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瑞骥创建第一个计算机专业的非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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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1952 就读并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56~1958 负责筹备并创建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专业和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1959~1964 领导建造我国高等学校的第一台中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911机);
  1965.1~1966.1 领导建造我国最早自行研制并小批量投产的全晶体管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112机)
  
  筹备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的日子
  
  1948年8月,凌瑞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怀揣国家大义,一心以工建设中国的思想,他选择了电机系。然而,也许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之后的生命会与他的抱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中国的计算机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大学毕业后,凌瑞骥留校任教。1955年,中央决定独立发展我国的核技术,当年清华大学为此创建了一套相关专业。其中一个为自动控制专业(时名“自动学远动学专业”)。而当清华大学拿到了苏联当时两个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一一莫斯科动力学院和列宁格勒多科性工业大学“数学计算装置及仪器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时,一直关注国际科技前沿的凌瑞骥敏锐地觉察到这个专业的重要,意识到这就是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是发展核工业必不可少的。很多运算需要计算机。”凌瑞骥不断地强调计算机对核工业的重要作用。1956年,凌瑞骥受命在无线电系紧急筹备,增设电子计算机专业(下简称“计算机专业”)。
  按正常学习时间,第一批计算机专业学生在1959年毕业。然而由于国家迫切需要,凌瑞骥紧急抽调其他专业一、二年级学生,和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三年级学生,采用“拔青苗”的方法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专业。为了弥补专业知识,清华大学设立了“计算机培训班”。培训班设在西苑,离清华本部很远。凌瑞骥带着学生每天坐着敞篷的解放大卡车赶去上课,“那个年代不堵车,但是大卡车快跑也要四五十分钟。”凌瑞骥最难忘的就是三九天,每天天不亮就要去赶车上课,常常是车还没开到一半,大家就已经冻得浑身麻木了。“等到下车时,脚都不会走路了。天才蒙蒙亮,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了。”
  创办计算机专业,吃苦之余,凌瑞骥感到更多的是压力。“当时别说懂计算机,连见也没有见过。只能去图书馆查些外文刊物,从零星的知识中了解计算机到底是什么。”凌瑞骥翻烂了图书馆中《电子和无线电工程师学业期刊》的美国刊物,至今还对其中所讲的知识和主办方记忆犹新。加上新华书店当时有一本叫《比脑子还快》的翻印小册子,就是凌瑞骥计算机知识的全部来源。直到苏联的课程和教案拿过来,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要让学生们见到真正的电子计算机
  
  计算机专业创办之初完全是纸上谈兵。
  “虽然我们有了全套的教学方案和教材,但是那些都是理论。我们前两届的毕业生,直到走上工作岗位也没有见过真正的计算机。”当时国家没有能力配给他们所需的实验室,苏联不帮助解决实验问题,国家又迫切需要
  

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充实列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1959年,百般无奈之下,凌瑞骥决定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建设实验室。
  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是在这个初衷之下诞生出来的。1959年,这个项目被列为清华大学当年1l项重点工程,位列第九,代号“911”。
  “我们不知道计算机什么样,甚至不知道计算机部件都什么样。我们全部的力量是教师、高年级学生和学校工厂的工人。”凌瑞骥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要照顾到设计建造的各个环节。那时没有休过周日,也没有节假日,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后半夜两三点,做梦也想着计算机。
  出于实用性等多方面考虑,凌瑞骥负责设计的计算机是磁芯计算机,其中磁芯和导线是最精密的部件之一,磁芯的质量将直接决定计算机的品质。
  “做磁芯的时候,每个磁芯的外直径只有几微米,内直径则更小,而这么精细的磁芯中还要横向拉两根导线,纵向穿过一根导线。这也是二进制的工作原理。”凌瑞骥饶有兴趣,当年清华校办工厂条件有限,第一次加工的磁芯不合格,所做的磁芯几乎全部废掉。第二次,凌瑞骥连续泡在工厂里十几天,才帮助工人师傅一起加工完全部磁芯。“磁芯关系到计算机运作的稳定性,必须分毫不差。”
  蒋维度是当年参加制造计算机的学生之一。凌瑞骥至今还记得他和另外一名女同学一同寻找磁鼓的材料的事情。“磁鼓需要材质很好的铝合金,两个学生最后在靠近西山的一家军工厂找到了适合的材料。由于体积太大,两个人用手推车把铝合金推了出来,走了大半天。可是学校里又没有能分割铝合金的工具,两个人硬是用手锯给锯开了,整整锯了一周。”凌瑞骥至今想起这些事情仍唏嘘不已,十分感动。凌瑞骥时常谦虚地称自己在这个工程中的贡献很有限,他强调团队的力量。
  一边是凌瑞骥带领一个团结的集体如火如荼地制造中国第一台计算机,另一边,三年自然灾害悄悄临近。自然灾害期间,正是计算机制造的关键时刻,测量稳定性等实验均已展开。这些实验,有的做一次就要几天几夜的时间,需要人有足够的耐力和脑力才能完成。而不做实验则无法检测计算机的各项功能能否达到标准,计算机无法得到“准生证”。但是那时根本就吃不饱,为了尽量保证学生健康,清华大学减少了课程量,取消了很多课外活动,1959年确立的项目大多数也已停工。有人问凌瑞骥,我们的项目还进行么?凌瑞骥斩钉截铁地回答:“要进行。这是国家最急需的成果,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凌瑞骥带头守在实验室里。
  最后,11个项目中只有两个坚持了下来。1964年3月,中国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调整完毕并投入运行。凌瑞骥和他领导的小组为这个成果而深深自豪,中国也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电子计算机。
  与参照机苏式104浮点三地址式不同,“911”为定点单地址,“这样的设计符合我们的需要,节省了运算空间。”凌瑞骥解释道,“一切都要从国家的需要考虑,用最快的速度把国家建设起来。”
  911机只用了两年,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这成为凌瑞骥一生中最难过的记忆。
  
  将中国计算机软件推向世界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凌瑞骥创建了清华大学软件技术中心,将目光投向软件行业。1983年11月,清华大学软件公司承接日本富士通公司的软件项目。面对日方多达130条,且不对承包方公开的测试条款;面对软件运行稳定性要保证小于万分之二的误差率等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凌瑞骥硬是拿回了这块硬骨头。“这是中国软件业打开国际化大门的重要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凌瑞骥带领软件开发中心这个以学生为主的团队小心前行,最后,比合同整整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部软件开发工作,当凌瑞骥接到富士通公司打来的测试结果电话,询问误差率时,得到的是令他心醉的单词:“ZERO.”
  这是中国大陆最早承接世界软件项目的公司,从此使中国软件设计在国际上一炮走红。并拉开了富士通公司与清华大学软件中心长达20年的合作。
  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1998年离休后,他主动担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思想教育辅导员,凌瑞骥时常感慨,“这一辈子就是与计算机连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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