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作为法学研究者的周大伟，“从貌似琐碎的细节出发，寻求制度建设的原理与途径”，至而“启发我们反思一个问题：人类文明不同，就需要调整的关系和遭遇到的困难而言，相互之间并无多大分别，但是所形成的制度模式却差异甚大”。
　　表面看来，周大伟的文章所涉之事看不上有多么宏大，但一经细嚼慢品，倒觉得这些细节并非真如想象中的那般琐碎。如，“文革”结束不久，在起草 《民事诉讼法》时，有人提出应当把由延安时期“马锡武审判方式”中引申出来的“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 “16字方针”原封不动地写进《民事诉讼法》的总则部分，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大胆提出异议，认为这“16字方针”只是一句宣传口号，“不应该作为法律条文来规定”。
　　就这“16字方针”，周大伟看到的是法律条文与口号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试着结合身边的许多现象来看，这“16字”虽未写进法律，但在时下仍旧有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地位”。对于许多法官而言，如何审判案件是一回事，而强化调解作用（能力）则更是一门见“水平”的技术活。在饱受外压之下，有的法官甚至直言不讳地抛出“不同意调解就判你败诉”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
　　调解是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特殊“产物”，虽然可能兼顾群众路线，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路线并不能保证不会犯下“多数人暴政”这样的错误。再者，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权关系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急需更具普遍性公平性的法律来调整利益关系，特别是捍卫个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假以宏大利益之名侵犯个人利益。当调解作用被过分突出，实际折射的恰恰是司法判决功能的弱化。
　　如果我们把法庭调解视为法治“场内”的话，那么社会舆论的“调解”（抑或施压）现象更应令人反思。就曾经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相较于媒体包括许多网友“杀人偿命”的狂呼怒吼，在通过对案件认真分析后，周大伟却选择了另一种视角—认为药家鑫具备“刀下留人”的法律条件，“判死缓并不违反法律条文和原则”。后来的结果并未出他意料，不仅遭到了被害者家人的严词质疑，许多网友也大加挞伐。
　　待一切冷静下来后我们回头再看，这样能够从更多角度冷静观察，特别是不为大多数人喧嚣所扰的独立思考，对我们社会的包容发展只会大有裨益，也只有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益，我们才可最大限度接受精神层面的幸福，而非物质的堆砌。
　　周大伟极力推崇电影 《十二怒汉》。剧中，面对其它11位陪审员的有罪票，一位陪审员却投了“无罪”票，其实他也没什么把握，只是觉得对于生命应该保持最高的尊重。幸运的是，正是他这一票，才将一个被冤枉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就这部电影而言，倒觉得至少说明这样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是充分尊重个体意见的重要意义，二是法律程序的地位坚决不可动摇。
　　确实，我们常常感到这样的反逻辑现象，一方面是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另一方面有法不依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除了确有一些法律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外，导致法律适用失衡的普遍原因在于，法律并未真正完全履行条文里明文规定的那些程序，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到重庆李庄案，都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例证。
　　万丈高楼，始于垒土。细节折射法治内涵，细节也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准。不过，细节纵然很重要，但细节终不过是法律内容的应有表现。好的法律往往可以体现出好的细节，但好的细节要想促进法治的进步，离不开那些怀有法律理想者的兢兢业业，更离不开法治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积极顺应。

《共和的危机》

　　[美]汉娜·阿伦特著 郑辟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裔美籍犹太哲学家，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这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包含《论暴力》、《政治中的谎言》和《公民不服从》三大名篇，直指美国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浪潮。

《共同的底线》

　　秦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
　　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在作者看来，共同的底线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游击队员》

　　[英]V. S. 奈保尔著 张晓意 译
　　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3月
　　本书曾获《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小说，系英国当代作家、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最受欢迎的小说。奈保尔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1950年代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