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悲剧女性角色。《安娜 卡列尼娜》中安娜为了爱情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纵观两部巨作中的女性角色的悲剧有异同之处。本文从社会背景、不幸的婚姻生活和个人性格三方面对比分析两位女性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白鹿原》；《安娜 卡列尼娜》；女性悲剧；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1.引言
《白鹿原》是一部关于上世纪中国大地上一段跨越五十多年历史变迁的真实写照。小说最主要的女性人物田小娥，其悲剧让人震撼。“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她的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其性格的悲剧[1]。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悲剧使她成为一个永恒的美的角色。《安娜·卡列尼娜》写于俄国社会形态处在新旧思想交替的大转型时期。女主人公安娜作为最生动的人物形象之一，是一位闪耀着生命意识觉醒的光辉女性。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安娜大胆离家出走、抛夫弃子、与情人同居到最终绝望卧轨自杀的悲剧命运，揭示了贵族上流社会的腐败堕落，谴责沙皇俄国的宗教观念对正直人生的毁灭，体现了托尔斯泰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2]。
2.田小娥与安娜悲剧成因的对比分析
2.1社会外在原因
田小娥以一个被扭曲的性角色出场，风华正茂的她被迫嫁给年近70岁的郭举人当小妾。为了反抗卑微委屈的生活，她大胆与黑娃私通，被郭举人休掉后被“要脸顾面子”的秀才父亲“铲除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打发了出去。跟黑娃回到白鹿村后，她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生存地位。郭举人对小娥的戕害令人憎恶；鹿子霖因一己私欲玷污了田小娥，又把她当作与白嘉轩斗法的棋子；鹿三和白嘉轩对小娥的戕害打着仁义的旗帜，有正统的道德做武器，有宗法的祠堂做依仗[3]。田小娥的冤魂借鹿三之口，控诉自己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不公正待遇。“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没扯过旁人的一根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截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这么着还不容让俺呢”[4]。田小娥反抗的结果是建塔填娥、敬填族谱，封建旧秩序的恢复。田小娥“不光彩”的悲剧是封建宗法制度与伦理道德结合的产物。与田小娥一样，少女时期的安娜被包办嫁给大自己二十岁的卡列宁。八年没有真爱的婚姻生活使她饱受精神折磨，“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5]形式婚姻促使安娜走向婚外情的道路，与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邂逅爱情。婚姻绑架和道德桎梏又使她不能用行动反抗，不离婚就不能结婚，不结婚就只能以情妇身份与布隆斯基交往，这让布隆斯基无法忍受，最终矛盾爆发。[6]贵妇人们在社交场所排挤孤立安娜，把她驱逐出上流社会的社交圈。精神上极度空虚的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疯狂寄情于对情人的爱情。但由于丈夫拒绝离婚，情人的日渐冷漠和疏远，她最后绝望地以结束生命来解脱自我。田小娥和安娜都渴望有一个正常的幸福生活，但又饱受传统婚姻制度的迫害、社会道德伦理的压迫，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不同的是，两位所处的阶层不同因而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不同。田小娥来自中国农村一个普通百姓人家，关注的是寻常生活。安娜来自贵族家庭，衣食无忧，所以她追求的是激情的爱恋，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
2.2 不幸的婚姻生活
田小娥的第一段老少恋在被休的屈辱中结束，第二段便是与黑娃的结合。本以为可以过上平凡的生活，“田小娥曾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我吃糠咽菜都情愿。’”[7]但她的美梦再次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他们的婚姻不被宗族和长者们的认可，她被迫远离众人，在窑洞里过着贫苦但自由的生活。然而，黑娃的被迫外逃使其重新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为救丈夫被鹿子霖玷污、被利用。特殊的经历和婚姻使她为众人憎恶，为伦理纲常所不容，被当成“淫乱者”，“烂女人”“婊子”[8]。田小娥至死都没等到黑娃的归来，一个人在一声惊恐、悲凄的绝叫声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同时，年轻美丽的安娜对爱情有无限的渴望，却在夫妻生活得不到爱情的滋润，这是安娜背叛家庭的主要原因。在家庭观上，卡列宁看重形式，婚姻是法律形式的存在。他的眼里没有爱情与激情，虽提供安娜所需的物质享受，却从未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作为安娜的丈夫，他内心最大的痛苦不是妻子对婚姻的不忠贞，而是妻子没有像整个社会风气那样把这种伪善掩饰起来。他最在乎的是名誉和地位而不是婚姻感情，因此他把这种恨通过威逼、折磨、拒绝离婚等多种方式来发泄。[9]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压迫促使安娜逐步走进悲剧的深渊。田小娥婚姻生活的不幸表现在对婚姻的坚守，对黑娃的痴情，由于外在因素的逼迫，一切不得不走向悲剧。安娜的不幸首先是对婚姻的背叛，对卡列宁的愧疚和丧子的悲痛，对爱情的向往与失去的绝望。安娜的束缚更多是来自个人的自我矛盾和家庭不和谐因素。
2.3 个人内在原因
包办婚姻没有爱情且剥夺她做人的权利，激起了叛逆情绪，为了生存她开始反抗，不惜与世俗对立。黑娃的出现让田小娥来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但与黑娃的结合没有让她得到幸福的生活，反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旋涡。[10]在白鹿经历了冷漠、鄙视和唾弃后，田小娥从未放弃追求幸福生活。她反抗过，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对乡匪恶霸势力，对封建传统宗族法制，但最终逃不过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结局，沦为传统势力下的牺牲品。安娜的爱情悲剧源自她矛盾的个性。安娜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她渴望自由和爱情，渴望自己掌握命运。但却一直处于矛盾纠结之中，在渥伦斯基庄园里的甜蜜生活使她宁可丢弃母亲的身份，但是失去爱子的悲伤却时时侵扰她脆弱的心灵。基督教的教育和信仰使她无法坦然面对爱情，并由此产生沉重的负罪感，内心深处的渴望却时时折磨着她，使她难以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爱没有理性可言，已扭曲变形。[11]面对爱情的破裂，安娜陷入孤独与无助，在丈夫那里没有得到爱情与自由，在情人这里也没有。上流社会的虚伪和道德、冷漠与残酷共同谋杀了她。田小娥是一位不甘接受悲惨命运的美丽小女人，敢于追求爱情，对生活从不轻言放弃，淳朴善良但涉世不深，最后对鹿三的那一段质问表明她至死都不愿屈服，坚定对生活的信念。与田小娥不同，安娜一开始对生活充满激情，为爱勇往直前但在得不到爱情后，逐渐走向孤独和无助，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走向死亡的铁轨。
3.结论
纵观两部巨作中的女主人公的悲剧都具有浓郁的时代烙印，除自身个性原因外，宗法制家庭传统观念、封建礼制下的包办婚姻制度和封建社会思想的共同作用，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田小娥和安娜都经历了悲惨命运，而究其原因既有社会也有个人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不管是普通人家田小娥还是来自上流社会的安娜都没有自我生存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田小娥和安娜的悲剧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两者的悲剧与当时盛行的宗法制社会和家庭有密切的关系，都受到伦理道德的压迫、包办婚姻与封建腐朽制度的毒害。前者是必然的被动的死去，后者是必然的主动的自杀。与田小娥相比，内在的个人因素在安娜的悲剧中起到更明显的推动作用。两条美丽生命的死都是对当时社会的无声抗争和控诉，控诉了当时背景下缺乏人性的道德规范和制度。
参考文献：
[1]杨月梅.略论田小娥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及意义[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no.2）：57.
[2]吴娟.安娜 卡列尼娜与娜拉的比较分析[J].外国文学（文学教育版），2016（02）：30.
[3]张文弢.《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意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no.11）：126.
[4][7]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 卡列尼娜[M].草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6]黄悦.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形象解读[J].文学教育，2016（no.1）：138.
[8]张文弢.《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意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no.11）：125-126。
[9]韩家胜，康佳琼.探析《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缘由[J].语文建设，2014（no.5）：55.
[10]吴健根.《白鹿原》中田小娥悲剧命运的探讨[J].安徽文学（文学评论版），2006（no.12）：28.
[11]吴长川.安娜·卡列尼娜悲剧的原因探析[J].戏剧之家，2016（no.3）：156.
关键词：《白鹿原》；《安娜 卡列尼娜》；女性悲剧；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1.引言
《白鹿原》是一部关于上世纪中国大地上一段跨越五十多年历史变迁的真实写照。小说最主要的女性人物田小娥，其悲剧让人震撼。“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她的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其性格的悲剧[1]。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悲剧使她成为一个永恒的美的角色。《安娜·卡列尼娜》写于俄国社会形态处在新旧思想交替的大转型时期。女主人公安娜作为最生动的人物形象之一，是一位闪耀着生命意识觉醒的光辉女性。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安娜大胆离家出走、抛夫弃子、与情人同居到最终绝望卧轨自杀的悲剧命运，揭示了贵族上流社会的腐败堕落，谴责沙皇俄国的宗教观念对正直人生的毁灭，体现了托尔斯泰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2]。
2.田小娥与安娜悲剧成因的对比分析
2.1社会外在原因
田小娥以一个被扭曲的性角色出场，风华正茂的她被迫嫁给年近70岁的郭举人当小妾。为了反抗卑微委屈的生活，她大胆与黑娃私通，被郭举人休掉后被“要脸顾面子”的秀才父亲“铲除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打发了出去。跟黑娃回到白鹿村后，她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生存地位。郭举人对小娥的戕害令人憎恶；鹿子霖因一己私欲玷污了田小娥，又把她当作与白嘉轩斗法的棋子；鹿三和白嘉轩对小娥的戕害打着仁义的旗帜，有正统的道德做武器，有宗法的祠堂做依仗[3]。田小娥的冤魂借鹿三之口，控诉自己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不公正待遇。“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没扯过旁人的一根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截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这么着还不容让俺呢”[4]。田小娥反抗的结果是建塔填娥、敬填族谱，封建旧秩序的恢复。田小娥“不光彩”的悲剧是封建宗法制度与伦理道德结合的产物。与田小娥一样，少女时期的安娜被包办嫁给大自己二十岁的卡列宁。八年没有真爱的婚姻生活使她饱受精神折磨，“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5]形式婚姻促使安娜走向婚外情的道路，与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邂逅爱情。婚姻绑架和道德桎梏又使她不能用行动反抗，不离婚就不能结婚，不结婚就只能以情妇身份与布隆斯基交往，这让布隆斯基无法忍受，最终矛盾爆发。[6]贵妇人们在社交场所排挤孤立安娜，把她驱逐出上流社会的社交圈。精神上极度空虚的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疯狂寄情于对情人的爱情。但由于丈夫拒绝离婚，情人的日渐冷漠和疏远，她最后绝望地以结束生命来解脱自我。田小娥和安娜都渴望有一个正常的幸福生活，但又饱受传统婚姻制度的迫害、社会道德伦理的压迫，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不同的是，两位所处的阶层不同因而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不同。田小娥来自中国农村一个普通百姓人家，关注的是寻常生活。安娜来自贵族家庭，衣食无忧，所以她追求的是激情的爱恋，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
2.2 不幸的婚姻生活
田小娥的第一段老少恋在被休的屈辱中结束，第二段便是与黑娃的结合。本以为可以过上平凡的生活，“田小娥曾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我吃糠咽菜都情愿。’”[7]但她的美梦再次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他们的婚姻不被宗族和长者们的认可，她被迫远离众人，在窑洞里过着贫苦但自由的生活。然而，黑娃的被迫外逃使其重新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为救丈夫被鹿子霖玷污、被利用。特殊的经历和婚姻使她为众人憎恶，为伦理纲常所不容，被当成“淫乱者”，“烂女人”“婊子”[8]。田小娥至死都没等到黑娃的归来，一个人在一声惊恐、悲凄的绝叫声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同时，年轻美丽的安娜对爱情有无限的渴望，却在夫妻生活得不到爱情的滋润，这是安娜背叛家庭的主要原因。在家庭观上，卡列宁看重形式，婚姻是法律形式的存在。他的眼里没有爱情与激情，虽提供安娜所需的物质享受，却从未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作为安娜的丈夫，他内心最大的痛苦不是妻子对婚姻的不忠贞，而是妻子没有像整个社会风气那样把这种伪善掩饰起来。他最在乎的是名誉和地位而不是婚姻感情，因此他把这种恨通过威逼、折磨、拒绝离婚等多种方式来发泄。[9]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压迫促使安娜逐步走进悲剧的深渊。田小娥婚姻生活的不幸表现在对婚姻的坚守，对黑娃的痴情，由于外在因素的逼迫，一切不得不走向悲剧。安娜的不幸首先是对婚姻的背叛，对卡列宁的愧疚和丧子的悲痛，对爱情的向往与失去的绝望。安娜的束缚更多是来自个人的自我矛盾和家庭不和谐因素。
2.3 个人内在原因
包办婚姻没有爱情且剥夺她做人的权利，激起了叛逆情绪，为了生存她开始反抗，不惜与世俗对立。黑娃的出现让田小娥来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但与黑娃的结合没有让她得到幸福的生活，反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旋涡。[10]在白鹿经历了冷漠、鄙视和唾弃后，田小娥从未放弃追求幸福生活。她反抗过，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对乡匪恶霸势力，对封建传统宗族法制，但最终逃不过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结局，沦为传统势力下的牺牲品。安娜的爱情悲剧源自她矛盾的个性。安娜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她渴望自由和爱情，渴望自己掌握命运。但却一直处于矛盾纠结之中，在渥伦斯基庄园里的甜蜜生活使她宁可丢弃母亲的身份，但是失去爱子的悲伤却时时侵扰她脆弱的心灵。基督教的教育和信仰使她无法坦然面对爱情，并由此产生沉重的负罪感，内心深处的渴望却时时折磨着她，使她难以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爱没有理性可言，已扭曲变形。[11]面对爱情的破裂，安娜陷入孤独与无助，在丈夫那里没有得到爱情与自由，在情人这里也没有。上流社会的虚伪和道德、冷漠与残酷共同谋杀了她。田小娥是一位不甘接受悲惨命运的美丽小女人，敢于追求爱情，对生活从不轻言放弃，淳朴善良但涉世不深，最后对鹿三的那一段质问表明她至死都不愿屈服，坚定对生活的信念。与田小娥不同，安娜一开始对生活充满激情，为爱勇往直前但在得不到爱情后，逐渐走向孤独和无助，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走向死亡的铁轨。
3.结论
纵观两部巨作中的女主人公的悲剧都具有浓郁的时代烙印，除自身个性原因外，宗法制家庭传统观念、封建礼制下的包办婚姻制度和封建社会思想的共同作用，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田小娥和安娜都经历了悲惨命运，而究其原因既有社会也有个人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不管是普通人家田小娥还是来自上流社会的安娜都没有自我生存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田小娥和安娜的悲剧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两者的悲剧与当时盛行的宗法制社会和家庭有密切的关系，都受到伦理道德的压迫、包办婚姻与封建腐朽制度的毒害。前者是必然的被动的死去，后者是必然的主动的自杀。与田小娥相比，内在的个人因素在安娜的悲剧中起到更明显的推动作用。两条美丽生命的死都是对当时社会的无声抗争和控诉，控诉了当时背景下缺乏人性的道德规范和制度。
参考文献：
[1]杨月梅.略论田小娥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及意义[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no.2）：57.
[2]吴娟.安娜 卡列尼娜与娜拉的比较分析[J].外国文学（文学教育版），2016（02）：30.
[3]张文弢.《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意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no.11）：126.
[4][7]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 卡列尼娜[M].草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6]黄悦.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形象解读[J].文学教育，2016（no.1）：138.
[8]张文弢.《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意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no.11）：125-126。
[9]韩家胜，康佳琼.探析《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缘由[J].语文建设，2014（no.5）：55.
[10]吴健根.《白鹿原》中田小娥悲剧命运的探讨[J].安徽文学（文学评论版），2006（no.12）：28.
[11]吴长川.安娜·卡列尼娜悲剧的原因探析[J].戏剧之家，2016（no.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