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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69年来与玛格南图片社距离最近的中国大陆人，他曾与寇德卡同处一室，担任布鲁斯·戴维斯的助手，为拉里·塔维尔扫描胶片，称张乾琦为张叔……他在玛格南纽约办公室工作，任数码部图片编辑。今天，我们就跟随他一起，走进玛格南。
走进玛格南 G：高健
Q：玛格南的正式员工有多少人？
G：纽约这边的正式员工有十二人。玛格南的职员流动不是很频繁，大多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经常有来实习的人，他们般会待2周到3个月不等。
Q：除了你以外，出现过中国人吗？
G：我工作两年以来，见过一个台湾人。大陆面孔的话，可能在很早的时候，有过两个实习生。
Q：玛格南摄影师是选举出来的吗？
G：成员摄影师是投票选出来的。先由大家投票成为提名摄影师，然后经过多轮的提交作品、投票，方能成为成员摄影师。
Q：你见到过玛格南的主席吗？
G：不能说经常见，但是频率也是蛮高的。玛格南的CEO是戴维德高根，摄影主席是马丁帕尔。CEO般是不换的，摄影主席两年换次。说起这个挺有意思，记得有届，摄影师谁都不愿意当主席，嫌事多，推到最后竟然有人提议下国际象棋来确定人选。
Q：玛格南摄影师如何与工作人员沟通昵？
G：一般都是通过邮件和电话进行联系。在美国，邮件沟通很重要，我们一个办公室的工作都是通过邮件完成的。每当拿到一个项目，我们会依据项目要求，按就近原则联系附近的摄影师，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接，当然，也会根据摄影师的专长来指派项目。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邮件或电话完成的。
Q：在你眼中，玛格南摄影师是什么样子的？很有气场吧？
G：他们一点架子都没有，都很谦虚。不会像我们国内一定要被称做老师什么的。你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特别平等。比如上次有位摄影师到纽约办事情，书籍管理的工作人员就对他说：“你不能在这里待着，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你得到外面去。”最后就把他请到了实习生的座位上。
Q：特别出名的玛格南大师会有一些特权吗？
G：一点特权都没有。譬如拉里塔维尔是纽约的主席摄影师，前不久，他到乌克兰基辅和阿富汗拍个人长期项目，交给我们大量的照片进行处理。最后文档部经理对他说：“你要再交照片我们就要收钱了，我们不能只忙你一个人的。”他回纽约时，还想在办公室加张床，方便休息，最后没被允许。
Q：摄影师们会经常出现在办公室吗？
G：是的，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他们要做项目报告的时候。每一位摄影师如果有项目推出，譬如说要出书、做展览，都要来玛格南办公室做项目报告。像之前我见到寇德卡，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名为“Wall”的项目，拍摄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这是他最后次用胶片相机拍摄。但因为他用长幅底片拍摄，成本比较高，所以徕卡相机专为他做了台拍长幅的数码相机。
Q：现在玛格南图片社的暗房使用率如何？
G：利用率还是很高的。这个暗房在一次改革中差点就消失了，多亏一个玛格南伦敦职员的强烈要求，经过多方协商才保存下来。数码处理的照片一般提供给报纸、杂志等媒体，方便传送。而在展览、收藏方面，还是在暗房冲洗放大的照片更有价值。
Q：给我们讲讲摄影师吕楠的事情吧。
G：吕楠是玛格南的通讯员，1994年加入玛格南，但他不是玛格南的摄影师。通讯员的意思就是玛格南代理他的片子，但是他没有投票权。在我看来，他的照片足够标准，完全够资格成为玛格南摄影师。
我们这个时代的摄影师，早已没了一格一格拍下去的耐心，所以玛格南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个由4位大名鼎鼎的摄影师——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戴维·西摩和乔治·罗结创立的图片社，以新闻摄影、纪实摄影、胶片摄影为关键词，存活在摄影人的脑海里。比起能挣钱的Getty，它更像是个文艺杂志里的专属名词，而玛格南的作品，就像是人迹罕至的画廊里无人问津的佳作。但无论时代怎样翻腾，摄影如何除旧迎新、冲锋陷阵，提起纪实摄影，玛格南仍是不可动摇的堡垒，玛格南摄影师仍是坚守摄影阵地的荣誉士兵——用胶片拍摄的，一格一格地拍摄，用粗笔在底片上画红框；用数码拍摄的，一下—下地按快门，在电脑屏幕上放大至百倍检查照片。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玛格南有了首位中国摄影师”之类的文章，才会迫不及待地点赞、转发，虽然很多人不愿承认，但玛格南本身就是一个标签，意味着真正的摄影。事实上，自玛格南图片社成立以来，没有一位中国大陆的摄影师，唯一的华人面孔是来自台湾的张乾琦，所以本文的主人公高健，是69年以来与玛格南图片社距离最近的中国大陆人。他，供职于玛格南纽约分部，任数码部图片编辑。
“我了解玛格南”
在美国找工作，需要你对应聘单位非常了解。如果对方通知你面试，意味着从简历上看，你是能胜任工作的，面试的原因就是要看看你是否符合公司的文化，是否能与同事相处融洽。高健接到玛格南的面试通知时，心情比自己想象的要平静。一直以来关注玛格南，每天上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官网，夜深了还抱着电脑看照片，他对获得这次实习机会有着十足的把握。对方要求进行电话面试，他却发送了一封要求面对面交流的邮件。“我觉得电话面试比较没有诚意，为了让对方更加了解我，我坚持面对面的面试方式。”虽然说起来风淡云轻，但是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面试那天，他乘坐一宿的夜航飞机从旧金山飞到玛格南纽约分部，孰料飞机晚点，性格沉稳如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打击得有些懊恼，他来不及调整自己，就从肯尼迪机场狂奔而出，直接打车到了曼哈顿办公室。
与印象中年纪过百、头发花白的玛格南员工极为不同，面试官样貌十分年轻，看上去也就比高健大10来岁，但在玛格南工作已经有10年之久。“你的系主任给你写了很多好话啊”，面试官上来就抛出这样一个问题。高健的在校成绩非常好——他是该届旧金山艺术大学第一名毕业的学生；2013年被选入艾迪.亚当斯工作坊；曾获得海外媒体俱乐部基金会奖金（Overseas Press Club Foundation Scholar）等诸多国际大奖。毕业前，他拜著名摄影师、Ⅶ图片社成员艾迪-卡什为导师，回国拍摄5个月，围绕社会经济对国人生活的影响这主题，前往北京、上海、桂林、喀什葛尔、深圳、香港、西藏等9个城市拍摄，总共拍了200多卷底片，2000多张数码照片。归校后，他花了两个星期在暗房放大胶卷，朝八晚十，有同学调侃他的暗房里都有中国菜的味道了。高健说“这就是我做事的态度。”面试官不动声色，向他抛来了第二个问题“你是如何知道这次面试机会的？”据悉，玛格南的工作机会非常少，一般不外漏，即使是公布在网站上的招聘信息，也都会因很快找到人而撤下。从不错过官网每一张新作品的高健当然沉稳应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翻看玛格南的官网。”你问我答，几个来回，从面试官的细微表情之间，能看出他对高健的满意，当场就给予了他实习机会。 “与寇德卡相遇了”
玛格南图片社有两个人的作品是不卖的，一是卡蒂埃·布列松，二是约瑟夫·寇德卡，这两位摄影大师的照片不会出售给任何媒体，也不做任何商业用途，这是明文规定。说到高健最期待与之相遇的摄影师，寇德卡当之莫属。
玛格南图片社有4个办公室，分别位于巴黎、伦敦、东京和纽约，欧洲摄影师除非有事情来到纽约，否则是很难见到他们的。寇德卡已经70多岁了，特别有精神头，有些神出鬼没。无论是玛格南的Staff，还是摄影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获得了奖项从来不领，接受采访时也不爱多谈摄影的事儿，有人请他谈谈作品，他也是一副“你问我我也说不出什么”的态度。与来无影去无踪的寇德卡相遇，高健等了两年。想起那天，生性稳重的他仍有些激动。玛格南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有两个电梯，赶上中午饭时间，高健正要进电梯，寇德卡刚好出电梯，他用余光扫到旁边电梯出来的人，身子就愣住了，电梯正好夹住了他。这样尴尬的画面令他每每回想起来，都有些忍俊不禁。随着在玛格南工作时间的增长，他见到了许多传说中的摄影大师。
第一次见到玛格南唯一的华人摄影师张乾琦，张乾琦可能比高健本人还要惊讶。那天，他带着自己的新项目来玛格南做报告，刚出电梯.四处张望着，正巧高健从办公室里出来，看到对方，俩人都愣了一下，大概是第一次在玛格南见到华人面孔，张乾琦走到高健面前，用中文对他说你好，高健则以大陆人的习惯称他为张老师，他却说“叫张叔吧”这就像是在他乡遇家人一样，玛格南鲜少有华人面孔出现，高健说，在玛格南工作两年，只遇到一个来自台湾的实习生。
比遇到大师更令高健兴奋的事情，就是能与大师一同工作。他在数码部工作，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处理大师的底片，将之筛选、扫描、上传到互联网。2014年，拉里·塔维尔（Larry Towell）拍摄的乌克兰暴乱照片，就是由高健进行处理的。拉里为了真实地记录暴乱，去了几次乌克兰，他将拍摄到的90卷底片寄送到办公室，在底片上标出自己的选择，其余就是由高健进行筛选、扫描到电脑，上传至互联网。
“我和玛格南有同样的性格”
“我相信做同一种工作的人，其性格是相通的。律师有律师的性格，拍时尚的摄影师有拍时尚的摄影师的性格，玛格南的摄影师也有玛格南性格”，高健说。希望离战线再近一些、再近些的罗伯特-卡帕、反数码到底的艾略特·厄韦特、特立独行的寇德卡、执着拍摄个专题12年的张乾琦……玛格南摄影师都有点根筋，高健也不例外，喜欢做完件事情之后再做下一件，专注度极高，不喜欢被打扰。
2012年10月，高健独自前往广东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村。所谓电子垃圾村，就是处理焚烧废弃电子垃圾产品的地方，人们通过焚烧提取贵金属，以此来牟利。该村的环境污染极其严重，当地的水也不能饮用。尚未进村，就能闻到浓重的烧焦味，空气中弥散着有害物质二噁英。未做太多保护，用塑料袋包着腿，他就踏进了垃圾堆，苍蝇落在身上，无论怎样跺脚、晃动都无法驱赶干净。他端着一支24mm的广角镜头，在极端环境下一拍就是两周。“这与拍摄前期做多年准备、与偷渡的人生活在起几个月的张叔比，不算什么”，高健说。
本科从鲁迅美术学院的美术理论专业毕业后留美，就读旧金山艺术大学，一年后转专业开始系统地学习摄影，在旁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高健终究是选择了自已最喜欢的事情作为自己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幼时受家庭影响接触相机，初中时还教同学换胶卷……一路成长，从未停止与摄影的牵绊，留美时学校教授的是商业摄影知识，他就自谋出路，看书、看讲座、看视频，自己找导师来学习纪实摄影。无论风吹雨打，每天都坚持拍片，即使本职工作很忙，从早到晚都扎在电脑前，他也会主动申请拍摄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纪实摄影就是慢下来，刻苦练习，接受失败，百折不挠”，高健推崇希腊摄影师Nikos Economopoulos的精神，他为了练习手动对焦技术，徕卡相机中不放胶卷，每天对着电视屏幕对焦，练习了3年时间。
布列松定义玛格南为“个思想的团体、人文的分享、对世界的好奇、对事件的尊重以及对视觉的欲望”。直至今天，即使摄影变成了数据，照片变成了液晶屏幕，玛格南人仍然以捕捉真实为己任。有人说，玛格南的照片没什么大不了的。高健说“那是因为你还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没有深入其中，等你深知其中奥妙，才会发现精粹所在。”在快节奏的经济社会中，放弃些东西、牺牲些东西，保持一颗最执着、真挚的心，去追求真实所在，这才是玛格南从照片到摄影师到每一个玛格南工作人员的性格所在。
走进玛格南 G：高健
Q：玛格南的正式员工有多少人？
G：纽约这边的正式员工有十二人。玛格南的职员流动不是很频繁，大多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经常有来实习的人，他们般会待2周到3个月不等。
Q：除了你以外，出现过中国人吗？
G：我工作两年以来，见过一个台湾人。大陆面孔的话，可能在很早的时候，有过两个实习生。
Q：玛格南摄影师是选举出来的吗？
G：成员摄影师是投票选出来的。先由大家投票成为提名摄影师，然后经过多轮的提交作品、投票，方能成为成员摄影师。
Q：你见到过玛格南的主席吗？
G：不能说经常见，但是频率也是蛮高的。玛格南的CEO是戴维德高根，摄影主席是马丁帕尔。CEO般是不换的，摄影主席两年换次。说起这个挺有意思，记得有届，摄影师谁都不愿意当主席，嫌事多，推到最后竟然有人提议下国际象棋来确定人选。
Q：玛格南摄影师如何与工作人员沟通昵？
G：一般都是通过邮件和电话进行联系。在美国，邮件沟通很重要，我们一个办公室的工作都是通过邮件完成的。每当拿到一个项目，我们会依据项目要求，按就近原则联系附近的摄影师，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接，当然，也会根据摄影师的专长来指派项目。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邮件或电话完成的。
Q：在你眼中，玛格南摄影师是什么样子的？很有气场吧？
G：他们一点架子都没有，都很谦虚。不会像我们国内一定要被称做老师什么的。你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特别平等。比如上次有位摄影师到纽约办事情，书籍管理的工作人员就对他说：“你不能在这里待着，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你得到外面去。”最后就把他请到了实习生的座位上。
Q：特别出名的玛格南大师会有一些特权吗？
G：一点特权都没有。譬如拉里塔维尔是纽约的主席摄影师，前不久，他到乌克兰基辅和阿富汗拍个人长期项目，交给我们大量的照片进行处理。最后文档部经理对他说：“你要再交照片我们就要收钱了，我们不能只忙你一个人的。”他回纽约时，还想在办公室加张床，方便休息，最后没被允许。
Q：摄影师们会经常出现在办公室吗？
G：是的，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他们要做项目报告的时候。每一位摄影师如果有项目推出，譬如说要出书、做展览，都要来玛格南办公室做项目报告。像之前我见到寇德卡，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名为“Wall”的项目，拍摄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这是他最后次用胶片相机拍摄。但因为他用长幅底片拍摄，成本比较高，所以徕卡相机专为他做了台拍长幅的数码相机。
Q：现在玛格南图片社的暗房使用率如何？
G：利用率还是很高的。这个暗房在一次改革中差点就消失了，多亏一个玛格南伦敦职员的强烈要求，经过多方协商才保存下来。数码处理的照片一般提供给报纸、杂志等媒体，方便传送。而在展览、收藏方面，还是在暗房冲洗放大的照片更有价值。
Q：给我们讲讲摄影师吕楠的事情吧。
G：吕楠是玛格南的通讯员，1994年加入玛格南，但他不是玛格南的摄影师。通讯员的意思就是玛格南代理他的片子，但是他没有投票权。在我看来，他的照片足够标准，完全够资格成为玛格南摄影师。
我们这个时代的摄影师，早已没了一格一格拍下去的耐心，所以玛格南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个由4位大名鼎鼎的摄影师——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戴维·西摩和乔治·罗结创立的图片社，以新闻摄影、纪实摄影、胶片摄影为关键词，存活在摄影人的脑海里。比起能挣钱的Getty，它更像是个文艺杂志里的专属名词，而玛格南的作品，就像是人迹罕至的画廊里无人问津的佳作。但无论时代怎样翻腾，摄影如何除旧迎新、冲锋陷阵，提起纪实摄影，玛格南仍是不可动摇的堡垒，玛格南摄影师仍是坚守摄影阵地的荣誉士兵——用胶片拍摄的，一格一格地拍摄，用粗笔在底片上画红框；用数码拍摄的，一下—下地按快门，在电脑屏幕上放大至百倍检查照片。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玛格南有了首位中国摄影师”之类的文章，才会迫不及待地点赞、转发，虽然很多人不愿承认，但玛格南本身就是一个标签，意味着真正的摄影。事实上，自玛格南图片社成立以来，没有一位中国大陆的摄影师，唯一的华人面孔是来自台湾的张乾琦，所以本文的主人公高健，是69年以来与玛格南图片社距离最近的中国大陆人。他，供职于玛格南纽约分部，任数码部图片编辑。
“我了解玛格南”
在美国找工作，需要你对应聘单位非常了解。如果对方通知你面试，意味着从简历上看，你是能胜任工作的，面试的原因就是要看看你是否符合公司的文化，是否能与同事相处融洽。高健接到玛格南的面试通知时，心情比自己想象的要平静。一直以来关注玛格南，每天上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官网，夜深了还抱着电脑看照片，他对获得这次实习机会有着十足的把握。对方要求进行电话面试，他却发送了一封要求面对面交流的邮件。“我觉得电话面试比较没有诚意，为了让对方更加了解我，我坚持面对面的面试方式。”虽然说起来风淡云轻，但是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面试那天，他乘坐一宿的夜航飞机从旧金山飞到玛格南纽约分部，孰料飞机晚点，性格沉稳如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打击得有些懊恼，他来不及调整自己，就从肯尼迪机场狂奔而出，直接打车到了曼哈顿办公室。
与印象中年纪过百、头发花白的玛格南员工极为不同，面试官样貌十分年轻，看上去也就比高健大10来岁，但在玛格南工作已经有10年之久。“你的系主任给你写了很多好话啊”，面试官上来就抛出这样一个问题。高健的在校成绩非常好——他是该届旧金山艺术大学第一名毕业的学生；2013年被选入艾迪.亚当斯工作坊；曾获得海外媒体俱乐部基金会奖金（Overseas Press Club Foundation Scholar）等诸多国际大奖。毕业前，他拜著名摄影师、Ⅶ图片社成员艾迪-卡什为导师，回国拍摄5个月，围绕社会经济对国人生活的影响这主题，前往北京、上海、桂林、喀什葛尔、深圳、香港、西藏等9个城市拍摄，总共拍了200多卷底片，2000多张数码照片。归校后，他花了两个星期在暗房放大胶卷，朝八晚十，有同学调侃他的暗房里都有中国菜的味道了。高健说“这就是我做事的态度。”面试官不动声色，向他抛来了第二个问题“你是如何知道这次面试机会的？”据悉，玛格南的工作机会非常少，一般不外漏，即使是公布在网站上的招聘信息，也都会因很快找到人而撤下。从不错过官网每一张新作品的高健当然沉稳应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翻看玛格南的官网。”你问我答，几个来回，从面试官的细微表情之间，能看出他对高健的满意，当场就给予了他实习机会。 “与寇德卡相遇了”
玛格南图片社有两个人的作品是不卖的，一是卡蒂埃·布列松，二是约瑟夫·寇德卡，这两位摄影大师的照片不会出售给任何媒体，也不做任何商业用途，这是明文规定。说到高健最期待与之相遇的摄影师，寇德卡当之莫属。
玛格南图片社有4个办公室，分别位于巴黎、伦敦、东京和纽约，欧洲摄影师除非有事情来到纽约，否则是很难见到他们的。寇德卡已经70多岁了，特别有精神头，有些神出鬼没。无论是玛格南的Staff，还是摄影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获得了奖项从来不领，接受采访时也不爱多谈摄影的事儿，有人请他谈谈作品，他也是一副“你问我我也说不出什么”的态度。与来无影去无踪的寇德卡相遇，高健等了两年。想起那天，生性稳重的他仍有些激动。玛格南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有两个电梯，赶上中午饭时间，高健正要进电梯，寇德卡刚好出电梯，他用余光扫到旁边电梯出来的人，身子就愣住了，电梯正好夹住了他。这样尴尬的画面令他每每回想起来，都有些忍俊不禁。随着在玛格南工作时间的增长，他见到了许多传说中的摄影大师。
第一次见到玛格南唯一的华人摄影师张乾琦，张乾琦可能比高健本人还要惊讶。那天，他带着自己的新项目来玛格南做报告，刚出电梯.四处张望着，正巧高健从办公室里出来，看到对方，俩人都愣了一下，大概是第一次在玛格南见到华人面孔，张乾琦走到高健面前，用中文对他说你好，高健则以大陆人的习惯称他为张老师，他却说“叫张叔吧”这就像是在他乡遇家人一样，玛格南鲜少有华人面孔出现，高健说，在玛格南工作两年，只遇到一个来自台湾的实习生。
比遇到大师更令高健兴奋的事情，就是能与大师一同工作。他在数码部工作，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处理大师的底片，将之筛选、扫描、上传到互联网。2014年，拉里·塔维尔（Larry Towell）拍摄的乌克兰暴乱照片，就是由高健进行处理的。拉里为了真实地记录暴乱，去了几次乌克兰，他将拍摄到的90卷底片寄送到办公室，在底片上标出自己的选择，其余就是由高健进行筛选、扫描到电脑，上传至互联网。
“我和玛格南有同样的性格”
“我相信做同一种工作的人，其性格是相通的。律师有律师的性格，拍时尚的摄影师有拍时尚的摄影师的性格，玛格南的摄影师也有玛格南性格”，高健说。希望离战线再近一些、再近些的罗伯特-卡帕、反数码到底的艾略特·厄韦特、特立独行的寇德卡、执着拍摄个专题12年的张乾琦……玛格南摄影师都有点根筋，高健也不例外，喜欢做完件事情之后再做下一件，专注度极高，不喜欢被打扰。
2012年10月，高健独自前往广东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村。所谓电子垃圾村，就是处理焚烧废弃电子垃圾产品的地方，人们通过焚烧提取贵金属，以此来牟利。该村的环境污染极其严重，当地的水也不能饮用。尚未进村，就能闻到浓重的烧焦味，空气中弥散着有害物质二噁英。未做太多保护，用塑料袋包着腿，他就踏进了垃圾堆，苍蝇落在身上，无论怎样跺脚、晃动都无法驱赶干净。他端着一支24mm的广角镜头，在极端环境下一拍就是两周。“这与拍摄前期做多年准备、与偷渡的人生活在起几个月的张叔比，不算什么”，高健说。
本科从鲁迅美术学院的美术理论专业毕业后留美，就读旧金山艺术大学，一年后转专业开始系统地学习摄影，在旁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高健终究是选择了自已最喜欢的事情作为自己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幼时受家庭影响接触相机，初中时还教同学换胶卷……一路成长，从未停止与摄影的牵绊，留美时学校教授的是商业摄影知识，他就自谋出路，看书、看讲座、看视频，自己找导师来学习纪实摄影。无论风吹雨打，每天都坚持拍片，即使本职工作很忙，从早到晚都扎在电脑前，他也会主动申请拍摄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纪实摄影就是慢下来，刻苦练习，接受失败，百折不挠”，高健推崇希腊摄影师Nikos Economopoulos的精神，他为了练习手动对焦技术，徕卡相机中不放胶卷，每天对着电视屏幕对焦，练习了3年时间。
布列松定义玛格南为“个思想的团体、人文的分享、对世界的好奇、对事件的尊重以及对视觉的欲望”。直至今天，即使摄影变成了数据，照片变成了液晶屏幕，玛格南人仍然以捕捉真实为己任。有人说，玛格南的照片没什么大不了的。高健说“那是因为你还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没有深入其中，等你深知其中奥妙，才会发现精粹所在。”在快节奏的经济社会中，放弃些东西、牺牲些东西，保持一颗最执着、真挚的心，去追求真实所在，这才是玛格南从照片到摄影师到每一个玛格南工作人员的性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