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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鸩篇》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篇叙事诗，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整首诗中诗意盎然，感情浓郁，具有搏动读者心弦的艺术魅力。本篇所叙之事为爱情悲剧，所抒之情又以凄苦悲哀为主，故而诗中含有一种悲剧美。文章旨在阐释其悲剧性特征及导致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双鸩篇》；悲剧性；封建文化；价值观
在晚清文学史上，姚燮可算一位才华横溢、成就不凡的名家，他的诗、词、文、画以及对戏曲、小说、经学、史地的研究在东南一带都享有较高的声誉，颇为时人推许。在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的道咸年间，姚诗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深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得到时人很高的评价，其中以叙事诗成就最大，“某伯诗骨雄健，文笔清新，尤精绘事。”[1]以《双鸩篇》为代表的长篇杰作更具特色，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本文旨在阐释其悲剧性特征及其悲剧成因。
《双鸩篇》全篇302句，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全诗主要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由于爷娘逼迫，不得不同饮鸩酒，双双殉情，上演了一出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本篇所叙之事为爱情悲剧，所抒之情以凄苦悲哀为主，以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的不幸、毁灭为审美特征，故而诗中含有一种悲剧美。中国没有系统完整的悲剧理论，使得中国古典悲剧研究很难找到规范的理论指导。“在悲剧理论与中国悲剧的特殊性之间出现两难境地，是中国古典悲剧研究首先遇到的难题”。[2]为此张哲俊提出必须运用近代悲剧理论，采用理论与作品相结合，“一方面不放弃对悲剧的本质认识，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古典悲剧的自身形态”。[3]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具体分析一篇作品的悲剧性时也要抓住悲剧的本质和中国古典悲剧的自身形态，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悲剧理论结合起来。此即为本文阐释《双鸩篇》悲剧性特征的切入点。
其一，悲剧的冲突。黑格尔认为“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4]《双鸩篇》中冲突的双方一方是代表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文化的爷娘，另一方是追求和维护爱情婚姻幸福的女儿女婿。双方都有自己辩护的理由和坚定的立场，但是却不可调和，只能牺牲或否定掉一方才能实现矛盾的解决。所以在父母的逼迫下，女儿女婿双双饮鸩殉情，双方矛盾冲突得以化解。
其二，悲剧的结局。黑格尔说：“在真正的美里，冲突所揭露的矛盾中每一對立面还是必须带有理想的烙印，因此不能没有理性，不能没有辩护的道理。各种理想性的旨趣必须互相斗争，这个力量反对那个力量”。[5]悲剧所表现的正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悲剧的结局就是使代表正义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他个人虽遭到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所以悲剧的结局是一种灾难和痛苦，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的胜利。在《双鸩篇》这个爱情悲剧里，虽然代表健康向上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的一方形式上遭到了毁灭，但是他们是以抗争的姿态的自我毁灭，他们以毁灭而不是妥协的方式让自己的爱情理想取得了永恒的胜利。
其三，悲剧的类型。叔本华提出了三种悲剧类型，其中第三种类型是，“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这就无需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恶毒己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把他们安排在经常发生的情况之下，使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明明知道，明明看到却互为对方制造灾祸”。[6]爷娘对女儿女婿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本性恶毒，而是以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来决定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和家族利益。此即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法则酿成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类型。
所谓悲剧乃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 而爱情是人的价值本身的一部分。诗中这一对年轻夫妇，本来是两小无猜，真心相爱，多么美好的人生，可是他们的幸福被摧毁了，生命被吞噬了。任何人读了都会为之扼腕叹息而一掬同情之泪。这就是它的悲剧美所在。下文就其悲剧成因作具体分析。
（一）封建礼教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诗中主人公生活在清代末期，奉以仁孝治天下，法律规定不孝为十恶之一，不孝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所以他们的爱情和婚姻遭到破坏的时候只能无条件的顺从。并且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凭着他们自身的努力，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政府和法律不能给他们以帮助，社会难以给他们支持，他们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7]在古代宗法社会中，婚姻是两姓家族的结合，以家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个人关系反而不大。《礼记·士昏礼》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8]所以爷娘逼迫女儿改嫁完全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作为正义的、合乎人性的一方思想被压制，行为被束缚，根本不可能撕破社会用家法织成的那张严严实实的礼教大网，因此封建礼教文化成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同样，这里的爷娘也是封建礼教文化的受害者。他们的本意不是想害死自己的亲人，在主观上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但是没有成功。女儿、女婿是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的，因此爷娘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他们的思想行为被礼教文化所控制而不自知。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文化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双鸩篇》的深刻之处就在：它形象地描绘了男女主人公殉情而死的悲剧，但是并没有将悲剧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具体的个人的人性之恶，而是直指人的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礼教文化杀人的本质， 揭示了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
（二）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诗中有一个贯穿全篇的中心事件：黄金千两。开头说“郎心爱妾千黄金”，说明爱情比黄金还珍贵。他们向往爱情的纯真和自由，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纯粹的，与金钱无关。但在爷娘心目中，黄金则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于是爱情与金钱的矛盾构成了这一悲剧的又一冲突。爷娘逼郎去三城：“不得千金弗还里！”劝女儿改嫁：“东家西家郎，手中累累千黄金。”而女儿则一再声明：“郎归不止千黄金”；“为郎市卖赎郎罪，抵郎归有千金装”。她把感情看得比黄金贵重，而爷娘的人生观价值观刚好相反。可见对待黄金的态度也是酿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的思想的产生也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资本主义从明代萌芽到清末初步发展，使人们对金钱的贪婪与追逐也进一步强化。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商业发展所导致的人性的丑恶与贪婪。到了清末这个时代，爷娘把金钱看得比女儿的幸福都重要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灵魂彻底被铜臭污染，直接充当了杀害女儿女婿的刽子手。
悲剧本身在于揭露了生活中的黑暗势力和不合理现象。构成悲剧性的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历史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9]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方追求美好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 它是正常的， 自然的， 健康向上的，但是却处在被压抑的地位；一方则代表腐朽陈旧的封建礼教文化、封建家长制权威和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它是邪恶的， 反人性的， 违情悖理的， 但是却在现实中占统治地位。所以诗中的悲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思想意识导致矛盾的碰撞致使悲剧的发生，而悲剧的价值在于使读者更清楚制造悲剧者的丑恶。理解悲剧应该把自己溶人悲剧作品所处的历史阶段。理智的去思考悲剧所处的历史背景，发掘更深层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阮亨语.见《复庄诗问》诗评[M] .
[2][3]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黑格尔著. 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下[M].商务印书馆，1981.
[5]黑格尔著. 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M].商务印书馆，1979.
[6]叔本华著. 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82.
[7]文继炬.<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孔雀东南飞>悲剧美比较[J].中学生读写，2004.
[8]（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8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卢倩倩（1988.2-），女，河南信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王托移（1985.9-），男，河南洛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双鸩篇》；悲剧性；封建文化；价值观
在晚清文学史上，姚燮可算一位才华横溢、成就不凡的名家，他的诗、词、文、画以及对戏曲、小说、经学、史地的研究在东南一带都享有较高的声誉，颇为时人推许。在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的道咸年间，姚诗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深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得到时人很高的评价，其中以叙事诗成就最大，“某伯诗骨雄健，文笔清新，尤精绘事。”[1]以《双鸩篇》为代表的长篇杰作更具特色，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本文旨在阐释其悲剧性特征及其悲剧成因。
《双鸩篇》全篇302句，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全诗主要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由于爷娘逼迫，不得不同饮鸩酒，双双殉情，上演了一出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本篇所叙之事为爱情悲剧，所抒之情以凄苦悲哀为主，以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的不幸、毁灭为审美特征，故而诗中含有一种悲剧美。中国没有系统完整的悲剧理论，使得中国古典悲剧研究很难找到规范的理论指导。“在悲剧理论与中国悲剧的特殊性之间出现两难境地，是中国古典悲剧研究首先遇到的难题”。[2]为此张哲俊提出必须运用近代悲剧理论，采用理论与作品相结合，“一方面不放弃对悲剧的本质认识，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古典悲剧的自身形态”。[3]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具体分析一篇作品的悲剧性时也要抓住悲剧的本质和中国古典悲剧的自身形态，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悲剧理论结合起来。此即为本文阐释《双鸩篇》悲剧性特征的切入点。
其一，悲剧的冲突。黑格尔认为“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4]《双鸩篇》中冲突的双方一方是代表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文化的爷娘，另一方是追求和维护爱情婚姻幸福的女儿女婿。双方都有自己辩护的理由和坚定的立场，但是却不可调和，只能牺牲或否定掉一方才能实现矛盾的解决。所以在父母的逼迫下，女儿女婿双双饮鸩殉情，双方矛盾冲突得以化解。
其二，悲剧的结局。黑格尔说：“在真正的美里，冲突所揭露的矛盾中每一對立面还是必须带有理想的烙印，因此不能没有理性，不能没有辩护的道理。各种理想性的旨趣必须互相斗争，这个力量反对那个力量”。[5]悲剧所表现的正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悲剧的结局就是使代表正义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他个人虽遭到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所以悲剧的结局是一种灾难和痛苦，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的胜利。在《双鸩篇》这个爱情悲剧里，虽然代表健康向上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的一方形式上遭到了毁灭，但是他们是以抗争的姿态的自我毁灭，他们以毁灭而不是妥协的方式让自己的爱情理想取得了永恒的胜利。
其三，悲剧的类型。叔本华提出了三种悲剧类型，其中第三种类型是，“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这就无需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恶毒己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把他们安排在经常发生的情况之下，使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明明知道，明明看到却互为对方制造灾祸”。[6]爷娘对女儿女婿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本性恶毒，而是以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来决定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和家族利益。此即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法则酿成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类型。
所谓悲剧乃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 而爱情是人的价值本身的一部分。诗中这一对年轻夫妇，本来是两小无猜，真心相爱，多么美好的人生，可是他们的幸福被摧毁了，生命被吞噬了。任何人读了都会为之扼腕叹息而一掬同情之泪。这就是它的悲剧美所在。下文就其悲剧成因作具体分析。
（一）封建礼教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诗中主人公生活在清代末期，奉以仁孝治天下，法律规定不孝为十恶之一，不孝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所以他们的爱情和婚姻遭到破坏的时候只能无条件的顺从。并且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凭着他们自身的努力，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政府和法律不能给他们以帮助，社会难以给他们支持，他们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7]在古代宗法社会中，婚姻是两姓家族的结合，以家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个人关系反而不大。《礼记·士昏礼》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8]所以爷娘逼迫女儿改嫁完全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作为正义的、合乎人性的一方思想被压制，行为被束缚，根本不可能撕破社会用家法织成的那张严严实实的礼教大网，因此封建礼教文化成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同样，这里的爷娘也是封建礼教文化的受害者。他们的本意不是想害死自己的亲人，在主观上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但是没有成功。女儿、女婿是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的，因此爷娘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他们的思想行为被礼教文化所控制而不自知。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文化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双鸩篇》的深刻之处就在：它形象地描绘了男女主人公殉情而死的悲剧，但是并没有将悲剧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具体的个人的人性之恶，而是直指人的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礼教文化杀人的本质， 揭示了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
（二）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诗中有一个贯穿全篇的中心事件：黄金千两。开头说“郎心爱妾千黄金”，说明爱情比黄金还珍贵。他们向往爱情的纯真和自由，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纯粹的，与金钱无关。但在爷娘心目中，黄金则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于是爱情与金钱的矛盾构成了这一悲剧的又一冲突。爷娘逼郎去三城：“不得千金弗还里！”劝女儿改嫁：“东家西家郎，手中累累千黄金。”而女儿则一再声明：“郎归不止千黄金”；“为郎市卖赎郎罪，抵郎归有千金装”。她把感情看得比黄金贵重，而爷娘的人生观价值观刚好相反。可见对待黄金的态度也是酿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的思想的产生也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资本主义从明代萌芽到清末初步发展，使人们对金钱的贪婪与追逐也进一步强化。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商业发展所导致的人性的丑恶与贪婪。到了清末这个时代，爷娘把金钱看得比女儿的幸福都重要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灵魂彻底被铜臭污染，直接充当了杀害女儿女婿的刽子手。
悲剧本身在于揭露了生活中的黑暗势力和不合理现象。构成悲剧性的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历史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9]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方追求美好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 它是正常的， 自然的， 健康向上的，但是却处在被压抑的地位；一方则代表腐朽陈旧的封建礼教文化、封建家长制权威和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它是邪恶的， 反人性的， 违情悖理的， 但是却在现实中占统治地位。所以诗中的悲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思想意识导致矛盾的碰撞致使悲剧的发生，而悲剧的价值在于使读者更清楚制造悲剧者的丑恶。理解悲剧应该把自己溶人悲剧作品所处的历史阶段。理智的去思考悲剧所处的历史背景，发掘更深层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阮亨语.见《复庄诗问》诗评[M] .
[2][3]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黑格尔著. 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下[M].商务印书馆，1981.
[5]黑格尔著. 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M].商务印书馆，1979.
[6]叔本华著. 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82.
[7]文继炬.<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孔雀东南飞>悲剧美比较[J].中学生读写，2004.
[8]（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8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卢倩倩（1988.2-），女，河南信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王托移（1985.9-），男，河南洛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