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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一个初夏的早晨，我站在新疆石河子冰凉而寂静的街头，听一位弹三弦子的中年艺人用他沧桑的声音，一边弹一边吟唱：“姑娘的心，就像草尖上的露水，湿了又干了。”这首歌似乎不短，一叹三咏，但其他的歌词我都淡忘了，只有这几句后来印在我的脑海中，时间与苦难都无法将其抹去。从那个时候起，如宝石般镶嵌在这首歌中的“露水”一词就从天上流入我的内心，在我的身体里开始凝结和扩散，后来进入血管，流遍我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草尖上和树叶上的露水，我都不忍去触碰，我不想看着那晶莹的露水瞬间破灭，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这露水在夏天的北方，只要是太阳升起前的早晨，都会沾满所有的草木，因此我最怕的不是大自然中露水的消失，而最怕的可能是自己心目中那像姑娘的心一样纯洁而透亮的露水，突然难以经受阳光热烈的照射而被带走，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寻找不见。
一种原本自然的物质，一旦进入人的视线，受人追捧，它必然就要发生变异，远离事物最初的形态。透过自然界的露水，人们发现了露水之后还有一种露水，但又不仅仅是露水，或者说，按照人们的想象，它美轮美奂，能代表上天，向人们传递祥瑞与祝福。所以它也不是屈原在《离骚》中所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中的坠露，它是一种被中国古人奉若神明的“甘露”。随着这种遥不可及的事物降临人间，也许可以平复人们的诸多幻想，甚至缩短人们与“上天”的距离。
所谓甘露，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显然古人所说的甘露，不是平常所见的露水。老子所讲的甘露，当然是合乎天地之道然后才能凝成，犹如不靠指令而均匀自成的民风。这样的甘露，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验证。《管子·小匡》曰：“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并兴。”（《诸子集成·管子》第五卷，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按古人的说法，时雨、甘露不降，显然是不祥之兆。当时的人们以为，天下太平，上天才会为人间降甘露以嘉勉；另外人們也以为，饮用甘露，可以延年益寿。由此可见，甘露可食。文治武功都相当了得的汉武帝就曾经苦苦追寻过好像能让他万寿无疆的甘露。大概人急于追求什么，什么就不容易得到。我读《史记》时发现，在遭受腐刑而忍辱负重的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表面的热闹之后，基本上乏善可陈。当后汉的史学家班超在书写《汉书》的时候，也基本上继承了这样的曲笔，在与汉武帝相关联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背后，都蕴含着对汉武帝本能的仇恨与憎恶。比如汉武帝一直想得到被称为祥瑞之兆的甘露，主要是为了能让自己服用，以求长生不老，他“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汉书·郊祀志》），以期甘露能降到“仙人”手掌高擎的承露盘中，但正如后人所说：“汉武金盘，空望云表。”（隋卢思道：《在齐为百官贺甘露表》）看来这甘露，绝非一般的露水。汉武帝求之不得的甘露，却在被汉武帝几乎绝杀于襁褓之中的曾孙汉宣帝登基后，如期降临了，甚至频频降临。历史在此仿佛喘了一口气，好像甘露的降临是为人间的怨情终于洗雪之后洒下欢乐而甘甜的泪水。原来汉武帝时，汉宣帝（原名病已）刚刚诞生不久，其祖父太子戾因巫蛊事件被诬陷，致使全家三代遭难，尚在襁褓中的他在受刑时被人救出，后流落民间；十八岁时，时来运转，被大将军霍光奏请皇太后封侯，然后登上皇位。这个自小孤苦伶仃在苦难中长大的皇帝，从此勤政爱民，让神州河清海晏，天下因此变得温暖祥和。一个人的不幸，终于成就了亿万人的安宁，正如《周易大传》所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由《汉书·宣帝纪》记载来看，从宣帝登基后的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宫”开始，甘露多次从天而降，宣皇帝德行仁厚，体恤民间疾苦，每次甘露降下时，他都会认为上天对自己的褒奖已经太多，因此几乎都要心生愧意地向天下颁诏，自我检讨一番。越是这样，甘露降的次数越多。这不知是老天眷顾他，还是史学家在祝愿他，此中天意固难明，已经很难分别。公元前五三年至前五○年，整整四年汉宣帝干脆用“甘露”作为自己的年号。这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好皇帝，真正能够配享甘露的滋润，让我对历史又多了几分幻想。
后世也有几位帝王用甘露做过年号。比如三国时的魏国皇帝曹髦（二五六至二六○年），三国时的吴国末帝孙皓（二六五至二六六年），东晋时前秦皇帝苻坚（三五九至三六四年）等。但自汉以后，围绕着晶莹剔透的甘露，曾经的凶险与血腥难以散去。
在人们的想象中如此美好的甘露，最后竟然与政治谋杀扯上关系。与甘露有关的宫廷政变，应该有两起。一起是曹魏后期甘露年间，出自皇帝曹髦之口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不幸成谶，皇帝曹髦被弑，从此他命名的甘露年号与他的生命同时结束。还有一起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把持朝政，唐文宗为剿灭宦势，于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晨，以天降甘露于金吾仗院石榴树为名，与大臣李训、郑注密谋，准备诱使宦官去观看，然后将宦官势力集体铲除。不料计划失败，宦官仇士良等在金吾仗院发现有伏兵，逃脱后派遣神策军在宫内大开杀戒，屠杀六七百人，当天关闭宫城，又屠杀千余人。从此文官儒士随意被诛杀，文宗基本被软禁，最后抑郁而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从这次事变的细节来看，关于天降甘露，有两次奏报，一次是这日早晨，文宗得到天降甘露的消息，“出紫宸门，升含元殿”（见《资治通鉴》）后，先派宰相李训等率人去查看，“良久而还”（同上），估计是去布置现场，然后李训奏曰：“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同上）然后文宗才环顾左右，示意让宦官仇士良等出含元殿去金吾仗院亲自查看。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甘露有真假之分，既然如此，那么真正的“甘露”到底是什么？
曹植《甘露讴》一诗：“甘露以降，蜜淳冰凝。”蜜淳，是指其味道，如蜜一样浓厚；冰凝，是指其形态，如冰一样凝固。
《陈书·卷一》载：“自去冬至是，甘露频降于钟山、梅岗、南涧及京口、江宁县境，或至三数升，大如弈棋子……”其形状是大如棋子的凝固态，可收集好几升。 有人大概会由此认为天露就是冰雹，这绝无可能，历朝历代不会将冰雹认为是吉瑞的甘露，那岂非笑话？尤其是其味甘甜如蜜，冰雹或天然露水绝没有甘蜜之味。
《大明一统志》的“撒马尔罕”（即西汉所说的康居国）条曰：“小草丛生，叶细如蓝，秋露凝其上，味甘如蜜，可熬为饧，夷呼为达郎古宾，盖甘露也。”
有人认为，这种小草即生长在西域的骆驼刺，骆驼刺上分泌出一种露珠一样的透明液体，晒干后，变成小粒，其味如蜜一样甘甜可食。在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称为“刺蜜”，并言胡人叫作“给勃罗”。因原书已佚，其书中内容见引于宋人的《证类本草》等，后又见引于《本草纲目》。
近读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汉学家薛爱华所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六年版），其中关于“刺蜜”，也引述陈藏器“刺蜜”条，认为刺蜜就是骆驼刺所生蜜，标明胡人所说的“给勃罗”发音为khār-burra，与陈藏器所说的另一种“生巴、西域中”的“甘露蜜”是同一种东西，并认为这种东西与中国古人所说的甘露有关。那么胡人将骆驼刺所生“刺蜜”或“甘露蜜”称作给勃罗（khār-burra），似乎可以得到确证。
“给勃罗”在西域的正确发音我认为应叫“给罗”或“纥逻”，就是敦煌《昭君出塞变文》所载“边草叱沙纥逻分”中的“纥逻”，当然也是唐诗人白居易《阴山道》一诗“纥逻敦肥水泉好”句中的“纥罗”。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二○○一年版）一书中对白居易这首诗进行诠释时，已不知“纥逻”为何物。他说：“纥逻敦一词不易解，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见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贰册壹叁贰页）。‘敦’为Tunā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陈寅恪大师一错再错。敦肥，是一个组词，形容草木繁茂，而“给勃罗”“给罗”“纥逻”一词，我认为就是汉语“甘露”一词的音译，西域人将骆驼刺蜜就以“甘露”的发音称之，而此处宽泛地指称骆驼刺这种植物，当此音再转译为汉语时，人们已经不知所指为何了。比如在许多西方汉学家所著中西交通史的翻译著作中，译家通常都将一中国地理名词音譯为“何申”，但不知其该词所指为何，其实就是“河西”的音译，也就是今日河西走廊一带，而再一次从外语音译时就不知怎么翻译了。
在古代西域，人们以为骆驼刺蜜就是中原王朝视为吉祥瑞兆的“甘露”，因而称其为“纥逻”。这两个音完全可以互相对译。无独有偶，清人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中对于“甘露”又有另外一说：“甘蔗，生岭北者开花，花苞有露，极甘，遂呼甘露。”甘蔗，通常在北纬二十四度以南的地区才能生长，其花苞上所生的露珠与西域的骆驼刺蜜一样，在古代属于蛮荒之地出产的东西，中原王朝根本难以见到。他们可以将其都称作“甘露”，由于相距遥远，少有人在此称呼上计较，久而久之，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当然也可看出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古人所谓“甘露”，并非只指一种，也并非降至一物之上，它曾以多种形式出现。
南朝《宋书·符瑞志》就记载有甘露降临不同物种上的情况：
“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见敬，则柏受甘露。”
“竹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
“晋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武昌郡閤前柳树，太守诩以闻。”
“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宁州城内北园榛、桃树。”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随郡滠阳县界桑木，沾凝十余里中。”
此处甘露降临的记载足有一百五十余条，大部分记载虽然都说是甘露某时降在某地，或降临什么树木上，并且有“以闻”者或见证者，比较笼统，但是其中有三条记载，比较特殊，是说有人把所降甘露上献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未，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献。”
“泰始二年四月庚申，甘露降华林园，园令臧延之以献。”
“泰始二年五月己亥，甘露降丹阳秣陵县舍斋前竹，丹阳尹王景文以献。”
“以闻”，虽然难免道听途说，但要上报朝廷，总要掂量一下吧。而“以献”，那就是说要拿出实实在在的“甘露”来，面对朝廷和帝王，岂敢虚诈？那么他们以献的这些“甘露”，到底是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
至少，它不可能是露水，那样就太普通了，那样是要犯欺君之罪的，性命堪忧；它也不可能是冰雹，冰雹历来都被当作自然灾害，是不祥之物。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前述边民曾将刺蜜、甘蔗露作为“甘露”来看，大部分甘露，可能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树叶上或其他物体上形成的一种凝露，黏稠如饧，其味甘甜如蜜。
其实，天降甘露，并非不可能。《礼记·礼运》以必然的语气说：“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注意这个“膏露”，就是指如蜜一般黏稠状的甘露，而“醴泉”，指甘美的泉水，二者都是天地间真实不虚的事情。南朝时，那个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陈后主，在享乐方面却是个天才人物，他不像其他帝王那样，消极等待天降甘露，而是积极地去寻找天降的甘露。据《南史·陈本纪下》载：“覆舟山及蒋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此处的“醴”为实词，应指甜酒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舟山及蒋山漫山遍野的柏林上，采摘到像甜酒一样的东西，后主将其叫作祥瑞的甘露。
在奇妙的自然界，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六七月份骆驼刺的叶子成熟丰满，风吹草动，茎秆上的刺把叶子刺破，叶子上就会分泌出露珠一样的浅白色液体，甘甜可口，晒干后，成为小糖粒，此为刺蜜的产生过程。除诸如此类骆驼刺、岭北甘蔗花苞等植物上自身分泌的甘露外，曾经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一些昆虫甚至会将汲取的植物汁液吐在树叶上或其他承载物上，形成许多甘甜可口晶莹透明的露珠，这也是甘露的来源之一。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的昆虫，在一定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它们代表着“上天”的意志，在密林、在上林的御花园、在皇宫神台的承露盘上降下甘露，给人间带来一番惊喜与向往。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最难以捉摸的已不是甘露，而是隐藏在甘露后面的人心。人的欲望可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在那自天而降的一片白茫茫的甘露面前，人心已高于甘露，甚至漫过了甘露。在今天，历史上热闹过、被人们一度追捧过的甘露，终于淡出人们的视野，早就被许多人遗忘，但奇妙的甘露该降下时依然降临大地，依然清冽甘甜。
一种原本自然的物质，一旦进入人的视线，受人追捧，它必然就要发生变异，远离事物最初的形态。透过自然界的露水，人们发现了露水之后还有一种露水，但又不仅仅是露水，或者说，按照人们的想象，它美轮美奂，能代表上天，向人们传递祥瑞与祝福。所以它也不是屈原在《离骚》中所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中的坠露，它是一种被中国古人奉若神明的“甘露”。随着这种遥不可及的事物降临人间，也许可以平复人们的诸多幻想，甚至缩短人们与“上天”的距离。
一
所谓甘露，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显然古人所说的甘露，不是平常所见的露水。老子所讲的甘露，当然是合乎天地之道然后才能凝成，犹如不靠指令而均匀自成的民风。这样的甘露，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验证。《管子·小匡》曰：“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并兴。”（《诸子集成·管子》第五卷，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按古人的说法，时雨、甘露不降，显然是不祥之兆。当时的人们以为，天下太平，上天才会为人间降甘露以嘉勉；另外人們也以为，饮用甘露，可以延年益寿。由此可见，甘露可食。文治武功都相当了得的汉武帝就曾经苦苦追寻过好像能让他万寿无疆的甘露。大概人急于追求什么，什么就不容易得到。我读《史记》时发现，在遭受腐刑而忍辱负重的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表面的热闹之后，基本上乏善可陈。当后汉的史学家班超在书写《汉书》的时候，也基本上继承了这样的曲笔，在与汉武帝相关联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背后，都蕴含着对汉武帝本能的仇恨与憎恶。比如汉武帝一直想得到被称为祥瑞之兆的甘露，主要是为了能让自己服用，以求长生不老，他“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汉书·郊祀志》），以期甘露能降到“仙人”手掌高擎的承露盘中，但正如后人所说：“汉武金盘，空望云表。”（隋卢思道：《在齐为百官贺甘露表》）看来这甘露，绝非一般的露水。汉武帝求之不得的甘露，却在被汉武帝几乎绝杀于襁褓之中的曾孙汉宣帝登基后，如期降临了，甚至频频降临。历史在此仿佛喘了一口气，好像甘露的降临是为人间的怨情终于洗雪之后洒下欢乐而甘甜的泪水。原来汉武帝时，汉宣帝（原名病已）刚刚诞生不久，其祖父太子戾因巫蛊事件被诬陷，致使全家三代遭难，尚在襁褓中的他在受刑时被人救出，后流落民间；十八岁时，时来运转，被大将军霍光奏请皇太后封侯，然后登上皇位。这个自小孤苦伶仃在苦难中长大的皇帝，从此勤政爱民，让神州河清海晏，天下因此变得温暖祥和。一个人的不幸，终于成就了亿万人的安宁，正如《周易大传》所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由《汉书·宣帝纪》记载来看，从宣帝登基后的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宫”开始，甘露多次从天而降，宣皇帝德行仁厚，体恤民间疾苦，每次甘露降下时，他都会认为上天对自己的褒奖已经太多，因此几乎都要心生愧意地向天下颁诏，自我检讨一番。越是这样，甘露降的次数越多。这不知是老天眷顾他，还是史学家在祝愿他，此中天意固难明，已经很难分别。公元前五三年至前五○年，整整四年汉宣帝干脆用“甘露”作为自己的年号。这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好皇帝，真正能够配享甘露的滋润，让我对历史又多了几分幻想。
后世也有几位帝王用甘露做过年号。比如三国时的魏国皇帝曹髦（二五六至二六○年），三国时的吴国末帝孙皓（二六五至二六六年），东晋时前秦皇帝苻坚（三五九至三六四年）等。但自汉以后，围绕着晶莹剔透的甘露，曾经的凶险与血腥难以散去。
在人们的想象中如此美好的甘露，最后竟然与政治谋杀扯上关系。与甘露有关的宫廷政变，应该有两起。一起是曹魏后期甘露年间，出自皇帝曹髦之口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不幸成谶，皇帝曹髦被弑，从此他命名的甘露年号与他的生命同时结束。还有一起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把持朝政，唐文宗为剿灭宦势，于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晨，以天降甘露于金吾仗院石榴树为名，与大臣李训、郑注密谋，准备诱使宦官去观看，然后将宦官势力集体铲除。不料计划失败，宦官仇士良等在金吾仗院发现有伏兵，逃脱后派遣神策军在宫内大开杀戒，屠杀六七百人，当天关闭宫城，又屠杀千余人。从此文官儒士随意被诛杀，文宗基本被软禁，最后抑郁而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从这次事变的细节来看，关于天降甘露，有两次奏报，一次是这日早晨，文宗得到天降甘露的消息，“出紫宸门，升含元殿”（见《资治通鉴》）后，先派宰相李训等率人去查看，“良久而还”（同上），估计是去布置现场，然后李训奏曰：“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同上）然后文宗才环顾左右，示意让宦官仇士良等出含元殿去金吾仗院亲自查看。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甘露有真假之分，既然如此，那么真正的“甘露”到底是什么？
曹植《甘露讴》一诗：“甘露以降，蜜淳冰凝。”蜜淳，是指其味道，如蜜一样浓厚；冰凝，是指其形态，如冰一样凝固。
《陈书·卷一》载：“自去冬至是，甘露频降于钟山、梅岗、南涧及京口、江宁县境，或至三数升，大如弈棋子……”其形状是大如棋子的凝固态，可收集好几升。 有人大概会由此认为天露就是冰雹，这绝无可能，历朝历代不会将冰雹认为是吉瑞的甘露，那岂非笑话？尤其是其味甘甜如蜜，冰雹或天然露水绝没有甘蜜之味。
二
《大明一统志》的“撒马尔罕”（即西汉所说的康居国）条曰：“小草丛生，叶细如蓝，秋露凝其上，味甘如蜜，可熬为饧，夷呼为达郎古宾，盖甘露也。”
有人认为，这种小草即生长在西域的骆驼刺，骆驼刺上分泌出一种露珠一样的透明液体，晒干后，变成小粒，其味如蜜一样甘甜可食。在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称为“刺蜜”，并言胡人叫作“给勃罗”。因原书已佚，其书中内容见引于宋人的《证类本草》等，后又见引于《本草纲目》。
近读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汉学家薛爱华所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六年版），其中关于“刺蜜”，也引述陈藏器“刺蜜”条，认为刺蜜就是骆驼刺所生蜜，标明胡人所说的“给勃罗”发音为khār-burra，与陈藏器所说的另一种“生巴、西域中”的“甘露蜜”是同一种东西，并认为这种东西与中国古人所说的甘露有关。那么胡人将骆驼刺所生“刺蜜”或“甘露蜜”称作给勃罗（khār-burra），似乎可以得到确证。
“给勃罗”在西域的正确发音我认为应叫“给罗”或“纥逻”，就是敦煌《昭君出塞变文》所载“边草叱沙纥逻分”中的“纥逻”，当然也是唐诗人白居易《阴山道》一诗“纥逻敦肥水泉好”句中的“纥罗”。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二○○一年版）一书中对白居易这首诗进行诠释时，已不知“纥逻”为何物。他说：“纥逻敦一词不易解，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见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贰册壹叁贰页）。‘敦’为Tunā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陈寅恪大师一错再错。敦肥，是一个组词，形容草木繁茂，而“给勃罗”“给罗”“纥逻”一词，我认为就是汉语“甘露”一词的音译，西域人将骆驼刺蜜就以“甘露”的发音称之，而此处宽泛地指称骆驼刺这种植物，当此音再转译为汉语时，人们已经不知所指为何了。比如在许多西方汉学家所著中西交通史的翻译著作中，译家通常都将一中国地理名词音譯为“何申”，但不知其该词所指为何，其实就是“河西”的音译，也就是今日河西走廊一带，而再一次从外语音译时就不知怎么翻译了。
在古代西域，人们以为骆驼刺蜜就是中原王朝视为吉祥瑞兆的“甘露”，因而称其为“纥逻”。这两个音完全可以互相对译。无独有偶，清人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中对于“甘露”又有另外一说：“甘蔗，生岭北者开花，花苞有露，极甘，遂呼甘露。”甘蔗，通常在北纬二十四度以南的地区才能生长，其花苞上所生的露珠与西域的骆驼刺蜜一样，在古代属于蛮荒之地出产的东西，中原王朝根本难以见到。他们可以将其都称作“甘露”，由于相距遥远，少有人在此称呼上计较，久而久之，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当然也可看出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古人所谓“甘露”，并非只指一种，也并非降至一物之上，它曾以多种形式出现。
南朝《宋书·符瑞志》就记载有甘露降临不同物种上的情况：
“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见敬，则柏受甘露。”
“竹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
“晋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武昌郡閤前柳树，太守诩以闻。”
“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宁州城内北园榛、桃树。”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随郡滠阳县界桑木，沾凝十余里中。”
此处甘露降临的记载足有一百五十余条，大部分记载虽然都说是甘露某时降在某地，或降临什么树木上，并且有“以闻”者或见证者，比较笼统，但是其中有三条记载，比较特殊，是说有人把所降甘露上献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未，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献。”
“泰始二年四月庚申，甘露降华林园，园令臧延之以献。”
“泰始二年五月己亥，甘露降丹阳秣陵县舍斋前竹，丹阳尹王景文以献。”
“以闻”，虽然难免道听途说，但要上报朝廷，总要掂量一下吧。而“以献”，那就是说要拿出实实在在的“甘露”来，面对朝廷和帝王，岂敢虚诈？那么他们以献的这些“甘露”，到底是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
至少，它不可能是露水，那样就太普通了，那样是要犯欺君之罪的，性命堪忧；它也不可能是冰雹，冰雹历来都被当作自然灾害，是不祥之物。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前述边民曾将刺蜜、甘蔗露作为“甘露”来看，大部分甘露，可能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树叶上或其他物体上形成的一种凝露，黏稠如饧，其味甘甜如蜜。
三
其实，天降甘露，并非不可能。《礼记·礼运》以必然的语气说：“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注意这个“膏露”，就是指如蜜一般黏稠状的甘露，而“醴泉”，指甘美的泉水，二者都是天地间真实不虚的事情。南朝时，那个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陈后主，在享乐方面却是个天才人物，他不像其他帝王那样，消极等待天降甘露，而是积极地去寻找天降的甘露。据《南史·陈本纪下》载：“覆舟山及蒋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此处的“醴”为实词，应指甜酒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舟山及蒋山漫山遍野的柏林上，采摘到像甜酒一样的东西，后主将其叫作祥瑞的甘露。
在奇妙的自然界，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六七月份骆驼刺的叶子成熟丰满，风吹草动，茎秆上的刺把叶子刺破，叶子上就会分泌出露珠一样的浅白色液体，甘甜可口，晒干后，成为小糖粒，此为刺蜜的产生过程。除诸如此类骆驼刺、岭北甘蔗花苞等植物上自身分泌的甘露外，曾经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一些昆虫甚至会将汲取的植物汁液吐在树叶上或其他承载物上，形成许多甘甜可口晶莹透明的露珠，这也是甘露的来源之一。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的昆虫，在一定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它们代表着“上天”的意志，在密林、在上林的御花园、在皇宫神台的承露盘上降下甘露，给人间带来一番惊喜与向往。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最难以捉摸的已不是甘露，而是隐藏在甘露后面的人心。人的欲望可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在那自天而降的一片白茫茫的甘露面前，人心已高于甘露，甚至漫过了甘露。在今天，历史上热闹过、被人们一度追捧过的甘露，终于淡出人们的视野，早就被许多人遗忘，但奇妙的甘露该降下时依然降临大地，依然清冽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