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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梗概: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一个8岁小寡妇楚娅,其丈夫因病去世。按照印度的法规,楚娅在被强行剪去长发后,身着白色服装,被送过月亮河,入住寡妇之家。这里所有的寡妇不能留发、吃甜食、只穿白衣服。楚娅发现了住在寡妇之家的另类寡妇——卡利安妮,可以蓄发,养小狗。她由寡妇之家的头头派去做一名印度贵族的情妇,由此成为寡妇之家的经济来源,而被赋予留发的特权。卡利安妮与留学归来的贵族子弟那拉扬偶然相遇后,两人产生了爱恋之情。那拉扬决心要破除等级观念,娶她为妻。但当卡利安妮发现自己服侍的贵族就是那拉扬的父亲时,她无法回到寡妇之家,选择了投河自杀。那拉扬也决心离开家乡,跟随甘地参加革命。楚娅被那拉扬的父亲强奸之后,好心的寡妇将她送去跟着那拉扬一起参加革命。
不一样的印度电影
这样的评论听起来很笼统,很俗套,但是很准确。当我们评断它不一样时,就存在一个潜在的标准,即什么样的印度电影又是一样的、类型化的电影。这个标准就是宝莱坞。与宝莱坞电影相比,它从拍摄的起始、过程、目的到电影本身内容的呈现,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宝莱坞的电影一向是产出时间短、数量多、内容平易居多。“短、平、快”是对宝莱坞电影的生产模式的概括。导演迪帕•梅塔说电影的灵感来源于自己见到的一名老寡妇的凄惨身影。为了将灵感付诸现实,他构思了10年,与宝莱坞的生产机制并不相同。影片原定于2000年开拍,但一些印度教极端分子却决意要阻止影片的拍摄。蒂帕•梅塔于是更换演员,将拍摄地点移至斯里兰卡,秘密进行拍摄工作。最终,这部花费180万美元的电影才得以勉强完成。当电影上映时,一些较为传统的印度宗教徒义愤填膺地出手阻扰。一部电影能够让这些宗教徒们摩拳擦掌、捶胸顿足、甚至仰天长叹,悲惜民族命运。《月亮河》从导演灵感的萌发到成功上映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足以让宝莱坞完成几千部影视作品。可见,《月亮河》所触及的话题的敏感性以及拍摄与发行的坎坷。
时间如果倒退二十年,印度和印度电影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很多对印度的定义式的想象都来源于影视作品。印度影片中绚丽的场景、漂亮的明星、多彩多姿的印度服装与印度歌舞以及和平盛事的结局都是它类型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印度电影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符号化特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月亮河》里主角没有艳丽的民族服饰,他们一袭白袍;影片没有欢快的歌舞场面,只有缓缓的忧伤的曲调映衬黯淡、忧伤的叙事。从结局来看,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影片的尾声是:楚娅被那拉扬的父亲强奸,好心的寡妇将她送去跟着甘地参加革命,离开了寡妇之家。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结局虽然算不上完满,却也是将问题解决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导演并不这么认为。在影片结束后,银幕下方出现了一行字:2001年,在印度尚有3400万的寡妇的命运和2000多年前的摩奴法典规定的相去不远。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甘地革命虽然通过了法案,赋予妇女改嫁的权利。这并不足以根本改变印度女人,尤其是寡妇的命运。于是,影片的结尾非但没有积极向上的主题再现,反而将矛头直指社会现实的阴暗面:民主的法律、社会制度之下的专制文化。
所说的“女人”
如影片中所展现的,这里的“专制”,特指混杂着种姓等级制度的男性对女性的文化强制与压迫。西蒙娜•德•波伏娃说:“男人创造神话,女人崇拜神话”。这是对近千年来两性关系的构建与状态的描述。
影片的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动荡的印度说起,在那个混沌未开的时代里,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男人对于女人来说就是神化的人,是需要女人付出一生来呵护和敬仰的人。因此,楚娅被告知,她的丈夫死后,她也死了一半,而死了一半的人是不能与普通人享有同等地位的。寡妇有三种选择:一是为死去的丈夫殉葬,二是若得家人同意可以嫁给死去丈夫的兄弟,三是进入寡妇之家靠修行洗清自己的罪孽(这是大多数寡妇的归宿)。
楚娅的命运只是30年代的印度寡妇中很平常的一种选择。女人在这样的命运安排下,并没有反省、反抗。相反,当楚娅不甘愿在寡妇之家修行,称自己还有活着的一半时,所有寡妇的反应都是先惊讶,后愤慨:女人怎么可以对男人如此不恭敬。
然而,当禁忌遇到金钱时,变得似乎不那么坚不可摧了。卡利安妮可以留长发,可以在夜晚用剩下“活着的一半”和婆罗门贵族幽会,来赚取金钱维持寡妇之家的生计。于是,那拉扬顺理成章地将寡妇禁忌当作一个经济问题,与宗教、政治无关。他认为,将寡妇赶出去只是为了家里减少经济负担,而编撰出一套说辞来证明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卡利安妮投河自杀证明了那拉扬用经济视角来解释寡妇命运的肤浅和荒谬。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原因显然并不那么简单。
影片在最后一分钟之前都在讲述30年代的女性,看到最后荧屏上的那句话后我才发现,导演试图实现更宏大的愿望:即通过对印度的历史的回溯,反思自古至今的女性压迫问题。在卡利安妮死后,印度通过了妇女改嫁的法案;后来的印度又规定下院应该将33%的席位保留给女人。但是,法律同样没有使现今印度女性的命运得到改变。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存在,并且还将存在下去。但是,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在哪里?如何才能使现状得以改观?导演告诉我们:经济、法律都不是根本改变女性地位的途径。物质上的充裕和法律权益的认可都是显性的官方的权力运作。法律存在男女平等,不能等同于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可以实现男女平等。在法律与社会制度之外,隐藏着更加隐秘却能量巨大的民间的世俗的权力,它作用于生活其间的每个人的意识,使权力在所有人无意识地遵从中不断强化和稳固。因此,女人的不平等待遇的原因,最重要的不在于官方的权力压迫与约束,而在于民间的隐性权力压迫,这种压迫不仅体现在宗教禁忌中,还体现在世俗文化生活中。
不一样的印度电影
这样的评论听起来很笼统,很俗套,但是很准确。当我们评断它不一样时,就存在一个潜在的标准,即什么样的印度电影又是一样的、类型化的电影。这个标准就是宝莱坞。与宝莱坞电影相比,它从拍摄的起始、过程、目的到电影本身内容的呈现,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宝莱坞的电影一向是产出时间短、数量多、内容平易居多。“短、平、快”是对宝莱坞电影的生产模式的概括。导演迪帕•梅塔说电影的灵感来源于自己见到的一名老寡妇的凄惨身影。为了将灵感付诸现实,他构思了10年,与宝莱坞的生产机制并不相同。影片原定于2000年开拍,但一些印度教极端分子却决意要阻止影片的拍摄。蒂帕•梅塔于是更换演员,将拍摄地点移至斯里兰卡,秘密进行拍摄工作。最终,这部花费180万美元的电影才得以勉强完成。当电影上映时,一些较为传统的印度宗教徒义愤填膺地出手阻扰。一部电影能够让这些宗教徒们摩拳擦掌、捶胸顿足、甚至仰天长叹,悲惜民族命运。《月亮河》从导演灵感的萌发到成功上映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足以让宝莱坞完成几千部影视作品。可见,《月亮河》所触及的话题的敏感性以及拍摄与发行的坎坷。
时间如果倒退二十年,印度和印度电影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很多对印度的定义式的想象都来源于影视作品。印度影片中绚丽的场景、漂亮的明星、多彩多姿的印度服装与印度歌舞以及和平盛事的结局都是它类型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印度电影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符号化特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月亮河》里主角没有艳丽的民族服饰,他们一袭白袍;影片没有欢快的歌舞场面,只有缓缓的忧伤的曲调映衬黯淡、忧伤的叙事。从结局来看,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影片的尾声是:楚娅被那拉扬的父亲强奸,好心的寡妇将她送去跟着甘地参加革命,离开了寡妇之家。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结局虽然算不上完满,却也是将问题解决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导演并不这么认为。在影片结束后,银幕下方出现了一行字:2001年,在印度尚有3400万的寡妇的命运和2000多年前的摩奴法典规定的相去不远。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甘地革命虽然通过了法案,赋予妇女改嫁的权利。这并不足以根本改变印度女人,尤其是寡妇的命运。于是,影片的结尾非但没有积极向上的主题再现,反而将矛头直指社会现实的阴暗面:民主的法律、社会制度之下的专制文化。
所说的“女人”
如影片中所展现的,这里的“专制”,特指混杂着种姓等级制度的男性对女性的文化强制与压迫。西蒙娜•德•波伏娃说:“男人创造神话,女人崇拜神话”。这是对近千年来两性关系的构建与状态的描述。
影片的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动荡的印度说起,在那个混沌未开的时代里,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男人对于女人来说就是神化的人,是需要女人付出一生来呵护和敬仰的人。因此,楚娅被告知,她的丈夫死后,她也死了一半,而死了一半的人是不能与普通人享有同等地位的。寡妇有三种选择:一是为死去的丈夫殉葬,二是若得家人同意可以嫁给死去丈夫的兄弟,三是进入寡妇之家靠修行洗清自己的罪孽(这是大多数寡妇的归宿)。
楚娅的命运只是30年代的印度寡妇中很平常的一种选择。女人在这样的命运安排下,并没有反省、反抗。相反,当楚娅不甘愿在寡妇之家修行,称自己还有活着的一半时,所有寡妇的反应都是先惊讶,后愤慨:女人怎么可以对男人如此不恭敬。
然而,当禁忌遇到金钱时,变得似乎不那么坚不可摧了。卡利安妮可以留长发,可以在夜晚用剩下“活着的一半”和婆罗门贵族幽会,来赚取金钱维持寡妇之家的生计。于是,那拉扬顺理成章地将寡妇禁忌当作一个经济问题,与宗教、政治无关。他认为,将寡妇赶出去只是为了家里减少经济负担,而编撰出一套说辞来证明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卡利安妮投河自杀证明了那拉扬用经济视角来解释寡妇命运的肤浅和荒谬。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原因显然并不那么简单。
影片在最后一分钟之前都在讲述30年代的女性,看到最后荧屏上的那句话后我才发现,导演试图实现更宏大的愿望:即通过对印度的历史的回溯,反思自古至今的女性压迫问题。在卡利安妮死后,印度通过了妇女改嫁的法案;后来的印度又规定下院应该将33%的席位保留给女人。但是,法律同样没有使现今印度女性的命运得到改变。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存在,并且还将存在下去。但是,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在哪里?如何才能使现状得以改观?导演告诉我们:经济、法律都不是根本改变女性地位的途径。物质上的充裕和法律权益的认可都是显性的官方的权力运作。法律存在男女平等,不能等同于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可以实现男女平等。在法律与社会制度之外,隐藏着更加隐秘却能量巨大的民间的世俗的权力,它作用于生活其间的每个人的意识,使权力在所有人无意识地遵从中不断强化和稳固。因此,女人的不平等待遇的原因,最重要的不在于官方的权力压迫与约束,而在于民间的隐性权力压迫,这种压迫不仅体现在宗教禁忌中,还体现在世俗文化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