲给陶勇说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十多岁时，他一个人上山去砍柴时被镰刀砍伤小腿，鲜血汩汩而出，伤口深到可以看见骨头。但父亲没有慌张，将上衣死死地绑在大腿根部后，独自走了30多里的山路回到了家。“父亲是想告诉我，每个人都会经历磨难，只要站起来，迈过去就好。”那一瞬间，陶勇突然有了力量。
他想起当时冲上来救自己的杨烁大夫，替自己挡刀的患者家属田女士，还有舍身将他送到抢救室的护士陈伟微……转危为安后，这些人都来医院探望陶勇，也都笑容满溢地安慰他。“这几位救过我的人，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当初的行为多么伟大。这也让我突然明白，没必要去纠结和抱怨过去，要朝前看。”陶勇说，陈伟微把她拿到的6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捐给了盲童，让他感动，也让他明白自己接下来的方向。
受伤后，很多接受过陶勇治疗的患者都向他表达关切和祝福。“他们的眼睛都有问题，世界在他们眼前是模糊甚至黑暗的，他们有的人连最基本的穿衣吃饭都困难重重，但他们都坚强而乐观。”
“我何德何能，竟然拥有这么多的爱？”这些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目的的爱，成了陶勇的强心剂。砍伤陶勇的人曾是陶勇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得以重见光明。为什么他要恩将仇报，甚至想将陶勇置于死地？很多人替他愤愤不平，陶勇本人却选择放下。“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
不能再上手术台拿起手术刀的陶勇，通过各种线上渠道当起了“护眼使者”。他在网上开设了“陶老师说”课堂，通过视频的形式，给更多人的健康用眼提出专业建议。他还定期在微博上发表“眼健康科普课”，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提醒更多人注意用眼卫生。这些细碎而重要的专业知识，全都在陶勇的脑袋里，原来忙着做手术的他没意识到，但现在，他觉得这些知识的普及，其实和给重眼疾的病人做手术一样重要。
因为陶勇的呼吁，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正式出台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自2020年7月1日正式施行。陶勇说：“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莲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比萨了。”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受伤之后，他对这12个字更有感触。“如果我的手不能恢复到很好的状态，不能再像原来一样拿起手术刀，我还会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坚持下去，我依然是一名医生，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工作形式。”陶勇说，原来他通过手术、药物直接治疗疾病，受伤后，他可以继续坐诊、开药，会组织盲童去巡演，让他们能自食其力，也让他们的家庭放下焦虑和担心，牵着手，笑着去蹚人生的河。
（选自2021年第1期《婚姻与家庭·家庭教育版》，本刊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