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给你一双慧眼，这个世界上，你会用来瞟谁？
“大公主”伊万卡是少不了的，37岁的新西兰女总理雅登、法国近代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爱尔兰最年轻的总理瓦拉德卡、刚满31岁的奥地利准总理库尔茨，还有惺惺相惜的特朗普的“80后”女婿與沙特的“85后”王储……
只看新人笑是不够的。这个星球上有许多威胁，各种矛盾盘根错节，连穆加贝这样的“非洲老革命”都吃了闷亏，比他小22岁的特朗普，岂能不在“通俄门”上磕磕绊绊？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朝鲜“完成核武力量建设”、伊朗“巩固区域霸权”也不例外。表面看，特朗普59枚战斧砸叙利亚空军很震撼，但最后却是巴沙尔在伊朗支持下收复绝大部分国土！别看特朗普威胁要对朝鲜降下“火与怒”，要知道在第七舰队接连撞船、坠机后，美国第三季度向中东增兵了33%。
2017年2月6日，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对哈马斯据点实施空袭，巴勒斯坦人逃离现场。
这世界变化快，民调误判不是一两次了。像2017年接受“连任之考”的英德日三国领导人中，只有安倍最后笑了。但从前一年英美的“黑天鹅”到2017年欧洲的“灰犀牛”，世界还是在矛盾中逐渐走向清晰，不是吗？
“通俄门”的本质
所谓“通俄门”，是指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与俄罗斯“串谋”影响美国大选的事件。随着特朗普前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新近承认向联邦调查局数次撒谎，并提供新证词，这起从年初就开始占据媒体焦点的事件，滑向了一个对特朗普本人不那么致命，却也难以全身而退的结局。
已验证的事实显示，弗林与俄大使非正常交涉，发生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而不是在竞选期间；竞选期间特朗普对俄的喊话，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确证的俄情报机构对美国大选的介入，是孤立事件，不构成“串谋”。
大选后过渡期间，特朗普班子的对俄交涉属法律灰色地带，但其本质不是左派媒体臆想的特朗普成了普京的傀儡，而是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候任总统的百般讨好，以换取减轻或撤除多项制裁。这种寻租机会被特朗普身边人给利用了。
在奥巴马任期末，美国与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关系紧张。特朗普作为崇尚“交易”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外交政策未定型，甚至流露出亲俄倾向，自然吸引一批“代理外国政府利益”的顾问，包括曾为乌克兰前亲俄政府效力的马纳福特、曾为土耳其政府跑项目的弗林等。
特朗普自己的犹太女婿贾里德，更是以库什纳家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深交而自豪。一年前，就涉及以色列定居点的安理会决议案，弗林要求俄罗斯投反对票或推迟投票，贾里德·库什纳难脱干系。如果相关“交易”发生在特朗普就职后，争议就会小很多。
以革命姿态登场的特朗普，外交上操之过急，漠视政治规矩，任人唯亲又“用人不疑”，结果未经参议院审查的弗林、班农等闯出许多漏子。相反，尽管特朗普跟自己挑选的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矛盾重重，但这些经过参议院盘问的“老江湖”，自身却未给特朗普带来无尽的麻烦。
税改动了谁的奶酪？
美国众参两院各自版本税改议案的先后过关，节奏之快出乎民主党人的意料。与麦凯恩等三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新医改不同，这次倒戈的共和党参议员只有一位。这固然与该党长期关注税改、又汲取了新医改的教训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利益结构调整已势在必行。
从美股反应来看，税改可能在年底完成立法的消息，让科技股普遍下跌，而金融股应声上涨。表面解释是，企业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利好金融、通信、工业等行业，对目前税率为18.5%的科技类公司没有帮助，反倒会抽走投向硅谷的热钱。深层原因则是，美国科技界自“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以来就追捧民主党，如今它在与金融界和实业界的三角博弈中，已经落于下风。
这背后的逻辑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谱等科技公司，可以低成本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把巨额海外利润“藏”在低税率国家。自然，它们响应民主党拥抱全球化的路线，要求接纳和庇护世界各地的技术移民。而各项经济和社会成本，则由美国实业界和金融界等分摊。
原本也享受全球化红利的美国金融界，因2008年次贷危机中断了全球扩张，并被奥巴马的强监管政策“束缚”着，因而逐渐与民主党拉开了距离。特朗普上台后，金融界得到放松监管的许诺，又垂涎“1万亿美元国内基建计划”的蛋糕，便与早已“觉醒”的实业界合流，在话语权上反超了科技界。这是共和党激进税改一路绿灯的大背景。
不光是税改，特朗普退出贸易、气候、文化、难民等一系列国际条约背后，也都存在这种“金权”博弈。最高法院近日为特朗普“八国限行令”背书，说明科技界的阻拦效果大不如前。民主党疏远实业界蓝领、压榨金融界富豪，终于尝到了苦果。
欧洲的“灰犀牛”
欧盟国家缺少新兴的科技巨无霸，金融业领先的英国又在闹分手，所以人们一度以为是传统的劳资矛盾在主导欧陆政党轮替。但包括奥地利大选在内，欧洲2017年的几场选举告诉人们，移民冲击下的各国文化本位主义，才是那只可能带来巨大风险，却往往被视而不见的“灰犀牛”。
法国大选中，“超越左右”的马克龙赢得了劳工界和资本家的多数支持，“一站到底”；“极右”的勒庞在文化牌基础上极力拉拢蓝领，首轮投票出线，二轮得票率超过1/3，也算不辱使命；倒是“中右”的前总理菲永，虽然得到大资本家青睐，却被勒庞以反穆斯林口号抢走右翼天主教选民，首轮即遭淘汰出局。
马克龙当选总统后再下一城，助其党派拿下国民议会多数席位，但这位断言“不存在法国文化”的年轻总统，不久后就在劳工法改革上得罪了法国总工会和“全国的懒人”，支持率大跌，给了玛丽娜·勒庞5年后东山再起的念想。 法国大选是两轮投票选总统，不用担心出现“少数派总统”。德国是议会制，默克尔虽然带领联盟党大胜社民党，但被4个中小政党分散了议席，联盟党与其中两党的组阁谈判又终告破局。默克尔不愿接受“少数派政府”的不稳定执政模式，又怕重新選举再丢议席，所以在社民党出身的德国总统调解下，抓住了与社民党谈判联合组阁的“稻草”。
默克尔的执政危机，同样反映了文化本位主义的抬头。传统上，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代表资本家和劳工界，但在这次大选中，主打文化本位主义的德国选项党从零起步，成为联邦议会第三大党；联盟党却被“亲商”的自民党抢去中小企业主的票仓，以致得票率不足1/3，贻笑大方。
更被人偷笑的是英国女首相。原本她指望以提前大选增加脱欧谈判筹码，却因对国内大城市接二连三的恐袭“防范不力”，失去议会多数，被迫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联合组阁，之后又初步同意支付约500亿欧元“脱欧分手费”，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值得注意的是，特蕾莎·梅首相坚持要遵照公投结果脱欧，并历尽艰辛与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如果严肃地看待此问题，可以发现英国政界主流已经从选择多元主义的欧洲化，转变为拥抱英语世界的全球化，这背后还是有文化本位主义的影子。
中东主要矛盾的转化
“伊斯兰国”被连根拔起、库尔德人殷盼独立、沙特宫斗再升级、卡塔尔遭海合会威逼、黎巴嫩总理闹辞职、也门前总统被打死、伊朗发生连环恐袭、埃及清真寺三百多人遇害、土耳其改总统制、巴勒斯坦结束十年分裂、美国姗姗来迟承认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2017年的中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目不暇接。
叙利亚动荡六年多，“伊斯兰国”建政三年多，俄罗斯空袭两年多，终于在美国空中援助下，库尔德武装解放了拉卡，最近又攻占了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富油区；叙、伊境内，仅剩数千“伊斯兰国”亡命之徒。这一刻，中东的主要矛盾可谓从各国各派与“伊斯兰国”的矛盾，转化为南北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
“北方阵营”旗手伊朗，与俄罗斯、黎巴嫩真主党各自驰援叙利亚，又与土耳其一道反对库尔德独立、支援卡塔尔反封锁。原本，土耳其与美国、沙特联手反对叙利亚政府，但过去两年多来，强人埃尔多安经历了重新大选、击落俄战机、恐袭频发、未遂政变等危机，终于改换阵营，与俄罗斯、伊朗称兄道弟。
“南方阵营”旗手沙特，纠集了被称为“伊斯兰北约”的41国反恐军事联盟，变相向伊朗施压。沙特与伊朗断交已近两年，当初是因亲伊朗的什叶派教士尼米尔被沙特处决，引起伊朗人焚烧沙特大使馆。埃及则是在4年前塞西政变推翻穆尔西之后，与支持穆兄会的土耳其和卡塔尔分道扬镳，而与沙特亦步亦趋，一度重启两国间跨蒂朗海峡大桥的修建计划。
目前，阿联酋、约旦、巴林唯沙特马首是瞻，科威特还在充当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和事佬。而夹在南北两大阵营之间的黎巴嫩，其总理哈里里在滞留沙特期间被迫宣布辞职，但在法国斡旋后，哈里里又以“黎不卷入地区冲突”为条件，收回辞呈。此结果显示，沙特对黎巴嫩政局力有未逮。
在南北矛盾主导中东之际，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矛盾，因美国总统在东耶路撒冷被占50年后所做的耶路撒冷地位新论述，再起波澜。原本，巴勒斯坦的“麻烦制造者”哈马斯已经变乖巧—它在5年前背叛了巴沙尔政权和伊朗，2017年又因为“金主”卡塔尔自顾不暇，不得不把加沙控制权拱手交给巴解主流派法塔赫。现在，它又迎来良机，开始号召第三次反以起义。
也门的政局演变非常戏剧化。上一任总统萨利赫原是沙特的代理人，因民主运动被换下后，过了两年居然倒向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赶走也门合法总统哈迪。不久前，萨利赫又与控制萨那的胡塞武装翻脸，呼吁首都民众起义，结果自己在出逃途中，被胡塞武装的狙击手枪杀。
为填补财政亏空、继续也门战事，沙特主导欧佩克，将与俄等国多年来首个“石油联合减产协议”的有效期，两次各延长9个月，还以反腐为名，腾空酒店抓王子巨富，按比例勒赎分赃。为后一举动叫好的特朗普，设想沙特王储能成为“阿拉伯的凯末尔”，而德黑兰则设想小王储迟早要上沙特共和革命的断头台。
非洲的新老面孔
在改革、发展、稳定这组永恒的矛盾中，非洲国家出现了“改革优先于稳定”的迹象。
最典型的就是安哥拉，执政党趁着大选的契机，用国防部长洛伦索替换下了任职38年的总统多斯桑托斯；再就是津巴布韦的“软政变”：军方事先发警示，和总统多轮谈判，执政党动员民众大游行，迫使穆加贝在次年大选前辞职，而副总统姆南加古瓦顺势上位。
谈到发展，东非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积极引入中国资本；其领导人都出席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恰巧这两国都是基督徒占主导地位，政局相对稳定。肯尼亚虽然因选举争议，数月内举行了两次大选，但最终结果还是肯雅塔连任总统。而埃塞俄比亚现任总统穆拉图，本硕博都是在北大读的。
至于不稳定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埃及受“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再三袭击，尼日利亚仍未根除“博科圣地”的滋扰，乍得北部和西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很活跃；刚果（金）则是因为总统选举一再延期，国内骚乱不断，并酿成近年来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最严重的一起袭击。
放眼世界，相比委内瑞拉“动乱”民不聊生，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执政30年后再获连任，至今快两年了政权依然稳定，是不是值得庆幸呢？
“大公主”伊万卡是少不了的，37岁的新西兰女总理雅登、法国近代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爱尔兰最年轻的总理瓦拉德卡、刚满31岁的奥地利准总理库尔茨，还有惺惺相惜的特朗普的“80后”女婿與沙特的“85后”王储……
只看新人笑是不够的。这个星球上有许多威胁，各种矛盾盘根错节，连穆加贝这样的“非洲老革命”都吃了闷亏，比他小22岁的特朗普，岂能不在“通俄门”上磕磕绊绊？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朝鲜“完成核武力量建设”、伊朗“巩固区域霸权”也不例外。表面看，特朗普59枚战斧砸叙利亚空军很震撼，但最后却是巴沙尔在伊朗支持下收复绝大部分国土！别看特朗普威胁要对朝鲜降下“火与怒”，要知道在第七舰队接连撞船、坠机后，美国第三季度向中东增兵了33%。
这世界变化快，民调误判不是一两次了。像2017年接受“连任之考”的英德日三国领导人中，只有安倍最后笑了。但从前一年英美的“黑天鹅”到2017年欧洲的“灰犀牛”，世界还是在矛盾中逐渐走向清晰，不是吗？
“通俄门”的本质
所谓“通俄门”，是指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与俄罗斯“串谋”影响美国大选的事件。随着特朗普前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新近承认向联邦调查局数次撒谎，并提供新证词，这起从年初就开始占据媒体焦点的事件，滑向了一个对特朗普本人不那么致命，却也难以全身而退的结局。
已验证的事实显示，弗林与俄大使非正常交涉，发生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而不是在竞选期间；竞选期间特朗普对俄的喊话，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确证的俄情报机构对美国大选的介入，是孤立事件，不构成“串谋”。
大选后过渡期间，特朗普班子的对俄交涉属法律灰色地带，但其本质不是左派媒体臆想的特朗普成了普京的傀儡，而是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候任总统的百般讨好，以换取减轻或撤除多项制裁。这种寻租机会被特朗普身边人给利用了。
在奥巴马任期末，美国与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关系紧张。特朗普作为崇尚“交易”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外交政策未定型，甚至流露出亲俄倾向，自然吸引一批“代理外国政府利益”的顾问，包括曾为乌克兰前亲俄政府效力的马纳福特、曾为土耳其政府跑项目的弗林等。
特朗普自己的犹太女婿贾里德，更是以库什纳家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深交而自豪。一年前，就涉及以色列定居点的安理会决议案，弗林要求俄罗斯投反对票或推迟投票，贾里德·库什纳难脱干系。如果相关“交易”发生在特朗普就职后，争议就会小很多。
以革命姿态登场的特朗普，外交上操之过急，漠视政治规矩，任人唯亲又“用人不疑”，结果未经参议院审查的弗林、班农等闯出许多漏子。相反，尽管特朗普跟自己挑选的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矛盾重重，但这些经过参议院盘问的“老江湖”，自身却未给特朗普带来无尽的麻烦。
税改动了谁的奶酪？
美国众参两院各自版本税改议案的先后过关，节奏之快出乎民主党人的意料。与麦凯恩等三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新医改不同，这次倒戈的共和党参议员只有一位。这固然与该党长期关注税改、又汲取了新医改的教训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利益结构调整已势在必行。
从美股反应来看，税改可能在年底完成立法的消息，让科技股普遍下跌，而金融股应声上涨。表面解释是，企业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利好金融、通信、工业等行业，对目前税率为18.5%的科技类公司没有帮助，反倒会抽走投向硅谷的热钱。深层原因则是，美国科技界自“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以来就追捧民主党，如今它在与金融界和实业界的三角博弈中，已经落于下风。
这背后的逻辑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谱等科技公司，可以低成本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把巨额海外利润“藏”在低税率国家。自然，它们响应民主党拥抱全球化的路线，要求接纳和庇护世界各地的技术移民。而各项经济和社会成本，则由美国实业界和金融界等分摊。
原本也享受全球化红利的美国金融界，因2008年次贷危机中断了全球扩张，并被奥巴马的强监管政策“束缚”着，因而逐渐与民主党拉开了距离。特朗普上台后，金融界得到放松监管的许诺，又垂涎“1万亿美元国内基建计划”的蛋糕，便与早已“觉醒”的实业界合流，在话语权上反超了科技界。这是共和党激进税改一路绿灯的大背景。
不光是税改，特朗普退出贸易、气候、文化、难民等一系列国际条约背后，也都存在这种“金权”博弈。最高法院近日为特朗普“八国限行令”背书，说明科技界的阻拦效果大不如前。民主党疏远实业界蓝领、压榨金融界富豪，终于尝到了苦果。
欧洲的“灰犀牛”
欧盟国家缺少新兴的科技巨无霸，金融业领先的英国又在闹分手，所以人们一度以为是传统的劳资矛盾在主导欧陆政党轮替。但包括奥地利大选在内，欧洲2017年的几场选举告诉人们，移民冲击下的各国文化本位主义，才是那只可能带来巨大风险，却往往被视而不见的“灰犀牛”。
法国大选中，“超越左右”的马克龙赢得了劳工界和资本家的多数支持，“一站到底”；“极右”的勒庞在文化牌基础上极力拉拢蓝领，首轮投票出线，二轮得票率超过1/3，也算不辱使命；倒是“中右”的前总理菲永，虽然得到大资本家青睐，却被勒庞以反穆斯林口号抢走右翼天主教选民，首轮即遭淘汰出局。
马克龙当选总统后再下一城，助其党派拿下国民议会多数席位，但这位断言“不存在法国文化”的年轻总统，不久后就在劳工法改革上得罪了法国总工会和“全国的懒人”，支持率大跌，给了玛丽娜·勒庞5年后东山再起的念想。 法国大选是两轮投票选总统，不用担心出现“少数派总统”。德国是议会制，默克尔虽然带领联盟党大胜社民党，但被4个中小政党分散了议席，联盟党与其中两党的组阁谈判又终告破局。默克尔不愿接受“少数派政府”的不稳定执政模式，又怕重新選举再丢议席，所以在社民党出身的德国总统调解下，抓住了与社民党谈判联合组阁的“稻草”。
默克尔的执政危机，同样反映了文化本位主义的抬头。传统上，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代表资本家和劳工界，但在这次大选中，主打文化本位主义的德国选项党从零起步，成为联邦议会第三大党；联盟党却被“亲商”的自民党抢去中小企业主的票仓，以致得票率不足1/3，贻笑大方。
更被人偷笑的是英国女首相。原本她指望以提前大选增加脱欧谈判筹码，却因对国内大城市接二连三的恐袭“防范不力”，失去议会多数，被迫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联合组阁，之后又初步同意支付约500亿欧元“脱欧分手费”，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值得注意的是，特蕾莎·梅首相坚持要遵照公投结果脱欧，并历尽艰辛与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如果严肃地看待此问题，可以发现英国政界主流已经从选择多元主义的欧洲化，转变为拥抱英语世界的全球化，这背后还是有文化本位主义的影子。
中东主要矛盾的转化
“伊斯兰国”被连根拔起、库尔德人殷盼独立、沙特宫斗再升级、卡塔尔遭海合会威逼、黎巴嫩总理闹辞职、也门前总统被打死、伊朗发生连环恐袭、埃及清真寺三百多人遇害、土耳其改总统制、巴勒斯坦结束十年分裂、美国姗姗来迟承认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2017年的中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目不暇接。
叙利亚动荡六年多，“伊斯兰国”建政三年多，俄罗斯空袭两年多，终于在美国空中援助下，库尔德武装解放了拉卡，最近又攻占了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富油区；叙、伊境内，仅剩数千“伊斯兰国”亡命之徒。这一刻，中东的主要矛盾可谓从各国各派与“伊斯兰国”的矛盾，转化为南北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
“北方阵营”旗手伊朗，与俄罗斯、黎巴嫩真主党各自驰援叙利亚，又与土耳其一道反对库尔德独立、支援卡塔尔反封锁。原本，土耳其与美国、沙特联手反对叙利亚政府，但过去两年多来，强人埃尔多安经历了重新大选、击落俄战机、恐袭频发、未遂政变等危机，终于改换阵营，与俄罗斯、伊朗称兄道弟。
“南方阵营”旗手沙特，纠集了被称为“伊斯兰北约”的41国反恐军事联盟，变相向伊朗施压。沙特与伊朗断交已近两年，当初是因亲伊朗的什叶派教士尼米尔被沙特处决，引起伊朗人焚烧沙特大使馆。埃及则是在4年前塞西政变推翻穆尔西之后，与支持穆兄会的土耳其和卡塔尔分道扬镳，而与沙特亦步亦趋，一度重启两国间跨蒂朗海峡大桥的修建计划。
目前，阿联酋、约旦、巴林唯沙特马首是瞻，科威特还在充当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和事佬。而夹在南北两大阵营之间的黎巴嫩，其总理哈里里在滞留沙特期间被迫宣布辞职，但在法国斡旋后，哈里里又以“黎不卷入地区冲突”为条件，收回辞呈。此结果显示，沙特对黎巴嫩政局力有未逮。
在南北矛盾主导中东之际，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矛盾，因美国总统在东耶路撒冷被占50年后所做的耶路撒冷地位新论述，再起波澜。原本，巴勒斯坦的“麻烦制造者”哈马斯已经变乖巧—它在5年前背叛了巴沙尔政权和伊朗，2017年又因为“金主”卡塔尔自顾不暇，不得不把加沙控制权拱手交给巴解主流派法塔赫。现在，它又迎来良机，开始号召第三次反以起义。
也门的政局演变非常戏剧化。上一任总统萨利赫原是沙特的代理人，因民主运动被换下后，过了两年居然倒向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赶走也门合法总统哈迪。不久前，萨利赫又与控制萨那的胡塞武装翻脸，呼吁首都民众起义，结果自己在出逃途中，被胡塞武装的狙击手枪杀。
为填补财政亏空、继续也门战事，沙特主导欧佩克，将与俄等国多年来首个“石油联合减产协议”的有效期，两次各延长9个月，还以反腐为名，腾空酒店抓王子巨富，按比例勒赎分赃。为后一举动叫好的特朗普，设想沙特王储能成为“阿拉伯的凯末尔”，而德黑兰则设想小王储迟早要上沙特共和革命的断头台。
非洲的新老面孔
在改革、发展、稳定这组永恒的矛盾中，非洲国家出现了“改革优先于稳定”的迹象。
最典型的就是安哥拉，执政党趁着大选的契机，用国防部长洛伦索替换下了任职38年的总统多斯桑托斯；再就是津巴布韦的“软政变”：军方事先发警示，和总统多轮谈判，执政党动员民众大游行，迫使穆加贝在次年大选前辞职，而副总统姆南加古瓦顺势上位。
谈到发展，东非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积极引入中国资本；其领导人都出席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恰巧这两国都是基督徒占主导地位，政局相对稳定。肯尼亚虽然因选举争议，数月内举行了两次大选，但最终结果还是肯雅塔连任总统。而埃塞俄比亚现任总统穆拉图，本硕博都是在北大读的。
至于不稳定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埃及受“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再三袭击，尼日利亚仍未根除“博科圣地”的滋扰，乍得北部和西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很活跃；刚果（金）则是因为总统选举一再延期，国内骚乱不断，并酿成近年来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最严重的一起袭击。
放眼世界，相比委内瑞拉“动乱”民不聊生，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执政30年后再获连任，至今快两年了政权依然稳定，是不是值得庆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