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研究员的事迹，已如人们所知。40年前，在抗疟疾药物的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研究中，她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促使人们通过现代分子技术从传统中药材中提取到青蒿素—一种人类医药史上全新的、起效最快的抗疟药。这项成果已在全球医学界临床运用，每一年，要挽救数以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这一成就在今年才为举世所瞩目。
　　“在抗疟疾药物研究的最关键时刻，是中医古代文献给我以灵感和启示。”屠呦呦说，“青蒿素的发现，是现代科学与传统医药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传统医学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我坚信传统医药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或有观点说，这不过是一名医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取得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但很显然，有些人所致力于的本职工作，是能够改变历史的，当然前提是他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无疑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
　　这个时代向后来者们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没有一项医学成果可以一劳永逸，疟原虫的耐药性问题已经出现，很多疑难恶性疾病依然让人束手无策，犹待他们去奋勇攻克。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如此评价屠呦呦等人：要想做出真正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工作，需要切切实实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过于重视短期论文的发表或过于强调短期的应用而轻视基础研究，都是不行的。
　　值得正视的是，当前中国科学家面临一种普遍的创造力匮乏现象，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至今连续7年出现空缺，说明我们社会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明显在衰退。表现在生物医药界更是如此。30年来，中国医药研制主要围绕着仿制的目标展开，重点引进国外专利过期药品，97%以上的国产药为仿制药，创新药的市场份额不足30%。这导致一些问题积重难返，其一，科学家个体的价值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掘，反而逐日退化；其二，整个科技界的原创能力、动力枯竭与丧失；其三，中国科技界自身的现代科学文化系统无法建立，还有可能滑向一种自我不认同的反面。
　　这其中当然存在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但人的因素也是不容忽略的。 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勤勉尽责、一丝不苟等科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当作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一代又一代沿袭下来。科技工作者不安于本位醉心名利偷懒讨巧的风气，在科技界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屠呦呦等人取得的成就，对此理应产生触动。在他们那一代科学家所处的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的年代里，尚且可以取得如此骄人的突破，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人力物力财力都已充分具备的阶段（“十二五”期间，国家会拿出100多亿元来支持重大新药创制，平均每个新药将获得500万~1000万元的项目资金），却不能取得更深入的进展。无疑地，在今天这已经变成一个需要集体反思的现象：要求医学工作者纯粹站在“治病救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投身科研事业，是否很困难？
　　我们希望屠呦呦的召唤会有用，“我呼吁生命科学工作者，不要忘记中医药这一宝库，深入发掘和研究，使中医药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我希望生命科学同行们继续求真务实，勇于探索创新，团结协作，淡泊名利，为我国医学科技的进步不断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