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曾在报上发表过一篇写父亲的文章，忆及我十岁生日时，父亲在房前屋后种下一片幼林的事。文章中，我把此举等同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认为父亲在植树的同时也植下了育我成材的希望。当时青春年少而又充满矫情的我，一厢情愿地把父亲塑造成一个睿智、充满才干的人。光阴荏苒，如今重读这件事，终究“吃惊”地发现父亲的深谋远虑，仅在于为我备下了日后打家具的材料。
　　父亲也算识文断字，据说是高小文化，年轻时还因此在“文化人”青黄不接的农村里不大不小地风光过几回。但终归是因为年轻吧，过分“恃才傲物”，使得一度在大队的广播里抑扬顿挫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郁郁文采连同耀眼的光环一道被剥蚀殆尽，“文化人”也渐渐变成如今的模样—— 地地道道的农民，是普天下农民中极普通的一员，日夜背负着劳作的重担，套着家庭的枷锁蹒跚度日。
　　小时候，我的成绩一贯优秀。也许这暂时的、表面的风景太让父亲着迷，又因同辈中一位堂兄如传说中“文曲下界”，竟连跳数级，一举考中了北大的研究生。父亲也因此而太看重了我，赋予了我太高的期望值。他也许从未具体设想过我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但我敢发誓，父亲心里翻腾、涌动的是如我一般近乎妄想的憧憬，而每一次我在本学区出类拔萃的成绩，都无一例外地扩张着他遐想的空间。但我终究让他失望了，正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话：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我没能成为他想象中的山村卓尔不群的人，只是成了一个清苦的、繁务缠身的乡村教师。此后一段时间，他竟为此而苍老、憔悴许多，我能感觉到他远远凝望我的眼睛消失了许多神采—— 那是一种热望的冷却和消弭，取而代之的只是沮丧。
　　但父亲的“舐犊之情”从未有少，他能读懂盘桓在我眉宇之间的那些无奈和苦恼。父亲不善言辞，因而他常用一些无失痛痒、不着边际的话，用他的方式来劝慰我、开导我，当然常常是劳而无功。每每此时，他便用沉默和叹息关注我，用视线勒回我信马由缰的怅惘和愁绪—— 我当然不能让他心痛，不能让一己的伤痛再延续到父亲的身上。
　　父亲好抽烟，当然抽的大多是劣质烟。凶时，如“星星索”一般，接连不断。有人抽烟是潇洒，是风度，在他而言，则完全是需要，当然并非为醒脑提神以思考什么重大决策，香烟早已如同鞋帽、衣袜一样，成为他的一样行头。母亲终年为此而同他吵闹，但这种陋习，早已根深蒂固了。
　　父亲也嗜酒，一日两顿，必须同午饭、晚饭一起完成，但父亲并非海量，只是“馋酒”。其中有件事于我印象最深，以至于一贯对父亲每餐必豪饮的习惯嗤之以鼻的我，终于再无微词并表示出诸多理解。那是我在校的一段日子，大抵因家里生活拮据，父亲不能尽兴。那天到学校看我，我倾尽稿酬，请他到饭馆大吃一顿。买了酒，他竟如孔乙己一般，手发了抖，一脸喜不自禁。那一瞬间，我心里好一阵酸楚，心里平添了一股自食其力并反哺父母的豪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商潮风起云涌。认为“田里抠不出金娃娃”的父亲终于也赤足从田埂走上了大街，右手提着秤杆，左手握成筒状拿腔作调地吆喝起生意经来。虽然是黄鼠狼娶媳妇—— 小打小闹，父亲却忙得认真，忙得辛苦，忙得隔三岔五变了脸色训斥家人。他是穷怕了，也许还有极度的自卑作祟，他的潜意识里跃动着所有中国老人传统的思想脉搏—— 为人父母总得给后辈子孙留点什么，至少不能拖累。既知天命，却一事无成，那是要遭人耻笑的。
　　我理解父亲，他的人生劳役已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转向了驻足市井，引车卖浆。但父亲终难逃脱普罗大众的“七情六欲”，大量的烟酒开销还是占了他大部分的收入—— 他无力改变自己。
　　其实，父亲也无须改变自己。父亲沿袭大半辈子的生活习惯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刻意改变，只能使他徒增痛苦。他总想着为儿子建造一个理想的家园，为儿子赚取成沓的钞票，并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身体力行，虽然他的钞票很难聚沙成塔。晚辈不尽力反哺，已属不孝，又怎能接受老父在瑟瑟寒风和烈日骄阳下惨淡经营获得的一点小小赚头呢？那么就让他在精神上自我满足一下吧，让他觉得是在为这个家及后辈奔波操劳，同时，他的生活也是安逸舒适的——我总是这样想着。
　　毋庸讳言，父亲的身上具体化着小农意识的诸多陋习，那是他一辈子都难以认清和无力改变的，但他也具备着中国农民淳朴、善良的优秀素质。他给予后辈的深沉的爱，他对家庭和亲情的强烈责任感，都深刻地熏陶和感染着我。我深信，自己对父亲的爱，不仅来自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更是一种生于长久潜移默化中的敬仰、默契和理解。
　　西方有父亲节，人们在这一天向心目中伟岸神圣抑或亲切随和的父亲表示他们为人子女的爱。父亲当然过不来洋节。不过，我很想写点东西在那一天读给他听，以对他的尊敬和热爱来告慰他那颗饱受愁苦和沧桑的心。
　　不知父亲听后，可会老泪纵横？
　　（责編 唐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